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占有史志资料的理解，对彝医药的历史源流进行初步梳理，按照历史沿革，分为六个时期，即百濮医药时期、爨蛮医药时期、乡土医药时期、滇医滇药时期、中草医药时期和彝族医药时期。
关键词：彝族医药；历史；源流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5）05-0014-05
无论是查阅彝、汉史志文献，或者是考查碑文墓志，字里行间诸如“忘形宇宙之中，寄傲羲皇之上”的彝人情结，不时感动着我们，深感彝族文化渊源之久长，内涵之博大。为了追溯凤毛麟角的彝医史实资料，以利全面认知彝医，正确估价彝医在彝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担负过的任务和所起到过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现存史志资料的理解，对彝医药历史源流进行初步梳理，按照历史沿革，大致分为六个时期。
1 百濮医药时期
陈毓芳在《五华文化史话·云南医药文化溯源》一文中说：“云南医药最早的记载，还是反映在公元前11世纪起西周时代史实的《逸周书》，《逸周书》中已有云南濮人向周王朝进献丹的记载。”[1]且所献物必是“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2]，意思是说百濮所献的叫做“丹”的药物是百濮人居住地域所产之物，而非其他地方得来的药物。丹，是提炼过的药物，是药物剂型——丸、散、膏、丹、汤之一。[3]以上史实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百濮人会提炼丹，二是丹的用材产自本地。
百濮，亦称“濮人”、“卜人”，最早见于《尚书·牧誓》，为商周时的八个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江汉之南”或楚国之南。[4]即所说的江汉之“濮”，散居楚西南及夜郎、牂牁一带。[5]总的来说，百濮是从江汉平原到云贵高原都有分布的一个古老族群。[6]川、滇、黔、桂彝族各支系的自称是有共同特征的，大部分自称中都有“濮”及与之口音相近的“泼”、“拨”等，如诺苏濮、濮拉泼，《西南彝志》中有“武濮所”的记载。彝族与古“濮人”有渊源关系，彝族自称中的“濮”、“泼”、“拨”是古“濮人”之“濮”在彝族文化中的延续，史志中亦有“哀牢夷”即永昌“濮人”的记载。[7]云南古代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频繁的分化和不断的融合，以近代的彝语支民族来说，如果追溯他们的历史，则很少有一成不变的单一民族，彝族是由古代的“羌”、“濮”、“哀牢夷”融合而成。[8]从以上史料着眼，我们并不难理解“濮人”是当代彝族的祖称这一事实。彝药在百濮时期就已鹊起，也是可信的，没有一定的使用经验是不会有“丹”的出现的。
2 爨蛮医药时期
爨夷或爨蛮，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阶层，对哀牢王国到南诏这段漫长历史时期的他称。由于历史的原因，到目前虽然尚未发现哀牢王国到南诏政权的这个时期的彝文医药典籍，但是通过为数不多的汉文书籍《蛮书》、《南诏野史》、《云南志略》、《大理行记》等可以找到爨蛮时期彝族医药的片断史料。这些汉文书籍记载了爨蛮时期彝区特产的药材，如《蛮书》中记载了唯一用彝语记录的药物“护歌诺木”，“护歌”是彝语“腰腿”，“诺”是彝语“疼”。[9]王正坤在他编著的《彝医揽要》一书中把它的基原定为Schisandrapro pinqua（Wall.）Baill.var.sinensis Oliv，现今彝医用它治疗“跌打损伤，风湿麻木，筋骨疼痛”。[10]此外，还有藤弥、孟滩竹、琥珀、犀、大虫、麝香、沙牛等动植物药的记录。
这些彝区特产的药物通过蜀身毒道、茶马古道等通道同内地开始了广泛的交流和贸易。宋代周去非所撰的《岭南代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中讲到：“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賫，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反映了彝区产药物大量输出的情况。中外扬名的大理三月街起始于南诏时期，极大地促进了彝药的交流。据传，南诏时期因瘟疫流行，南诏王命子民深山老林中采集各种药材用以防疫，于是四面八方采集之药材汇集于大理点苍山下，时值农历三月十五，故称“三月街”，又称“药（月）街”。[11]彝史、汉史均有记载的孟节治疗诸葛亮三百将士的喉痛处方中的野坝蒿就是三月街售卖的主要药物之一，直至今日，它是治热症（包括疟疾）和提取治疗疟疾药物的重要原材料。
爨蛮时期名医辈出，有史可查的有孟节、杨广和、杜清源、杨法律、杨正保等。公元225年（蜀汉建兴三年），诸葛亮率军平定云南，因瘴疫所侵，战斗力大大降低。孟节使用韭叶芸香草施治获全愈，在《滇南本草》中有“昔武侯入滇，得此草以治烟瘴”的记载。杜清源为医学世家，“杜清源祖父杜朝选，世居点苍山花甸哨。祖辈以牧猎为生，兼通岐黄。至其父杜允忠，允忠常觅药于叶榆，与段府名医杨广和善交，常为广和寻找诸药而懂药千余种，并通药性。”[12]此外，还有段府名医杨广和，南诏医官杨法律和杨正保的事迹和病案在《大理古佚书钞》上也有记载。
爨蛮时期医药发达，名医成群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探索：一是公元749年和754年，唐王朝分别命何履光、鲜于仲通率大军，“征天下兵十余万”，抵达南诏，均全军覆没，仲通仅以身免。[13]李密阵亡，被俘的士兵，全落籍南诏，其中有不少人原是工匠，习医者自不在少数，成为南诏医药发展的主要力量。一是“宋元时期，上自国主及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常常通过官方及各种民间渠道来学习内地的文化，大理国主派遣使臣高泰运到宋朝廷求书，“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14]这些书籍对于彝医后来的医药发展特别是医药理论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乡土医药时期
明、清时期，朝廷对云南的统治更是苛刻，为了灭绝云南少数民族文化，采取了很多残酷手段，“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认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15]迫使民族文化消失，医药也几乎濒临灭绝。但庆幸的是，明末清初“精通历算，哲学及医术的知识分子”根据记忆断断续续抄录的一些文献，如记载彝医药知识的《哎哺啥呃》、《宇宙人文论》、《双柏彝医书》、《启谷署》等一批彝族医药典籍，在彝族轴心地区的新平、元江和贵州仁怀、大方等地发掘出。
明朝军队攻下云南后，大量移民到云南。在云南腹地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先后迁来云南的汉族人口总数远远超过当时云南境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16]大大压缩甚或限制了云南土生土长的属于同一医药理论体系的彝族医、白族医、纳西族医。[17]为了区别于“中医”，将世代秉承本民族文化，以家传或师承为主，在本民族医药理论指导下遣方用药的各民族医生，叫做“乡土医”。事实上，来到云南的中医久而久之，也不得不使用当地的药材，解决当地民众的疾苦。因此，很难区别谁是乡土医，谁是“中医”。
被誉为“神农后裔”的兰茂在《滇南本草》序文中说：“余将已学种种草本，著之于书”。说明书中所列品种都是他伸手能及的草本。在这段短文里，值得注意的是：“已学种种草本”中的“学”，向谁学呢，肯定地说是向“乡土医”学。由此可以推断《滇南本草》就是乡土医用药经验的记录，起因是乡土医不识汉字或识字少，而兰茂是文化人，把乡土医使用的药物，用文字记录下来，自然是号称“滇南乡贤”的事了，于是就催生了《滇南本草》。这种系儒医于一身的乡土医在云南很普遍。使用中药为主的中医和使用草药为主的乡土医相互借鉴共同治疗病人，加速了中医和草医同化步伐，统称乡土医，这就是《滇南本草》中收载有大量彝区地产药材的原因。
此外，清雍正年间被召进京城为皇家医病，去世后被云南楚雄彝族人、汉族人尊为女神，建庙供奉的准塔娃。[18]清朝雍正六年创制拨云眼药锭和拨云复光散的通海人沈育柏，清朝同治四年创制黑药、紫薇膏的江川人侯万春、格勒婆，清朝光绪二十一年创制万应丹（无敌丹）的江川人王万禄，清朝光绪三十四年把开设在玉溪的“成春堂”迁到昆明，出售玉溪地产药材的峨山人彭寂宽等。[19]无一不是乡土医药的代表人物。
4 滇医滇药时期
1914年曲焕章按照其师父袁恩龄、姚洪钧传授的处方结合滇南乡土医生的配方研制出百宝丹。1916年呈送云南省政府警察厅卫生所检验合格，允许公开销售。[20]1923年曲氏获赠云南督军唐继尧书写“药冠南滇”的匾额。1926年，云南地方政权将其定为滇药，当年在东陆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滇医部，教授滇医滇药，委任曲焕章为滇医部主任。江川人侯万春、王万禄后人也不断完善“云南黑药”的配方长期经营滇药，如万应丹、紫薇膏等。从此，滇医滇药在全国享有盛誉，驰名中外。建国后的1956年，国家批准建厂生产的云南白药，前身就是曲焕章按照彝医配方创制的百宝丹。如今，云南白药已成为彝药代表品种，广泛用于内、外、妇各科疾病。
在这个时期，祖传或师承的乡土医大都以滇医滇药的名号，在各自所在地开堂行医，堂号名目繁多。如昆明的“福元堂”、“大安堂”；经营大宗云南地产药材的“临泰号”、“德丰号”。有些乡土医以师承方式培养滇医人才，充实滇医力量。如“元江县洼垤区罗垤村李仕甲，精于内、外、妇、儿诸科。民国二十九年，招收了本村李长生和白村的李开文、白佑三等人为徒，传授滇（彝）医技术，一代一代的延续。1963年全县吸收6名滇（彝）医为全民所有制人员，在县内各医疗点位行医。1969年又吸收了滇（彝）医出身的医生为各大队合作站医生，他们主要以彝族医疗技术和药物服务于各族群众，深受群众爱戴。”[21]可以证实当年大力提倡的滇医滇药其实就是彝医彝药，使彝医彝药为群众健康服务，是符合民情民意的。李孝友在《昆明风物志》中写道：“大板桥白土村少数民族医生周文斌，精外科，专治跌打损伤，处方不类常医，专用祖传草药，无不凑效如神。”大板桥一带，居住着子君人、傒卜人，也叫‘撒马帮’，这些都是彝族的支系。[22]正是因为云南各民族中形成了各族一支自己的医技超群、经验丰富的民族医疗卫生力量，给各族群众提供了看病吃药的方便条件。这个时期，云南除了江川的曲氏、候氏、李氏，通海的沈氏，还有巍山的朱氏，元江、新平的李氏，宣威的何氏都是滇医滇药世家，在当地有很高的名望，可以说是有口皆碑。
5 中草医药时期
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民族医药研究室的施文良在《云南民族医药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一文中写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全省性的大规模‘中草药群众运动’，推动和促进了民族医药的调查、发掘、整理工作的开展，全省共整理编印了十二个（十五册）全省或地区性的版本，收载药物2300余种，方剂数千个，这些药物绝大多数均产于民族地区，也是当地民族长期所言传习用的，为服从‘运动’主题，这些品种大都冠以汉名或植物名，沿袭中药性味、功能等格式撰写，只有部分品种载列了使用民族的药名及用药经验，虽然如此，也为我省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工作，奠定了极为宝贵而又丰富的基础。”[23]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中草药群众运动是特殊历史时期民族医药挖掘整理研究和发展的另一种手段。确切地说，中草药中的草药指的就是民族药。彝族医药经过这个时期也得到了很大提升，许多珍贵的珍善本彝文医药典籍得以发掘和整理，许多彝医沿用的药物品种及其临床经验得以系统地整理和应用。
除了《云南中草药选》、《昆明民间常用草药》、《玉溪中草药》等书籍记载了大量彝族习用药材之外，还有《彝药志》、《哀牢山彝族医药》、四川的《彝族医药》等记载彝药的专书相继问世，显然，这个时期的中草药运动为彝族医药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大批出生于民族医药世家的在职医药卫生人员也得以大显身手，多数参与了“中草药”的调查、采挖和资料编写。如白族的王正坤，彝族的黄传贵、方文才、李学恩、阿子阿越、李国森、王荣辉等。这个时期对包括彝族医药在内的民族医药的发展，可以说是飞跃式。主要的收获有三点：一是培养壮大了队伍；二是摸清了药物家底；三是加速了民族医药在国内国外的交流。
6 彝族医药时期
根据卫生部1977年卫药字第444号文件，全国的药检系统开展了民族药的普查工作，并着手编写《中国民族药志》一书。1977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了民族药药材32种。同年，《云南省药品标准》收载了民族药75种。1992年，云南省玉溪地区药品检验所牵头完成的《彝族医药文献发掘研究》科研课题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进步奖，彝族医药和藏、维、蒙、傣、朝医药一样被归入国家职能部门的文书档案。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下发了（1993）第64号文件《关于制定民族药部颁标准的通知》，该文件中说：“民族药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民族药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以便进一步提高传统药物的质量，保证人民用药安全有效，振兴和发展民族医药，我部决定制定民族药部颁标准。”文件还明确规定云南省卫生厅负责彝药标准的制定，复核和初审工作。从那时起，云南省卫生厅集中力量先后制订了137个彝药标准，这些品种先后投入生产。2002年2月以后，先后研制的如降脂通脉胶囊、肠胃舒胶囊、恒古骨伤愈等150多种彝药升为国家标准。从此，彝药纳入国家职能部门管理，而“民族医药”一词也随之出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中，彝族医药为解除人类疾疫病痛提供了技术支撑。
从百濮、两爨、南诏、大理、后大理的史志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彝医药始终没有偏离彝族文化、彝族信仰、彝族习俗以及彝族居住的地形地貌、天候气候等这些根本的社会元素和自然元素，离开了这些元素，彝医药也就没有根基了，也就不能称其为彝医药了，这是彝族文化孕育的结果，没有彝族文化，就不会有彝族医药。因此，我们认知彝族医药的时候，一定要遵从彝族文化。
致谢：本研究得到了获得民族医药科技进步奖传承贡献一等奖项目《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的挖掘整理与传承研究》、部级奖项目《彝族医药文献发掘研究》第一完成人；西南地区优秀图书奖书目《彝医揽要》作者王正坤先生的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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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艳秋 郑进 徐士奎 王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