【摘要】本文以四川省大凉山地区的彝族为例，针对围绕彝族的民族表象的争议，从动态的视角入手进行分析。笔者根据在美姑进行的大凉山彝族的丧葬礼仪的田野调查的成果，对他们的归属集团表象的应有状态进行讨论，并对自称为诺苏集团的表象进行考察。尽管划分彝族下位集团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从维系家支每个人的纽带父子连名系谱和丧葬仪礼等非日常的仪礼上唱诵的《指路经》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大凉山彝族的人们归属集团表象的现实存在与非日常性的特定场合中表现的动态的归属表象并不完全一致，后者超越了日常性交际圈。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自己的民族识别立场。
【关键词】彝族；归属集团表象；民族表象；丧葬仪礼；《指路经》；民族识别
一、前言
当今一般被称为彝族的民族集团有657万以上的人口（1990年）[1]，他们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的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政府进行民族识别之前，像这样统一被称为彝族的民族集团并不存在。
本文所例举的彝族居住于四川省大凉山地区。大凉山彝族通常自称诺苏，使用彝语北部方言。大凉山彝族多分散居住在山区，彝语是他们的主要交流手段。他们处于半农半牧的生业形态。居于山区的彝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往来是有限的，基本上靠自给自足。他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是以小家庭为最小单位，由若干个小家庭构成中小规模的家支（父系血缘集团），多以家支为单位形成村落。在大凉山的彝族社会，家支被认为是维系每个人的最重要的纽带。形成各个村落的这些家支，以口耳相传的父子连名系谱结成更大的家支。这样大规模的家支的存在是可视的，在属于这些家支的人们非日常性聚集场合的各种各样的仪礼中可以看到。因此，各种各样的仪礼超越了日常的村落交际圈，扩展到大规模的家支，是家支成员意识到作为凝聚整个家支纽带的父子连名系谱的最重要的机会。
这些家支文化包含与彝族迁徙历史相关的知识。根据大凉山彝族的传说，他们的祖先原本居住在云南的兹兹普乌，即现在的云南省昭通一带，后来，两个支系[2]的祖先古候（恒）和曲涅（糯）从这里移到大凉山居住，并在此繁衍生息。另外，根据这些传说，除了这两个支系以外，还有其它几个支系，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迁移到别的地区去了。这种迁徙的历史记载在丧葬仪礼上毕摩所唱诵的彝文经典《指路经》中。此经典相当于古埃及、中国藏族的《死者之书》，但与其不同的是，《指路经》是以追溯祖先迁徙路程的形式，引导死者之魂回到他们的出发点兹兹普乌。所以，参加丧葬仪礼的人们聆听毕摩诵经，不仅能据此知道他们迁徙的历史，而且也能发现聚集在场的家支范围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家支范围，从而扩展成了“彝族”的集团范围。当然也有想象与实际规模重合的情况存在。
围绕彝族的民族表象的应有状态向来有两种对立的解释，一种是根据政府的民族识别工作所做的解释，另一种是从可视的彝族内部差异所作的解释。但是，如前所述，也可以认为民族表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生活环境培植起来的。因此，本文关于彝族的民族表象选择从动态的视角入手，首先介绍能把彝族区分为各个下位集团的范畴，其次介绍当前围绕彝族的民族识别所进行的争论，接着根据笔者在美姑进行的有关大凉山彝族的丧葬礼仪的田野调查成果，考察他们的归属集团表象的应有状态；最后提出笔者对于民族表象争论的立场。
另外，当前在中国关于“民族”、“族群”的定义和区别的争论多种多样，到目前还没有完全一致[3]。而且，由于“民族”、“族群”并非中国固有的学术用语，原封不动地使用这些用语有纠缠不清之嫌。以下为了方便，笔者使用“归属集团”这一用语。
二、彝族下位集团的范畴
彝族的归属集团表象问题属于民族认同问题，这通常成为研究者争论的热点，他们除了从政治、历史、语言、习俗等方面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论述外，也常常思考此表象到底该用什么概念，如何定义这些概念，以及什么人以何种方式才能鉴定真正的彝族传统与其文化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笔者首先就彝族下位集团的归属集团表象的应有状态，依据国家的民族识别、民族语言与文字、民族自称和他称及其他有形文化等方面着手进行梳理。
1、民族识别工作
中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进行的民族识别，主要依据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四个标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及共同的心理素质。同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中国的少数民族确定为55个[4]。民族识别工作最初以自己申报为基础，当时总共有超过400个族称登记在案。经过数次实地考察和整理统合[5]，彝族作为我国一个统一的民族正式被确认。
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的彝族，能够根据各种标准分为若干个下位集团，这里假设只把自称作为应用的标准，也能认定若干个下位集团。一般来说，居住在四川大凉山和云南小凉山的彝族自称诺苏，居住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人们自称罗罗、里泼、纳苏，居住在云南省昆明东南山地的彝族自称阿细，居住在石林（路南）彝族自治县石林的彝族自称撒尼。当然，如果别的标准适用的话，也就可能有更为复杂的下位集团的区分方法。但是，在民族识别工作中，这些若干的集团作为一个彝民族被统一起来。
2、彝族的语言和文字
彝族的语言一般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被分为6种方言，3种亚方言，25种土语[6]。
(1)彝族的方言
这里省略亚方言和土语，只例举方言。彝语分为北部、东部、东南部、南部、西部、中部6种方言。这6种方言及其主要分布地域、主要自称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
注∶笔者参照陈康、巫达著∶《彝语语法（诺苏语）》，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2页制成。
如表1所示的那样，他们使用的语言呈多样性，虽然大体分为6种，但他们之间几乎难以互相交流。当然，问题可能是因为这些方言附着了其他语言特征的缘故。但在这里最终是以提示下位集团区别的可能性为目的，所以此问题不再详细论述。
(2)彝族的文字
彝文字在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方言区比较普及，但在大部分的西部和中部方言区没有被传承。通常认为各地的彝族文字本来是由同一种文字发展而来，只是在传承的过程中慢慢发生了变化。据说现在，不同地区的彝族之间要用文字来交流是不可能的[7]。
在新中国建立前即使有文字传承的地区，彝族的普通民众一般也不使用文字，使用文字的主要是祭司。祭司使用象形音节文字，这种文字史称爨文（或老彝文）、韪文、罗文或倮文[8]。现在通称为老彝文，凉山彝族自治州被称为毕摩的祭司使用的文字就是其中代表之一。关于彝文字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是在汉代或唐代，但有明确记载的是从唐代开始的[9]；有的认为，以一大批毕摩著述的彝文经籍为标志的彝族毕摩文化是在魏晋至唐宋(220-1279年)崛起的[10]。但是，保存至今的贵州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的“成化铜钟”上所刻的文字、云南省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医药书上所记载的文字都是明代的，这些记载说明至少在明代（1368—1644年）彝文就广泛传播了[11]。
文字的数量（四川、贵州的彝文包括异体字有8000—9000字、云南的彝文数量非常少）、文字的形状（即使是同一个字，四川和贵州的角度有90度的差异）、书写的方向（凉山是向左横写，云南、贵州是向右竖写）、假借字、符号等各地区也不同，而且同源异体字（如表示“读经”这个词的文字被确认有120种异体字）有增加的倾向[12]。张廷献把现在使用的彝文分类为①凉山规范彝文；②贵州彝文；③云南北部彝文；④云南南部彝文；⑤路南彝文；⑥罗平、盘县、广西彝文等六种。198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彝文规范方案》，彝族现行文字一《彝文规范方案》[13]为准分广泛运用于有关教育、出版、广播、电视行业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内的各市、县政府机关。但是，毕摩现在仍然使用特异字形的彝文（老彝文）。
３、自称和他称
彝族的自称和他称究竟有多少，实际上目前没有确切的数字[14]。至少现在能够数出来的自称有68种和他称44种。如表2所示。
说明∶笔者参照武自立著《试论凉山彝族自称诺苏的内涵》，载于《中国彝学》，民族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22页；马学良主编《彝文经典文化辞典》，京华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697-698页制成。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即使是同一个彝族实际上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自称和他称。而很多族群理论家认为共同的族称（自称）是族群认同的基本要素[15]。
4、有形文化
如果把方言、文字、自称和他称之外的有形文化作为基准，也能够直接确认彝族的多样性。比如，服饰也是多种多样的。彝族人们的服饰按照凉山、乌蒙山、红河、滇东南、滇西、楚雄等的居住地大体可分为六种类型。而且，这六种类型还可以再细分。彝族人们的服饰通常和生产劳动的应有状态、性别、婚否有密切的关系。比如，从事游牧业的彝族女性穿裙子，在山岳地带从事农耕的女性则穿裤子。服饰的色彩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视黑色为神圣风俗的彝族人们以黑色为衣服的基调，视白色为神圣风俗的则以白色作为基调[16]。大凉山彝族人们的服饰则是他们所喜欢的黑色系列。男性的上装是棉织，有刺绣，细长的袖口，右斜襟；下装是黑色或蓝色的棉布长裤。而且，裤摆的大小根据地区分为大、中、小三种。女性上身穿有刺绣的或者至少有刺绣边的右斜襟，下装是彝族特有的褶子很多的长褶裙（汉语称为百褶裙），下摆由各种各样花纹的布料缝合，形成幅度很大的摆。而且，衣领和袖口有漂亮的刺绣，缀有银色饰品。已婚女性头戴荷叶模样的大黑帽（彝语叫作沃儿），未婚女性头上则是有美丽刺绣的方布，然后用辫子缠绕固定住[17]。就楚雄纳苏的服装，女性喜欢用深色布做衣服，衣领和围裙上绣着各种各样的花，鞋子上绣有刺绣，叫做“靴鼻”。另外，罗罗、里泼的女性用白色或青色的布做衣服，上面绣的花给人淡雅的感觉，而且围裙上面卷着一条黑色的带子[18]。
彝区的作物也有着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又大体和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的多样性相对应。比如，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寒冷地带的人们主要种植传统的农作物即耐寒的苦荞、燕麦，另外，也种玉米、土豆、豆类等。而且，在这样的寒冷地带所喂养的家畜主要是鸡、猪、羊，也放牧牛和马等等。相反，居住在山腹的人们把玉米作为主要农作物，农闲期间多外出狩猎。另外，在河谷地带居住的人则主要种植水稻，经营渔业[19]。
在这里只介绍了一小部分能够适用于区分彝族下位集团的标准。按照以上所述，如果有更多的标准适用的话，就能区分更多与之相应的下位集团。
三、围绕民族识别的争论
彝族内部存在各种各样的自称和他称，在语言和文字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另外，即使在外形文化方面也显示着多样性。像这样具有多种特征的人们由政府统一称为彝族。但是，相关学者已经指出了这种民族识别的问题。特别是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提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其著作《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Field Studies of Ethnic Identity: Yi Communities of Southwest China）》中，例举四川省攀枝花的五个彝族支系，对彝族的认同问题提出了质疑。Harrell的质疑有以下四个方面：
1、彝族是一个具有巨大多样性的范畴，这一范畴包容的人们尽管被官方识别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但在不同的地区，其与邻近族群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都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换句话说，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他们不是一个族群[20]。
2、作为具体的例子，他指出在攀枝花地区至少有五种土著彝人。有两个族群是从贵州迁徙而来的，他们用汉语称自己是白彝和红彝。他们有很强的族群认同，但能把他们识别为彝族的文化特征却很少。就拿红彝来说，其文化特征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用松木制作的祖先神龛和实行姑舅双边交表婚制。这两个族群中健在的老人还记得许多属于彝族“民族”语言中的词汇，但在日常生活中已不再使用这个语言了。在其他方面，红彝与汉人没有什么区别[21]。
3、在攀枝花的仁和区平地和其邻近乡镇里居住着“里泼”，里泼也用汉语自称为“白彝”；还有仁和区福田和平江镇的为“水田”，也被认定为彝族。从文化来看，这三个被统一划归为彝族的群体差异很大[22]。
4、归纳以上问题，那么彝族的统一性究竟在哪里呢？如果在攀枝花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存在着四个均划为彝族的群体，这些群体纷纷展示着不同的文化，那么彝族的统一性显然不在于民族识别时所依据的四大特征[23]。
针对Harrell以上的见解，中国的民族学家李绍明在《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一文中进行了反论。李绍明把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调查资料，从历史与文化、自称、语言与文字、居住地域、彝族祖先的同一性及经典中出现的六祖的故事、传到支系的父子连名制系谱、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形态等观点进行分析，指出在彝族的下位集团（支系）之间不仅自觉地存在共同的民族认同，而且也能看到客观的共同特征[24]。
本文并没有对以上围绕彝族的民族识别争论做出评论的意图，而是以大凉山彝族，尤其是居住在美姑县彝族的丧葬礼仪和在丧葬礼仪上所唱的《指路经》为基础，弄清归属集团表象据此基础动态性地扩大或缩小这一现状。并从此视角出发，对这个争论提出笔者自己的见解。
四、大凉山彝族的归属集团表象
大凉山彝族的宗教文化非常盛行，从祭司毕摩所传的经典（图1）及他们主持的仪礼的多样性中可见一斑。
图1、毕摩经典一例
（藏于美姑县毕摩文化中心，1997年摄）
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构成了大凉山彝族文化及其生活的全部基础，其中祖先崇拜渗透到了他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他们相信祖灵能带来五谷丰收，能保佑子孙后代的繁荣。祖先崇拜构成大凉山彝族宗教世界观的中心，因此，归属集团表象也以祖先崇拜为媒介形成。
1、从系谱看彝族
首先，以祖先崇拜为媒介形成的归属集团表象中最重要的是父子连名系谱。大凉山彝族的人们总是能意识到自己归属于哪一个家支（支系的下位集团），这是因为家支这个归属集团也与婚姻制度相关，由此规定了人们交流的应有状态。所谓家支是以父子连名系谱为基础构成的父系血缘集团，与日常性交际圈相重合的家支呈中小规模，只有在非日常性的特定的仪礼中才能呈现出超过了各个村落的更大的规模。根据这个系谱，大凉山彝族的人们能够确认自己所属的更大范围的整个家支和自己在家支内部的位置。在大凉山彝族社会中的男性成员为了明确自己出自哪个家支，从小就必须背诵传到自己这一代的家支系谱。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利用参加各种仪礼的机会互相确认父子连名系谱，甚至有可能借此追溯到共同的祖先，即包括若干个家支在内的互相联结的归属集团表象（它甚至常常超越了支系）。这也是因为现存的家支在迁徙的历史中是由少数的支系发展来的。如果追溯的话，他们是从共同祖先中分立出去的。实际上，大凉山彝族的人们都知道诺苏是他们的自称。但自称诺苏的人们的集团范围本身已超过了实际的日常性交际范围。具体来说，被称做诺苏的集团据说是由祖先传下来的两个支系，即古候和曲涅构成的，并且它与属于各个支系的下位的若干家支都有关系。但是，也可以说有共同自称的人们出现在同一场合的机会实际上是几乎不存在的。
为了阐明此问题，下面以王昌富介绍的属于大凉山彝族古候家支的龙云系谱为例来进行说明：
阿普居木1—居木登伦2—登伦乌乌3—乌乌庚兹4……（中略）……正洛阿宁33—阿宁蒲伙34—蒲伙牟阿乌35—乌罗罗36—罗坡37—罗坡布亚38—……(中略）蒲伙牟阿兹35—兹阿资务36—资务兹吾37—兹吾阿格38—阿格曲涅39……（中略）布亚史拉39—史拉古候40—古候罗基41……（中略）……撒博阿兹170—阿兹少祖171—少祖体夫172—体夫宁伙173—宁伙瓦体174—瓦体达史（龙云、别名纳甲乌萨）175—达史作哈（别名龙绳武）176—维史（别名龙绳祖）176—作古（别名龙绳曾）176—维哈（别名龙绳文）176—阿力（女性）176—龙绳勋176—龙绳德176—龙绳碧（女性）176……[25]
在大凉山彝族的系谱中，王昌富的这个系谱可以说是最长之一[26]。而且，此系谱中的第一代阿普居木相当于传说中的始祖阿普笃慕[27]。另外，在相当于第39代（阿格曲涅）和第40代（史拉古候）的地方，可认为是广为流传于彝族人们之间的所谓的六祖分支的传说，即其与彝族的六个祖先分支的传说有关。总之，此系谱弄清了在39代布亚史拉的时代，六祖之一的阿格曲涅的家支从中分立出来，此后经过六祖的另外一人史拉古候延续到176代达史作哈的子孙。而且，还弄清楚了六祖分支以前彝族就已经为父系制[28]。
六祖的传说是讲以前彝族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分支的居住情况，它也在大凉山以外的彝族的人们中间广为流传。比如，贵州省出版的《西南彝志》，收集了流传在贵州彝族的经典，书中的所谓六祖（曲布）是传说中洪水之后生还下来的始祖阿普笃慕的六个儿子，即武祖慕雅考、乍祖慕雅切、糯祖慕雅热、恒祖慕雅卧、布祖慕克克、默祖慕齐齐，此后从他们又发展出了武、乍、糯、恒、布、默六大支系，现在分布在中国西南的广大地区[29]。另外，在这些支系中，糯与恒同现在大凉山彝族的曲涅、古候这两大支系相对应[30]。六祖的名字在另外的彝文文献《勒俄特依》[31]、《夷僰榷濮》（六祖史诗）[32]等中都有出现，当然后面论述所提及的在各地广为流传的《指路经》中也有记载。
从以上的实例也可以知道，父子连名系谱实际上超越了日常和非日常的现实交流中所能看到的家支这一归属集团，其内容让人预感到一个巨大的归属集团的存在。而且，自称为诺苏的集团就是这样一种归属集团，它超越了现实的交流圈，具有波及到整个凉山地域范围的特征。换言之，这种自称集团的存在，在日常中是能意识到的，也可以说是从现实的交际圈进入到带有几分神话性传承的世界时才成立的。但是，也可以这样说，超越诺苏这个自称集团，追溯到他们起源的六祖或始祖阿普笃慕，成为这样巨大的归属集团，这种意识在日常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2、大凉山彝族的丧葬仪礼
在以祖先崇拜为媒介的归属集团意识的传承中，第二重要的就是丧葬仪礼。在大凉山彝族的人们的生活中，尤其重视各种各样的宗教仪礼，其中被称为播叠（火葬）、玛都牒（做灵牌）、撮毕（送灵）这三大丧葬仪礼是最重要的。而在这三大仪礼中最后把死者之魂送往祖界的撮毕是最为重要的仪礼。
笔者所调查的大凉山美姑县，撮毕仪礼是由被称为“黑”、“花”、“白”的三个过程构成的。在白的过程中，处于倒数第二的仪礼被称为“莫玛”（送灵，将灵牌玛都送往岩山洞窟，安放在那里的仪礼），在此过程中要唱诵《送灵经》。“莫玛”仪礼的特征是把死者之魂送往祖界。由于撮毕是大凉山彝族丧葬仪礼的高潮，也是整个丧葬仪礼的中心，所以也最为盛大。
撮毕仪礼的特征是以整个家支成员参加为原则。居住在美姑的人们通常以中小规模的家支为单位构成村落，在日常中超越村落的生活往来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值此仪礼之时，这些以村落为单位分散居住在凉山各地的数百人就会花上数日时间翻山越岭集聚在一起。因此，这个撮毕仪礼成为具体呈现超越了日常性交际圈的家支存在的最大规模的重要场合。这时，不仅是死者所属的一个家支，其他与之缔结了婚姻关系的家支的成员很多也来参加丧葬仪礼。当然在这个仪礼中，前文叙述过的父子连名系谱使家支成员之间能够互相确认。总之，在撮毕仪礼中，家支不单是家支归属集团的表象，还可以被确认为是具体的、现实的存在。
3、大凉山彝族的《指路经》
就归属集团表象来说，相关联的不仅仅是父子连名系谱和丧葬仪礼，在撮毕时毕摩唱诵的《指路经》[33]也具有重要意义。在整个家支（支系的下位集团）成员参加的最大的仪礼撮毕上，毕摩所唱诵的《指路经》中的《送灵经》将死者之魂送往祖界。但是，通常认为祖界存在于现在的云南昭通一带。也就是说，云南的昭通之地既是现实中人们居住的空间，同时又是祖先之灵居住之地。而且，在很多经典中相传彝族的六祖，即彝族的祖先就是从叫作兹兹普乌（云南昭通）的地方出发，然后迁移到现住地。因此对彝族的人们来说，云南这个地方带有三重意义，即现实存在的地方（相当于“现实”）、祖先之灵的世界（相当于“信仰”）、祖先迁徙的原点（相当于“历史”）。而且，他们相信死者之魂能够通过规定的路线，即以追溯祖先迁徙路程的形式回到带有三重意义的祖界。从这个意义来看，死者之魂奔赴祖界这块乐土意味着和远祖之灵团聚，而且以信仰、历史、现实的融合这种形式奔赴祖界也意味着到达了理想家园（即祖先迁徙的原点），并成为彝族人们的人生依靠。
《指路经》基本上是毕摩引导死者之魂的经典，所以在丧葬仪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彝族的人们也相信当时参加丧葬仪礼的生者之魂也同死者之魂在毕摩的引导下逆着祖先迁徙的路程，这一点极为重要。即参加仪礼的生者之魂也跟随死者之魂到达祖界的门口，然后与死者分别，再根据毕摩所唱的《指路经》中的《招魂经》的引导从祖界兹兹普乌一步一步地返回到送灵仪礼的现地、现世。对于死者的送灵和生者回归到现地、现实的这一丧葬仪礼过程，与《指路经》构成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仅是流传于大凉山彝族的《指路经》，而且流传到其他地区的很多《指路经》中，同样被连续记载着为送死者之魂的《送灵经》和招生者之魂的《招魂经》。
《指路经》基本上是讲为引导死者之魂奔往祖界而指的路线，所以在丧葬仪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根据四川省美姑县的《指路经》具体的描绘出流传在美姑一带的迁徙路线。此《指路经》由476句构成，在撮毕中唱诵引导死者之魂回归祖界的是《指路经》的前半部分，即《送灵经》的部分。
前面已经讲述到的与父子连名系谱相关联的、流传在各地的彝族地区中的《指路经》上，不断出现始祖阿普笃慕和六祖及其六人的名字。这些名字对参加丧葬仪礼的生者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因为，在经典中始祖阿普笃慕是分散到各地居住的彝族人们的共同祖先，而且六祖是作为共同祖先之下不同家支的分节点。
阿普笃慕作为彝族的共同祖先在经典中被记载，所以此始祖言说（假说，非现实存在）与祖界兹兹普乌并存，它可能会在彝族归属集团表象形成中起着统一的、安定的、核心的作用。具体地在美姑县的《指路经》中记载如下：
走啊走，善终的你啊，现给你指路。毕摩教你路，到兹兹解恩。笃慕的子孙，人死名不逝，人死名犹在。祖先召唤你，即刻就上路。顺祖迁路线，返回祖居地[34]。
以此唱词开始死者的送灵引导，大部分的场合以火葬场、祭场、放棺材的场所、死者的家为出发点，经过村庄，田园，一步一步地追寻祖先迁徙的路线，引导死者之魂返回祖界。即地名A—地名B—地名C—地名D……这样，以祖界为目标用具体的彝族地名念出祖先迁徙的路线。用彝语唱诵的地名具体如下∶
各什瓦木（地洛瓦依）→川兹依吉→牛果依打（牛牛坝）→瓦拖波西→嘎伙兹巍（子巍）→利木美姑（美姑）→洛俄依嘎（洛俄依嘎）→舍亚而苦（庆恒）→巴苦尔觉→沙哈马革（日哈）→吉哈儒史→尼古依克（尼古依达）→果阿古曲（尔觉西）→撮那武祖→木尼席威（热柯觉）→木尼地各（金阳）→木尼热嘎→木尼儒基→陈各则皮（则果）→都罗额里→古尔吉史（岩脚）→尔吉古布→甲尼勒体（元宝山）→甲尼勒乌→措克米贴（永善）→措克米乌→布克吉洛→耿查克合→耿查俄合→古阿史尔→古阿米吉→戳合索洛→戳合索祖→兹兹地各（昭通）→兹兹拉甲（昭通）→兹兹拉合（昭通）→兹木惹泽（昭通）→兹木拼里（昭通）→兹木伙泽（昭通）→耿戳地各（昭通）→拉里所日（昭通）→木尼勒体（昭通）→索此俄解（昭通）→吉曲博木（昭通）→玛洛依曲（昭通葡萄井）→德布索比（昭通）→索什里吉（昭通）→耿戳则尼（昭通）→勒兹古楚（昭通）→阿格伙普（昭通）→阿格伙尔（昭通）→则底尼俄（昭通）→咨次古楚（昭通）→格楚尼洛（昭通）→耿戳尼洛（昭通）→额本普古（昭通）→勒俄维体（昭通）→沙俄尼洛（昭通）→核曲山（昭通）→牧曲山（昭通）→嘎布依政（昭通）→木曲地撤（昭通）→勒波依体（昭通）→额木普古（昭通=兹兹普乌）[35]
依据此《指路经》所指的路线，可以描绘出一幅送灵路线图。但是，送灵的最终目的地祖界所对应的现实位置还不甚明确，根据上述地名，在地图上暂时表示为昭通（参照图2）。
图2、四川省美姑县《指路经》的送灵路线
按照美姑县的《指路经》，当地彝族的送灵经路线是经由64个地名，从现在的美姑的地洛瓦依出发，经过美姑，昭觉的庆恒、日哈，金阳、雷波地区的岩脚、元宝山，越入云南境内，经由永善、葡萄井，最终点进入昭通地区。
此《指路经》上提及到兹兹这一地名，它既是死者之魂奔赴的祖界，同时又是现实中存在于云南省昭通这个民族的古老居住地。
现给你指路，到兹兹解恩，到兹兹地各，到兹兹拉甲，到兹兹拉合[36]。
如上所述死者之魂，根据在撮毕中《指路经》的《送灵经》的部分被送往祖界。另一方面，《指路经》对生者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送灵经》之后所唱诵的《招魂经》部分。这是因为《招魂经》中的路线是与《送灵经》相反的，即是与追寻祖先迁徙路线方向相同，这一意义可以理解为给生者之魂一个追随体验祖先迁徙过程的机会。
如果说上述的父子连名系谱是显示大凉山彝族发展过程的历史的、时间的言说的话，那么《指路经》还具有阐明大凉山彝族的发展过程的历史性、时间性及空间性言说的特征。而且，那时，从归属集团表象的形成这一观点来看，与父子连名系谱相同，《指路经》的内容超越了作为现实的，日常的交际圈的中小规模的家支，并且在各种各样的仪礼中也超出了具体体现出来的现实性、非日常性的交际圈，把具有创造的可能性的归属集团表象大胆地带进神话的世界中。可以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决不会直接接触《指路经》，即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上述的归属集团的表象未必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死后才能形成具有其意义的归属集团表象。
五、动态的归属集团表象
以上，笔者以丧葬仪礼和《指路经》的内容为基础考察了大凉山彝族归属集团表象的应有状态，弄清了归属集团这一表象是非常复杂的。大凉山彝族的人们在日常中构成若干个中小规模的家支生活在各个村落中。但是，他们在非日常仪礼的场域中，以能够互相确认关系的父子连名系谱为媒介，通过丧葬等仪礼的聚合作用，超越了可视的归属集团的存在，缔结成了更大规模的家支这一归属集团表象。这个归属集团表象以父子连名系谱和在丧葬仪礼中唱诵的《指路经》的内容为媒介，超出了日常和非日常场合现实交流的某种归属集团，被赋予了神话的意味，显示出了更大的归属集团的存在。而且这些各种层次的归属集团表象是对应于日常和非日常的仪礼的场面(情况)进行着动态地变化的。如果要讨论他们的归属集团表象的话，那么该归属集团的范围究竟涉及多广？到底该用什么标准来界定“民族”、“族群”或某种特定的归属集团？其意义何在？
如果以这些问题意识为前提的话，那么对先前介绍的Harrell与李绍明之间的争论并非要做出评判，而是能够重新问一问他们这场争论本身的意义。
首先，仅以《指路经》中六祖的传承和父子连名系谱为基础――它不完全和“彝族”重合――但系谱上有存在成立巨大集团表象的潜在的可能性。现实中自称诺苏的集团就属于这个集团。若是如此，那么李绍明关于彝族是这一巨大归属集团表象的存在的设想不能说是错误的。
其次，笔者也同意Harrell的部分见解。即如Harrell指出，被称为彝族的人们，实际上只作为非常小的集团来表象自己。实际上，大凉山彝族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并没意识到自己归属于彝族这个巨大的集团，而最多只不过意识到对家支及诺苏这个自称集团的归属。因此，Harrell的见解也不能说是错误的。
但是，笔者认为两者的争论忽视了一些重要的视点。首先，可以这样认为，二者都是用一个标准的静态观点去考虑归属集团表象。但是，至少对大凉山彝族来说，可以考虑其归属集团表象具有动态的特征，即他们的归属集团表象是根据日常生活和仪礼这一场合的不同选择不同的仪礼。
其次，把自称和他称做比较时，也许我们一般理应更信赖自称。但是，即使被自称捆绑在一起的集团，也未必与在日常的、现实的基础上被表象的归属集团相一致。即使是具有同样A族自称的集团，在日常中也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呈现出以下所述的归属集团表象的生活方式。比如，大凉山彝族的情况是：在日常中被称为诺苏的人们，分别从属于更小范围的家支这一归属集团表象。这个家支的范围确实是根据参加丧葬仪礼而扩大的。但是，即使是在丧葬仪礼上直接碰面的家支所达到的范围，也不过是因婚姻等关系被结合起来的几个家支的总和的范围而已。尽管他们确实也超过此范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具有诺苏这个自称，但可以这样说，在仪礼中，通过互相确认父子连名系谱，或听《指路经》的内容所瞻视的范围就具有远远超越参加仪礼的归属集团表象范围的可能性。换言之，可以认为，诺苏这个自称从现实社会生活的次元领域过渡到带有几分神话色彩领域的时候都是成立的。自称诺苏的人们也不一定和属于这个范围的所有人直接碰面。所以，他们对于自己之外的自称诺苏的人使用什么语言，穿什么服装等等也许并不知道，但诺苏这个自称还是成立的
第三，以自称作为标准，从其它一些理由来说也存在问题。总之，自称成立的标准是根据地域――或是根据那个地方的个人――有可能不同。比如，也许在某一个地区，自称为A族的人们是以语言的共通性为标准，但在另外一个地区，B族以共同的祖先为标准，也会自称为A族。而且，作为调查对象的某人或某集团，对自己的认同和具有怎样的自称的解释，也许会由于受调查的场所或被询问的方式而不一致。若是如此，那么在此地域中成立的特定的自称标准，就不能适用于其他地区。如果这样考虑，那么就不能否定某一地区的同一个人或同一集团，具有同时被若干个有不同自称的集团所包含的可能性。
第四，如果把这样的争论再激化一些，甚至能推测出，归属集团表象是由于被他者询问认同问题而最先成立的，不是吗？作为调查对象被设定并接受访问的当地的人们，也许并不能理解为什么别人要把自己作为特定的集团分类。
笔者认为这里提出的四个视点在民族或族群认同的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些视点对除了大凉山彝族以外的其他地区的人们也适用的话，那么上述李绍明的观点和Harrell的观点都不能说是正确的，也都不能说是错误的。
（衷心感谢在整理本稿时给予指导的大阪大学人间科学研究科的藤川信夫教授，以及提出宝贵意见的文教大学文学部的长谷川清教授，国立民族博物馆尖端人类科学研究部塚田城之教授。）
（原文为日文，载长谷川清、塚田诚之编：《中国的民族表象—南部诸地域的人类学•历史学研究》文集，风响社2005年3月24日发行。此文由作者于2005年8月持赠李绍明教授，谨致谢意。本文由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赵蕤女士翻译并经作者本人校订。）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司编∶《中国民族人口资料（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出版。
[2]大凉山彝族的若干家支分别位于这两大支系的下位。
[3]横山広子∶《中国において「民族」概念が創りだしたもの》，端信行編《二十世紀における諸民族文化の伝統と変容九 民族の二十世紀》ドメス出版，2004年，第100—101页。
[4]李绍明∶《民族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8—39页。
[5]费孝通∶《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民族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6]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页。
[7]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17—227页。陈其光∶《中国语文概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275—278页。
[8]曲木铁西∶《凉山彝族社会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9页。
[9]陈士林∶《试论彝文的起源、类型和造字法原则问题》，左玉堂、陶学良主编《毕摩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95页。
[10]巴莫曲布嫫∶《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济诗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6页。
[11]同上，第27—28页。
[12]陈其光∶《中国语文概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275—278页。
[13]曲木铁西∶《凉山彝族社会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4页。
[14]潘蛟∶《民族认同理论及彝族认同的建构》，（德国•第二届国际彝族研讨会论文〈初稿〉）第3页。
[15]潘蛟∶《民族认同理论及彝族认同的建构》，（德国•第二届国际彝族研讨会论文〈初稿〉）第3页。
[16]黄建明∶《彝族文字、文献与彝族认同》，贵州彝学研究会《贵州彝学》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10页。
[17]拙著∶《大涼山彝族における葬送儀礼と霊魂観を通じてみた帰属集団意識の形成》，勉誠出版(日本)，2004年，第56页。
[18]松本光太郎∶《雲南省の彝族支諸集団の民族識別をめぐって（上）》，東京経済大学編《人文自然科学論集》，第99卷，1995a年，第43页。
[19]黄建明∶《彝族文字、文献与彝族认同》，贵州彝学研究会《贵州彝学》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10页。
[20]斯蒂文•郝瑞（Harrell. S）著，巴莫阿依与曲木铁西合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Field Studies of Ethnic Identity: Yi Communities of SouthwestChina)》，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9页。
[21]同上，第30页。
[22]同上，第31页。
[23]同上，第19页。
[24]李绍明∶《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民族研究》，第二期，2002年，第31—38页。
[25]拙著∶《大涼山彝族における葬送儀礼と霊魂観を通じてみた帰属集団意識の形成》，勉誠出版(日本)，2004年，第273—274页，引用王昌富∶《凉山彝族礼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出版，第84页。
[26]王昌富∶《凉山彝族礼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出版，第84－85页。
[27]同上，第84页。
[28]拙著∶《大涼山彝族における葬送儀礼と霊魂観を通じてみた帰属集団意識の形成》，勉誠出版(日本)，2004年，第72页。
[29]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西南彝志》，贵州民族出版1992年出版，第3页。
[30]岭福祥∶《试论〈指路经〉及其学术价值》，《中国彝学》，民族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56页。巴莫曲布嫫∶《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济诗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出版，第104页。
[31]冯元蔚：《勒俄特依》，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
[32]罗希吾戈、杨自荣∶《夷僰榷濮》（六祖史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
[33]笔者目前为止，以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各地分散居住的彝族人继承下来的《指路经》（主要是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的《彝文〈指路经〉译集》）为基础，就各地彝族人们的祖先迁徙的路程进行了研究。正如马学良在这本译集的序中指出的那样，虽然各地的迁徙路程不一样，但可以明确的是迁徙的原点都是集中在祖先的发祥地，即是云南昭通附近（樊秀丽2004）。这本译集收录了大凉山（四川省）的五县（普格、甘洛、喜德、盐边、美姑），其他云南省的九县（路南、双柏、红河、弥勒、禄劝、武定、中甸、宁蒗、罗平），贵州省的四县（大方、威宁、盘县、赫章）共18个家支的路线。
[34]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出版，第656—657页。
[35]同上，第656－660页。
[36]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出版，第656—657页。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员，从事文化人类学与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与教学）
（文字来源：彝学公众号，主编：巫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