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全国彝族古籍的重点分布区，境内彝族古籍藏量大，品种齐全，内容丰富，值得给予充分的关注。如果把彝族古籍分为民众古籍和毕摩古籍两大部分，在凉山，成文的民众古籍相对较少，但毕摩经典则可谓卷帙浩繁。当然，如果把口头流传下来的文献也算作古籍，凉山地区的民众古籍也是非常丰富的⑴。
一、近代以前的彝族古籍收集整理研究
一般谈到彝族古籍研究的发端，大家都会首先想到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人对彝族古籍的搜集和研究，但客观地讲，彝族古籍研究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学者们往往将贵州的彝族古籍研究追溯到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水西彝族土司安国亨（1542年袭职，1597年卒）或土目安国泰“翻译夷书九则”的时候，清代改土归流后有个水城厅的厅属文生安吉士，撰写翻译夷书七绝诗，“辑《西南夷志》数十卷”也是比较有名的⑵；云南则会追溯到大约在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木刻印刷《劝善经》（以道家《太上感应篇》章句为母题撰写）的时候；四川凉山因为与汉文化接触较少，比较清楚的是到清初才有了木刻版的《玛木特依》（《教育经典》）。有的学者则将彝族古籍的研究追溯到汉代（或说唐代）纳垢酋阿軻撰号曰韪书的爨字之时，或追溯到晋代《华阳国志》中所说的“夷经”⑶。然而在我们看来，自彝族古籍产生以来，世世代代传承彝族古籍的无数个毕摩或歌师都应该是彝族古籍的不同程度的整理研究者，只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以个人的方式体现出来，也并非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而已。比如四川凉山的阿苏拉则（大致是宋末元初人，有人认为他出生于南宋淳熙二年即1175年）就是一个在毕摩经典的整理规范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
二、科学研究彝族古籍的发端
一般认为，对彝族古籍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起源于十九世纪后半叶，且初期的研究者以西方人为主。而在那些调研彝族古籍的西方人中，尤以法国人居多。他们深入彝区，调研彝族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等，免不了都要涉及彝文和彝族古籍。他们把一些彝族古籍搜集起来，带回本国，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研究，开了科学研究彝族古籍的先河。其中，最早接触到彝族古籍的据说是一个叫Grabouilliet的神父，于1873年就得到了彝族古籍。此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则有法国人Paul vial翻译出版的彝、法对照本《宇宙源流》（1898年出版）和1905年出版的《法倮字典》。涉及到凉山彝族古籍的，则有法国亲王奥尔良曾经深入四川凉山收集彝族古籍，Commandant 和D‵ollone等也曾于1911年到四川宁远府和大凉山搜集彝族古籍。其中，在宁远府收到的大约是480字，在大凉山收到的大约是1030字，但具体书名和册数不明⑷。1912年，在巴黎出版的《在中国的非中国文字》一书将属于凉山彝族的清代木刻本《玛木特依》影印作为插图⑸。
二十世纪初叶后，由于中华民国的建立，西方人没有了以前那样随意进入中国的机会，他们对彝族古籍的搜集研究也就从此中断了。
三、民国时期的彝族古籍收集整理研究
民国以后，特别是抗日时期，以杨成志、丁文江、马学良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对彝族古籍进行了搜集研究，成绩显著。因为毕竟是本国人对本国文化进行研究，这批学者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都很强，投入的感情也不一样，调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是西方人的研究可比的，他们的研究更为实际，也更接近真实。其中，最早接触到彝族古籍的据说是一个叫董贯一的先生，他在1912年出版的《古滇土人志》一书中附插了一篇彝族古籍⑹。然后是杨成志先生，他于1928年、1929年分别到云南和四川大凉山搜集彝族古籍，其中在凉山收集到980字⑺。杨先生还在各种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介绍和研究文章，是最早对彝族古籍进行认真研究的国内学者。之后应该是林惠祥先生，据说他于1931年“根据四川赠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倮倮民族物，曾发表其解释。”当时送给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大致是4本经书⑻。1932年，刘咸先生“根据中央研究院生物调查队所得的倮倮经，在英国的《人志》上发表介绍性的短文”⑼。丁文江先生说自己第一次看到的彝族古籍是在民国三年于武定县得到的《占吉凶书》，民国19年又在贵州彝区搜集到《玄通大书》一部，之后便与罗文笔先生合作编译彝族古籍，并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著名的《爨文丛刻》（甲篇），反响极大，成为彝族古籍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其中收入的《夷人做道场用经》，是由谭锡畴先生从川西带来的，属于凉山的彝族古籍⑽。1943年，傅懋勣先生在凉山冕宁小相公岭两个彝人处口头收集、翻译了一本《古事记》，实际上就是凉山著名的《勒俄特依》之口头版，并为此专门写了《凉山彝族传说中的创世纪》一文发表在《边疆服务》上，这可能是对彝族口碑古籍的第一次收集、整理和研究⑾。而在彝族古籍的调查、搜集、整理、收藏、研究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马学良先生，是从1942年起开始接触彝族古籍的。他在云南武定、禄劝一带调研彝族古籍，前后搜集了1000多册，分别送各高校和科研单位保藏，使这些珍贵的遗产存留至今。由他送交中央研究院的彝族古籍也一直藏在台湾的傅斯年图书馆，其中有50多册为四川地区的彝族古籍⑿。马先生一生致力于彝族古籍的调研，撰写了许多文章，对著名的《爨文丛刻》进行了增订，主持编译了《阿诗玛》等一些著名的彝族古籍，并长期从事彝族古籍人才的培养和彝文文献学科的建设工作，功勋卓著。
对民国时期的彝族古籍研究情况，我们了解的大都是从以上学者的文章中来的，我想可能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信息，需要做进一步的史料钩沉的工作来加以补充。
四、建国以后的凉山彝族古籍收集整理研究建国以后的凉山彝族古籍收集整理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建国初到1980年国务院批准四川《彝文规范方案》为一个阶段；从1980年至今为一个阶段。
（一）从建国初到1980年国务院批准四川《彝文规范方案》期间的彝族古籍收集整理研究
在凉山，这一时期彝语文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彝族文字的改革和规范工作，对彝族古籍的调研主要是为改革和规范彝文工作服务，基本上没有开展过专门的彝族古籍调研工作，而且由于这一时期发生了民主改革、大跃进、文革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人们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对彝文和彝族古籍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建国之初，由于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需要，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非常重视。1950年9月，后来为四川彝语文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陈士林先生随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到凉山进行彝语文调查工作，与西昌专区民族干部训练班彝语文研究组一起进行调研，他们请来各地通晓原有彝文的毕摩数人参与调研，而“毕摩们带来了几袋子彝文经书作为研究原有彝文的资料”，“也请过西昌附近的民间识彝文者（非毕摩），提供民间书籍作研究”。他们从这些毕摩经书和民间典籍中著录了3284个形体不同的彝文单字，并根据这些单字设计了“彝文号码检字法”，完成了《彝汉字典》的初稿⒀。这是建国以后最早的凉山彝族古籍方面的调研工作。西昌专区民干校也在1951年散发过油印本的彝族民间文学《阿莫尼惹》⒁，说明当时就已经对《阿莫尼惹》进行了调研。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那时的彝文被认为是不够“实用文字”条件的“（宗教）经典文字”，又受到当时以汉字拼音化为标志的全国性的文字改革浪潮的影响，刚刚开始的对原有彝文的调研工作未能持续。1951年，中科院语言所川康工作队成立，决定在凉山创制和实验彝族拼音新文字。拼音新彝文通过近10年的使用实验，最终因不被广大彝族老百姓所接受而于1960年寿终正寝（实际上是在1958年就不再使用），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不过，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科院第四工作队还是于1958年将“陆续收集保存的彝文典籍进行初步的释读断句后，用腊纸刻写油印，装订为四大册（估计有40万字），分送给中央和地方的有关单位保存和研究”⒂。这是对凉山彝族古籍进行初级整理的最早成果，非常难能可贵。1959年，四川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也整理了一个《阿莫尼惹》的初稿。而拼音新彝文的废止也并没有立即带来彝语文工作的春天，1958年召开的一次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座谈会提出了“不要新彝文，直接学习汉语文的主张”⒃，从此，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提出了“直接过渡”的错误主张，从忽视原有彝文进而变为完全抛开彝文，直接推行汉文。所幸在这条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路上没有走得太远。1962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会议调整了民族工作思路，凉山也随之调整政策，恢复语委工作，重新对原有彝文及其使用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1963年，中央民委和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联合召开云、贵、川三省民族语文工作座谈会。会后，凉山州语委按照会议精神把业务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原有彝文的收集、整理工作方面，并于1963年10月编成了《彝文单字汇集》，收入8000多个彝文单字⒄。同年，由中央民委派来协助彝文问题调查的人员交了一份《凉山州彝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计划》（初稿）给凉山州，其中有“搜集老彝文的成文资料，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各地老彝文一般的共同点和存在的差别，以便为整理规范老彝文提供意见”的内容⒅。1965年，凉山州语委又选定了《彝文常用字表》。正当凉山州深入基层对彝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和广大彝族干部群众对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进行比较细致的调查研究，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了语言文字工作政策的时候，又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从而中断了凉山实验性地推广使用原有彝文的工作。
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凉山彝族古籍特别是毕摩经书被看作是“封建迷信”，成为重点的收缴对象和销毁对象，毕摩们被当做“牛鬼蛇神”，成为批斗的对象，那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据笔者对曾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一些毕摩的访问，那时大量的彝族古籍被收缴后，大多被付之一炬。有少量的古籍被收缴后，交给了公安部门和文化部门，但多数也在辗转过程中散失⒆。总之，在这席卷全国的十年浩劫中，彝族古籍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原本就传承艰难的彝族古籍再次被逼到了绝境。所幸尚有部分古籍由具有深厚的“书香传统”和文化使命感的毕摩们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藏入岩洞或墙壁等地方而得以保存下来，我们才能在今天仍然看得到那些较早的彝族古籍。
1974年，四川省民委彝文问题调查组成立，凉山州随之也恢复了彝语文工作机构。1975年1月，省民委又成立了彝文工作组，再次开始对彝语文进行调研，并由此而拉开了制订《彝文规范方案》的序幕，一直到1980年8月1日国务院批准《彝文规范方案》在四川彝区推行使用。这是四川彝文改革史上非常重要的几年，但《彝文规范方案》的制订工作主要是依据前期所收集到的彝文字汇进行的，并没有因此而对彝族古籍开展进一步的的搜集和整理。在这些年里，只有西南民族学院语文系彝语文教研组于1978年12月整理、翻译、印刷了6000多册的《阿莫尼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