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岁月瞬逝，不少历史已为尘封，某些历史却犹如拨云见日，渐渐明朗起来，彝族的历史就是这样。由于源源不断的考古发现，众多彝族经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以及其他民族古今历史典籍资料的整合，经过相当时间的混沌蒙昧之后，彝族历史的本来面目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本文正是以查阅百部彝汉经典，考察西南彝区社会历史，研究相关彝族文化遗址所得为依据，着重阐述彝族及彝族文化产生、形成、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历史轨迹。
一、彝族起源
（一）彝族是元谋人的后裔之一
由于自然科学发展的突飞猛进，人类思维得到空前解放，人类起源的观点逐步多样化，有“猿人进化论”、“海豚进化论”、“恐龙进化论”、“外星人播种论”等等。虽然“类猿人进化”有可能不是地球人类的唯一来源，但迄今为止，证据比较充分，可信度较高，接受的中外学者和世界民众最多的还是“猿人进化论”。彝族也有“啊略确挫芨(ꀊꑙꐈꊿꐛ、猿猴变成人）”的古老传说，这也是本文的基本前提。
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发现了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1975年又在该州禄丰县境内发现了距今800万年前的“拉玛古猿化石”，这是迄今所知亚洲大陆最早的原始人类。随后的考古研究进一步证明，人类自身进化发展的三个阶段：猿人——古人——新人（智人），在西南地区是连贯的，整个进化过程是完整的。猿人阶段有著名的拉玛古猿、元谋猿人，古人阶段的代表有云南西畤人、贵州水城人、桐梓人等，新人阶段的代表有云南丽江人、四川资阳人、贵州兴义人、昆明智人、昭通智人等等。这些证据充分说明，以元谋为中心的西南这一带是人类起源地之一，且有可能是中国、亚洲乃至地球人类的最早起源之地。
时至今日，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明确地说自己是元谋人的后裔。但是，离开了元谋人，西南地区的彝人，中国乃至亚洲的相当部分民族难以找到起源、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元谋人的后裔到哪里去了？中国56种民族缘自何处？亚洲人类从天而降？离开元谋人，这些问题很难找到合适的答案。
虽然生存于七大洲、四大洋的世界民族，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三大种族的地球人类，不可能有共同的始祖，但生活生存在一定范围内的一些民族，绝对是有共同始祖的，就象今天汉族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一样。自古居住在西南地区的彝族，可能不是元谋人的唯一后裔，但肯定是元谋人的后裔之一，是元谋猿人不断进化产生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元谋人不断繁衍生息，逐步发育成熟，并以地处西南腹心的楚雄元谋一带为中心，首先向西南三省迁徙扩散，再向东南西北四方扩散，并与中国乃至亚洲其他区域产生的古人类逐步融合，形成古代中华民族乃至亚洲民族的基本分布，滞留居住于西南三省和今广西境内的原始部落，最终逐步发展成为古夷人—今天的彝族。
（二）彝族是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
众多古代彝汉经典记载，及目前西南地区考古发现的相关证据充分表明，居住在滇、川、黔、桂的彝族，不是从他乡迁徙而来，而是起源于若水（ꆈꒉ,今金沙江）流域，是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
彝汉经典大量记载，西南地区自古为彝族先民居住。《山海经·海内经·若木》载：“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有禺中之国。有列襄之国。有灵山，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蠕蛇，木食。” 又载：“若木在昆仑西”。《水经注·若水》载：“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华，其光照下地。”证明了 “若木”其实不是一种树木，而是一定区域的名称。若木（ꆈꃅ）、若水（ꆈꒉ）是彝语音译，若木是彝乡，若水是彝水，“木食”（ꁮꏂ）是蛇的彝称，并不是以木为食，说明若水（金沙江）流域是彝乡山水。
《水经注·若水》载：“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關，爲若水也。南过越巂邛都縣西，直南至会无縣，淹水东南流注之。又东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又东北至僰道縣入于江。”邛都縣就是现在的西昌市，会无縣就是现在的凉山州会理县，朱提縣就是现在的昭通市，僰道縣就是现在的四川宜宾市。从四川地图上一看，这段描述说明若水就是今天的金沙江。金沙江自古以彝语命名，说明彝族自古以来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彝族起源于金沙江流域。
《水经注·若水》又载：“莋（ꎗ），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嶲曰莋。皆夷种也。”进一步证明了西南地区是古代彝（夷）民族生活生存的地方。
此外，《西南彝志》、《唐书》、《元史·地理志》、《大明一统志》、《清史演义》等历朝历代的史书，也或多或少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证实了彝族是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彝族众多家支指路经上所记载的地名，有云南的、有贵州的、有四川的，但都没有超出西南地区的范围。
从西南三省的地名沿革来看，地主也非彝族莫属。《水经注·若水》载：“莋（ꎗ），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嶲曰莋。皆夷种也。”《昆明市志》载：“昆明作为地名，根据大量的史料考证，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是来源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昆明’部落（或族群）的名称”。由此可见，昆明是因彝族部落名称而来，显然可以作出定论。成都是彝语“扯赌”（ꍰꅍ）的音译，“扯”是“大米”，“赌”是“出”意思是出大米的地方，寓意鱼米之乡。贵州彝语称乌撒（ꃶꌒ）。此外西南地区的大多数城市和地区都有彝称，象“乌蒙”(ꃶꂿ)、“觉吐木各”(ꏬꄲꃅꈯ)、“兹兹朴窝”（ꋪꋪꁍꃴ,昭通）、“阿都”（ꀊꄙ）等地名都是彝语的音译。
西南地区古蜀国、滇国、夜郎国、南诏国、大理国、南中等政权的建立也有力地证明了彝族自古以来统治着西南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帝喾（颛顼帝），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这说明，古蜀国建国比传说中的黄帝建国（黄帝建国在距今5000年左右）还要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公元前四十世纪左右），蚕丛开始建立统治王朝，中有柏灌、鱼凫统治时代，至杜宇（彝称:啊普笃慕,ꀊꁌꐧꃅ）称帝，开明后传十二世，公元前316年为秦惠王所灭，历时近4000年。四川“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所反映出的文明程度，充分体现了古蜀国空前的辉煌。
继古蜀国之后，彝族先后又建立了古巴国、滇国、古邛都国、夜郎国、南诏国、大理国等政权，继续统治着西南地区。相当时期还包括了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范围。三国时期，孔明为北上与曹操争雄，先稳定后方而平定“南中”。根据有关历史文献、战事图略等资料，中央电视台对“南中”作出了明确界定。“南中”为云南、贵州全部、四川除成都平原外的大部。诸葛亮与当时彝族统治者孟获率领的军队交战于云、贵、川三省，主战场在曲靖的陆良县。
西南地区考古发现的“龙口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昭通鲁甸野石山遗址”以及贵州发现的文化遗址，所反映的主要是彝族文化元素，进一步证实西南地区是彝族和彝族文化的发祥地。“鲁甸野石山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西南地区众多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从物体造型、图案色彩、文化内涵等方面来看，主要是彝族文化元素，且都是一脉相承的。
“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所反映文明是典型的“彝族文明”。“三星堆”文物是包含天、地、神、人、鬼，动物、植物及社会体制在内的一个完整的彝族社会体系。首先反映了彝族的三大崇拜——太阳崇拜、虎崇拜、鹰崇拜。太阳神鸟、太阳形器体现了彝族的太阳崇拜和太阳历，眼形器代表天上的星星。三星堆遗址众多的铜虎（陈德安著《三星堆》55、58号），及金沙遗址的众多石虎体现了彝族最大的崇拜—虎图腾。《山海经·海外北经》载：“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元代就称彝族为罗罗，至今彝族仍称虎为罗罗（ꆿꆈ），彝男人自称罗罗伯（ꆈꌠꁧꋠ），女人自称罗门（ꆈꃀ），彝族自古自命虎族，《山海经》中说就是彝族的虎图腾。铜鹰铜鸟反映了鹰崇拜。其次体现了彝族生活方式、生活习俗。文物里面有的酒坛、酒具、披毡（陈德安著《三星堆》71-72号）等彝族生活用品。男人头戴辫索状帽箍，实际是彝族男人的幄贴（ꀍꄟ，陈德安著《三星堆》11号），是彝族独有。铜像耳孔反映了彝族穿耳的生活习俗。三星堆所有铜人耳朵都有穿孔，至少一个，最多的有三个孔（陈德安著《三星堆》11号）。女性穿耳，世界各民族普遍存在，但是男人穿耳却是彝族及其支系独有。第三是突出展示了彝族毕摩文化。三星堆文物里面出现了很多毕摩法器：毕菊（ꀙꍗ、铜玲，陈德安著《三星堆》67-70号）、物吐（ꃼꄲ、签筒，陈德安著《三星堆》8、52、61号）、且克（ꏾꈌ、法扇陈德安著《三星堆》59号，）、洛布（ꆫꁯ、法帽），毕摩（作法）时使用的古姐（ꉂꐞ、神杈，陈德安著《三星堆》73、88、118-130号）、则戈（ꋒꇨ、神枝），还有鬼（ꆀꋌ）的铜像（陈德安著《三星堆》5号青铜跪坐人像）、法衣、法带（陈德安著《三星堆》1、2号）等，是彝族所独有。第四是反映了古代彝族社会的等级制度。三星堆众多铜像，形体有别，服饰不一，姿态各异，里面包含了彝族社会的所有等级。长有千里眼、顺风耳的纵目人是神（陈德安著《三星堆》35、36、37号）；头戴金冠，高鼻大像，神情庄重的是兹、诺（陈德安著《三星堆》12—34、38号）；手持法器，面容肃穆，主持祭祀的是毕摩（陈德安著《三星堆》1、2号）；形体普通，衣着朴实，神情淡然的是曲诺（平民百姓）（陈德安著《三星堆》11号）；形体猥琐，屈膝卑躬，神情悲凉的是改习改洛（奴隶）（陈德安著《三星堆》6、7号）；面目狰狞，双手扶膝，倾身而跪的是鬼（陈德安著《三星堆》5号）。第五是体现了彝族色彩文化。西南地区出土文物的色彩主要是红（ꃅꃴ、天）、黄（ꃅꅉ、地）、黑（ꃰꊿ、人）三种，这不仅是彝族自古以来情有独钟的三种颜色，还体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的认识。四川青川出土的文物——战国蜀郡漆器，其形状色彩和今天四川凉山彝族漆器一模一样。关于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与彝族的深厚渊源，陈德安所著《三星堆》、屈小强所著《三星伴月》、黄剑华所著《金沙考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著《金沙考古发现》也有较为深刻的阐述。
除彝族及其分支，至今还未发现其他民族在西南地区有过明显的活动痕迹。反之，彝族也没有在西南地区之外的区域留下过明显的活动痕迹。其他民族或族群零星进入西南是东汉以后的事，大量进入是元代以后。所以，只要是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都是彝族的分支，主要是“蜀侵南中”、“改土归流”分支的。比如白族，据《云南民族大事记》记载，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6年4月，才由一种叫民家族的民族改称白族的，而民家族是彝族的分支。《昭通旧志》载：“民家者，根系夷人也”。西南地区各地方古志也有类似记载。古言乌蛮、白蛮系黑彝、白彝之分，并非彝族、白族之分。大理国系彝族建立，并非白族建立，这是历史，不能作为今天专家学者的礼品随意赠送。历史改变不了现实，现实更改变不了历史。
人类首先用以代步的的马，被驯服的时间也不过几千年。陆上的车、水上的船发明的时间更短。人类文明发育的程度，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决定了古人类的迁徙，只能象蜗牛般蠕动。因此，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作大规模、长距离的迁徙，在远古社会都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关于彝族起源的东来说、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是没有充分依据的，土著说才反映了本来面目。
（三）彝族两次迁徙形成滇川黔桂分布
人类各民族的分布总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彝族的分布也是这样，东来西往，南回北归，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以云南楚雄为中心，向西南地区迁徙扩散。这是人口增加，生产力进步导致的自然扩张。这次扩张后，云贵高原与成都平原的广袤土地得到开垦，彝族在成都平原上建立了中国乃至亚洲版图上第一个政权——古蜀国，随后又建立了古巴国，在西昌建立了邛都国，在昆明建立了滇国、在贵州建立了夜郎国，在大理建立了南诏国等。杜宇成为继三皇、五帝后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皇帝（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彝族在这一时期，统一了语言文字，创造了太阳历等光辉灿烂的文化。
第二次是以云南昭通为中心，再次向西南地区迁徙扩散。《华阳国志》云：“杜宇者，从天坠，止朱提”。彝族毕摩经书记载，杜宇称帝后，成都平原遭受洪水灾难（为顾全杜宇及其子孙名誉之说），其实是开明夺取了杜宇的帝位，承接了古蜀国伟业，杜宇在这场争斗中失利后，被迫率众迁徙到昭通。杜宇率领所辖的部分彝族部属，沿金沙江而上，途经今屏山、美姑、昭觉毕尔、西昌、会理过江经巧家、鲁甸到达昭通定居。杜宇离开成都平原后，开明欲占其妻梁利，梁利宁死不从，杜宇思念其妻，抑郁而亡，因此才有了“杜宇化鹃”、“杜鹃啼血”的传说。
杜宇生三子（ꐧꃅꌺꌕ、拘木惹所），长子、次子无明确记载，其三子（ꐧꃅꌺꑘ、拘木惹牛）生六子，也就是“武、乍、糯、恒、布、默”六弟兄——彝之六祖，分别迁往云、贵、川各地，这就是彝族历史上有名的“六祖分支”。彝族《布兹劳额特依》（ꁮꋊꆏꊈꄯꒉ）载：“木几黑滇呢(ꃅꑆꉌꄅꆏ)，啊布啊列住(ꀊꁮꀊꆺꋦ)；木几木渣呢(ꃅꑆꃅꍆꆏ)，木尔药达住(ꃅꇔꑿꄉꋦ)；木几苦点呢(ꃅꑆꈐꄅꆏ)，古候曲涅住(ꈬꉻꐈꆀꋦ)。”说的就是六祖分支后的分布，武、乍主要分布在滇池周围（云南称“滇”由此而来）；布、默主要分布在贵州贵阳、赫章、毕节、大方等地；“糯、恒”（曲涅、古候）两支由三个渡口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至今明确记载已有九十多代。“六祖分支”发展扩散的彝民与第一次迁徙扩散后居住在西南各地区的彝民二次融合，形成了新的分布格局，后历经秦统天下、蜀侵南中、改土归流等多次沧桑巨变，逐渐发展成为今天滇川黔桂分布。
“六祖分支”经历了九十多代人，3000年左右的历史，这六弟兄的后裔至少已发展到500万人以上（仅四川凉山的两弟兄就发展到了200余万人），根据云、贵、川三省彝区的路南（石林）、红河、弥勒、双柏、武定、禄劝、中甸、宁蒗、罗平、大方、威宁、盘县、赫章、甘洛、普格、喜德、盐边、美姑等十八个县的十八个彝族家支的《指路经》来看，这十八个点虽地处各异，指路出发点不同，但每条路径最后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兹兹朴窝(ꋪꋪꁍꃴ)，今昭通市政府所在地。
“兹兹朴窝”是中国彝族社会知名度最高的地名概念，关于兹兹朴窝地名归属及其含义，民国《昭通志稿·沿革》载：“雍正八年八月……，遂废天梯土城，另建今城于二木那（亦名朴窝），易乌蒙为昭通，设恩安县，治附郭”。又载：“朴窝山在城东三十里，夷（彝）谓平为‘朴窝’以此山四面皆平坦也”。此外，还有建“朴窝镇”的记载。这充分证明了“兹兹朴窝”就是今天的昭通市政府所在地。关于兹兹朴窝的含义，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兹住朴窝 ”（ꌅꋦꁍꃴ、君主住地），有人认为是“木子普伍”（骑马进入）。我认为是“美丽的朴窝”。因为众多彝族家支指路经不可能都犯同样的错误，没有哪家的写过“兹住朴窝 ”。至于“骑马进入”与“朴窝”（平坝）含义相去甚远。从“兹兹曲尼”（ꋪꋪꐈꑌ）为“美丽的鸟儿”来看，“美丽的朴窝”（今言美丽的昭通）可能才是其真正含义，再从彝族生者、亡者都向往的地方来说，也是可信的。
中国学位委员会委员、世界知名的彝族语言文字学家、西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沙玛拉毅一行， 2008年7月22日至30日对昭通市内的“夷都山”、“乌蒙王阿杓坟”、“鲁甸野石遗址”、“豆沙关袁滋摩崖石刻，五尺道”等文物古迹进行全面的考察，对相关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昭通彝族文化渊源作出了如下判断：昭通是蜀帝杜宇故里，是彝族文化的发祥地，是六祖分支的地方。这些结论也给予了有力的佐证。
二、彝族文化
一个民族产生，必然有与之并行的文化形态。勤劳智慧的彝族先民，创造了值得子孙后代为之骄傲的光辉灿烂的彝族文化，它不仅成为彝族自身的灵魂与精神支柱，而且对中华文明乃至亚洲文明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今，彝族文化经历了“焚书坑儒”、“蜀侵南中”、“改土归流”、“破旧立新”四次重大“灾难”，遭到严重摧残，即便如此，今存的彝族文化仍为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奇葩。
（一） 独立完整的语言文字
彝族语言文字产生的时间很早，而且语言文字系统独立完整。彝族统一文字的时间应该在古蜀国建立前后，至少在“六祖分支”（距今3000年左右）之前。
如今滇川黔桂分布的所有彝族，虽然方言各异，但文字却是完全统一的，各方言区的毕摩经书都能互通。如果“六祖分支”之前没有统一文字，四分五裂之后就不可能统一到今天这种程度。而且，只有“六祖分支”之前，作为一个绝对独立而强大的民族，彝族才有统一文字的社会环境。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那时不叫汉字，因为东汉之后才有“汉人”，今汉族这个称谓）之后，彝族文化由此前的强势文化逐渐走向衰落，彝族及其文化历朝历代都受到打压，也就更没有统一文字的机会了。
彝族六大方言区统计出古彝文字共有84800个单字（另一说86765字），云、贵、川收集整理了40000左右的单字，这些数据说明彝族语言文字早已成为独立完善的体系，成千上万彝族的毕摩经书也是非常有力有证据。
据四川凉山彝族文献和族谱记载，部分彝族家谱已有270多代的记载，以每代30年计算，就是8000多年的历史。彝族能够在距今6000年左右建立古蜀国，说明当时彝族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彝族《毕兹特依》记载，彝族毕摩作毕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彝族文字统一的时间应该和此年限基本相当。
距今6000年左右的西安半坡出土的甲骨文，是神州大地上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与彝族文字有着深厚的渊源，彝族的毕摩认出了其中21个彝文单字。距今4600左右的巴蜀图文，除彝族外，也没有哪个民族敢于相认，更加证明彝文字早于其他文字。
再看国外亚洲的情况，日本、韩国、朝鲜等国的文字里面也有许多与彝文字相同的文字。特别是日本的语言文字，发音方法与彝语的发音方法基本相同，即使是汉字符号，其读音也和彝文字读音相似。日本人“寻根问祖”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人的祖先是云南人，而且是彝族。东南亚越南、老挝、缅甸等国也有彝族居住，其语言文字也保留着古彝族语言文字的一些元素。从更大范围证实了彝族语言文字流行的时间长，地域广。
（二）闻名万年的天文历法
彝族先民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对天文地理有了深入的研究，当今世界公认的最合理、最准确、最先进的历法是彝族的太阳历，其科学性超过如今通用的公历。太阳历产生地域为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产生的年代上万年，比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埃及公元前4241年创立的历法要早几千年。作为彝族文化的代表作，他是彝族及其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太阳历的基本内涵是：以1个属相周期12天为基本单位，以3个属相周期（36天）为1月，把1年分成10个月，多出的5.25天作为当年与次年过渡的时期，称为“过年”，彝族至今仍沿袭的十月年正是来源于十月太阳历。民国《昭通志·夷（彝）俗》载：“婚礼以牛羊为聘，不遵正朔，咸以十月朔为年”。1935年4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出版的《四川省雷马俄屏调查记》有彝族十月太阳历的记载，彝族学者刘尧汉教授与天文学研究员卢央合著有《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也是有力证据。据说，日本的太阳旗也与彝族太阳崇拜和太阳历有着某种渊源。显而易见，对彝族是否发明使用过十月太阳历提出质疑是毫无根据的。
（三）恩泽宇内的数学成果
睿智进取的彝族先民不断积累生活经验，研究自然科学，从结绳记事到发明二进制，对人类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二进制是彝族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杰作。没有二进制就没有微机，就没有现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其重要性由此可见。德国数学家莱布列兹受四川凉山彝族文化启示，研究发明了数学二进制，实际是窃取了彝族先民的数学研究成果。
（四）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
彝族自古以来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神话、传说、史诗、儿歌等。著名的有古代的《洪水泛滥》、《支格阿鲁》、《西南彝志》、《梅葛》、《玛牧特依》、《勒俄特依》、《指路经》、《宇宙人文论》、《阿诗玛》等。还有由四川凉山出版，素材收集于云南永善的两大彝族史书《古侯》、《曲涅》，以及现代作家李乔写的《欢笑的金沙江》等。最早见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的彝族医药古籍《齐苏书》，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出12年。彝族有成千上万的民歌，其中有上百首优美动听的酒歌，这在世界民族中都是少有的。彝族达体舞是人类社会至今最具全民性、最富人性化、最有圣洁感的舞蹈，现正在为世界所认识接纳，深信有朝一日它将风靡世界。
（五）独树一帜的建筑服饰
彝族在建筑方面的造诣也是很深的，彝族窜架板板房从外形的美观，工艺的精湛，到抗震的功能，可以说都是世界一流的。古之碉楼也为彝族发明，西南地区彝族建筑风格的多样化在中国乃至世界各民族首屈一指。凉山自治州奴隶社会博物馆“民俗院”是一间全木构造房，它是美姑县的阿兴拉坡建造的，从墻体、内架到顶盖总共2700多个部件，没用尺子，没用钉子，不加楔子，全是笋头直接斗接起来就成了一间房，据说如果在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它也能达到基本完好无损。彝族窜架板板房的建筑风格和构造原理在亚洲国家普遍得到运用，尤其是日本。
彝族服饰类型多样，色彩以黑、红、黄三色为主，美丽大方，热情奔放，在世界服饰中独树一帜。研究彝族服饰的学者说，彝族服装有380多种，每天穿一套，全年不重复。
（六）文明完善的婚丧习俗
彝族有比较成熟的、先进的婚丧习俗。在父系氏族之后，彝族婚姻可以简要概括为“等级内家族外”婚姻。古代彝族社会主要分为兹、诺、曲诺、改习、改洛五个等级，一般情况下只在等级内互相通婚，家族成员是永远不能通婚。现行《婚姻法》规定直系血亲三代内不能通婚，其他少数民族一般五代以后就可以通婚，彝族至今家族不能通婚，这一条避免了近亲，是最先进的。有的民族开姨妈亲，彝族不开姨妈亲，只开孃舅亲，由于孃孃和父亲已有阴阳基因上的差别，所以孃舅亲很少出现弱智、畸形，而姨妈亲则不然。彝族婚姻制度虽然在内部有等级禁忌，但与外民族通婚是非常开放的。有一句彝语“所兹所吮呢兹芨”，意思是说三代娶汉族为妻就成土司。彝族婚礼热烈隆重，场面朴实宏大，程序井然规范，形式丰富多样，内容精彩纷呈，婚礼场合有摔跤、赛马等体育竞技表演；有克智等知识演讲表演；有乐器歌舞表演；有服饰文化展示。迎亲、送亲、对歌、哭亲、抢亲每个环节都充满诗情画意，氛围非常感人。一场完整的婚礼就是一场大型的文艺体育活动，就是一次彝族伦理文化的展示，就是一堂生动的彝族传统教育课。
彝族既简朴又环保的丧葬习俗，是中华民族丧葬习俗中最科学、最先进的。一般情况下，无论是高官厚禄还是一贫如洗，只要有一床黑色毡衣披在遗体上就行，不需要棺材。遗体火化后不砌坟墓，只要放上一个石头作标记就行了，既不占土地，又不破坏森林。这从古就有的习俗，虽不是为迎合现代政策法律而立，却顺应了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和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此外，丧葬中也有很多优美动人的音乐舞蹈，如《喀洪贝》、《搞觉》等，让人们在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中寄托哀思。
（七）博大精深的毕摩文化
毕摩作为彝族社会特殊的阶层，是彝族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承人，他们发明创造了彝族语言、文字、文化，记录了彝族产生发展的历史，宣传宏扬了彝族豪迈无畏的精神，从古至今安抚慰藉着彝族人民的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说，毕摩是彝族人民的精神支柱。一个优秀的毕摩，是彝族社会语言文字学家、天文气象学家、历史文化学家、伦理法制学家、彝族诗书画家，甚至还是建筑专家，在彝族社会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彝族格言“兹哪毕阿德”就是有力的证明。
成千上万涉及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彝族经书见证了毕摩们的丰功伟绩，没有毕摩就没有彝族毕摩经书，没有毕摩，彝族就无从知道自己的历史，无法寻找自己的根，更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字文化，因此，彝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中璀璨的明珠，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毕摩经书采取记叙、诗歌、散文、童话、神话、歌舞、绘画等形式，记叙了天、地、人，山、水、林、田，豺、狼、虎、豹，牛、羊、猪、鸡等世间万物的起源及社会历史的变迁，内容涵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哲学、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医学、建筑、谱牒、民俗、伦理道德等。从毕摩技能层面看，观天象察世间风云变幻，用经书卜人生，看鸡舌观财喜，查鸡蛋测鬼怪神灵，打木刻辨得失，烧羊卦占吉凶，能打杂角治疾患（针灸学）。为生病之人驱鬼敬神，为死亡之人送葬安灵，为建房造屋、婚丧嫁娶选择吉日良辰，给村民送清净菩萨，驱除妖魔鬼怪，驱散阴霾，趋利避害，驱凶就吉。现代部分学者研究认为，毕摩经书在语言表述具体、预测方便简洁，结果准确可信上远远超过《易经》。部分毕摩掌握彝族绝技，能赤足踩、用舌头舔烧红的铧铁、能吃火把，用开水洗脸、洗澡，能口衔100余斤的活羊转圈圈，有的苏尼一次能转3000多圈。至今无法用自然科学原理诠释的彝族毕摩苏尼绝技，让世人心灵震撼。问世间谁能吃铁吐火？唯彝族毕摩苏尼！彝族乃至整个社会都应重新认识审视毕摩文化。毕摩文化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宗教价值等正在为社会所重视，其中的自然观、伦理观、和谐观等正在为大众所接受。
（八）广为传播的彝族文明
从彝族起源与彝族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神州大地上最早统一的是彝族文字，最早的历法是彝族的太阳历，最早的国家是彝族建立的古蜀国、古巴国，最早从事宗教的是彝族的毕摩先生，最早种植稻谷的是云南四川。由此可以判断，中华文明从人种角度来看，首先从元谋人起步；从地域范围来讲，首先从云南楚雄开启；就文化形态而言，首先从彝族文化起始，逐步伴随人类传播东南西北四方。其中最重要的传播线路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即从楚雄→昆明→曲靖→昭通→三星堆→殷商，逐步演绎成为中原大地的文明—中华文明。
云南大理的“龙口遗址”、昭通鲁甸“野石遗址”、“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和“殷商文化遗址”一脉相承就是有力的证明。陈德安著《三星堆》言：“三星堆文物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商周时期的古蜀国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从而否定了以为古代蜀国文化比中原文化发展缓慢之说”。又言：“由此证明三星堆遗址晚期，古蜀民族已率先进入阶级社会，一个凌驾于周围酋邦部落的奴隶制国家——古蜀王国，雄踞在川西平原上”。
《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帝喾（颛顼帝），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又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兵”，古蜀国先于中原大地建国，说明西南地区开发早于中原地区。黄帝与古蜀国联姻，依附古蜀国，巴蜀之兵曾驰骋中原大地，证明了古蜀国的强大和对中原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过去认为古蜀国与中原没有联系或联系很少，以及中原文化先入为主，影响古蜀国及西南地区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的。是古蜀文化、彝族文明以当时强势文化的地位，引领了中原文化，对其产生了重大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