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上半叶的四川凉山地区，象岭光电那样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彝族精英可能绝无仅有，[1]在整个现代彝族历史上，岭光电无疑也是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人物。不过，这些并不是我们花数年时间披金沥沙，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搜集、整理其论著并编辑出版的唯一理由，我们认为，象岭光电这类人物的言行与思想，构成了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中的若干重要但却鲜为学界所知的支流，在对历史进程的多元化理解以及尊重历史当事人的自我表达与认知成为学术共识的今天，揭示、理解、阐释这些支流，反思既有的历史叙述，呈现在从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非汉族群的因应情景，成为我们出版《岭光电文集》的重要动机。
身世与教育背景
岭光电，彝名纽纽慕理，1913年出生于今四川省越西县大田坝（今属甘洛县）驿站的一个土千户家庭。在清王朝林林总总的数百个土司中，田坝土千户并不起眼，《清史稿》在谈到它时只用了一句话：“暖带田坝土千户，其先部则，唐熙四十四年，归附，授职。”[2]即便把目光缩小到凉山一带，田坝土千户在众土司中也谈不上显赫，无论是土地还是人口，它都比附近的同样属土千户的下土司弱小许多。[3]可以说，在等级与出身至关重要的四川彝区，如果不是出身在比黑彝还要高贵的土司之家，岭光电难以有他后来的事功，但他远超出许多势力比他强大的土司的影响力，说明家世远非他事业的关键，更何况1927年岭光电只有13岁时，他的世袭领地即被一个小军阀刘济南无理而残忍地改流，当时一无所有的他孤苦无依，处境艰难，如果不是其干爸、川边各军总司令羊仁安的庇护，他能否顺利长大成人都会成为问号。
在尚未家破人亡时，岭光电曾入过自家开办的以及族人开办的私塾，象许多汉人的小孩一样学习《百家姓》、《增广》、圣谕等。投奔羊仁安后，在后者的抚养下，他以优异的成绩先后在西昌、成都等地的名校完成了自己的小学、中学教育。在各种课程中，他提到自己“对史地素感兴趣，不论教师如何，我都静听”，因此读过了不少古今中外的相关课外书，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华盛顿传》、《环球志》、《明史纪事本末》等，他也喜欢读《三民主义》、《孙文学说》以及郭沫若、鲁迅的小说，还有《创造》、《生活周刊》等现代杂志。他对中国古籍同样充满了兴趣，晚年岭光电在评价自己时说：“只因爱看古书，满脑子‘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斗米百钱’、管仲、西门豹，姚紫（崇）、宋璟、房玄龄等，时时想这些封建幻想和人物。生不能办到，死后也要如孔子、毕阿史拉者，名扬后代。”[4]1933年，当他投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时（即黄埔军校的后身），即因读过《史记》而能顺利回答口试官的问题。按照课程的设置，他也下功夫学英文，将许多课文“读得烂熟”，并能体会到英文本的《三民主义》“文词之美，不亚于汉文”。[5]
在中央军校期间，岭光电在射击、越野赛跑方面显示出过人之处，1936年，他从中央军校顺利毕业，得到校方的重视，被吸收加入军统组织，并被安派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第三课工作。而早在毕业之前，他就在校方的安排下，与同学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到重庆后，适逢行营组织“边民调查团”往凉山地区各县调查，该团由各个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岭氏被委为少尉翻译。考察的成果，最终整理成《宁属[6]调查报告汇编》一书，该书分为矿产、工商、农牧、交通、军事、政俗等六个大类，每大类下面细分为若干小类，涵盖了资源、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叙述过程中提出若干建议，实为了解和开发宁属的重要资料。[7]作为翻译，岭氏对此次调查的内容必定非常了解和熟悉，这或许对他以后写如何开发“夷[8]区”的文章有一定影响。1937年，岭氏到汉源，被时任“宁属汉夷民团指挥”的羊仁安委为“夷务大队长”。此时，在其故乡田坝，早就传说着岭氏从黄埔军校毕业，即将回来当官的传说，因改流而处境日艰的百姓、娃子们视离家多年的岭氏为救星，在欣喜中热切地期盼着他的归来。当1937年1月这一梦想终于成真时，分布在几十里路途上的迎接队伍、百姓们发自内心的跪拜、响彻山谷的哭声，表明了这一方土地对岭氏的欢迎和希望。[9]越西县长唐秋三，也顺应民情，发给岭氏一张委任状，恢复了他的土司职务，[10]岭氏就此兼有了土司与民国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这样的身份使他无论是在宁属夷人、士绅还是汉人官员心中都大大增加了份量。他既被视为宁属“夷民”的代表，也被视为民国政府增进在“夷区”的影响力、促进“夷区”开发与建设的关键人物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宁属可以如鱼得水，民国时期的复杂的政局以及凉山“夷区”特有的环境，同样为他制造了种种挑战。
从汉人政府方面来看，1928年，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只是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11]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未从实质上得到改变。尽管借着围剿红军并迫使红军长征的机会，蒋介石削弱了西南军阀，大大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但一些军阀（如四川刘文辉、云南龙云等）仍然拥有强大实力并同蒋介石离心离德。1939年1月，新设置西康省，管辖今西藏东部、四川西部约五十三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刘文辉任省主席。这个新省分为康属、雅属、宁属三大部分，康属的许多地区实际上在西藏当局的控制中，[12]宁属则是“夷人”聚居区。蒋介石为了控制宁属、隔断滇康二省军阀的联系并监视刘文辉和云南省主席龙云，在西康设省的次月，即在西昌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刘文辉则以宁属离省会过远为由，于同年5月设置“宁属屯垦委员会”于西昌，代表省政府推行省政，绵里藏针地与行辕针锋相对。[13]这样，岭光电等任职宁属的官员，就往往或明或暗地面临着政治站队的问题。例如，屯委会主任李万华就一度认为岭光电的好友、出身于四川雷波的彝人李仕安“是行辕特务，与我们是走的两条路”，不予委用。[14]同时，正如蒋介石不能完全控制刘文辉，刘文辉也同样不能让宁属的所有小军阀俯首听命，例如羊仁安、邓秀廷就同刘貌合神离，而行辕的设置更让小军阀们有了玩弄平衡以增强自身份量的机会。岭光电等人又因此增加了处理与小军阀关系的问题。
宁属夷人社会同样非常复杂，各个黑彝家支分别控制着大小不等的地域以及数量不等的白夷和娃子，为了或大或小的事情结下深仇、长期械斗（即打冤家），整个社会实际上一直处在四分五裂的状况中，每个黑彝首领乃至土司的命令都仅在一小块范围内有效，而受民国政府管理的仅仅是一些接近汉地、汉化程度较高的所谓“熟夷”，广阔的“生夷”地区长期以来都是政府政令所不及的地方，以致于当时有不少西方学者、传教士习惯称凉山“夷人”为“独立倮倮”。在这样一块地区，解决问题只有利用个人的身份、才智及胆识，通过私情、说理、协商、调解、谈判、威胁、利诱、武力等等方式来施加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灵活采取，是否收效以及收效程度亦视情况而定。[15]
岭光电的事功，正是在上述复杂的局面中开始的。西康建省前后，鉴于刘文辉的部下过去在西昌的劣迹，宁属彝汉各界对划归西康省都极为不满，刘文辉为此不得不进行大量的解释与说服工作，岭光电在此过程中的出色表现，使他得到了刘文辉的信任，他在重庆行营时只是中尉军衔，却被刘委为二十四军少校参谋，很快又改委为西康省政府中校参议、以后又成为屯委会委员、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直属于省政府，相当于县）区长。1947年，经刘文辉提名，岭氏当选为立法委员，而西康省“夷人”国大代表的名单，刘文辉亦交由岭氏拟定。[16]在为屯委会所用的同时，岭光电似乎也没有引起行辕的太多反感，1944年，行辕主任张笃伦认为他在调解地方纠纷、禁烟上有功，上报颁发勋章，奖励二十支步枪。[17]1949年，国民党在溃败如山倒之际，试图以大西南作为最后抵抗的据点，岭光电得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代行军政长官职权的胡宗南的极大重视，于1950年2月被委为第27军少将副军长，次月又兼任西南反共救国军第三路副总指挥。这是他仕途的顶峰，不过仅是昙花一现。1950年4月初，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184师部队快速推进到西昌，他在解放军的动员下投诚。[18]
谁是夷族
从各种文献中可以推知，同当时许多在外地求学的西南“夷人”一样，岭光电在学习生涯中，可能并未想过主动暴露自己的族类身份（在西昌县初中读书时，好友谌宏经可能从姓上或从他未戴帽时的发型上知道了他的身份，为此惹出了一段不愉快[19]）。但出身在各族群间相互交往、争斗甚至残杀的川康边地，又以土司的身份而惨遭改流，族群的意识不可能不深入其心。岭光电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诺苏”，在汉语的语境中，又被称为或自称为“夷人”，此外，汉人也称他们为“倮倮”、“蛮子”，这两个族称都被认为充满侮辱性而不受欢迎。[20]“夷人是什么”、“诺苏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或许是长期困扰岭光电并让他不断思考的问题，他也积极从他所积累的各种类型的知识中自我解惑。他所得到的答案，成为《岭光电文集》的核心内容之一。
至迟在1936年夏天从中央军校毕业之前，岭光电已经写了一部《西南夷族史》。这部著作变成公开发表的文字，与西南“夷人”大张旗鼓的族类身份宣示活动密切相关。1936年7月，自称为“北胜女史”的云南北胜女土司高玉柱，携同另一位云南“夷人”喻杰才，声称代表西南沿边土司和夷苗民众，前往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陈述作为弱小民族所受之种种苦难，要求中央“本三民主义扶植弱小民族之德意”，一视同仁对待“夷苗”，以巩固西南国防。[21]他们到南京后，迅速联系在南京的川、（西）康、滇、黔的“夷人”，共同行动，以壮大声势。岭光电自然也成为这场运动的骨干分子之一。这批志同道合的“夷人”精英，组织创办了“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印行了《新夷族》杂志。在该杂志第一期上，岭光电发表了《西南夷族史》（部分）、《夷族中阶级名词与其特俗》两文，并翻译了与他原来的世袭领地毗邻的下土司岭邦正用“夷文”所写的《与奋飞、光电书》，编译了《夷番汉的再生》。[22]
细读《新夷族》上的文字可以发现，不管是岭光电还是其他人，对“何谓夷族”的答案首先与中国传统史籍对南方非汉族类的书写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如同“苗”、“蛮”等词汇一样，“夷”所指对象常常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许多情况下只能理解为对非汉族类的泛称。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忽略这些词语背后的空间及人群的差异——这在明清时期的西南地区尤为显著。例如，《明实录》等史料已经开始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将贵州省的都匀、铜仁、凯里以及湘西等地的族类称为“苗”，而黔西北、黔西南、滇东北等地的族类则被称为“夷”或“倮倮”，因此在谈到黔东、湘西等地时，频频出现“苗民”、“苗贼”、“苗叛”、“苗寇”等词语，而论及黔西北等地时，“夷”、“夷虏”、“夷民”等词汇则极其常见。[23]例如在镇压嘉靖时期黔东、湘西苗乱的各种公文中，对叛乱者全部被称之为苗，如“黑苗”、“恶苗”，首领则被呼为“主苗”、“苗头”等。指挥剿苗的总督张岳称：“贵州苗地，纵横不过百五十里。”[24]可见在张岳的心中，包括黔西北在类的许多地区与“苗地”无关。郭子章《黔记》云：“贵州本夷地，一路诸城外，四顾皆苗夷，而种类不同。自贵阳而东者苗为伙，而铜苗九股为悍……自贵阳而西者罗罗为伙，而黑罗为悍。”[25]简言之，就西南地区而言，被称为“苗”的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苗族聚居区，称为“夷”的地区则往往是彝族聚居区。这一差别在明亡以后一直被继承下来，甚至可能有更加精确指代某些人群的倾向。[26]尽管今天被界定为彝族的人群的自称各不相同，多达几十种甚至上百种，[27]但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夷”已逐渐被遍布川、滇、黔等地的今天被识别为彝族的许多支系认可和接受，当地的汉人称他们为夷人或夷族，而他们在汉语语境中也是如此称呼自己。例如，在贵州西北部地区，苗人与夷人已被清楚区分开来，始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2），定稿于民国十三年的《威宁县志》云：（我邑）其他种族除汉族不计外，以苗民为最多，黑白夷次之，齐细眉次之，土老又次之，阿乌子不多，蛮子绝无。[28]在四川凉山一带，彝族人被边区汉人称“罗罗”为蛮子，他们谈话则自称“夷家”。[29]吊诡的是，尽管在绵延数千年的汉文书写中，西南地区的人群作为非汉族类一直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进入民国后，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框架下，却面临着既非汉人也非少数民族的尴尬境地，也因此不能得到一些应有的机会。[30]
高玉柱、喻杰才、岭光电等人向中央请愿的目的之一，正是要确立作为一个民族的地位，能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有意思的是，他们在族称的问题上，根据不同的场合，本身就有着微妙的变化。这批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分子，大体上生活在明清以来的汉文献常称为“夷”的区域，并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讲汉语时也自称为“夷人”，[31]但他们在向中央陈情时，却将族称身份定为“夷苗民族”，这或许可理解为一种策略。西南地区的族群构成非常复杂，自称有数百种之多。在当时全国只确定了五族的情况下，如果各自为政，不易引起重视，将汉人所熟悉的夷、苗两个族称合二为一，把西南地区大大小小的多个族群叙述成同一个“夷苗民族”，自然能壮大声势，扩大影响。高玉柱为此撰文从历史、语言、风俗、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等方面勾勒了夷苗民族的轮廓，[32]在她与喻杰才向中央的陈述中，夷苗民族人数多达两千万人。[33]这样将夷苗描绘成一个与汉、满、蒙、回、藏并列的大民族，在国民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中引起了共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方治专门撰写了一篇《为西南夷苗同胞进一言》，开篇即云：“西南夷苗为中华民族构成之一员，与汉满蒙回藏各系同胞，共存共荣于欧亚大陆，已历五千余年之悠久历史。[34]
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作为“夷”，与“苗”是不同的，把两者拼在一起只是权宜之计。在很多场合中，他们更强调的是“夷”，完全不提“苗”，他们在南京组织了一个机构，名为“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35]他们办的刊物，也取名为《新夷族》，在1937年所出版的《新夷族》第1卷第2期卷首的插图中，有一张岭光电与王建明、李学高的合影，照片清楚地注明王、李二人系“贵州苗族”。岭光电在民国时期所撰写的论著中，对“夷苗民族”只字未提。在谈到自己族属问题时，用得最多的是“夷人”或“夷族”，他也很清楚，“夷”是从汉人的他称转过来的，因此，有时他认为“倮族”的名称音、义兼顾，最为可取，[36]在这一点上，很多本族精英的看法与他并不相同，因为“倮倮”被视为侮辱性的称呼，而“倮族”与之混淆不清，而岭氏本人也未表示过“夷族”有何不妥。不管是岭氏还是其他“夷人”所描述的“夷族”，范围显然都要比1950年代所识别的“彝族”范围广很多，在由曲木藏尧、岭光电、王奋飞、安腾飞、曲木倡民共同署名的《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宣言》中，“夷族”人口多达二千余万，[37]有趣的是，这个数据在岭光电的后来的论著中直线下降，五年后的1940年，他称“夷胞在川康边境者，综计约有二百万之多，在黔在滇在湘，则共在千万以上”，[38]又过了六年，岭光电在《倮苏概述》一文中给出了一个更保守的数据：约五百万人。数量的骤减，除了趋于务实之外，还表明他已经清楚地将“苗”排除考虑范围，不认为整个川滇康黔四省区均为夷族区域。然而，据1964年的全人口普查数据，尽管新中国的总人口较之民国时期已增了约两亿，但彝族人口仍然只有330多万，远低于岭光电给出的最保守的数据。[39]岭光电等人的数据比较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壮大声势的需要，[40]另一方面也说明，虽然据说建国后“彝族”这一族称的出现是经过与民族上层精英协商，以“鼎彝”取代了旧的带有歧视意味的“夷”的结果，[41]但“夷族”和“彝族”所涵盖的对象显然有很大不同，民国时期“夷人”精英们走的，更接近明清汉文献模糊呈现出的将广阔西南地区的非汉族类大而化之地分为苗、夷两类的途径，而不是在民族识别中更精细地区分为几十种民族的办法。岭光电呈现“夷族”历史时，就隐含了夷、苗二分的假定，[42]在地域上以四川、贵州、云南为中心，主要选取《尚书》等先秦史籍、传统正史、《华阳国志》等对西南非汉族类的叙述数据，建构出一条按时间变化的脉络，对夜郎、滇、南诏、大理等代表着“夷人”的繁荣与文明政权着力叙述。[43]他的这部只写到大理国时期的未完稿发表后可能产生了一定影响，《新夷族》1卷2期之《编辑后记》称：“上期本会执行委员岭光电君所作《西南夷族史》一文，异常重要，最近还有许多友人问及，甚惜岭君奉命回夷地工作，续稿尚未寄到，下期定能全部刊出，以向读者。”
如果说，岭光电建构“夷族史”的灵感与数据只是来自汉文史籍的话，那是很不公允的。本族人的族群认同范围以及实际的生活体验对他无疑有重要影响。笔者曾仔细研读过贵州西北部地区、云南东北部地区彝人自己书写的文献，发现在明清时期的当地“夷人”上层分子[44]看来，自己的族类分布于黔西北、滇东北、黔西南、黔中、川南、四川凉山等广阔地区，这些地方自然也成为他们的亲戚分布范围与通婚范围，因此笔者曾撰文从族类自称、族源与世系的自我认知、是否属同一群人的自我界定、族内婚意义上的联姻情况等“主位”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指出民族识别以前，在今天被划定为彝族的人群中，在较大范围内应当存在着族群意义上的认同。[45]在岭光电的论著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非常自然地把云南昭通的龙云、贵州水西安氏的后人安成看作是自己的同族。[46]笔者认为，四川大小凉山无疑是岭光电最熟悉也最感亲切的圈子，但他同样认同那个大致与传统彝文献所描述的族群范围相应的更大的“夷人”圈子，“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的成员，主要就是来自这个圈子，这个圈子无疑比汉文献所模糊呈现出的“夷人”世界小。但为着实际政治活动的需要，他们可以向这个更大的“夷人”世界靠拢，甚至可以创造涵盖面更广泛的“夷苗民族”。
岭光电等人不能回避的，还有一个最大的世界——中华民族。不管是“夷族”还是“夷苗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是他们必须接受的前提，也是向中央请愿的合法性所在。他们力图从学术上去论证“夷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例如安成就从体貌、语言文字、历法、民俗等方面反驳过“西南夷族不是中国土著民族”的观点，[47]岭光电也从语音中寻求“汉夷一家”的证据，[48]在《西南夷族史》中，岭光电还赞同西南夷族系三苗之后，与内地民族是缘自一个血统的说法。除了学理上的阐释外，他们也非常强烈地表达夷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是休戚相关的从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强调“夷胞”的爱国之心，指出在日本侵华战争造成国家危机之时“夷族”对于抗战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重要性。[49]这其实也可理解为通过一种双向强调为本民族争取利益的方式，即一方面表明“夷族”认同于中华民族认同于国民政府，一方面从利害关系的角度提醒重视“夷族”的必要性。
除了切合抗战这个当时国家最核心的问题之外，“夷族”精英们也精心选择民国领袖们的相关论述，利用国家主流民族政策的相关表述。《新夷族》第一卷卷首印有孙中山像及总理遗嘱。登载总理遗嘱不但代表向对国家认可的权威靠拢，而且遗嘱中对“唤起民众”的强调亦能为“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开化西南苗夷民众的目标所用。在第一页则选登了蒋介石对陆军大学学员的训词：“我们的民族主义，对外要保持我们整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不使有那一部份，受人家的侵略：对内要谋平等自由的发展，不许各民族间及人民间，有谁压迫谁的事实。”[50]这段训词显然然非常适合一视同仁对待“夷族”的政治要求。但孙中山在1924年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51]的表述，所有“夷族”精英们都闭口不提，显系因为“自决”这类提法，已逐渐被国民政府所放弃。[52]
不能认为夷人精英对“夷族”与“中华民族”关系的阐释只是一种工具性的需要，而忽略他们内心对此的可能认同。在岭光电的文字中，可以发现他对汉文史籍的浓厚兴趣以及对孔子、诸葛亮等内地历史人物的崇敬，并能熟练运用这些相关资料来论述“夷族”问题。在内地所受的系统的教育，对他可能也有较大影响。在回忆军校生活时，他曾提及在北平面对日本军人时绝不低头示弱、修筑国防工事时充满干劲的场景，以及在听说要同日军作战时亟欲“狠狠教训”素所痛狠的日本人的激动和兴奋之情。[53]
夷务[54]实践
岭光电是有着强烈族群意识的人，这种意识与凉山地区“夷人”自相残杀、封闭落后的现实交织在一起，在成年后的岭光电心中转化成一种深刻的痛心感以及全面建设夷区、提升“夷族”在国家中的地位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由此支配了他一生的行动。除了实际的行动外，岭光电也深知舆论的重要性，在紧张工作之余，积极把自己的“夷务”实践、经验与理想诉诸笔端，在各种报纸、期刊上发表文章，出版专著，并同官员、学者们交往，在研究机构和大学发表演说。这样，建设夷区就成为1949年前岭光电论著的主体内容。
宁属划归西康之后，主要针对宁属“夷民”，刘文辉逐渐提出了“德化、同化、进化”三化政策，[55]尽管这个政策预设了“夷民”对应于愚昧落后的前提，但这个前提在汉人甚至在象岭光那样的夷人精英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而把同化于汉这样赤裸裸的大汉族主义作为夷务的指导思想，在当时也是正常不过的主流认识，[56]在进化论思想非常有市场的民国时期，同化甚至被认为等同于进化，正如岭光电所云：“边民同化以后，固然以边民方面来说，已进步不少”。[57]或许其内心深处，也希望“夷族”的特色不要消失殆尽，这从他民国时期反对夷汉通婚的文章中可以窥知一二，[58]在1949年后的文章中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岭光电最拥护和赞赏的，是三化政策所持的以和平友好的态度对待边民，积极帮助边民进步的立场，若干年后，他还回忆说：“四0年刘正式提出三化政策，要德化同化进化，提得更冠冕堂皇了。一时迷着了许多彝人。”[59]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三化政策”，以及如何以此来对抗以残害“夷人”著称的邓秀廷。
在岭光电看来，三化政策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在于教育，[60]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借着三化政策来加强他推行教育合法性与权威性。重视教育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的。家破人忘之初，在羊仁安的提示下，他意识到，即便贵为土司，不读书就难以自保，等到他历十年时间接受了完整的新式教育之后，他自身在智识、视野方面的巨变以及因此而获得的影响力，使他坚定地把教育视为夷族进步乃至存亡的关键。[61]他在自己的领地内兴办了斯补小学，以免学费、书本费、供给清贫学生饮食、衣服及文具来吸引大家入学，当这些都收效不大时，他禁不住悲伤落泪，一度想没收不配合的属民的财产，后来采取了一种福利性的“强制”措施，向学生家庭借贷粮食，粮食数额以所报志愿完成之学业为准则（如大学、高中、技专、初中等），学业完时偿还，或移借其亲友升学，如学生不守约定中途退学，则须赔偿十倍所借粮食价值的财物。[62]与此同时，他寻找各种机会，送夷人到荥经、会理、西昌、成都、重庆、南京等地的小学、中学、军校和各种职业学校去学习，为此他放下了土司架子，例如在送学生去成都的途中将座骑让给学生自己走路，为孩子们购买新衣，并亲手为他们洗衣服。[63]他不算是财力雄厚的土司，为了教育不惜将私人资财大量抛撒，个人生活方面却极其俭朴。[64]他的教育实践也带来了他意想不到的成果，1950年，他投诚后受到优待，有人不解，解放军第62军184师政委梁文英就解释说，岭光电对解放凉山是有功劳的，如果不是他培养了那么多人，解放军在凉山会寸步难行。[65]今天我所搜集到的岭光电民国时期的论著中，直接讨论教育的就有《川康倮族青年训练之回顾》、《改进西康宁属边教之意见》、《对于边教的一点意见》、《教育与三化政策》、《边教难》、《论边民教育》、《夷人急需生计教育》等数篇。
改革阻碍“夷人”进步的各种不成文制度与习俗是岭光电的另一个夷务重点。在前提上已经预设了夷人的愚昧落后，在事实上看来很多陋俗也似乎是夷人不能强盛原因，岭光电采取坚决的措施去加以改革。改革的矛头首先对准自己的切身利益，各种对土司的贡奉和差役大都取消，他自我克制不去苛索属民到了连属民自己都感到不可理喻甚至觉得没有面子的地步。[66]对夷人吸食鸦片的恶习，他坚决铲除，甚至不惜采取毒打等方式。对不讲卫生、迷信巫医等陋习，他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并出钱为属民们的房子安装亮瓦，为他们提供药品，出巡时带着注射器为有需要的百姓打针，他还想法设法兴建医院，命令属民植树，主持开挖沟堰发展农业等，[67]和他有较深接触的人，不管是其属民、其他夷人精英还是汉人官员或学者，少有不被他的这种忘我精神所感动的。[68]1943年，他在康定时因伤寒住院，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探视后要求医生一定要想法救他，如缺药就派人去雅安、成都买，并感慨地说：“如果这个人死了，彝族的进步要推迟一、二十年。”[69]
岭光电在夷区内部进行的工作，只是他夷务实践的一个部分。作为民国政府官员、国大代表，他积极利用各种场合，向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呼吁提高夷人地位，告诉外来者如何与夷人相处，建议各方配合建设夷区，这些从他的《西康省参会应成一个全省人民的议会》、《夷人要求参政的呼吁》《治理边务常有的错误》、《改革夷民生活应从何处着手》、《边民起诉问题》、《建设川康夷区计划书》、《怎样建设川康夷区》等篇章中有清楚的呈现。这些向外界呼吁的文字表明，相对其理想，岭光电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有限了。他政令所及的地方，只是小小的田坝上土司境内，其它地方他只有靠上文所提到的那种谈判协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甚至当他当上了腴田区区长，想把他在田坝的一些措施（如办学校）搬过来时，最终却只有唏嘘感叹而已。[70]各黑夷家支各主一方、相互间长期械斗所造成的大小凉山四分五裂的状况，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岭光电等地方精英都无可奈何的。
彝族文化探索
岭光电率部向解放军投诚后不数年，强大的新中国政权就改变了凉山四分五裂的状况，一方面，岭光电当年只能存在于理想中的事业，诸如建立现代政府、全面禁烟、禁止冤家械斗、广泛办学校和医院等等，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当年主要凭借精英人物的权威、策略来进行谈判协商解决的事情，现在大体上已能依靠行政力量与相对制度化的办法来处理。岭光电这类彝族精英的作用与影响较之民国时期相对降低。另一方面，作为旧时代的军政人员，他有幸因自己少数民族上层的身份而成为统战对象，没有遭受特别严重的政治迫害，[71]但在改革与建设凉山地区的实际工作中，已不可能象从前那样受到借重，只被授予政协委员一类的闲职。岭光电因此有许多精力来从事研究与写作活动。尽管有着“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他仍然留下数量可观的文字。而写作的重点，也转向了回顾旧时代的亲历亲闻、探讨彝族文化两个方面，不再象民国时期那样充满强烈的政论色彩以及奔走呼号从事社会活动的激情。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在本书中篇幅很多。在此仅略微分析一下第二个方面的内容。
在1950年解放军进入凉山之前，岭光就已经写下一些介绍本族风俗的文字、编译了一些本族的民间故事，这应部分归功于一些学者们的影响和鼓励。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成为大后方，政府机关、高校等纷纷西迁，大小凉山成为许多人类学者、社会学者的重要田野点，以此为基础产生了许多论著。而岭光电同西迁学者中的好多位都有交往。[72]抗战胜利后，他同学界仍然保持着较多联系。他曾应四川大学对边政学会的邀请，以“黑夷和白夷”为题进行演讲。他的《彝族民间故事》一书是在其好友、有着深厚文学素养的著名画家丁天缺的鼓励和帮助之下完成的，在该书自序中，他也感谢了著名学者蒙文通。[73]
《彝族民间故事》1945年定稿，但直到1950年2月才由上海时代书局出版，以前常用的“夷族”在书中换成了“彝族”，可能与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有关。不过须指出的是，在指称非汉人群时将“夷”改为“彝”，是清代开始采用的办法，并非新中国的首创。例如明代首辅高拱所撰安抚贵州水西安氏土司经过的《靖夷纪事》，清代康熙笼春堂刻本就改作《靖彝纪事》。事实上，以“彝”代“夷”的情形是如此普遍，以致于乾隆皇帝谕令四库馆不得改书籍中‘夷’字作‘彝’[74]，但在时人所作的各种公文和书籍中使用“彝”字似乎不在禁止之列。当然，清王朝同周边族类的关系与前朝并无质的区别，用字的改动，或许只是因皇族的“蛮夷”身份而产生的避讳有关。而新中国时期的“彝”，在涵盖的人群上已不如“夷”之广，并且背后是民族平等的指导思想。
从岭光电1950年代后的文字来看，他欣然接受了“彝族”这个新族称，而且也接受了官方对“彝族”范围的界定。他著作的中心之一，是论述凉山彝族文化（主要是文字与礼俗）。从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两点：1、他强烈的本族意识以及对本族文化的热爱时时洋溢在他的文字之中；2、他急于将本族的礼俗、经典、口耳相传的历史保存并介绍给世人的殷殷之情。为此他甚至在改革开放前就已写作了不少这类与当时的政治风气不协调的文字。他一方面抓紧时间把自己头脑中丰富的关于凉山彝族的各种知识诉诸笔端，努力整理翻译彝文经典，另一方面积极访问知情者，由自己整理成文（他的不少手稿，署的是他和报导人的名字）。他在做这些事时，可能并未想到这些文字全部有出版的机会。因为即便到了改革开放后，他能发表的也主要是文史资料一类的东西。到我们今天来整理出版其文集时，非文史资料性质的内容，许多都存在于泛黄的手稿上，写作时间从1960年代至1989年他去世之前。也许正因为没想到要投寄出去发表（至少没想过要按这样的方式发表），这些内容大都没怎么讲究谋篇布局，因为长期接触彝文的关系，个别汉语表达甚至不够规范。甚至他总算油印出来的《凉山彝族习俗点滴》一书，也是“事先没写提纲，没按提纲来写，所以各篇不成系统，前后还有重复之处”，虽经友人提过意见修订，但大体也只有保持原状。[75]在我们看来，正是这种未加雕饰的有感而发有闻必录的文字，或许更能切合作者的心态、凉山彝族文化的存在方式以及本族人心中的历史样貌，所以我们不愿妄加改动，以存其质。他公开发表于《贵州民族研究》上的《凉山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风格就与手稿大为不同。作者下了大力气去翻译的彝文经典，因为出版本书的宗旨以及排版困难等原因，本书只能遗憾地割爱了。
他对本族文化的情感使他有时看起来非常“不合时宜”。例如，1950年代，是保持彝族原有的文字还是另创拼音文字，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岭光电是老彝文的坚定支持者之一，当时拼音化已为政府和众多学者所支持，[76]但在1960年代他仍然在文章中委婉而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不久另调工作，同时进行文字改革（拟改拼音文），对彝文接得少了，但感情是深厚的。……彝文是方块字，许多人一见就认为十分难学难用，大有谈虎色变之概，实际恰恰相反。我学过四、五种文字，感到没有那种文字有彝文那么好学的，看看彝文本身具备的优点就知道了。……由于党的领导和关怀，近来大力发掘整理各民族文献和民间文学。听说所发掘出来的首先记录原语，再保存整理研究，川滇黔彝族中也将大力进行。可又听说为此将创造出许多种拼音方案，顺音编出词典，训练大批干部等，这工作无疑是繁杂的。我反复思索，认为记录彝族方面的东西，有个简切办法，就是整理彝文，确定含义，注出各方言区读音，应用时就依义记录下来了事，比起搞拼音方案简单得多啊。”[77]拼音化宣告失败后，许多领导认为不如直接使用汉字，反对双语教学。岭光电对此也是发自内心反对，到了可以讲出自己观点的1980年代，他写了《彝族聚居区人民群众需要彝文》、《成立四川省彝文学校使我想到了什么》两文，论证继续使用老彝文的必要性。他也直言自己对彝族音乐的喜爱，并在报上撰文对不重视本族音乐的社会风气表示遗憾。[78]
余论
目前已有学者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大背景下审视现代学术意义上彝族研究确立的过程，试图勾勒出民国时期彝学的学术理路及不同的视角特点，并以岭光电、曲木藏尧两位彝族精英为例探讨“主位”学者的研究实践与言说方式。注意到非汉族群的精英分子如何通过学术实践表达自己的民族想象与认同，无疑是非常可贵的。但既有的这类研究却在资料搜集方面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因此“主位”学者发出的声音，仅仅是岭光电的《倮情述论》、曲木藏尧的《西南夷族考察记》等民国时期已经出版的著作，从而只能静态而片面地呈现他们的思想，难以纵深展开分析。当然，民国时期彝族精英们的论著主要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刊，寻觅颇为不易，我们不能苛求并非专门研究岭光电等彝族精英的时贤有时间与精力去搜集。我们不辞辛劳地在各大图书馆、档案馆中将这些彝族学者的文章从民国时期浩如烟海的报刊中搜集出来，并获得他们本人或后人的支持，得到了一些未刊稿，并将这些著作汇集在一起，整理出《岭光电文集》、《曲木藏尧文集》、《李仕安文集》并出版，正是为了方便学界去呈现在“五族共和”的政治架构中被忽略的西南少数民族在国族建构过程中的声音。
当然，这些文集的价值将是多方面的。除了关于本民族的学术论著外，岭光电、李仕安、曲木藏尧等人还撰写了大量关于西南民族治理、边疆政策、时事分析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是与民国时期蔚为潮流的边政关怀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与境遇，岭光电等人对边政的许多方面有着更深切的体会，视角也与汉人官员、学者有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一些建议被地方政府所采纳。他们所撰写的文章，自然也对我们理解民国时期的边政问题有着重要价值。此外，这些文集还有助与我们去发现民国民族学发展史中那些易受人忽略的支流，对深入推动彝学、西南区域史的研究，无疑也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民国时期，西康省省主席刘文辉曾表示，没有岭光电，夷人的进步至少推迟二十年（详后），对西南少数民族有深入研究的著名学者任乃强撰文称：“近年西南倮族人物之较有地位，仅邓秀廷，岭光电，及曲木藏尧与曲木昌明（王济民）弟兄。邓氏沉默寡言，不谙汉文，惟善以武力征服倮族，曲木弟兄皆白夷之归汉者，与倮族脱节已久，骤难得其信任，故皆不能沟通启发之效。独岭光电君，以土司世族，深通汉情，兼能了解国际现【形】势，与社会进化之理，亦未曾挟用武力，造成何方恶感。虽汉化未尝背弃倮族之任何习俗，热忱宏愿，端在领导本族进化：故其受倮族心悦之程度较他人为高。现邓秀廷与曲木藏尧已死，仅存岭君与王济民二人，谓岭君为今世唯一之开明黑夷可，谓其为倮族之权威领导者亦可”（任乃强《我所知道的夷族土司岭光电先生》，《边疆通讯》第4卷第八、九期，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当地彝族蒋汉安亦称：“我们深信夷人的开化，必定是由他来奠定基础。”（蒋汉安《岭光电热心教育》， 《新康报》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2] 《清史稿》卷513，《四川土司》
[3] 参见本书附录中阿扎木呷所写的《回忆开明土司岭光电》，阿扎木呷曾经是田坝土千户的属民，解放后在凉山州畜牧局工作。下文中所引论著，如系本文集中收录者，不在注明出处。
[4] 岭光电《当土司的时候》。
[5] 参见《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第46、53、58页。
[6] 清代在四川大凉山一带设立宁远府，所以大凉山一带被称为宁属。
[7]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第二厅《宁属调查报告汇编》，1939年。
[8]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识别为“彝族”的人群，在识别之前自称为或被称为“夷人”、“夷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本族的普通人以及精英们自己也不认为“夷人”的称呼带有侮辱性，乐于使用（参见岭光电《倮情述论》）。因此，本文尊重历史当事人的自我表达，不擅自将“夷”改为“彝”。
[9] 阿扎木呷《回忆开明土司岭光电》。
[10] 传统上，土司的任命、废除与恢复，都须通过朝廷的批准，皇帝认可，地方高级官员们实际上也拥有很大的建议权，县官在这些事上是没有多少权力的。从刘济南随其所欲改流，到越西县长用一纸委任状恢复岭氏土司之职，说明了进入民国后，在各级军阀拥有很大实权情况下，别是在宁属这样复杂的地区，土司的任免已相当混乱。同时，是否有唐秋三的委任状，对岭氏在田坝的实际统治权亦不会有多大影响，因为当地的彝族百姓们在情感上、习惯上、现实需要上都离不开岭光电这位土司。
[11] 所谓名义上的统一也只是通常的说法，其实当时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尚未形成正式的双方都明确认可的书面文件及法律，在这个意义上，民国连名义上的统一都未能做到。
[12] 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第一讲之第二部分，建康书局，1943年，第24－28页。
[13] 胡恭先、刘元瑄、伍柳村《刘文辉和蒋介石在宁属的明争暗斗》，《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168－196页。
[14] 参见岭光电《我与刘文辉的交往》。
[15] 岭光电、李仕安两位彝族精英在民国时期解决许多问题的个案使我得到这样的结论。参见《岭光电文集》、《李仕安文集》（这部为集亦将由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出版）。
[16] 参见岭光电《我与刘文辉的交往》。
[17] 参见岭光电《我在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工作的经历》。
[18] 参见岭光电《我走向新前途的经过》。
[19] 参见《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第43页。
[20] 参见岭光电《倮苏概述》。
[21] 参见高玉柱、喻杰才《西南沿边土司民众代表请愿意见书》，《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年7月，第58－63页。
[22] 四篇文章分别载于《新夷族》第1卷第1期第35－47、68－73、74－75、64－67页。
[23] 参见《英宗正统实录》卷177，“正统十四年四月壬子”条、“正统十四年五月癸未条”、《世宗嘉靖实录》卷358，“嘉靖二十九年三月辛未”、《英宗实录》卷195，《景泰附录》13，“景泰元年八月壬申条”等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24] （明）张岳《小山类稿》（四库本）卷10，《答杨佥宪》。
[25] （明）郭子章《黔记》卷，“罗罗”在1950年代被识别为彝族。
[26] 当然，界限也并不总是那么分明，特别是清初用“苗”来称呼今天彝区的族类较为常见，如吴三桂常称水西安氏及其所领族类为苗。参见《清圣祖康熙实录》卷12，第16—17页。
[27] 关于这些称谓，可参见杨成志：《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地学杂志》1934年第1期抽印本）、方国瑜：《彝族史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7页）、自文清《彝族自称考释》（贵州彝学会编《贵州彝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8月版）。
[28] 民国《威宁县志》卷17，《杂事志》之《土司并苗蛮》。这里的夷显然是指娄素濮，直到现在，威宁的娄素濮（彝族）尚有黑、白的区分。
[29] 参见林耀华：《凉山夷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年5月版，第1页。
[30] ] 例如，越西曲木支夷人王治国，为进入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华侨班，改名为曲木藏尧，给别人制造自己是藏人的印象，以便取得入学资格。曲木藏尧于1942年英年早逝后，其好友张伯伦在《夷族的革命先进——曲木藏尧》（收入《曲木藏尧文集》，该文集将由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出版）一文中写到：“时中央感边陲多故，实由于民族间隔膜与政治不修所致，遂创造蒙藏华侨班于中央政治学校内，曲木同学为达成其报效党国，整理边备之宿愿，复易名曲木藏尧考进该班。”此文对曲木藏尧改名的原因说得比较含蓄，彝族老人李仕安则直接告诉我说，改名的原因是他不是藏族、蒙古族，没有入学资格。
[31] 这批请愿的精英分子中，岭光电、曲木藏尧、王奋飞、王济民等来自四川凉山，自称夷人无疑。高玉柱、喻杰才所属的族群，在汉语语境中如何自称笔者尚缺乏了解。
[32] 高玉柱《夷苗民族概况》，《新夷族》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第248—249页。
[33] 《西南夷苗民众代表来京请愿经过》，《新夷族》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第188—194页。
[34] 方治《为西南夷苗同胞进一言》，《新夷族》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第173—175页。
[35] 参见《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宣言》，《新夷族》第一卷第一期，1936年，第52页。
[36] 岭光电《倮苏概述》。
[37] 参见《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宣言》。
[38] 岭光电《倮情述论》之第四篇，《国难期中夷胞应有的认识》。
[39] 《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几项主要统计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20404_16768.htm。
[40] 李仕安老先生就告诉过笔者，当时他们在估计“夷族”人口数量时都有夸大的倾向，目的是为了得到重视。
[41] 笔者并没有见到彝族识别和命名的原始资料，与此相关的知识主要来源于自己在贵州西北部的田野调查以及李绍明、冯敏的《彝族》（民族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页）、美国学者斯蒂文·郝瑞的《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1页）等论著。
[42] 除了前面提到的他所给出的“夷族”人口较从前大幅减少之外，他的夷族史基本上没有涉及湖南、黔东等自明清传统汉文献模糊地显示出来的“苗”居住的区域。参见岭光电《西南夷族史》。
[43] 岭光电《西南夷族史》。
[44] 因为彝文献的生产者与使用者均是上层分子，所以我们无法得知明清时期普通“夷人”的族群意识。
[45] 温春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46] 从岭光电所著《对龙云及其儿子的印象》中可以看出，龙云岭光电交谈时，双方都会用“我们民族”这样的字眼。出生在四川雷波的李仕安先生也曾告诉我，当时龙云做了云南省主席，他们也有“与有荣焉”之感。岭光电在南京读书时，有人曾想为他介绍贵州水西女子安成，尽管岭光电深知本族习俗是严厉禁止与他族通婚的，但岭光电认为他娶安成不会有问题，因为水西安家的大名早已传遍凉山。他担心的是安成已经不会说彝话，怕别人因此怀疑她并非水西安氏之后人。
[47] 安成《西南夷族不是中国土著民族吗》，《新夷族》1卷1期，第1—5页。
[48] 岭光电《以语音看汉夷关系》。
[49] 岭光电《国难期中夷胞应有的认识》；阿弼鲁德《中华民族之复兴与西南夷》，《新夷族》1卷1期，第8—10页；曲木藏尧《国难严重下之西南国防与夷族》，《新夷族》1卷1期，第48—51页.
[50] 《新夷族》第1卷第1期，第1页。
[51] 《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565页。
[52] 松元真澄着，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24－127页。
[53] 岭光电《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第63、66、72页
[54] 在当时的西康，通常把处理宁属“夷人”的事情称为“夷务”，岭光电自己也常用这个词语。
[55] 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之第三讲《建设新西康的三化政策》，
[56] 孙中山1921年3月6日的演讲中，就明确提出将满、蒙、回、藏同化于汉族，使中国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孙中山全集》第5 卷, 中华书局，1985年，第473 页），1943年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通常也被视为一种赤裸裸的同化论。
[57] 岭光电《教育与三化政策》。
[58] 岭光电《倮情述论》之第五篇，《谈谈汉夷通婚问题》。
[59] 岭光电《刘文辉与邓秀廷间的一些情况》。
[60] 岭光电《教育与三化政策》。
[61] 他在《我在夷区实施建设的经验》一文中特别说道：“以我个人来作例子，如果我不读书，必定不会有目前的认识，反之他们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也一定能像我。”
[62] 岭光电《我在夷区实施建设的经验》。
[63] 阿扎木呷《回忆开明土司岭光电》。
[64] 参见阿扎木呷《回忆开明土司岭光电》、岭光电《斯补医院诞生的前前后后》中。岭光电《我在夷区实施建设的经验》中也提到：“记得开办（斯补小学）时，为设置许多用品，手中一些钱已经用光，黑板便无力制造了。最后只有想废物利用的办法。”笔者在2007年11月采访生于1913年、曾积极活跃在宁属地区的彝族老人李仕安时，他也对我说过岭光电自奉甚薄，节约钱出来办教育。
[65] 梁文英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做翻译和沟通工作，那么解放军在凉山就会有太多困难。而这些人大都是岭光电办教育培养出来的。梁文英此话也是李仕安先生管诉我的。
[66] 参见阿扎木呷《回忆开明土司岭光电》。
[67] 岭光电《越隽田坝建设社会工作概况》、《我在夷区实施建设的经验》
[68] 参见本文集附录中的“时人眼中的岭光电”、“追悼与回忆”两个部分的文章。
[69] 岭光电《我与刘文辉的交往》。2007年11月我拜访李仕安时，他也向我提过刘文辉的这句话。
[70] 岭光电《我在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工作的经历》。
[71] 文革时期岭氏亦受到冲击，但岭氏系国民党党员、军长、立法委员、军统、袍哥，而且被认为是投诚而非起义人员，如果他不是少数民族，上述种种身份加在一起，可能就不只是文革时期被批斗、收容关押那么简单了。
[72] 参见本书附录中的“时人眼中的岭光电”部分。
[73] 岭光电《彝族民间故事·序言》、《我与刘文辉的交往》。
[74] 参见《清史稿》卷482，《儒林传三》，《刘逢禄传》。
[75] 岭光电《〈凉山彝族习俗点滴〉前言》。
[76] 也有一些彝族精英是拼音化的坚定支持者，如李仕安老先至今仍在对我讲拼音化的优越性。
[77] 岭光电《对彝族文字的看法》。
[78] 岭光电《多播放点民族音乐》。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