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方，原名大定。县城始建于明崇祯年间，清康熙五年设大定府，民国三年废府设县，1958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大方县。大方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毕节地区中部、乌江上游六冲河北岸，总面积3505.21平方公里，辖36个乡镇389个村（居）委会，居住着汉、彝、苗、白、仡佬等23个民族。2005年年末总人口97.79万人，少数民族占33.02%，农业人口93.1万人，占95.2%。全县境内海拔720米—2325米，年平均气温11.8℃，无霜期257天，年平均降雨量1150.4毫米，年日照时数1335.5小时。属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全县有天然林15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2.5%。[1]
大方漆器工艺独特、历史悠久，是中国漆器之乡。皮胎隐花漆器是大方特有的漆器，与北京雕漆、甘肃填彩、福州脱胎漆器等齐名于世。纵观大方漆器的发展历史，彝族漆器发展在前，汉族漆器发展在后，彝族漆器的用料及漆髹方法为后来声名远扬的大方皮胎漆器奠定了基础，大方漆器成为彝汉文化涵化的重要代表。从《大定府志》记载看，大方的彝族漆器在清代还是普遍使用的器物。但到了民国，彝族漆器的生产和使用大大减少。据1926年成书的《大定县志·经业志·工业》对漆器的记载来看，彝族漆器在汤匙、马匙和棺三种木品中仅提到“马匙”一样，而记述较为详细的皮箱、皮盘、葫芦、捧盒、传盒、烟盒、茶瓶、茶船8种漆货中则还能让人联想到是彝族漆器的就只有皮箱和皮盘两种，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的张建世教授认为皮箱和皮盘属于汉族漆器。[2]如此一来，到了明国年间彝族漆器就只剩下马匙一种。马匙的生产一直兴盛于大方县六龙乡，直到解放初，以后逐渐减少，几近消失。从大方漆器的历史沿革来看皮箱和皮盘能否简单划为汉族漆器值得商榷。但只从目前大方漆器的艺术风格，即文化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来看，称得上是彝族漆器文化的东西的确很少。
大方县号称“奢香故里”、“古彝圣地”，具有深厚的彝族文化底蕴，彝族漆器是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从文化的角度看，没有彝族漆器的大方漆器是不完整的。对大方彝族漆器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研究，无论从理论和现实看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大方县彝族漆器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传说彝族漆器是由狄一伙普发明的，这种说法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比较盛行。据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这是有关大方彝族漆器文化的最早史载。清道光年间黄宅中修，邹汉勋纂的《大定府志· 惠人志三·诸葛亮》对此也有相同记载：“既而，夷叟安帖，果大得其马、牛、丹、漆、，以供军国之用，国以富饶。”[据此推算，彝族或彝族先民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拥有和使用丹漆了。对大方彝族漆器最清楚的记载是《大定府志·卷之十四·风俗》：“饮食用木匙，曰‘马匙’。盛菜用木碗，名曰‘布肚’，高脚，即古之‘豆’。凡食，男就桌，女席地。凡饮，盛糟于瓮，挹水注之，插管而吸焉，谓之咂酒。”[《大定府志·卷之四十二·土物》载：“于货则有……皮漆器、马鞯、补肚、马匙……桐油……漆……、蜡……”[6]但文中并未明示这些漆器的使用年代，根据《大定府志》的成书时间，大方在清代，至少道光之前都在盛行彝族漆器是不容置疑的。明朝时期大方彝族漆器的情况则只能通过其它资料间接获得。据明朝黄成的《髹饰录图说·填嵌第七》中记载：“又一种黑质红细纹者，其文异禽怪兽，而界郭之处，皆为罗文、细条、縠皱、粟斑、叠云、藻蔓、通天花儿等纹，甚精致，其制原出于南方也。”[王世襄先生对此的解释是‘罗文，指有网目的细纹，即用尖刀划成小方格，如罗的经纬……细条，平行的细线条纹……縠皱，有弯曲起伏的细纹……粟斑，用小圆圈组成细纹，如粟粒之状……叠云，可能为用云钩的笔法划成的细文……藻蔓，可能为形似水草的细纹，攒簇如画松针……通天花儿，形态待考。’”并说：“查此种实物，过去在北京文物店中偶尔能看到，多为黑漆皮胎，划纹很细，填色漆，以朱色为主。它与一般填漆的不同在所填的只是勾画的线条而没有较大面积的剔刻。它的产地有人认为在贵州，有人认为在山西，实际上两地都有。”[8]因贵州在南方，结合明朝漆工黄成“其制原出于南方也”的论断及“其文异禽怪兽”的表述可以判断，这是一种与汉文化差异很大的漆器，山西固为汉文化之地，漆器表现“异禽怪兽”的可能性很小，因此黄成所记录的这种漆器为大方彝族漆器的可能性较大。现在大方县奢香博物馆所藏的时代较早的彝族漆马鞍、漆酒壶等器物上都绘满了细密的斜方格纹，弯曲的细纹，圆圈纹等，与黄成在《髹饰录》中的描述十分相似。梳理历史资料，大体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方县彝族漆器文化即使以《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的诸葛亮平南中算起，至少已有1700余年历史。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承载彝族文化上千年的大方彝族漆器现在却几乎从贵州消失。就笔者调查了解，目前在毕节地区的部分边远山区，如大方县的六龙乡、赫章的妈姑镇和威宁兔街乡的部分边远彝村还存在。造成大方彝族漆器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大方县彝族文化在历史传承过程中的变迁与涵化。明朝洪武年间，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开“龙场九驿”以通滇蜀，从而沟通本土文化与滇蜀文化。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调北征南”而来的世籍军户在驻地屯田戍守，安家落户。清康熙年间，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大批移民涌入今毕节地区。“乾隆14年（1794年），总人口46433，其中少数民族30845人，占总人口的66.43%。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总人口220250人，其中少数民族86980人，占总人口的39.49%。民国时期，少数民族受歧视，一部分少数民族隐讳其族别，据民国36年（1947年）统计，全县总人口241335人，其中苗、彝两个民族人口为15375人，仅占总人口的6.37%。”[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虽然经历了奢香开“龙场九驿”，明朝洪武年间的“调北征南”和清朝的“改土归流”。大方在清道光以前，境内人口最多的依然是彝族或以彝族先民为主的少数民族。综合《大定府志》和《大方县志》相关记载可知，大方彝族的漆器，到了清代还是普遍使用的器物。文化功能论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看作是一种工具性实体，强调文化源自人类的需要。民国年间大方彝族从主体民族变为非主体民族，彝族文化从主流文化变为非主流文化，随着人口的急剧减少，对彝族漆器的需求自然随之减少，彝族漆器文化就随着需求的减少而逐渐衰落。大方彝族漆器文化是一个具有较多保守机制、严格内部结构的文化系统，但遗憾的是没有有效的自我完善机制，因此，在文化变迁和涵化的过程中便被挤出曾经的文化土壤，存留于边远山区彝村的文化角落。
二 大方县彝族漆器的生态文化内涵
大方漆器之所以名扬天下，有其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一是大方县盛产优质木漆，二是大方县盛产优质的漆器木料——杜鹃花木。
漆树，漆树科，落叶乔木，主要分布于亚洲温暖湿润地区。在我国，东经97°～126°，北纬19°～42°之间的广大区域都有生长，因品种和垂直分布不同分为大木漆树和小木漆树，大方县的漆树属于大木漆树。大木漆树生长于海拔550～2500m之间，最高可达3500m；小木漆树生长海拔为200～2500m，最高可达2300m。大方县位于北纬26°53′~27°07′，东经105°13′~106°09′，海拨720－2325米之间。属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大方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形地势、气温、光照、湿度、降水以及土壤等自然条件适宜于漆树生长，所产生漆的漆酚、漆酶含量高、燥性好、质量优。”[10]12-16杜鹃花木是彝族传统漆器中重要的胎料，“虽然彝族漆器的胎骨发展至今已有6种之多，不过用杜鹃花木制作的漆器还是占了大多数” [11]45-48世界品牌国家森林公园百里杜鹃大方景区，总面积130多平方公里，共有23个品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地球上唯一保存完好、规模宏大、品种繁多的原始杜鹃林带，现已查明的杜鹃花有马樱、团花、迷人、露珠告等23种，占世界杜鹃花五个亚属中的四个亚属。[12]
据清田雯的《黔书·革漆》记载“盘、盂、盅、碗、之属，凡数种矣。壶为善。酒、乳、茶注之，提之等于滑稽鸱也……戎宜预箭皰，马鞯，囊之被之，等于障泥久也？若钿合，又增陆离之采色也：用水牛皮，牝者首，牡者亚焉……而后绘以文采焉。绘之其色四也，四色皆和漆成之……黄以石黄，绛以灌口砂，碧色合靛青、石黄而一之，羊肝色兼黄、硃、靛而三之。？钁车铁笔，花鸟赋型形，斲轮承蜩之技也。雕虫镂卉，运斤成风，崔青蚓、边鸾之首也。又水西有乳漆器，其制度略同，独绘事各别。”[13]
水西，即如今的大方县，该史料生动反映了大方县彝汉漆器的共同和差异之处，相同点是“其制度略同”，差异是“独绘事各别”。
现在大方奢香博物馆里展出漆器中的马匙、马鞍、木勺、饭盆、木碗的造型、图案、色彩与如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漆器相同，属于相同的漆器文化。就两地彝族漆器的历史渊源目前尚无定论，兰一方先生认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漆器源于大方。[14]
彝族漆器的文化内涵主要反映在漆器的胎料、造型和纹饰上。彝族传统漆器的胎料主要有木胎、皮胎，角胎、竹胎，竹木和皮木混合胎六种。根据用途彝族漆器可分为餐具、酒具、马具、兵器和毕摩法具等。餐具胎料常用的有木和皮，主要有盘（木或皮胎）、钵、木盔、碗（木或皮胎）、勺、餐桌；酒具胎料多为木和角，主要有酒壶（圆形或扁圆形、鸟形酒壶）、酒杯（鹰爪杯、原来还有雁脚酒杯，猪脚酒杯、鸟形酒杯以及牛羊角杯），酒舀子；马具胎料多为木和皮，主要有马鞍（木或皮）、马笼头（皮）、马镫（木或皮）；兵器则几乎都是皮胎料，主要有皮铠甲、头盔、护手筒、盾牌、护腕、箭筒、火药筒、匕首套等。在所有彝族传统漆器中，餐具和酒具使用最多、影响最广，文化代表性最强。传统彝族漆器的纹饰都是黑底上绘红、黄两色花纹。黑、黄、红构成了彝族传统漆器的基本色调。彝族尚黑，黑色代表尊贵和庄重，因而所有的漆器都是黑漆打底；红色代表火焰，象征勇敢、热情和丰收；黄色代表美丽、吉祥和光明。三种颜色都为吉祥之色。彝族漆器的纹饰主要以点、线、面进行搭配装饰。纹饰内容源于彝族人民对自然和生活的观察和思考，特点是自然写实，形义一致。归纳起来有自然纹饰、动物纹饰、植物纹饰、生产生活用具纹饰及其他纹饰。自然纹饰主要有太阳、月亮、星星、山、水等；动物纹饰主要有虫、蛇、鱼、鸡眼、鱼眼、牛眼、鸡肠、鸡冠、鱼刺、羊角、牛角、马牙等；植物纹饰主要有瓜子、花蕾、花、菜籽、蕨、蒜瓣、茄子等；生产生活用具纹饰主要有矛、火镰、渔网、绕线架；其它纹饰主要有窗格、栅栏、球、钱、指甲等；图案因器而异、或象形、或抽象，每种器皿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图案。图案和器皿组合，共同构成一系列重要的文化符号。如餐具中高足、深腹、敛口的盆是用来盛汤的；短足木盆用来装肉食，高足木盆用来盛饭；长柄木勺用来喝汤；带盖、鼓腹的圆形器则为毕摩专用；彝族漆器家具仅有桌子一种，四足或圈足，足高约10厘米，桌面为圆形或方形，漆桌和鹰爪酒杯过去是奴隶主和贵族专用，象征权力和地位。如今史学界多数人认为彝族源于氐羌（我的老师王文光教授就把彝族漆器看作是彝族源于氐羌的文化证据）、是一个游牧民族。游牧的生活特点决定了所有的生活器物必须经久耐用、便于携带。正好这些彝族木、皮漆器完美地满足了这种需求。圆形的漆餐具中除了碗由于是抬在手里无喇叭状圈足，其它的餐具或高或低由于要直接摆在地上都有喇叭状圈足，这便于在游牧过程中席地就餐时取食食物。彝族漆器隐喻着彝族人民对自然和社会的哲学思考，这些漆器反映了彝族人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涵盖了彝族人民的本土认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和宗教信仰等，记录了彝族人民不同时期的历史沿革与发展历程，对研究彝族人民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三 大方县彝族漆器文化在保护、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的文化思考
漆器文化包含漆器的制作工艺和漆器通过造型、装饰所反映出来的人文精神两部分。就漆器的制作工艺来说，大方漆器可分为嵌隐、填隐、描饰、刨化、罩漆、复饰、质色、堆漆，约8门14类。漆器的生产分为胎坯、灰地、漆地、装饰4道工序50多个环节。其中彝族漆器常用的制作工艺有镶嵌、堆漆、雕刻和喷彩绘四种，制作工序上也分为胎坯、灰地、漆地和装饰4道工序，与汉族漆器“其制度略同”。中国的漆器文化具有浓郁的时空性，这是由漆器的制作方法和漆器本身所投射的文化因子所决定的。说到脱胎漆器会令人想到福州，谈到填彩大家也会想到甘肃，说到皮胎隐花则会令人想到贵州省的大方县。漆器只是一种文化载体，制作技艺是其中的地域性文化标签，而漆器本身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则代表着不同人群的文化思考。
作为贵州彝族曾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大方现在还保留彝族有许多的历史和文化遗迹，如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明朝著名的“顺德夫人”，彝族杰出女政治家奢香墓，还有大批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古彝文碑刻及众多的彝族民间故事。作为大方县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漆器直到近现代才逐渐衰落。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民族民俗文化的特点就是既有历史传统又有现实传承，既有物质文化又有非物质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所具有的“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最为引人注目。近年来，为了加快大方经济发展，加大旅游开发和招商引资力度，大方县委县政府正努力挖掘和凸显大方县与众不同的区域民族文化，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扩建奢香博物馆为奢香墓彝族文化博物馆，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九重衙门”，有关工作现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建成之后，奢香墓彝族文化博物馆将变成收藏、展示、研究彝族历史和文化的中心。同时，还将是一个深受各族各界欢迎的，能看、能玩、有买、有卖的多功能的彝族文化活动场所。博物馆将不时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文化活动，开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族风情表演，等等。
大方县要打造黔西北历史文化名城，突出自身的民族区域特色，对彝族漆器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漆器是彝族重要的文化载体，彝族漆器是大方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代表，是大方漆器的根，是大方漆器延续传承的重要文化源泉，缺失彝族漆器的大方漆器是不完整的。“马林诺夫斯基还认为文化是人工制品（artifacts）和传统体系所组合而成的，经过文化，个人得到人格陶冶，社会团体和组织也才得到维系和延续。”[15]保护、开发和利用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措施归纳起来无非两类：一是政府行为；二是民间行为。
可以说，大方县委县政府对大方漆器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是积极的。为漆器产业的发展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和漆器协会，并通过政府拨款和自筹等方式为漆器协会准备了必要的运转经费；对传统绝技和传承人采取了保护性政策措施；还就漆器产业的开发和利用与贵州大学建立了合作；对民间艺术产品进行了收集整理；并加大了对漆树种植基地的建设和规划；组织漆器企业外出参观学习，等等。但整个一系列政府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行为都没有涉足彝族漆器和文化。这种情况对于大方县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明显不符，与“古彝圣地”，“奢香故里”这样的称谓也不相符合。因此，政府应在保护、开发和利用大方漆器过程中，以文化的战略眼光，派专人对留存至今的彝族漆器进行分类收集整理，对彝族漆器艺人进行普查登记，采取措施进行保护。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当彝族漆器文化淡出大方漆器市场的时候，大方漆器便因缺少彝族文化元素而少了许多变化的市场亮点。
文化的民间保护行为通常基于两种动因，一是本民族有识士出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责任感而采取自发的保护措施，以笔者的自观，这种责任感在大方彝族中比较浓烈；另一种就是当这种文化在如今的市场经济中能策动自身的商品价值。毕节地区有部分彝族知识分子正试图将自己的文化转化成商品，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民间行为在大方彝族漆器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2008年1曰14日的《毕节日报》的报道，因历史变迁已失传了的大方县六龙乡彝族虎头马尾立装带座马匙瓢，在几位大方艺人遍访民间老艺人、自发潜心研究下，于2007年研究成功。并成功申请了专利，专利号为200730134800.3，这是毕节地区首例由民间艺人自发研究、集资申请的地方民族工艺品专利。并在2007年“多彩贵州”两赛一会上。得到了来自湖南、山东、北京等地客商10万余元的意向性签约。可见，大方彝族漆器文化并非过时和落后，在如今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大方彝族漆器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对大方县构建和谐社会，提升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加快民族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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