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时为序，对5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贵州学者研究夜郎的重要成果、重大学术活动进行了介绍，并对其在夜郎研究中的意义作了简单评价；第二部分综合地评述了贵州在夜郎研究中，在有关时间空间定位、经济状况、社会性质、族属、政治中心与中央王朝及周边的关系和文化等八个方面提出的各种观点、见解和思路，总结了研究者们50年来所形成的共识。对夜郎研究中所表现出的阶段性特点或倾向予以概括，并提出了当前和21世纪夜郎研究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
正文
夜郎，战国秦汉时期一个确实的历史存在虽然早巳消亡，但却成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孜孜以求解答的历史之谜。
贵州解放初期，由于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是形势的当务之急，史学研究的重点在普及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贵州学者乃至学界名流如郭沫若对夜郎的认识，多依据前人研究的成果而莫衷一是，错讹纷呈。1958年，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搜集、整理了一批贵州史的资料，贵州古代史的研究与编写工作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夜郎作为贵州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其研究自然纳入了计划。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贵州古代史的研究始终没有真正系统开展，夜郎研究也只在少数学者中浅尝辄止。直至“文化大革命”，一切学术研究均成了“革命”的对象，夜郎研究始终未有成果问世。
1970年7月，由于考古中发现了夜郎时期的重要文物，贵州省博物馆约请省内各高校、原科研部门及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安顺举办考古训练班。侯哲安教授在会上介绍了他多年收集整理夜郎文献的情况。虽然会上有所讨论，但没有形成论文交流，会后也未留下有价值的系统记录。然而，这确是贵州研究夜郎的开创性的破题之举。
粉碎“四人帮”以后，万象复苏。1976年的《贵阳师院学报》第3期发表了宋世坤的《试论西汉时期夜郎的社会变革)，论述了夜郎的社会性质，汉武帝通好西南夷，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导致其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1977年的《贵阳师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杨庭硕、谭佛佑的《简话夜郎》，进一步论述了夜郎的社会性质。同年9月1日，《光明日报》对上述两文的观点作了述评。这年第4期的《贵阳师院学报》还发表了王燕玉的《夜郎沿革考》，论述了夜郎国的概况、疆域、汉夜郎的兴衰以及夜郎国灭亡后历代在夜郎故地或有其影响的地区设置夜郎郡、县的历史源流。
1978年3月，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决定恢复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稍后，又在此基础上筹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8月，刚刚恢复研究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在贵阳召开古夜郎问题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20余篇。与会者从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角度，根据文献记载，对夜郎的疆域、族属和社会性质等问题作了讨论。一些与会者认为夜郎的社会性质处在部落联盟的原始社会末期，但大多数与会者较一致的看法是：尽管夜郎还不是成熟的奴隶制国家，但确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但是，对夜郎的疆域，特别是夜郎的政治中心夜郎的族属等问题，仍存在较大分歧。会后，选择会议论文14篇编辑为《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1979年2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贵州史学界对夜郎研究的第一次展示。它引起了省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形成贵州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成为贵州社会科学界开始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