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史研究已逾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辛和努力。综观彝族史研究，确乎有繁花似锦的局面，硕果累累，成绩斐然，而又有诸多尚存争议或研究不够透彻深入的问题。简要回顾中国彝族史研究的历程，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看到成绩，解决问题，推动彝族史这一学术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一、学科发展及取得的成绩
对彝族历史的研究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程。由于彝族是西南地区人口比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因此彝族史在西南民族史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就管见所及，率尔操觚，对早期和近几十年来的彝族史研究及学术成就略作钩沉。
早期的彝族史研究，从无到有，历经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诸多成绩。杨成志、江应樑、陶云逵、马学良、林耀华等最早进入彝族地区进行民族志调查，引入民族和语言两个视角，提供了许多真实可靠的调查资料，为彝族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线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民族调查及民族识别与认定，许多人参加了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从而投身到彝族史的研究，《彝族简史》的编写就是在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就学术成就及学术价值而言，窃以为方国瑜、马长寿、冯汉骥三位先生最著，他们从传统的历史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角度对彝族历史作了诸多考证和研究，为彝族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方国瑜先生是中国西南民族史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留下了大量的传世成果。20世纪30年代，方国瑜正式开始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工作。他对彝族史的研究，首先从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入手，1934年方先生开始辑录云南地方史料同时发表有关彝族史研究的文章。在云南大学执教和参加云南通志馆工作期间，他遍查史料并重点对彝族史有较大争议的问题进行考证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80年代，方国瑜先生都对彝族史给予更多关注。1954年起开始进行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方国瑜先生辑录有关文献资料开展专题研究提供许多参考资料。1956年方先生着手编写《彝族史》初稿，主要负责完成《彝族史》的古代部分，发表了《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等文章，认为不能将古代族群与现代民族等同，其观点及见解对民族史研究尤其彝族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方国瑜对彝族史研究的突出贡献集中表现在《彝族史稿》等论著中。《彝族史稿》是方国瑜先生在1959-1962年写成的《彝族史长篇》基础上修改整理后完成，被誉为“彝族史开创性著作”，是第一部专门的彝族古代史学术著作。方国瑜先生“把散见于各史书之有关资料搜集殆遍，爬梳钩稽，索引探微，系统而明确地提出古羌人、叟人同彝族、彝语支各族存在着各种关系”，并提出“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并进一步认为叟与彝语支民族有渊源关系。《彝族史稿》对汉文资料的收集利用上几乎无可挑剔，说明同一个问题时往往引用了许多史料加以说明。《彝族史稿》出版后，方国瑜先生并不十分满意，认为这份稿子属于草创之作，前无所依，“缺谬实多”“屡思改作”“难偿宿愿”，还有大量的社会调查资料及文献、文物资料需要充实、探索。由于史书记载少且不确，所得各种资料还没有完全提出来，并没有把问题考究好，有待于充实提高。
马长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一生著述甚丰，特别对彝族史的研究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马长寿自20世纪30年代即投入彝族地区开展调查工作，对彝族族源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他对彝族来自氐羌的说法持有不同看法，认为彝汉文献都找不到依据，很难想像战国秦献公时羌族南下之时云南地区还没有彝族;认为“以贵州大定土司的《帝王世纪》看彝族在云南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断言云南为彝族的起源地是没有问题的”。马长寿于20世纪30年代写成《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多次到四川凉山和云南参与彝族社会历史调查，写成《彝族古代史初稿》后修改定名《彝族古代史》，该书对彝族起源、迁徙、演变及奴隶社会的形成、延续进行了卓有成就的探讨研究，后来出版的《彝族简史》的古代部分即是参考马长寿先生的许多观点及资料而写成。
冯汉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冯汉骥与希洛克(J·K· Sh ryook)合著的《彝族的历史起源》一文发表于1938年《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三卷第二期，文章对彝族历史、文化特征进行了考察及研究，澄清了当时对彝族的许多错误认识。1942年撰《倮倮与东爨》一文论述隋唐时期东爨乌蛮与现今彝族有着族源上的联系。1959年夏，冯汉骥应云南民族调查组邀请进行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族属的研究，研究工作中不时征求方国瑜、李家瑞、马长寿等人的意见，完成研究工作后撰成《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和《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二文，后又撰成《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三篇文章正式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影响较大。
方国瑜、马长寿、冯汉骥三位先生分别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的角度对彝族历史作了考证和研究，具有较高的学科代表性，他们的论述为《彝族简史》中彝族古代史部分的研究撰写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及借鉴。方国瑜和马长寿在资料的使用上有很大不同，方先生对彝文资料的使用较为谨慎，对学术界关于彝族史有争议的问题多在文后附以更多“参考”说明解释。马先生在汉文文献资料以外注意使用田野调查资料，尤其彝文资料的使用比较多。《彝族史稿》和《彝族古代史》两部著作各有千秋，对后世影响较大，虽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均属彝族建构史上不可多得的开山之作，也为此后的彝族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冯汉骥先生对彝族史特别是关于古代滇族之族属、历史、文化特征的研究，“不仅学术价值很高，而且研究方法上亦有新的突破”。
易谋远教授的《彝族史要》一书完成于1995-1997年间，全书十三章50多万字，主要对彝族族源主源、族称统称、文明时代的民族始祖、再生始祖、历史上的“鬼主”、家支宗族、凉山彝族等级、彝族历法等，运用更多的彝文文献翻译资料，以专题形式予以新解及研究。
此外，《中国彝族通史纲要》《彝族古代史研究》《中国彝族通史》等著述，在彝族史研究中，主要在资料掌握及研究方法创新等方面均有所突破。
《中国彝族通史》，是改革开放以来整合专家学者力量完成的一部集大成著作，全书分四大卷本，凡366万字。该书采用编年史叙事方式，在汉文史料、彝文史料、考古材料中尽力搜览挖掘，力图全面系统地阐释彝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国彝族通史》的研究和出版，使彝族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通史。《中国彝族通史》体系宏达、资料翔实、图像和文字相辅为用，各部分既单独成章又紧密联系而浑然一体，结构严谨，论证严密。《中国彝族通史》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书的编纂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同时在把握大局、维护民族团结方面做得也比较好，特别书中讲到彝族先民建立的一些地方政权，没有过多地强调它的独立性，而是突出它与中央王朝的密切关系，肯定它对祖国边疆地区开发的重要贡献。《中国彝族通史》也是一项浩大的彝学研究工程，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能让彝族人民感到振奋和自豪。编撰过程中成长出一支坚强的彝学研究队伍，收集的彝族谱牒、彝文史料、考古材料可以为彝学研究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
二、彝族史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彝族史研究中，还有诸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彝族史和彝学工作者。这些问题，或因资料阙如解读不够，或因视域局限广度深度尚有开拓空间，或因提炼整理不细致长期以来理论研究与学科话语体系建设仍显不足。若干难点热点问题，也是争议最多的问题，问题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彝族史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虽然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但还是有比较大的探索空间，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和深入地发掘。
第一，彝族族源。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关于彝族起源诸说、彝族远古时代的传说等，有必要辩证分析，进行全面深入的解读和研究。
第二，彝文史料的运用与考证。彝族史研究中彝文史料的运用是个两难的选择，既属难得非常珍贵而又必须加以辨伪和考证。对彝文史料必须充分重视，但须耐心考校和研究才能利用。
第三，彝族古代人物及史实研究。突出重要历史人物是彝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迄今彝族历史人物研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表现在对有关人物研究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并缺少科学性。研究人物的目的在于弄清与历史人物有关的社会历史真象，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相结合，占有翔实的史料，以科学方法细心地进行历史人物研究，才能取得可靠的成果。
第四，彝族地方民族政权及历史变迁。历史上存在过古蜀国、古哀牢王国及秦汉时期的滇国、夜郎国，唐宋时期南诏国及罗殿国、罗氏鬼国、自杞国等。个体的研究，通过分析--归纳--综合方法已取得诸多可喜的成果，但整体综合性研究仍显薄弱，有的甚至政治意图远大于学术价值。对这些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及历史变迁，需作出综合性科学性的阐述分析。
第五，彝族族群族属相关问题考释。不同历史时期的嶲(叟、蜀)、昆明、爨、乌蛮、罗罗等称谓名称的演变;“乌蛮”源流及分化发展，“昆明”之族属，彝族古今地名括注与处理等，均应加以认真的分析探究。
第六，彝族对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及影响。彝族对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的贡献，彝族天文学和太阳历的先进性，彝文的古老和成就，彝族先民的哲学思想等，都值得历史总结及客观科学评价。
第七，新史料及考古资料问题。考古发掘所得实物资料往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所属时代的重要信息，考古发掘对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为当今广泛证明了的。档案、铭文、信件等无意间留下的记录有助于了解与当时更为接近的社会面貌，使我们能找到一些有力的证据，有助于彝族史研究。新史料的发掘与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更为直接地将学者的目光关注到民间族谱、契约文书、碑刻牌匾等一度被忽视的历史资料上。
中国彝族史贯通古今，博大精深，体系宏大，虽经世纪几代人奋力研探，但迄今仍留诸多缺环。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中解读好彝族历史，反映出自身的特色特点，突出与其他各民族一道共同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民族史观。根据历史发展实际和自身特点，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过去研究不透彻甚或存在曲解误读的问题予以新的解释，进行追根溯源式研究。转变观念，将彝族史研究以学科为导向转变为以问题为导向，从学科内涵上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突出其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丰富中国通史及民族史的博大内涵，方可构建中国特色彝族史理论体系及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
白兴发，云南丘北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史、民族学、彝学；陶迪，内蒙古通辽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史、民族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云贵川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研究”(项目编号:14ZDB1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彝族志:基于滇川黔桂四省区的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3XMZ06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