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欲寻找往身毒（今印度）的通道，派遣使者到达“滇”（今昆明南），期间，滇之君长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后汉使返长安时经“夜郎”(今黔滇桂交界处)，夜郎君长也提出了同样问题，这个典故后来演变成“夜郎自大”的成语。人类历史上曾有记载而今下落不明或终无法考证的物事举不胜举，这既是因又是果的偶然，被司马迁记入《史记》后，“夜郎”这一名称从此成为一个有意思的引子，它与当代贵州的关系及若干可能的情况也在众说纷纭中被关注，被见解、考察和争议，成为西南及贵州地方史、民族史研究上的一个千载悬案。
夜郎其实只是一个地方性的“部落”或“邑”，由于对虚拟的“夜郎王国”前提的沿袭，秦汉时期短期存在过“古夜郎”被夸大复杂了。夜郎不仅成为贵州古代史的代表性称谓，也演变成现当代贵州地方史和地理文化的一个虚妄共识和观念障碍，同时，“夜朗文明”、“夜郎文化”称谓亦开始泛滥，诸如“一个神秘的、西南民族文化的代表、雄距、崛起、显赫、国都”等相关定语更屡见不鲜，其原因既与旅游业有关、与地方文化的片面发掘和未科学认识有关，亦有学术浮躁、以及研究者本土情感、个人情感的原因和先入为主的观念等。人们在极力打破一个历史阴影的同时，又同时陷入到了新的历史阴影中。
对于贵州古代史和夜郎研究而言，史学角度的研究逐渐被其他学科分解、拓宽和发挥后，逐渐“失控”，脱离了严谨史学界限这一概念在后来的发挥中，出现泛学术与大众文化及传播媒介、地域文化与商业、旅游业文化等概念对接后的含混与杂乱。本文旨在再次提醒，我们必须在客观地回顾过去的同时才能有效地面对现在，只有打破类似以讹传讹的神话和历史幻觉，才能真正地尊重历史、尊重学术、尊重地方、尊重自己。
一、所谓夜郎古国
1、完成于公元前91年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当时“巴蜀西南外蛮夷”情况：“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这一被反复引证的记载被公认为关于“夜郎”的最早的汉字证据。司马迁实在是惜字如金！同时也说明在他的视野里，夜郎不过如此。《史记》之后，其他史籍及志书虽对此有所增删或作了一些发挥，总的看关于夜郎的记载仍是稀缺模糊。
公元前135年，汉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偶然发现从蜀经夜郎有水路通番禺（今广州），建议招降夜郎，以取道击南越，唐蒙上书说“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武帝同意后，唐蒙遂带军及各种物资进入夜郎会见夜郎侯多同，以财物和武威兼施，加之夜夜族群即“旁小邑”们的怂恿，“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夜郎侯接受了唐蒙的条件，汉遂将夜郎置县，归属犍为郡，并让夜郎侯的儿子为“令”。之后开始修筑从蜀至岭南的通道。
在应承唐蒙顺乎汉朝之前的夜郎有相对的独立性，《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建元六年（前135年）……番阳令唐蒙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今广州）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今保山），然亦不能臣使也。’” 南越国用财物收买拉拢西南夷君长，不过并不能真正控制。当时各部落间是自行割据，据关而守。
——这段文字还反映另种情况：唐蒙问南越人时答案为牂柯，又说牂柯江情况，即似前为地名或部族名，后为江名；唐蒙又问蜀贾人时答案为夜郎，接着又说夜郎临牂柯江，并且谈到夜郎与南越的关系；似可看出走南蹿北有所经历的蜀商所言确实，而当时南越之人似乎没有“夜郎”这一概念，原因要么是地理距离导致，要么是“牂柯”概念先于“夜郎”出现，同一地盘上先有牂柯后有夜郎、或“牂柯”包括了“夜郎”。这都表明“夜郎”是后起的。
2、换个角度看：“牂柯”并非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大的民族共同体分布区域，它包括的是一个大的地理范围，包括和触及今湘桂黔滇等，时有消长变化。《管子▪小匡》曾载“（齐桓公2年；约前684年）九全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柯、不庚、雕题、黑齿、荆夷之国。”“注曰：皆南夷国号”，这里的地理指向是一个沿长江的自东向西又向南的方向；依稀可见在先秦以前西南地区的地理情况，两广湘南等为南越，贵州、川南、桂中和滇东为南夷，滇中以西至川西为西夷。目前看来“牂柯”名称是有史以来贵州地区最早的汉字记载。
即当时这一地区整体为“牂柯”，“夜郎”只是部份。汉视社会经济情况和民族情况在民族地区的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统治，地域多以部族联结的范围作为行政区划范围，郡县由中央委派官员进行管理，同时当地部族酋长首领之类被任命为“王、侯、君、邑长”，终身任职并可世袭。滇王、南越王、夜郎王和闽越王即是如此。每一地区受封的部落首领其实很多，像当时西域的“乌桓”“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在牂牁郡内就有夜郎、漏卧、且兰等17个侯王君长。这一时期牂牁郡涵盖的也就是今贵州省地域，其中实力最大的并非“夜郎”当为牂柯郡的中心地“且兰”（约为今黔南贵定、福泉、黄平一带）。
秦始皇时便在今天的贵州地区设县管制，当时的黔南与岭南是连成一块的“象郡”，汉初，统治者未能顾及西南的经营，《史记▪西南夷列传》曾载“汉兴，皆弃此（诸）国”，“汉祖虽有巴、蜀，南中不宾也”，各部落便自行割据，自封为侯。汉初在南越、西夷和南夷地区先后建立的郡所领辖的县、道及郡国大小不一，万户以上的县称令，万户以下的县称长，夜郎当为万户之上。这一时期与今贵州大部和滇东相关的地域有犍为郡、武陵郡和由象郡分出的牂牁郡，夜郎属犍为郡，即使被赐封为“王”时的夜郎县仍属于牂柯郡。表明其时夜郎不足以单设郡管制。另西晋愍帝建兴元年时（公元313年），曾分汉牂牁郡置夜郎郡。
显然，《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夜郎国，东（应为南）接交趾（今越南北），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各立君长”，这里的“夜郎”指同一族系的“民族群”，其地域也包含在牂牁郡内，非指夜郎县和后来分出的夜郎郡。但亦可看出，对“夜郎”这一概念的夸大，从很早就开始了，这些被夸大的“史料”又成为了后人引用的“证据”，在上述较《史记》晚出的《后汉书》之外，郦道元的《水经》注里，就曾将今四川彭山一带误为曾经的夜郎地，有“县故大夜郎国”文句。客观地看，关于夜郎之为“国”为“王”，实是后人附加之撰，并逐渐随着时间被误读沿袭下来。
而其实夜郎之类的被称为“国”，并不是具有实际上的政治意味的“国”，汉史中也曾宜宾为“故僰侯国”。类似之地称之为“国”，实是强调某种“差异”，强调有别于本地的“外域”，这一“地方”，这种称呼更多地是从（当时的）文化与经济的差别特征来看的。《山海经》、《楚辞》中就不断出现所谓的“国”。另据史家考证，甲骨文无“国”字。国字的出现，大约在周灭商之后。周王胜商后，分封的诸侯带领同族周人和分给他们的商族人到新地建立国家，一殷是周人居住邑中，商人居住野，这就有了国、野之分，也就出现了居住国中的人称国人，居住在野的人称作野人。国和邑同义，只是指人们居住的地方，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国的这一含义还保存着。①公元前679年齐国称霸中原时，实行“尊王攘夷”，就先后扫荡东夷各国35个，这些“国”实也就一县之大。
3、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军灭楚，向南进击越人，攻下今苏州一带，前221年，秦始皇派尉屠雎领兵50万，三年不解甲，不弛弩，分五路至湖南、江西攻击越人，一路得胜。但攻击西瓯越人时竟遭到了顽抗，久攻不下；在这一对后来西南和岭南有很大影响的系列战争中，秦越均有很大伤亡，双方最高统帅尉屠雎与西瓯君长均战死。在与秦的对抗中，西瓯既勇且刚且智！白寿彝《中国通史》引《汉书》说：“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史记》）。后秦军遂开灵渠解决粮饷运输。前214年，秦增军，西瓯遂败。（有学者认为地处黔西、滇东、黔西南一带的“夜郎”（骆越）部落应是战败后的越人北移的一支。在此暂不涉及。②）
汉初，南越“反”，汉“发夜郎兵”征讨之，要求且兰亦参与，不从，且兰邑君以远离“国境”，恐邻邦会抢掠其老幼为由，不愿发兵，并杀死使者和牂牁太守并反叛。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军征服贵州境内包括且兰的各个部落，“平南夷为设牂柯郡”，其时夜郎作为一个部落仍在临牂柯江的黔西一线，平南夷竟然好像不关“夜郎”的事，在平息“南夷”后，夜郎侯“迎降”，被汉王朝封为王（当时与之同样势力的还有句町，漏卧等“国”。）夜郎称“王”就是这样而来。
而部落间偏安一方，或应汉王朝之召，不论同地、同族之谊助攻之事亦非夜郎一家，公元前81年，益州郡内乱，居桂北、滇东南和黔西南一带的“句町侯”参与平乱，有功，被封王，实力渐长，与夜郎、漏卧有了势力上的冲突和矛盾，公元前27年，三国多次举兵相攻；公元前25年，汉使前往调节，夜郎王对使者不礼，并制作一个木头人，写上使者名字用箭射之。后又命牂牁太守陈立前去处理，陈立抵达后，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陈立“遂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夜郎王死，邑君请降。而夜郎王带数千人前往，竟不故汉从吏数十人，王断头后，其副手“邑君”立即请降，并对陈立道：“将军诛亡状，为民除害，愿出晓示众”；这些邑君提着夜郎王的头向劝说夜郎王带去的数千人，使“皆释兵降”；陈立回郡后，夜郎王兴的岳父、儿子集结兵马，并迫胁旁二十二邑反，在陈立召募下，当地少数民族“雇用兵”竟也参与“平叛”，甚至夜郎王的人马也见势不好阵前反戈，“蛮夷共斩”夜郎王兴的岳父，“持首出降”，夜郎王儿子则下落不明。
这一事件的简单解决似出乎意料，恐怕要让相信有一个夜郎大国及骁勇有力的夜郎王的人们大为遗憾！“这一事件标志着夜郎国的覆灭，自此之后，夜郎事迹即未再现，时距汉武帝赐予王号仅八十四年。”③这就是古夜郎作为“国”之简史。时间线索大略如此：前135年唐蒙对“夜郎”并不太熟悉，前122年“夜郎”（实为且兰君所说）首领对汉使言“汉孰与我大？”，前111年汉平牂柯（且兰）后夜郎侯“迎降”并被封王，到前28年—前25年，夜郎王被汉使所杀。相对独立的夜郎从迎降到被杀的这80多年里，夜郎之史呈现了一个空白。显然，不妨认为，这一段空白是牂柯郡地区各部林立，除了“反”引起平“反”外，均无其他重要事迹表现的时期。如果不是那个成语、不是成语偶现于史载，不是人们因这成语的效应而悉数将若干贵州古代史实都算在“夜郎”身上，“夜郎”作为西南夷之一县，作为当时汉王朝在边疆统治策略而进行贵族式封号赐予外，实际上是很普通的一个地方单元。
4、从当时汉“平南夷”后在贵州范围内不设夜郎郡而设牂柯郡可见，对于今天的“贵州”，“牂柯”更具代表意味。在古贵州境内首先见诸史册的是名称是“牂柯”，府治且兰，它们首先应作为族名（或民族特征）出现并被汉字记载，成为也是有史以来贵州地区最早的名称，《管子：小匡》“（齐桓公）九全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柯……”“注曰：皆南夷国号”，“牂柯”是作为地名兼族系名出现的。“牂柯”这一印象其实一直起着作用，后来“牂柯”一名在中央王朝视角里它相当于今贵州地区，成了一个地理指向。
由于夜郎地处汉、蜀与岭南的交通线上，遂被注意，到夜郎侯被分封为王后，“夜郎”遂渐成为对当时贵州的一种印象式泛称。原因不难看出：在长沙、武陵、象郡和牂柯郡诸地已渐被纳入汉的稳定版图、进入经营阶段后，汉王朝的拓疆视角也因此转移到黔西、滇东等“巴蜀西南外蛮夷”，再者由于当时牂柯郡诸“侯国”被平息后，夜郎“迎降”被封王，成为南夷族群的新的指代对象。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应仍是《史记》的“功劳”，以至于其他晚出于《史记》的典籍均重视“夜郎”并渐将其作为贵州地区的代称。在被汉灭亡后，夜郎名称时有延用，与“牂牁”一起，作为地名及行政建置名称时有延续，如《通典》卷一八七《南蛮》关于“牂牁”：“大唐贞观中，其酋遣使修职贡。胜兵战士数万，于是列其地为牂州。”《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牂州”下亦载：“武德三年以牂柯首领谢龙羽地置，四年更名柯州，后复故名。”
唐宋后，由于其他民族群的进入和现代民族开始呈现单一雏型，夜郎这一名称的出现甚微。其间，“牂牁”一词却在不再指代江名的同时，仍时常作为贵州的地区泛称、民族情况泛称，并渐转成为一个地理概念。“牂牁”的中心城邑为且兰，实际上且兰才是包括夜郎部落的整个牂柯部落联盟体之最“大”的。“牂柯”的名称同时也带动了“且兰”的名称。《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渝地）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另《华阳国志▪南中志》曾载楚襄王（公元前298年一前262年）时，派“将军庄蹻溯沉（沅或延）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王”，“且兰既克，夜郎又降。”从时间上看这里的“夜郎”名称出现更早，但《华阳国志》却是晋人所撰，诸多史实均据前史及传闻。《后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有不同点： “初，楚顷襄王时，遗将庄豪（蹻）从沅水（亦有说乌江者）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这一史实发生的时间仍有争议，分有前280年说，庄蹻起兵原因是战国时期的各国争霸的产物；前276年说（黄懿陆），起兵原因是“越人作乱”。但对比略可见方向均是“巴、黔中以西”，但“地名”却渐渐明确，说明当时夜郎并不一定出现或默默无闻，《后汉书》等因为撰写较晚，在前代典籍及传说的影响下遂直接将这一区域泛称为“夜郎”。
《华阳国志》在说“蜀国”时指出：“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史记▪西南夷列传》：“……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今云南保山），然亦不能臣使也。’”，在战国时代，越人是中国南方散居的庞大族群，“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并非统一体，发展并不均衡，主要是三个系列，一是仍盘旋于江浙闽；二是沿长江逆上，经楚，入黔中，进滇；三则是从江西闽南进入湘南、岭南、黔滇，延伸入东南亚。岭南这一路最为强盛，也颇被汉王朝重视，《汉书▪南粤传》曾载秦将赵佗被授南越王后，汉帝希望“使和集百粤，勿为南边害”，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粤、西瓯（桂西、桂中）、骆（桂东、黔西南），役属焉”；同书又载公元前179年赵佗就当时上书汉文帝时道：“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其中并未具体提及当时的贵州之“越”，或属于河北人赵佗所列举的越人中的某部，或与赵佗所领之越系同部，或相对安定（还不够“大”）不足以道，但均似可见贵州之越当时不构成“麻烦”。汉朝后来之所以注意之，只因在汉初的拓疆及南方丝绸之路上，夜郎及旁小邑这一部落群扼关当道；遂收束之，后反之，则诛除之。
从上引亦可略见，在汉王朝视角内，夜郎与其是“国名”还不如说是一种“地名”指向。秦末汉初盘踞岭南、西南的是庞大而芜杂的百越族系，亦包括且兰、夜郎、句町、滇等庞杂的牂柯族群，呈倾斜的条状型分布：黔西至滇池、保山，西南向桂西、桂南，南临交趾（越南）。具体看夜郎在今天的地理位置，相对是清晰的，座标有二：一是它临牂牁江，其向西南可以通抵南越番禺（广州），江宽足以行船，按共识这条河为珠江源流之北盘江。第二个是其西为“滇”，其南为南越，西南为今云南罗平、华宁、路南等；即“夜郎”约在今贵州普安、兴仁、盘县及与滇、桂毗连的地区以内某地。
二、作为一个大国的虚妄
1、《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夜郎与滇相对最大，故百余君长中独夜郎与滇受王印。到底有多大？一直到晋朝时，汉文字史料在描述云贵、两广和湖南时，都总带有地广人稀的未开化的蛮荒地印象。大致在西汉时，含17个人口集中点的牂牁郡15万人口，在东汉晋初时期，牂牁郡才26万人口，司马迁曾提到“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夜郎及其旁小邑应该也不过数万。
人口是一个重要指标。人口的数量在一般情况下也体现出城市出现并发展的可能以及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变化的可能。西汉时牂牁郡辖17县，总人数约15万，即使当时的人口统计有较大误差，那么这15至30万人分属17县，即17个人口集中点，各点的人口量仍然是较小的。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益州各郡人口略有变化，大致为：永昌189万，巴郡 （含阆中、涪陵）108万，越巂 62万，犍为61万，蜀郡（即成都）35万，益州郡（滇池），11万，牂牁26万，除后置的益州郡外牂牁郡其实人口量仍是最少的。其中夜郎县能有多少人口呢？要是汉时真有这么一大国，不会在司马迁笔下这么简略带过，也不会被南越王以财物“役使”，也不会不引起当时中原王朝的高度重视。事实上，汉王朝当时重视是更远的“南越”。
唐蒙上书武帝时，是“听说”能迫胁“旁二十二邑”的夜郎有“精兵十万”，这种为了强调目的的“听说”明显有夸张成分；其次，联系上下文看，所指应是“夜郎地区”而非指单独的夜郎县或夜郎部落。据史家考证分析，秦伐百越时，当时岭南就多为蛮荒地，交通不便，原始森林密布，自然环境恶劣，两广总人口数据估计都不会超过50万，其中能战的适龄青壮年大约为5万人左右，在《中国各朝人口》一书中记载在秦末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两广人口只有40多万人。另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后期与长安、临淄并称为当时全国3大城市的成都（即蜀郡）户数76256户，约35万人口。那么“窃闻”夜郎“精兵10万”，按每户出一丁两丁，加上老妇病弱人口，岂非当时之一人口大国？
也可先如此推断：夜郎10万战斗力，其实是包括了周围20余的“旁小邑”，加之古时的人们战时兵士，闲时生产，一呼百应情况，这样看是合适的——但又不合适，一方面，除非是且兰，位于牂柯郡边缘的夜郎不可能有这号召力，从夜郎王被汉使斩杀时其他部落的态度也看得出他们的关系是松散而非“政治”的；另外如果夜郎部落存在一支职业军人组成的部队，需要的社会经济支撑当是不可想像的。而且，史料并未指出前期的夜郎是常“反”与有扩张习惯的，作为早期的农业民族，其动态多为据关自守，见利而图的。
另方面，如果战时兵士闲时生产，也不太可能，因为这全民皆兵本身也会让“君长”不好管制；同时在冷兵器时代，武器与生产工具这个问题很难圆满解决！比如，铁的炼制体现着社会经济水平，直接影响着生产和军事力量，民族史家童恩正、徐中舒等考证，秦以前广西、云南迟至西汉仍不产铁。汉代实行盐铁专卖，严格控制，临近交趾之合浦、郁林（柳州）、牂柯、益州诸郡均未设铁官。④当时南夷民众常以竹木手工艺品与蜀商交换铁器，铁器的来源是很受限制的。
从外部政治看，除了各部落间的争战，南夷地区并未面临明显“压力”，实际上汉王朝对云贵和两广部分地区的管理相当于某种区域自治，“无赋税”，“以其故俗治”，“虽有官吏，仍以其君长为王侯，使主其种类。”“守令治其人，酋长世其官，不相凌夺”，所以，多少显得有些苟且的夜郎侯“迎降”，贵族身份依旧，但政治上没实力。而汉王朝的外交政策亦相对宽松，它并未一味采取武力，而总是以物质为诱，游说拉笼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贵族，不得已时才采取军事行动。“以夷制夷”这一招数后来亦被诸葛亮结合实际加以运用。汉王朝当时的打算主要是在维护稳定、保守边疆的基础上，修建公路、移民屯垦及在后期维护南方丝绸之路。
一般而言文明的发源应以农业为基础。决定农业发达程度的地理条件同时也是决定大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一个重要因素。这里就似有一个“巧合”，处于滇、黔、桂交界地带的“古夜郎”地区，至今都恰好不是农业发达地区！它们多为高原地形，喀斯特地貌，交通不便，偏僻落后，且气候相对恶劣，开发较晚。《史记》对夜郎与滇“皆椎结，耕田，有邑聚”的描述是平实的，体现不出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商周时期，人们聚居的地方称作邑。《说文》：“邑，国也。”西南夷之“邑”，并不为城之意义，实为对有一定数量的人们居住地的泛称。古代把都城称邑，但小到几户人家的也称邑，如“十室之邑”。邑作为居民点的古称，至少含有类似意思：建筑物不密集，集贸相对不是很发达。同时聚合建城定居需要一段时期、人口数量和一定的经济基础，周秦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间动辄掠城攻邑，数月便可攻取城池几十座或封城数十，从此亦可见城之规模。
因此，“夜郎”及其周边部落（旁小邑）不可能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大国”，这一部落群内部发展本身也是不均衡的，社会情况并不像后人想像的那么乐观。《华阳国志》描述在这一时期的牂牁郡就属于“畲山为田，无蚕桑，……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曾概括：“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产，又无蚕桑，故其郡最穷。”类似的生产力状况可见一个传说中文明发达疆域广阔的“古夜郎大国”的虚妄。如果是兵强马壮，发达文明，是有相当规模的“国”，它不可能被汉王朝、被司马迁忽略。
三、考古方面的遗憾
历史研究中文物考古是最值得信赖的辅助途径。总的看，贵州地区的史前文化相对更为丰富和价值，先秦时期的考古提供的文物从数量、特征上并不乐观，结论为时尚早。虽然考古专家宋世坤在总结贵州青铜文化具有浓厚地方民族色彩的同时是清醒的：“目前虽然夜郎考古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进展较慢，尚无重大突破。”但贵州考古界不知何故仍认为至少在相当时期，今黔西地区已普遍使用青铜器了，“这种青铜文化就是贵州夜郎地区的青铜文化”。据此专家划定出了“古夜郎国”及其周边小邑的范围——仍然是汉代的牂牁郡范围！这显然亦是一个有潜在心理定势的结论！它来源于“夜郎等于贵州，贵州考古等于夜郎考古”这一更大前提，而这“前提”实际上本身就如前述，也只处于推测研究过程的——本来因文献的局限寄希望于考古，没想考古反而先被文献笼住。
即便很理解考古界的潜意识或期望，但目前结果并不等于期望。近亦有识者提出了类似疑问：“通过被认为属于‘夜郎文化’的威宁中水、赫章可乐、普安铜鼓山等遗址和墓地的出土遗物的对比研究,指出过去所认定的‘夜郎文化’实际上是包含了三种不同的青铜时代文化类型，由此得出的‘夜郎文化’并非严格上的考古学文化，而仅是一个大杂烩”⑤是的，问题在于学者们自己将一个闪现于汉史中的名称无意承接至今！
文物是一种物化载体，体现“当时”，至少在公布的发掘结果中，今贵州地区（也包括今湘西、云南东部、北部、桂西北）考古历程中关于“夜郎”问题尚有许多缺失环节和关键性空白，陶器未见特别，大型的成套的青铜器、乐器、礼器（祭祀）、货币，以及有规模和水平的城垣建筑等尚未发现。没有发现不等于没有可能。只是，目前认为古夜郎为一“大国”的说法就为时尚早，关于考古学意义上的“夜郎文化”提法就值得商榷。
通过考古研究古夜郎地区人类的形成，发展情况，可得知其国的范围、族属，以及这一片区的其他情况，这也是一种合理的常规解释，但是又怎能确定，我们所考察和理解了的这一地区的文物、文化就一定是汉史中出现的那个“夜郎的”呢？以及如何确定贵州地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夜郎的”呢？假定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夜郎”这一名词，我们又将如何命名来自贵州地下的古代的人们留给我们“文物”？
考古的命名一般以出土文物的突出特征、典型遗址或确定的民族名称，目前将贵州地区出现的考古遗址墓地命名为“夜郎”及“夜郎的文化”并不妥当，考古不仅暂不能充分证明与汉史中的“古夜郎”、不能证明与具体的某一古老人群有关，甚至于也不能证明其文化的原生性、自发性、鲜明特点和“文化”程度……因此对于所谓“夜郎文明”提法亦充满疑问。
四、一个历史名词因何变成了所谓千年悬案？
1、从上，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夜郎国”这三字实际上是被误读了。不知不觉间，学术的难度与文化的潜意识附会渐渐达成了一致，在相关的地方、相关的人们逐渐对夜郎这一历史名词产生了误读和再误读！其产生的印象是：“古夜郎是一个土地相当辽阔的国家”，有相当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并创造了相当程度的文化——这是一个本身就不确定的前提，它同时又与不确定的结论相辅相承，在忽略时间差的互动中，使作为一个部落或方国的“夜郎”概念拓宽为广义，使得本身属于严谨的学术范畴的它渐渐变了风气，与大众文化、传媒、商业、旅游业及本土情感混合了，学术的研究成了急于与时代合拍的关乎地域自豪感表达，这一有违于史学研究的“泛夜郎”倾向在当代颇为突出。
所谓历史“悬案”之所以“悬”原因主要是：第一，由于“夜郎”出现的时间较短，类似史实只单方面见于汉字文献，并且记载甚简，给后人求证探索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使得这一历史事象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第二、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是先假定或相信曾有一个古大国存在的，研究就成了为它寻找证据的同向过程。这一并不确证的“模糊”的“古大国”印象又成为了种种研究的虚拟前提，自明清至民国时期，一茬茬有识者先后对夜郎进行了探考，近二十年来的研究虽然百花齐放，但仍未超越前代学者们在上个世纪便产生的大致结论，夜郎研究实际上一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处于徘徊状态。即说对象是简单和模糊的，工具、途径和历史观则是多种多样的，故在各执己见中扑朔迷离。
第三，争鸣的过程中，在能够借助和依赖的手段、证物一直在事实上是简略、间接和稀缺的，研究者却从开始便陷于自设的虚拟前提：夜郎等于贵州、夜郎文化即贵州文化、或就是民族文化，贵州考古也几乎就等同于夜郎考古。类似先入为主、以“夜郎”这一概念为中心的一厢情愿与事实上的模糊所产生的尴尬，早就出现了，纵观百年来关于夜郎的探访，其研究方法在变化，结果总是难以乐观。及至后来，围绕并局限于“贵州”的研究视野里，主观的判断、地方情感大过客观与科学的研究的情况屡屡出现。
第四、由于当代泛文化热的趋势、旅游业及经济中心的需要，夜郎“研究”实际上从当初的好奇、历史与学术责任感转变成了随意的判断与命名，以及文艺的虚构；近年来湘、黔、滇、桂等省区和各县市均争抢夜郎“文化品牌”，一改以往对那个成语的贬义回避，争相竞争，各自邀请专家论证、出台文件，强调自身与古夜郎的关系，使本就在探索中的夜郎话题在时间差被模糊后，越显虚妄和杂乱。
如此，所谓历史的悬案就演变成了人工的玄案——在某种角度看，当失去客观的、科学的应有评估反馈机制后，玄，亦体现出当下学术研究与现代经济、旅游文化、民族文化的合成及对接、或混淆搅拌后的随意性和“学术的滥用”。类似相关地理指认、夜郎主体族民及相关研究判断、考古的断裂、泛地域（贵州）文化概念的泛滥等都体现出由虚拟前提引证出虚拟结论的矛盾的情况。
2、关于古夜郎的地理争议。对此最常挪用的虚拟前提是人们有意无意间是将汉代牂牁郡的范围代指为曾经的汉“夜郎”范围，这也是夜郎在人们印象中成为一个“地理大国”的主要原因。这种误识先来自史学界之外的其他专业学科，继而发散到社会各界，渐被群众共识接受。清人张澎《续黔书》曾列举到，汉元鼎六年平且兰、后平夜郎后，置牂牁郡。后牂牁属益州。晋永嘉二年，分牂牁，立夜郎郡，领夜郎四县。然后分别在唐武德四年，贞观八年，贞观十六年，天授二年，长安四年在贵州各地设置以“夜郎”为名的行政建制，张澎列举罢甚感慨：“若秦汉时之夜郎，则西距邛笮，东接交趾，凡数千里。今人徙知遵义之为夜郎，亦不知夜郎之大矣。”
——其实历史上曾有用夜郎的名字设置郡、县的情况还不只在今于贵州境内。魏晋至唐宋时期，亦曾在辰州（现湘黔交界地）置夜郎郡，在湖南新晃设置过夜郎县。它们与汉代出现的古夜郎无直接联系，但却被相关地方以曾有夜郎为县郡名为理由，引以为古夜郎地，甚至以中心自居并在当代经济文化的背景中竭力制造一个可能的夜郎故国大国。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地方争相更名为夜郎，连饭店、旅游区、商业与文化的活动均各自戴上“夜郎”这顶文化帽子。
作为一个部落的“夜郎”自临北盘江的黔西地区后起，同一时期甚至更早，在今贵州地区还有其他部落或邑，如“鄨”，亦即今遵义、桐梓一带，但后来在介绍遵义时，人们往往强调的却是宋代的“播州”名，甚至也就由于“夜郎情结”，人们的研究倾向也是将这一地带努力与古夜郎概念佳钩。2006年4月据《南国早报》载滇桂又掀起与同样性质的“句町国”之争，主要是古代行政区划与今的不同所致，但大众传媒的介入，使得学术命题与学术品格背离。
3、自“夜郎”在近代引有识者兴趣和关注以来，呈现出百家争鸣、曲径分叉的态势，一方面，研究方法多种多样，人类学、民族学、文献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多管齐下。关于夜郎之名的释义、夜郎族属的争鸣、夜郎王家世源流、夜郎文化、相关风俗、所谓“国都”寻址等的争鸣层出不穷。截止到目前，关于古夜郎主体属于何种民族的问题是个难点，也是热点和敏感点，族属问题也直接推动民族史的研究，但从现居贵州的各民族的文献资料证据看，要充分证明与“夜郎”的直接关系仍是困难的。研究者通常也忽略了这个客观“前提”：至少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如今诸多现代民族仍未单独呈现出来。
一些民族文字和口头文献对古夜郎或“大夜郎国”的概述是高度文明、宏大且发达的，但在时间上和内容上，它们多以共识和定论的中国历史体系为参照物，以正史经典为指标，这种晚出和后来叙述先代资料的方式，显然多是一种美好的附望。从古代人类的文明建设与发展所需的各种环境、条件来看、从考古发掘看、从中国西南地区迄今为止的历史调查与研究来看，在四千年前，地处今西南地区喀斯特地貌环境可能产生一个闻所未闻的文明发达、制度与法律相对健全的古文明大国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研究中，有的学者竭力将现在贵州的地域性文化传说、风俗习惯与古夜郎时代对接，我并不认为这种研究路径的合理性，每一人们的共同体均有其自身特有及相对共有的文化脉络，为什么都要归为夜郎呢？而在民俗识别方面也是如此，漫长时间里，诸多文化事象风俗传说在特定地域本就有相互联系、影响和加工的规律。这类研究倾向在将现有风俗文化归为夜郎范畴的同时，这本身就导致了研究的矛盾性：一是前提本身并未确定，至今夜郎族属为何群体都不可得知；二是后来产生的文化怎么非得牵强地与汉初的昙花一现的“夜郎”相关？这种研究方式反而限制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研究。
这样导致的就是要么以现在的贵州民间文化指代“夜郎文化”，要么以古代的所谓“夜郎文化”与现在的地方和民间文化参照。另外，将一代代人们积累的文字与口头文献集中起来的、将历代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精神文化方面的民间内容、群众智慧、集体经验的积累集成均归属了“夜郎文化”，这也是为夜郎而夜郎的前提误置。
——从前述我们已看到，“夜郎国”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虚拟前提，各种如人类学、民族学、文献学、语言学、民俗学的“夜郎研究”实际上一开始就沿着虚拟的前提和莫须有的路线行进！这样就使得这一研究结果终归是想像、推理、合成和知识改造加工的产物！比如说，将现在的贵州境内的地方文化、民间风俗事象与本无可察考的所谓古夜郎“文化风俗”承接起来，将它们从文化角度上进行对接和解释、运用现代知识进行阐释的工作，事实上主要是由研究者出于不同愿望、有意无意地自行“完成”的。
五、打破精神的“夜郎”神话
综上，关于“夜郎”，确实是一个人工玄案，一个扩大了的虚妄的精神概念，一个合成的地方神话。纵观近年来关于夜郎研究的浮躁与升温，亦喜亦忧。喜者，“夜郎史”及“夜郎文化”的相关概念在今天濒濒出现并非偶然，说明地域精神的突出，一种地域内重塑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期望的滋生；它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开始重视和审视了来自地理、民族与历史带来的差异。本土知识分子和有识者对它的重视亦体现了一个自觉的文化环境的形成。
它其实又隐藏着一种危机！后来对夜郎“大国”的慕名，对所谓夜郎历史、文化的挖掘梳理，实际上都是后人的一厢情愿。这就体现了来自思想观念方面的局限——历史范畴的“夜郎”是什么？其文化内容、文化价值、文化程度与作用又是什么？虽然作为曾经的一种存在，研究与考证古夜郎对西南史、地方史等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对本土历史的向往以“夜郎”为标准显然是不妥当的，将2000年前的一个部落作为“贵州之根”是不宜的，夜郎不仅不能作为现在的贵州本土文化与历史的根本，亦不能作为时代文化更新的精神寄托。从区域角度讲，即便关于的“夜郎”的种种仍在某些范畴内可以继续，动辄谈及或冠名夜郎“文化”、“文明”以及“夜郎文化”这种提法在学术研究与知识运用上是虚妄和可疑的，当它被引申为现在贵州省境内的“文化总汇”更不应该；退一步说，即使“夜郎文化”研究还将继续，也该命名为“贵州古代文化”或甚至就是“贵州文化”。这是我们在今后要慎重对待的。从有关“夜郎”的种种可见，在如今，在数字时代、信息时空的大背景中，我们需要理性正视，客观评价，辩证认识“夜郎”，才能真正尊重历史、尊重学术、尊重文化、尊重地方、尊重自己。
注释：
①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②朱俊明．夜郎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③江应梁．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
④周永卫．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史学月刊．2004年（9）
⑤彭长林．关于“夜郎文化”的思考．贵州文史丛刊．20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