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近一个世纪我国彝族史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及评述。20世纪前50年，是我国彝族史研究的开创阶段，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还只有很少的学者专门从事彝族史研究，且研究领域比较狭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彝族史研究发展迅速，硕果累累，成绩斐然。
关键词：20世纪；彝族史；研究回顾
2003年我国彝族760多万人口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族有自己的文字，彝文经书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有重要的史料和研究价值。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曾在历史上留下过光辉的足迹。近百年来彝族以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吸引着国内外学者，彝族史研究一时蔚为大观。本文仅就笔者管见所及，对彝族史学的发展作一个世纪回顾，并对有关问题略作评述。
一、20世纪前50年的彝族史研究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不乏彝族先民活动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彝族先民走过的历程提供了可靠的资料。通过《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列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新唐书》、《宋史》、《元史》以及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唐代樊绰的《蛮书》、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明代的《土官底簿》、清代毛奇龄的《蛮司合志》等典籍文献使我们能把彝族先民用作自己族群标志的名称逐一排比出来。（叟、蜀）、昆明-爨-乌蛮-罗罗等名称都是不同时期对彝族先民的称呼。从唐代记载徙莫祗开始各种史书、方志还记录了许多作为地域标志和家氏区分的支系名称。彝族的风尚、礼俗与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自古也有记录。但这些都不能与今天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史研究相提并论，论述多有偏颇，记载亦较简略。真正的彝族史研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的。
直到19世纪末，中国学人还没有看到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性。恰在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渐，一些西方的“旅行家”、“探险者"开始涉足我国西南地区，古老的彝族自然成为他们率先"研究”的目标之一。捷足先登的是法国人，继之而来的是英国人，这些"探险家”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外交官，有的还是身世显赫的亲王。他们或以私人身份独往，或奉命率队考察，大抵以搜集彝族资料为主要目标。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进入云南四川彝区，有的在当地居住10一20年之久，在布教的同时，也积极调查彝族现状，研究彝族历史，并发表一系列的著作。1866年，法国交趾支那总督派杜达尔·特拉格莱组织探险队调查湄公河，1867年进人我国云南，到达大理、会理、昭通等地，搜集有关彝族情况，这是近代外国人首次进人彝区。19世纪末，拉古柏里到云南旅行，著有《中国人之前的中国语言》.其中涉及彝族。20世纪初，法国人对彝族的调查进一步深人。法国军医吕真达从1907一1910年先后两次考察四川、云南彝区，著有《傈倮人的人种学和人类学研究》、《建昌罗罗》等;法国传教士保尔·维亚尔(汉名邓明德)在云南路南彝区传教十余年，著有《保:历史、宗教、习俗、语言和文字》,并编有《法罗字典》;另一位在路南、昭通传教的利埃达尔著有《阿西倮倮地区》、《云南保保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英国人戴维斯在19世纪末受英国政府派遣调查印度至云南筑路工程可行性，对云南民族进行调查，著有《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20世纪初，到川滇彝区活动的英国人渐多，如费格生曾绘《罗罗国土地图》，刊于1910年出版的《地理杂志》.为国外介绍彝族最早的一份地图。此时期，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也对我国南方民族作过调查，发表了《清国云南保罗调查》、《傈罗族的神话》、《保罗种族的体质》等多篇有关彝族研究的论文。这些外来者对彝族研究的兴趣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战争的影响，西方人对彝族研究趋于冷落状态。
（上世纪初，德国外交官弗里茨·魏司拍摄的凉山彝族人）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彝族史研究的开创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工作主要是由英法等外国人进行的，因而这一阶段的葬族史研究，不能不打上深深的殖民主义的烙印。尽管西方人早期彝族史研究中充斥着许多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论调，但也应该看到，此一时期的研究客观上起到了彝族史研究的草创作用，使这一课题引起世人的注目，并在资料收集方面作了初步工作。另外，西方一些学者采用人类学和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研究彝族文化和彝族历史，对以后的中国研究者起到开路作用。
我国对彝族史的研究是20世纪初开始的。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彝族在旧中国不能取得平等的地位，这给彝族史研究带来很大影响。当时，在研究条件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众多学者或随官方组织的考察团或参加各种学术团体，深人滇、川、黔广大彝区，对彝族的语言、风俗、宗教、历史等进行调查和研究。尽管调查不深人，研究也不系统，但国内的彝族史研究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取得了比之西方研究者大为深人的进展。而且，调查积累下来的不少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线索。
在20世纪上半叶，国内学人的著述中对川、滇交界的凉山彝族多有描述。国内对凉山彝族第一次调查是在1912年进行的，当时，四川都督府派员赴四川小凉山彝区调查，随后许多专家学者、社会团体、学术机构纷纷赴凉山彝区进行调查，兴起了彝族历史文化研究热潮。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傈族调查》(1940年)、张云波的《倮罗文化概论》(1940年)、庄学本的《西康夷族调查报告》(1941年)、林惠祥的《倮罗标本图说》(1931年),岭光电的《傈情述论》(1943年)、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的罗民》(1944年)、曾昭抡的《大凉山夷区考察记》(1945年)、任映苍的《大小凉山傈族通考》(1947年)和《大小凉山开发概论》(1947年)等，都是当时学者调查研究彝族较具影响的著述。其中，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的罗民》是一本民族学专著，论及彝族财产、婚姻、阶级制度与政治等;曾昭抡的《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对以往考察凉山彝族的团体及其工作加以评述.并对彝族族源和族名也做了一番研究;任映苍的《大小凉山傈族通考》考察了关于彝族族源的研究论说，尤其对彝族社会组织叙述颇详，全面地分析了凉山彝族社会制度，鲜明地提出“奴隶制度”的看法，作者在行文中还多次引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有关论述，实属难能可贵。在文史研究领域，以杨成志、林耀华等人的影响较大。杨成志于1928年和1930年两次深人凉山进行民族学调查，发表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1930年)、《罗罗说略》(1930年)、《从西南民族说到独立的罗罗》(1932年)等论文，特别是1934年发表的《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是一篇早期彝族史研究的综述性论文。林耀华于1943年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赴凉山腹心地带进行民族学调查，并于次年完成名为《凉山夷家》的实地调查报告，该书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建国前屈指可数的一份凉山彝族调查的学术专著。林耀华以人类学家的眼光对彝族中的黑彝进行体质测量，以科学的结论批驳了外人所谓彝族"高加索种"的谬论。书中对凉山彝族的阶级、社会组织和家支的分析均为此前调查者所不及。此外，马长寿、江应樑等著名学者也曾到凉山彝区进行过调查。马长寿于1940年发表的《四川古代僚族问题》和《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都论及彝族史;江应樑于1948年发表的《凉山夷族奴隶制度》以及由广州珠海大学出版的《西南边疆民族论丛》亦是与凉山彝族研究有关的学术著作。我国最早从语言文字角度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首推杨成志先生，其后丁文江、袁家骅、罗常培、傅懋、马学良、高华年、闻宥、李仕安等均深人到滇、川、黔彝区对彝族语言文字作过开创性的探索。就研究成果而言，杨成志的《中罗字典》、《云南罗罗的文字》(1934年)颇益后学，而丁文江搜集整理、罗文笔翻译的《囊文丛刻》(1936年)及后来马学良用国际音标记音的《傈文作斋经译注》(1949年)、《傈文祭献药供牲经》(1948年)，更具影响。
在研究彝族宗教方面，许多学者经过实地调查也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著述。陈宗祥的《西康栗粟水田氏族之图腾制度》(1947年)、雷金流的《云南澄江罗罗的祖先崇拜》1947年)、黄万民的《傈罗的禁忌》(1944年)、陶云逵的《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1943年)、杨成志的《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1931年)等，均在学术界影响甚深，迄今仍不失参考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云逵先生，其最著名的成就是在彝族地区发现并首先报道了图腾制遗留，他对云南新平鲁魁山等地的调查材料，长期以来都被人们不断引用。
对彝族族源问题的探讨，也是此时期彝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关于族源之争，凌纯声认为彝族源于康藏，向达主张彝族"来自氐羌”，方国瑜力主此说，马长寿则提出彝族土著说之见。尽管多有歧义，但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初露学术锋芒，并为20世纪彝族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彝族族源问题的研究，又与唐代乌蛮及南诏史研究紧密相关，此方面成绩最著者当推冯汉骥和凌纯声。冯汉骥和英人J·K·希沃古合写的《彝族的历史起源》，认为“东囊乃彝族无疑”。文章使用大量汉文献资料和彝族志材料，驳斥了拉古柏里、维尔等人关于彝族为西方人种的观点，并且指出“在文化上南诏与彝族之关系，较之自称南诏是其祖先之掸族，更为密切。”1冯汉骥另一篇文章《保罗与东爨》进一步论证:“东囊之为罗罗，似无可疑义，蛮书所载，极为明显”2。1938年，凌纯声发表《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一文，认为"在唐代分布于云南自东北部而至步头，由西北而达蒙化的乌蛮种族，由其地理的分布上观之，虽不能说尽属于今日狭义的罗罗一族，而属于今日广义的藏缅族殆无疑义。”提出"创立南诏的蒙氏是乌蛮，属于今之藏缅族。”3该文对南诏王室族属研究问题澄清西人制造的混乱曾起过重要作用。
概括来说，在20世纪前50年，我国的彝族史研究尚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阶段。据不完全统计，自1911年至1949年，关于彝族研究和调查的专著有50余种，论文100余篇。这些著述的内容涉及彝族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政治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历史族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见地，但多数尚停留在介绍叙述和研究的初级阶段。同时，由于诸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他们治学独到，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也产生了一批高水准的学术论著，从而开辟了彝族史学的良好途径。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要对彝族史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时期我国还只有很少的学者专门从事彝族史研究，出版发表的论著也为数不多，而且研究领域尚比较狭窄，学科发展余地较大。
二、新中国建立后的彝族史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彝族史研究进人一个崭新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彝族史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即50、60年代是彝族史研究的奠基阶段，广大研究工作者通过全面深人的调查，获得了弊族社会和历史的大量基本材料，并通过分析加工，理清了彝族史研究的主要线索。由于十年动乱的干扰，彝。族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一度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是彝族史研究的发展繁荣阶段，其主要标志是一批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出版，综合性的彝族史著作出现，专题探讨更加深人，多学科交叉运用研究已经开始，发掘整理和使用彝文资料的局面全面铺开。彝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深人发展的新时期，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硕果累累，成绩斐然。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事业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扶持，关心和研究彝族史的人越来越多，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逐步摆脱了落后面貌。1956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全国人大民委领导下.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并提出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的任务。在统一部署下，当时组成的四川、云南、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进行了大规模的彝族社会历史调查，及时抢救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所内外一批专家分赴西南彝族地区，在继续完成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组织有关专家编写《彝族简史》。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国瑜、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马长寿是首先被委托撰写彝族通史的史学家，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被委托研究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文物。1959年，马长寿教授写出《彝族古代史》(初稿).次年，方国瑜教授写出《彝族史长编》,冯汉骥教授先后写出《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一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云南晋宁石寨山铜鼓研究》等文1。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结合在彝区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联合组织的《彝族简史》编写组，于1960年写出《彝族简史》初稿。后经多次修订和增补，《彝族简史》于1987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图源：孔夫子旧书网-木兆轩）
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的彝族史学一度形成研究高潮。北京、西安、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一些学校与科研院所，相继开展彝族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研究条件比过去大为改善。方国瑜、马长寿、江应樑、马学良、林耀华等老一辈专家积极发挥作用，为培养新一代彝族史研究工作者付出了很大心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彝族史研究中的运用，标志着彝族史研究真正上升到科学的水平。从事彝族史研究的学者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一样，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指导彝族史研究，从而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更有所拓进，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众多学术成果的问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成于此时期的研究高潮。新中国成立后，彝族史研究的发端，仍是有关凉山彝族社会的研究。50年代初，民主改革的伟大历史任务要求民族工作者尽快地提出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科学依据，因而凉山彝族社会调查研究便成为一个重大课题。早在1951年，赵卫邦写过一篇《略论凉山彝族的社会性质》的短文，提出了凉山彝族社会性质问题。而对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社会形态最早加以公开论证的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郭沫若.他在1954年出版的《青铜时代》一书中引用1935年《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中的材料.以凉山彝族社会论证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在同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一书中引用胡庆钧在凉山彝区的调查材料，对凉山黑彝奴隶主和锅庄娃子、安家、曲诺进行了阶级分析。1954年，张向千发表《西康省大凉山彝族的社会经济制度》，从社会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政治制度、习惯法等几方面加以论述，指出"大凉山彝族社会尚处于极为落后的奴隶制与农奴制阶段。”1956年，胡庆钧发表《论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明确指出“作为这个地区彝族的社会经济制度最显著的特征是还保留着奴隶制度。”1957年，胡庆钧发表《再论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从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组织的氏族机关在彝族社会里面所起的政权机构的作用，进一步论证凉山彝族社会的奴隶制性质。《民族研究》1958年第1期发表了夏康农、程贤敏等人撰写的《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以前的社会面貌》一文，也认为"在民主改革以前，我国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地区还保留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第一个剥削形式的奴隶社会。”1957年3月，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召开的一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第一次工作汇报会上，许多专家和民族工作者就凉山彝族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胡庆钧、夏康农主张奴隶制说，张向千和林耀华也持同样看法;张英达认为民主改革前彝族社会是封建制的;马长寿的看法是，在凉山周围和汉族接近的地区是封建制的，而在中心地区则是奴隶制。历史学家杨向奎教授虽然没有亲身去凉山考察，但他据已发表的材料，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说奴隶和农奴可以同时存在，并不是混淆奴隶制与封建制界限，这还是有严格分野的，凉山在主要地区应当肯定是奴隶制，在某些地区，因为条件不同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是没法否认的，同时无论哪个地区，全有类似农奴阶层的人，也是不容否认的。”3也有学者不同意凉山彝族社会为奴隶制，而认为是封建制，江应樑在《凉山彝族社会的历史发展》(1958年)一文中即主张彝族社会"是以地主剥削农民为主体的封建生产方式，但也保存有奴隶制的残余”。关于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先后有施修霖、陈吉元的《关于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经济结构》(1959年),陈可畏的《试论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中阿加的阶级性质》(1960年)，胡庆钧的《民主改革以前凉山彝族的社会性质问题》(1961年)、《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研究述评》(1963年).束世澄的《论凉山彝族解放前的社会性质》(1961年)，王景阳的《谈谈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的性质问题》(1963年)等一批论文相继问世，对凉山彝族社会性质作了系统的探索。彝族族源研究的重大突破是氐羌说在学界的确立。此说贡献最著者是方国瑜，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油印的《彝族史长编》讲义中，明确而系统地提出:“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指出“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早期居住在西北河湟一带的就是羌人分向几方面迁移，有一部分向南活动的羌人，是彝族的祖先。”同时，认为古代的叟与彝族、彝语支各族也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方国瑜的这种见解，很快被大多数学人所接受，1963年云南民族调查组编印的《彝族简史》即采用此说。1963年，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重印自序”中也提出"羌人即是乌蛮，也即是今天的彝族。”1962年，彝族学者刘尧汉发表《彝族的主要源流-唐代滇西乌蛮中的顺蛮、南诏、磨弥、罗仵及仲牟由》，结合彝族历史传说探讨族源问题。随后，杜玉亭写了《对"彝族的主要源流”的商権》，提出一些与刘尧汉不同的看法。有关彝族族源问题，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度形成研究高潮。
虽然建国后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彝族史研究也在许多方面存在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不少课题在当时条件下难以持续开展而时断时续，但与20世纪前期相比，毕竟有了比较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彝族史学界已初步形成一支比较精干的研究队伍，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可以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个良好的基础已然奠定。遗憾的是，这一局面被"文革”十年动乱破坏殆尽。由于十年动乱的干扰，彝族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一度中断。
十年动乱后，彝族史研究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得以复苏，开始走上正轨。70年代末，一些地方民族史专著开始出版，1978年出版了马曜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979年出版了尤中的《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1984年出版了周春元、王燕玉等人编著的《贵州古代史》这些著述，包含了比较丰富的彝族古代史内容。有关凉山彝族社会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人，何耀华的《论“曲诺”的阶级性》(1977年)和《论凉山彝族的家支等级结构》(1978年)、李绍明的《论凉山奴隶社会曲诺等级的阶级属性》(1977年)、詹承绪的《凉山彝族的一个奴隶市场调查报告》(1980年)等，把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引向专题探讨。而杜玉亭的《元代罗罗斯土官的建置和评价问题》(1980年)、唐嘉弘的《凉山土司族属考-附论土司制度下的生产关系》(1981年)、徐铭的《元代凉山彝族地区的行政与经济》(1981年)和《清代凉山地区的经济发展》(1983年)、何耀华的《凉山土司考察》(1981年)、陆思明的《略论我国彝族古代社会及其发展》(1980年)等文章，对于研究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历史由来和发展过程，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彝族史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贡献。英国学者惠灵顿于1959年出版的《凉山的奴隶》，着重介绍了云南小凉山的彝族奴隶制度，并对社会等级制度、婚姻关系作了介述。苏联学者P··伊茨1972年出版的《东亚南部民族史》，是一本包括彝族在内的中国。南方民族史著作，引用文献、考古、语言资料较为丰富。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1982年出版的《南诏国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疆》，认为“南诏国的主要居民属于藏缅语系，就是今天的罗罗和民家。”表明国外对彝族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和见解。此外，日本学者白鸟芳郎的《西南中国》(1960年)和《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史调查》(1957年)加佐明的《中国西南彝族的社会组织》(1960年)、君岛久子的《虚幻的夜郎国--论竹王神话的原乡》(1969年)、藤泽义美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南诏国历史研究》(1969年)、竹村卓二的《华南的少数民族》(1982年)、栗原悟的《明代彝族土司》(1982年)等，也具有一定影响，值得后人称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彝族史研究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随着彝族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在全国逐渐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研究队伍的壮大，新生力量的成长，为彝族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1年11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成立，并于1985年在四川西昌召开了首届全国彝族学术讨论会，就彝族族源、彝族古史分期、元明清彝族社会的发展演变、凉山彝族奴隶制、彝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彝族宗教、天文历法、彝文古籍、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有益的探讨，根据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了《西南民族研究彝族专集》。1981年，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彝族文化研究室，1984年在此基础上组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到楚雄"智力支边”的彝族学者刘尧汉教授担任所长，立足楚雄，对滇川黔地区彝族文化进行调查研究。除进行实地调查外，该所还编辑了一套"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和《彝族文化》年刊、《彝文文献译丛》等。其后，北京、云南、四川、贵州先后成立彝学学会，不定期出版彝族史及相关问题的学术论文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彝族史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增多。1990年由法国海外科学院乔治院士发起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学术报告会”;1994年由美国学者斯蒂芬·郝瑞教授发起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彝学研讨会;1996年由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教授发起在德国特里尔市召开了第二届国际彝学研讨会;2000年9月由中央民族大学、云南省彝学会与前两届发起人联合，在我国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召开了第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扩大，研究论文一届比一届深广，中外学者共同切磋，收效很大。通过对外学术交流和学术情报工作的开展.不仅开阔了我国彝族史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提高了彝族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彝族史研究者在资料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是对与彝族史有关的汉文资料的搜集、整理、利用和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产生许多新成果。1984年出版了方国瑜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继后又出版《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史料丛刊》，虽不是单独针对彝族，但就其史料收集的广博、考校的精深、使用的方便，都是堪称一流。尤其《云南史料丛刊》一书，对明代以前的彝族史的重要资料，几乎都包罗其中。而向达的《蛮书校注》、赵吕甫的《云南志校释》、王忠的《新唐书南诏传笺证》、李霖灿的《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王叔武的《云南古佚书钞》等，都是有关南诏史文献整理的具有较高水平的著作。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云南省历史研究所辑录的《明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徐铭的《清实录彝族史料辑要》、魏治臻的《彝族史料集》、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华林的《西南彝族历史档案》等，为研究彝族先民活动和明清时期彝族史提供了方便。何耀华的《武定凤氏本末笺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编《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则是研究葬族史及其乌蒙彝族封建领主制度的重要资料。此外，汪宁生的《云南考古》李昆声的《云南文物古迹》张增棋的《中国西南民族考古》、李朝真的《彝州考古》等，包括了不少对于彝族史研究有用的考古参考资料。
彝文记载的彝文古籍数量繁多，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彝文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翻译工作成绩斐然可观。贵州毕节彝文翻译组自1955至1966年10年间翻译了《西南彝志》、《六祖纪略》、《水西全传》、《水西制度》、《笃慕史记》、《德布史略》等22部、50余卷。其中《西南彝志》不仅记述彝族先民对宇宙和人类起源的认识.还描述了彝族及有关各族的古代社会面貌，反映其政治、经济、文化源流.具体地记述了西南地区彝族各主要支系的母系及其相互关系，是一部较全面地记载西南彝族历史的古书。80年代初马学良教授主编《增订囊文丛刻》出版，这也是彝文历史文献整理的一大工程。80年代以来，各地相继翻译出版了上百种彝文古籍，如云南有《喀志思》、《普兹楠兹》、《尼苏夺节》、《洪水泛滥》、《查诗拉书》等，四川有《勒俄特衣》、《玛姆特衣》《古侯(公史篇)》、《雪族》等，贵州有《西南彝志选》、《宇宙人文论》、《彝族源流》《洪水纪》等。
许多学者还开展了彝文碑刻、摩崖、铭文等文物资料的研究。1981年，在贵州大方县发现的水西安氏成化大铜钟彝文铭文，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彝文文物。何静梧、史继忠、黄才贵的《贵州水西安氏成化大铜钟初揭》(1981年),余宏模的《济火碑和济火碑史实探证》(1983年)和《明代万历壬辰水西大渡河桥彝文碑》(1981年)，史继忠的《龙场九驿水西十桥》(1983年)，李敬忠的《大庸古彝文铜镜刍议》(1984年)等文，把彝文文物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为彝族史研究另辟蹊径。
总之，上世纪末20年，彝族史研究资料的基本建设工作成就显著，有目共睹。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这个基础丰厚坚实了，自然会促进学科的顺利发展。这一时期，彝族史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出版发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下面，按照研究的主题分类加以概述。
1.综合性和整体性彝族史专著
1984年出版了方国瑜的《彝族史稿》，是在《彝族史长编》的基础上改定出版的，该书以史料考证见长，分述彝族的渊源与地理环境、古代彝族社会、较早时期进入封建制地区的彝族社会、较长时期延续在落后阶段地区的彝族社会，这是我国第一部彝族史专著，也是迄今最具权威性的彝族史著作，所提出的资料、问题、见解.均是前所未见。该书在彝族族源、彝族史分期等方面均有开拓之功。1987年出版马长寿编著的《彝族古代史》，分述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奴隶社会的演变和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延续等问题，在使用汉文献的同时，大量引用彝文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无可辩驳地复原了彝族古代历史的基本原貌。1981年11月，趁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昆明召开，云、贵、川、北京曾参加《彝族简史》原稿编写的人员共同协商，委托中央民族学院的吴恒教授为主编，负责全书的通纂和具体修订执笔工作，经过数年努力，《彝族简史》于1987年9月出版问世。《彝族简史》基本上以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半殖民地的彝族社会，以及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等社会发展史顺序为线索，在编写中使用了较多的社会历史调查材料。在族源问题上，此书基本采用方国瑜的看法，但在南诏问题上，两者见解相去甚远，方国瑜认为洱海地区乌蛮不是彝族，南诏史不属彝族史范围，而《彝族简史》则主张南诏王室属彝族。这本简史是彝族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标志彝族史研究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后出版了陇贤君执笔的《中国彝族通史纲要》(1993年),戈隆阿弘著的《彝族古代史研究》(1996年).东人达、马廷中合著的《彝族古代史研究》(1999年).易谋远著的《彝族史要》(2000年)，陈本明、傅永祥编著的《昭通彝族史探》2001年)。这几部综合性的彝族史专著，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并广泛吸收彝文文献资料、考古材料以及川、滇、黔三省彝区的实地调查资料，全面论述彝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彝族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2.彝族族源研究
彝族渊源于羌，这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1985年，江应樑在《凉山彝族社会的历史发展》一文中便提出"彝族渊源于古代的羌族系统”。而此说贡献最著者是方国瑜先生，他在1959年开始讲授彝族史课程使用《彝族史长编》讲义中明确而系统地提出"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1980年，蒙默发表《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认为“彝族北来说应当是可以信从的”，表示赞成方国瑜的古羌说1。李绍明的《关于凉山彝族来源问题》谈及彝族起源的看法，认为“现今凉山彝族的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氐羌南下过程中定居于该地的;一部分是氐羌南下到达云南，唐代以后又逐渐北上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支远源相同的氐羌人逐渐融合演变并吸收了其他一些部落，发展成为现今的彝族。”1981年，吴恒的《略论彝族渊源问题》一文，评述了有关彝族族源诸说，系统地阐述了古羌说，认为“彝族在历史上，是以古羌人中的某些支系，即安宁河流域'越嵩羌’或'越嵩叟’洱海及其以南、以北地区的*嵩、昆明’，滇池及其以东北地区的'青羌’、'叟’、夷叟’等支系作为基础，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于民族联系接触，也同化、吸收其他族别的个别成员参加而发展形成起来的”3
另外，有的学者对彝族源于氐羌说提出了异议。陈士林的《彝楚历史关系述略一-凉山彝族东来说》，认为彝族与楚人有着渊源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易谋远教授集多年资料积累和研究所得，发表了《彝族之起源》(1991年)、《论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1998年)等论文.并著有《彝族史要》一书。该书充分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及自然科学史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彝族史，特别是对彝族起源、不同历史时期的迁徙与演变、阶级结构、宗教信仰及传统历法等一些争论最多的学术问题进行深人探索。认为彝族是众多古代民族共同融合而成的，在彝族的多元起源中，其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5
近些年，彝族史研究中又出现一种“土著说”。罗希吾戈在《试论彝族渊源》中，对彝族源于氐羌说提出怀疑，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曾经在云南土地上生活过的古人类，应和现在彝族发生着人种上的渊源关系;史前时期所产生的'古滇王国’与彝族形成一个单一民族发生着渊源关系。”刘尧汉对此见解有着更为具体的表述:"楚雄州元谋县的元谋猿人是亚洲人类的祖先，很自然，他也是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族的祖先;很自然，彝族是金沙江和乌蒙山的土著居民”。戈隆阿弘在其所著《彝族古代史研究》一书中也力倡彝。族渊源"云南土著说”，甚至认为彝族是“元谋人的直系后裔，原先以滇池周围向北发展入巴蜀，再分支成羌人、藏人、伏羲、炎、黄和楚人”.否定其与古代西北的“氐羌”有渊源关系。
3.南诏史研究
南诏史研究也是彝族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历来受到重视。除前述的史料整理成果外，尤中的《南诏史话》、马长寿的《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与奴隶制度》、王吉林(台湾)的《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查尔斯·巴克斯(美)的《南诏国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疆》(林超民译)，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向达、赵吕甫、木芹等人先后分别对唐代樊绰的《云南志》也作《蛮书》)作考校研究，说明人们对南诏史研究的重视。
南诏史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南诏的社会性质、南诏王室族属，以及南诏与吐蕃、南诏与唐朝关系等几个方面。彝族学者刘尧汉的论文《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在族属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凉山弊族奴隶制研究
凉山彝族奴隶制度问题向来是彝族史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在多年资料积累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了多本有关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的专著，如集体编著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讨论集》、《明清彝族奴隶社会》，以及胡庆钧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和《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周自强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伍精忠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短短几年内，连续出版这么多同一课题的专著，这在中国民族史领域中是前所未有的。其中，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有关单位抽调人员共同组成编写组编写的，这是多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是凉山彝族社会研究的小结，不仅对彝族史研究填补了一块空白，对于中国史乃至社会发展史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奴隶制问题的研究虽然主要取自民族志调查资料，但也涉及历史发展脉络。随着研究的深人，与凉山彝族奴隶制相关的凉山彝族历史方面的研究，也取得较大进展。《凉山彝族奴隶制》编写组出版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杂志，刊登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80年代初出版了蒙默编著的《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杜玉亭编著的《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等，蒐集了关于凉山地区彝族的历史和彝族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的汉文资料。
5.专题史研究
在彝族史研究中，专题史研究是个十分广阔的领域，存在许多可供填补的空白。此一时期，彝族史研究的专题性著作大量问世，主要有:刘尧汉、卢央、陈久金合著的《彝族天文学史》、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左玉堂等编著的《楚雄彝族文学简史》、马学良等编著的《彝族文化史》、张福的《彝族古代文化史》.李耕冬、贺廷超编著的《彝族医药史》、且萨乌牛著的《彝族古代文明史》等。此外.1996年出版了何耀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彝族卷》，全书使用近一世纪中国学者对彝族原始宗教进行田野调查与研究的资料，精编而成，资料价值极高，填补了彝族宗教史、宗教现状研究的空白。
6.历史人物传记和近现代史研究
此属彝族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少有问津者。但近年来也有一些成果，如谢本书的《龙云传》,谢本书、牛鸿宾合著的《卢汉传》,谢本书的《张冲传》,李乔的《彝家将张冲传奇》，王朝柱的《龙云、卢汉与蒋介石》，黄学昌、彭先和的《张冲将军评传》,潘先林著的《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等。评论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再现历史内容的一种形式，通过对著名人物活动的全面评述，来折射时代的风云变幻，可收"以一斑窥全豹”之效。
7.工具书
此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等工具书中均含有彝族史的专门辞条。此外，近年相继编撰出版了《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辞典》、《红河彝族辞典》、《赫章彝族辞典》等，这些辞书，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料。
总的说来，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广大学者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使我国的彝族史研究发展迅速，成绩显著。今后，要使我国的彝族史研究在已有水平基础上再上新台阶，取得突破性进展，还需进行多方面的不懈努力。
作者简介：白兴发(1965-)，男，彝族，云南丘北人，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