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瓢藏造化、天地一壶中。葫芦文化涵容天地与人生。葫芦，古代写作“壶”，俗称葫芦瓜。《诗·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意思是人类出自葫芦瓜。中国人的整个人生历程都蕴涵在“三壶”之中：“破壶”（人从瓜出）、“悬壶”（医药济民）。“壶天”（魂归壶天），这“三壶”都是葫芦。
在我国许多民族的先民那里，都曾崇拜过象征母体的葫芦。时至今天，诸多民族的神话中，还有关于葫芦的传说。
汉族《独异志》载：相传，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兄妹是从昆仑（葫芦）山中诞生的；滇东北的汉族则传说：“人从瓜出”。
彝族 彝族创世古歌《梅葛》说：天神发洪水换人种，幸存于世的俩兄妹尊天神旨意，成亲后生下一个葫芦，从中出来了汉、彝、苗、藏等九族。
土家族 传说远古洪水泛滥，绝灭了人类。天帝命伏羲、女娲，坐葫芦下地。兄妹结婚后生下血团，剪成18块．繁衍为今土家族18姓人。
黎族 广东海南岛黎族传说，黎、汉各族是由葫芦里出来的兄妹俩相配所生子女的后裔。
水族 贵州水族传说，葫芦是由伏羲、女娲兄妹首次栽培出来的，由此繁衍出人类。
从以上五则神话中可以看到：直接与母体有关的是，人类经历洪灾之后出自葫芦。葫芦象征孕育人类的母体，躲人葫芦避水，幸存于世的俩兄妹是人类最早的祖先。人类始祖俩兄妹的名姓有多种说法，其中流传广、影响大、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伏羲、女娲兄妹。尽管这些传说的情节不尽相同，但几乎都说葫芦是各族共同的母体。把母体与葫芦等同起来，是因为葫芦瓜不仅以它的浑圆，形似孕育胎儿的母体，且以它籽粒多，象征了人类的繁衍。
表征中华民族创世的这个母体葫芦，记载于距今3000年的典籍《诗?绵》里．虽已属历史陈迹，值得庆幸的是，在彝族的现实生活中，仍可找到用葫芦象征母体及子孙繁衍的突出实例。
彝族共657多万人(1990年)，滇、川、黔三省彝族共认的始祖“阿普都木”的同音别译“阿普朵摩”、“阿卜多莫”，在“罗罗”彝语里，按彝义解释“阿普”含有祖父、祖先、葫芦三义；“朵”具有远古、尊敬等含义；“摩”义为雌性和女人。概括起来“阿普朵摩”或“阿普都木”，意指远古的女祖先或尊敬的雌葫芦。即葫芦象征母体，多籽的葫芦便是人类祖先的化身。
在我的故乡滇南新平，至今仍存一古老婚俗：彝族成亲之日，当新郎娶回新娘，步入厅堂之前，有人持盛满灶灰的葫芦掷破于这对喜人面前，二人在灰雾弥漫中登堂入室。我的姑母、祖父母都曾经历这种传统婚礼的洗礼。此俗我们称它为“破壶成亲”。当地彝族认为，葫芦象征着孕育胎儿的母腹，并把孕妇隆起的圆腹，称为“圆葫芦”（彝语“阿拍波”）。掷破葫芦灶灰四散，象征产妇破水分娩。故婚礼中的葫芦必须砸破，婚育才有好兆头。有的人家，唯恐葫芦不易掷破，而改用土陶壶替之。它预示着彝族成亲之后，必然生儿育女，子孙繁衍。
新平彝族的这一婚俗，隐含着中国各族出自葫芦的洪水神话，是象征人类始祖伏羲兄妹出自葫芦，始配成亲，繁衍人类仅存的宝贵遗俗。这也是对周初《诗·绵》人从瓜出形象表达的绝妙实例，“破壶”正是人们对新生命脱离母体，婴儿呱呱坠地的企盼。故千百年来，由于中国各族对母体的崇拜，实已外化为葫芦崇拜，因而由葫芦象征的母体崇拜意识，已积淀在先民的心理深层。聚集着人们对人类生命繁衍的渴望。
从摇篮到坟墓，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新生儿脱离母体降生之后，由婴儿、幼儿到少年、青年，再由壮年步入老年，这是人生的必由之路。然而，在人生历程中，疾病无时不与众生相伴。为了防治疾病，就需医药卫生。长期以来，大凡行医卖药的医馆和药铺常在其门前的招牌上绘画或悬挂葫芦，或在门楣上书写“悬壶济世”的横批，以此招示民众。“悬壶”即成为中医的标，这是中国医药的传统。解放前，“悬壶济世”几乎遍及全国，从通都大邑西安。北京、南京。武汉到贵州、云南的偏僻小镇，都是这样。直到1990年2月我在昆明市停留期间，看到光华街有名为“气功医馆”的中草药门诊部，其左上方仍悬有一个人工制作的凹腰大葫芦；在崇仁街又看到一家私立“文慧诊所”’，虽未悬挂葫芦，但在其门楣横批上也写有“悬壶济民”四个大字。事后，我返回楚雄，就在楚雄彝州首府鹿城镇鹿城南路，也看到尚有一家专治骨伤的老中医，在其门前的招牌上绘有一个凹腰葫芦作为行医的标志。同时还观察到，在鹿城街上不定期地常常出现一位来自双柏的祖传彝医，用葫芦和陶瓷葫芦盛药摆摊行医。然而，这位在集市上置壶行医的郎中形象，早在东汉时就已见于史籍。《后汉书·方术·费长房传》载：“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观之……。”这是悬壶卖药最早的文字记载。乍看起来，似乎悬壶只与城镇医馆和药铺结缘。实际上，早在城镇集市产生之前，在民间就已出现了用葫芦象征医药的悬壶事象。迄今“悬壶卖药”仍出现在楚雄彝州南境双柏县法裱乡麦地冲村彝族传统的虎节祭祀活动中。虎节开始，全村男女老少都聚集到虎舞场四周，只见虎队指挥者“虎首”手持悬挂葫芦的竹竿步入场中，连声高呼：“我葫芦里有99种药，能医99种病，能镇99种邪，能克99种魔。快来买药，快来买牛马鸡猪羊狗消瘟免疫药，快来买五谷生长灭虫药，买救苦救难免灾药！”据彝老们说，这个悬壶卖药的“虎首”是族长，也是民间医生。显然，双柏彝族世传的虎节祭祀活动为我们展现了彝族崇虎、悬壶的古老传统。直到90年代中期仍可见云南所属南涧、景东、南华。云县一带哀牢山区的彝族民间医生，在腰间系2至3个内装草药的葫芦，走村串寨，为人治病。
在彝族看来，不仅人的生命需要借助葫芦得到卫护，就连水产鱼苗，也离不开葫芦的护佑。居住在红河谷山梁上的彝族支系仆拉人，历来有培育红尾鲤苗出售的习惯。他们挑鱼苗的盛器，既不用木勺，也不用铁勺，而是用横剖的半截葫芦勺。他们说，用木勺、铁勺挑的鱼苗不易长大，易死；用葫芦挑的鱼苗易长大，且不易死。这是因为有葫芦神灵保护。很自然，葫芦护佑鱼苗是基于彝族对葫芦养护人类生命意识的延伸。在这种崇拜观念的影响下，瓜（葫芦）被当成可以延年益寿的神物。《汉武帝内传》：“食灵瓜；其味甚好，忆此味久已七千年矣”。《神仙传》记，有青灯瓜，“揽之者寿，食之者仙”。葫芦的油气在增长。在道教中，葫芦已成为道士显示仙气的宝物而悬挂于居室或随身携带，道士炼出的丹药，必盛入充满仙气的葫芦之中。俗话说：“不知葫芦里装着什么药”？在大众的眼里，葫芦里装的是治病救人的良药；而在帝王眼中，葫芦里则装着仙丹妙药。
秦始皇奢望长生不死，嗜好神仙。《史记·秦始皇本纪》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等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正义》引《汉书·郊祀志》说：“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曾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东晋王嘉《抬遗记》卷一《丹丘之国》记载：“（东海有）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东海三神山均以葫芦“壶”为名“三壶”。原来秦始皇梦寐以求的不死之药就藏在这形如壶器的“三壶”神山之中。然而，人生自古谁无死，任何仙丹妙药也挽救不了人类个体必然死亡的命运。当死亡悄然到来的时候，人生已到达了最后的归宿。
对死后的世界，不同民族各有其不同的臆想。一般来说，在民间观念信仰中，人死之后灵魂的归所除阴曹地府之外，还有天堂、仙境。其中阴曹地府观念的产生受外来佛教的影响较深。而天堂、仙境这样虚幻的死后世界，则是在中国神仙思想和土生土长的传统道教浸染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来世观念，因而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
远在东汉道教产生之前，“壶天”概念已初具雏形。葫芦古写为“匏”、“瓠”、“壶”。周代，制“陶匏”（陶葫芦），以“象天地之性”。春秋战国时，楚筑形如葫芦的观象台，称“鲍居之台”，大约已认为葫芦与天宫是有缘的了。
在道教典籍里，形圆而虚中的葫芦被视作一个小宇宙“壶天”：“施存鲁人，学大丹之道......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夜宿其内，自号壶天，人谓壶公”。（见《云芨七签》卷二十八《二十八治》继之，道教便把仙人所居的仙境称为“壶天”。旧时为亡人题写的挽联多有“瑶池赴宴”、“驾鹤西归”。“蓬岛归真”等一类词句，俗传瑶池在西方昆仑山（昆仑……“虚门”，以葫芦为别称）上，是得道真人西王母居住的仙山；因而，人死西归被视为去瑶池受王母欢宴的一大幸事；蓬岛代指蓬莱三壶神山，是东海形如“壶器”（葫芦）的仙境，为民间所谓八仙常居处。很显然，西方昆仑（葫芦）山的瑶池和东海三壶神山的蓬岛皆为仙人所居，其中已把仙人的居所隐喻为“壶天”仙境了。然而，神仙道人所在的仙境“壶天”，毕竟是虚无飘渺的幻境。就彝族来说，其魂归“壶天”则是把幻境改变成为具体化的实物……祖灵葫芦。
彝谚说：“父母终了要安葬，灵牌设在神位上”。当彝老亡故之后，其灵魂经彝巫做法事念“开路经”或“指路经”，便将灵魂引入“壶天”，即让亡灵回到祖先原来居住的地方。在彝族的观念中，宇宙是一个充满万物的圆形空间，而葫芦的绝妙之处也正在于形圆而虚中，按照彝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象征母体的葫芦，同时也是一个微缩的宇宙，进而成为彝魂的归所。直到现在，楚雄彝州南华县哀牢山域摩哈苴彝村和本州永仁县猛虎乡彝村还有少数彝族保持远古用葫芦作为祖灵的传统。
彝族家堂中供奉的祖灵葫芦，一般选用成熟后晒干的硬壳葫芦，葫芦象征夫妇灵魂的合体。一般来说，一个葫芦代表一代祖先（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彝族魂入葫芦的具体做法是，按早先的传统，母先亡，请巫师做法事将其灵魂引入葫芦，待父亡时，再将父魂引入母魂原居葫芦。但在距今约20代人时，父母亡魂所居葫芦作了改变。即由父魂从属母魂，改变成了母魂从属于父魂。这当与妻方居住变革为夫方居住相适应。彝族夫妇亡故之后合为一体，灵魂共存于葫芦之中，这便是彝族魂归“壶天”最生动的实例。事有凑巧，今仍供奉祖灵葫芦的彝户鲁忠和本人（现任南华县土地局长），在“文革”期间，因公派往河北省搞“内查外调”工作，当他到达河北境内，徒步经石家庄郊区农村，因口渴，进入一农户家中找水渴，不料看到这户人家的堂桌上供置着像他家一样的祖灵葫芦。这表明，彝、汉两族同供奉祖灵葫芦。据彝巫说，原先各地彝族（滇、川、黔）全用葫芦作为祖先灵位，后因人口增长分支，才分别采用各种植物制作祖先灵位。
尽管现今彝族供奉祖灵葫芦的家庭只有少数几户，但各地与之相关的葫芦崇拜却普遍存在于现实的民俗中。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乐育乡的彝族也曾有此占俗：当人老亡故后，其火化的骨灰，须装少许在葫芦里作为祖灵加以供奉。云南楚雄彝州大姚县昙华山乡彝巫李家林在为自己准备好的生基石墓上刻画着手捧葫芦的人类始祖伏羲兄妹的图像。彝巫如此看重葫芦，甚至于生前就把葫芦刻在未来的坟墓上，这充分表达出彝巫对死后魂归“壶天”的强烈愿望。解放前，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的彝族丧礼中也装饰有葫芦顶等，解放后一般都省略了。同样，滇南新平县新化、老厂所属大耳租、竹园等地彝村在为亡人举办的丧葬活动中，丧家要用纸扎制三台葫芦（彝语“阿拍勒特”）置于棺材两侧。彝巫说：过去新坟垒好之后，第二天丧家要在新坟旁插一根木棒，棒的顶端倒挂一个葫芦，将葫芦底戳通一个洞孔，让死者的灵魂进入其中。或是在坟旁丢下一个葫芦，待日后为新坟立墓碑时，有的人家也不忘把葫芦刻在墓碑上；我的祖父墓碑上就刻有石质凹腰葫芦。这也象征死者的灵魂进入葫芦。凡此，各地彝族丧俗葫芦均象征彝祖魂归“壶天”，同升仙境。如此看来，“壶天”既是道教仙人的居所，同时又是彝魂的归宿。道教与彝族信仰如此相近，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从根脉上说， 道教吸收和沿袭了先秦方士的神仙思想，经闻一多考证，神仙思想源出西羌。而彝族正是远古羌人的遗裔，其思想观念自然与西羌同出一辙。由此可说，彝族魂归“壶天”正是道教仙境名胜“壶天”由来的民俗基础。“壶天”涵盖了彝族和道教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彝族葫芦崇拜一贯而下，它指明一根结满葫芦的藤子，贯穿于彝族的人生历程中；即人从新平彝族的葫芦里“破壶”而出，经双柏彝族的药葫芦“悬壶”济民，最终又回到南华彝族的葫芦仙境“壶天”里去，这就完成了人生的历程。彝族的这一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可追溯到周初《诗?绵》乃至代表中华文化始祖的远古伏羲。
俗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古籍记载中的三皇，有多种说法，通常指伏羲、炎帝、黄帝。据潘光旦考订，位居三皇之首的伏羲的含义是老虎。潘先生认为古写“锻’从“卢”，说明了伏羲原先是代表以虎为图腾的虎氏族。然而，早在潘光旦考订伏羲即是图腾虎祖之前，闻一多已考订出“伏羲是葫芦的化身”，伏羲、女娲同为葫芦，潘、闻的考订提示出：伏羲既是老虎，又是葫芦。而这双重的含义，又集中、具体地反映在滇西南哀牢山域摩哈苴彝村祭祖的虎头葫芦瓢上。该村自称“罗罗”即虎族的彝族在本世纪30年代举行祭大典时，各彝户门楣上悬挂一个葫芦瓢，凸面由祭巫师绘黑色虎头，以示祭祀虎祖。这个绘有黑色虎头的虎头葫芦瓢，可简称为“祖灵虎葫芦”。迄今在彝族民间不仅尚存老虎创世，而且仍有葫芦出人的创世神话。很自然，古代彝族借助对虎的图腾崇拜，来解释宇宙万物的起源，进而奉虎为天地万物之始，并把创世的业绩归功于虎。虎图腾与创世神话相揉合，于是就形成了彝族先民的虎宇宙观。葫芦崇拜是基于图腾崇拜之前的原始崇拜意识。葫芦象征母体，于是人们用自然崇拜观念来解释人类的起源。人的认识再进一步，就是把对自然物的崇拜与追溯氏族的祖先结合起来，这样葫芦崇拜就与虎图腾崇拜联系起来，组合成彝族祖灵虎葫芦。我们可把它看作是中华远祖伏羲“崇虎尊壶”（葫芦）的具体化原型。茅盾在其《神话研究》一书中曾假定伏羲是“中华文化的始祖”，因有关伏羲的神话太少，不久就把这一假定取消了。建国以来，彝、壮、苗等各族有关葫芦和伏羲的神话增多，特别是彝族有关葫芦（伏羲）的遗俗，足可确立伏羲是中华文化始祖的地位。
史载中国“文起羲炎”、“稽古羲黄”，象征中华民族始祖伏羲兄妹的这个葫芦，却由彝族供奉的“祖灵葫芦”这一珍贵文物形象生动的体现出来。这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自远古（伏）羲、炎（帝）、黄（帝）以来，在文化上是一个整体，其历史悠久、渊源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