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文笔先生翻译彝文古籍巨著《爨文丛刻》到五、六十年代罗国义先生翻译彝文百科全书《西南彝志》，再到八十年代罗正仁先生为主整理翻译出版《彝文金石图录》，罗氏一家三代人在彝文战线上辛勒耕耘了数十年，在翻译、教学和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了彝文古籍翻译世家的美誉。本文试对其一家三代人的成就和贡献作较全面的介绍和评述，以引起业内人士对他们的历史功绩、学术思想等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进而促进彝语文事业的更大发展。
关键词：彝文古籍翻译世家，罗氏三代人，彝语文事业
彝族是中华各民族中有本民族语言和自创的古老文字的民族。彝族人民用古彝文写下了卷帙浩繁的彝文文献古籍，贵州是彝文文献古籍的富矿区。据调查，贵州的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遵义等彝族地区都藏存有数量可观的彝文文献古籍。其中彝族人口最多的毕节地区，藏存的彝文文献古籍在四千册以上。
该地区藏存的彝文文献不仅数量多，品位也较高。到目前为止，从该地区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西南彝志》、《爨文丛刻》、《宇宙人文论》、《彝族源流》、《物始纪略》、《彝文金石图录》等文献古籍，都是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彝文古籍珍品。
一个先进的开放的民族，既要不断吸收外民族的先进文化来发展自己，也要把自己的优秀文化介绍出去，使它对人类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人类的发展需要文化交流，然而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以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字为载体来传承的，所以文化交流需要翻译。彝族优秀的古代文化要介绍出去，就要通过整理翻译彝文文献古籍去实现。贵州毕节地区深厚的彝族文化环境培育和造就了高水平的彝文古籍翻译人才，被誉为彝文古籍翻译世家的罗氏三代人罗文笔先生、罗国义先生和罗正仁先生就是在这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才。他们一家通过三代人连续不断的辛勤笔耕，成就卓著，先后翻译了《爨文丛刻》、《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等一大批彝文文献古籍。· 这些译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宜传彝族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从事彝文古籍翻译整理工作的人已不少，彝文古籍整理队伍在不断壮大，但一家三代连续从事这项工作并取得如此重大成就的还没有第二家，所以，他们一家获得彝文古籍翻译世家的美誉是名符其实，当之无愧的。其实，他们一家的贡献不仅限于彝文古籍翻译，在彝语文工作的其它方面如彝族教育教学和彝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贡献也不小。因此，更确切地说，应该称他们一家为彝语文世家。由于宣传不够，除了部分从事彝文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业人员以外，世人对罗氏一家三代人的情况及贡献了解甚少。对他们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经验的研究更还未见端倪。然而，为了进一步搞好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和彝语文的各项工作，提高翻译质量，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现在，他们一家三代人虽然都已作古，但是他们的翻译思想、经验和乐于奉献的可贵精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是彝语文事业的无价的宝贵财富，应该认真去研究。鉴于此，笔者撰写了此文，并仅以此 ‘ 文为引玉之砖，希望更多的人去研究他们。
罗氏三代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从事彝文古籍翻译及彝语文的其它工作的环境条件不同，所取得的成就和贡献也不同。现分别介绍和评述如下。
罗文笔先生的成就和贡献
罗文笔（1868——1947），彝族，贵州省大方县东关乡罗寨村人。其先祖为笃慕后裔默部族中首徙乌蒙者，历数十传至元明之际，迁居古罗甸国之拟拢，称拟拢氏。又至其祖者故时，再迁往冬瓜林今大方的东关定居，称液滋汁家。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5月29日，罗文笔先生降临于世。既长，其父节衣缩食，送其就学，寒窗十载，通读六经。正当应试之时，因科举废而未能遂其鸿鹄之志。遂设馆而舌耕，培养家乡子弟。后又信了耶稣而人教会，从事传教活动。他本不懂彝文，为了认识了解彝文古籍文献，师从彝文经师杨胖力学彝文，历经数载，造诣日深。较深厚的彝汉文功底为他后来翻译《爨文丛刻》打下了坚实基础。
罗文笔先生是晚年才走上彝文古籍翻译之路的。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冬，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从四川、云南来到贵州大方，想找人翻译他搜集到的彝文书籍，作为研究彝族的资料。经人介绍，他与罗文笔先生相识了。第一次见面，罗先生带了一本《帝王世纪》去给丁先生看，经罗先生逐字讲解，丁先生知道该书是讲述水西安氏的历史的。通过交谈认识，丁先生确信罗先生的彝汉文水平能承担彝文古籍翻译工作，便与罗先生商定，由他把自己收藏的七部彝文典籍全数翻译出来，邮寄给丁先生审定编辑出版。丁先生收到稿件后寄付给翻译酬金，还允诺为罗先生在政界谋一职位。罗先生谢辞不受，只求丁出面要求政府出资在家乡办一所彝族学校，培养本民族子弟，改变彝乡落后面貌。丁允诺。
由于罗先生是初次翻译彝文古籍，丁先生为他设计了一套翻译方法。这就是后来被广泛运用的四行译法即先抄彝文为第一行，再用注音字母给彝文注音为第二行，然后用汉字逐字对照直译为第三行，最后一行乃用汉文译意。罗先生用此方法用了三年的功夫把他所藏的七部彝文书全部译完，并在各卷卷首加了说明，把译稿陆续寄给了丁先生。译稿经丁先生审定后写了序言，题写了《爨文丛刻》的书名，由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公开出版发行。一部彝文典籍巨著的彝汉对照译本就这样公开面世了。该书的出版是丁文江先生和罗文笔先生共同合作的结晶，是罗文笔先生前半生彝汉文知识积累的集中外现。该书的出版使他从一个无名的基督教徒成为一名彝文古籍翻译整理知名学者。
在丁、罗二人的合作中，罗文笔先生按约定完成了他承担的全部工作，可是由于丁文江先生于出书的当年在湖南不幸中毒逝世，罗先生一是未收到最后一笔翻译酬金，二是希望丁先生出面要求政府出资在家乡办彝族学校的事也搁浅了。直到1943年初，原国民党中央粮食部专员何育京在重庆买到两本《爨文丛刻》，丛书中得知译者罗文笔先生其人。出于政治需要，何氏欲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翻译成彝文出版，便致函与罗文笔先生联系。此时罗先生年事已高，视力减退，本已不能执笔翻译了。但想到求政府出资在家乡办彝族学校的夙愿未了，这又是了却夙愿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便以由何氏出面督促当地政府在罗先生的家乡开办彝族学校为条件，接受了翻译该书的任务。接受任务后，罗先生通过自己口译，由其幼子罗国义记录整理翻译该书。后因抗战胜利，国民党迁都回南京，时局变化，该书只译了一部分就被放下了。书虽未译完，但办学的事在何育京的督促下总算实现了。1945年，大定政府将本县安乐保国民学校改为“ 彝民小学” 。虽是换汤不换药，但在罗先生的家乡总算有了一所名正言顺的彝族学校，了却了罗先生的心愿。此后，罗先生便携其子罗国义，其孙罗正光等在该校任教，培养彝家子弟。学校实行彝汉双语教学，为贫困落后的彝乡培训出了不少人才。解放初期，该校培养出来的一些学生走上了工作岗位。
1947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罗文笔先生在家病逝，享年80岁。罗文笔先生的一生是不慕荣利，为民族的振兴强盛苦苦求索，努力奋斗的一生。为发展民族教育和弘扬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彝文古籍翻译世家的第一代，他的贡献首推翻译了彝文巨著《爨文丛刻》，使该书得以公开出版面世，为国内外了解和认识彝文古籍和彝族文化提供了条件。在今天看来，翻译一部书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当时却是一个创举，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因为在此之前，还不曾看到整部的彝文古籍的彝汉对照译本公开出版。《爨文丛刻》的翻译出版开创了整部彝文古籍汉译出版的先河，为保存和传播彝族优秀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著名语言学家、民族语言文学家、前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教授马学良曾这样评价“ 丁罗二人在50年前为彝族文化保留这样一部巨著，并且印出来，以广流传，对保存彝族文化，为发展中华文化所建立的功绩，与这部彝文巨著同样是不可泯灭的。”
在《爨文丛刻》的翻译中，丁罗二位先生首创并成功地使用了彝文古籍汉译的科学方法一四行译法。这也是他二人的一个重大贡献。这种方法使读者便于了解和认识彝文的形体，读音和字义，了解彝语的语法结构和语文原文的具体内容，能满足不同需要的读者的要求。用这种方法翻译的译本，既可作为学习彝文的读本，也可作为研究彝语文的资料，还可以通过它对比研究彝汉两种语文。当然通过它能了解彝族历史就更不用说了。正因为这种译本的用途是多方面的，所以它能扩大阅读对象。这种译法的优越性使它经历了60多年，一直到今天仍被广泛采用，经久不衰。
罗文笔先生由于有较高的彝汉文水平，有较高的彝汉社会历史文化知识，《爨文丛刻》的翻译质量也是较高的。马学良先生说“ 我们从《丛刻》整个译文来看，译者罗文笔所译的经典，在当时彝族中确是一位罕见的汉彝文造诣较深的彝文经师。”阁能得到40年代也曾从事过彝文古籍翻译工作，在学术界很有名望的民族语言文学家如此高的评价是不容易的。
《爨文丛刻》的翻译是彝文古籍汉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的普遍关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著名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称该书“ 对于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及其他各方面，都可以有很大的贡献。’，〕马学良先生则认为该书“ 是研究彝族历史、哲学、语言、文学的一部彝文巨著。全书连注音、释读、意译共约十余万字，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它仍是中外出版的彝文经典研究著作中唯一的一部巨著。’，〕这是马先生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中说的。该书翻译出版近50年内，没有能与之媲美的彝文经典研究著作出版，充分说明了该书的翻译水平达到了不易超越的高度。日本上智大学博士粟源悟在《从明代彝族土司看民族联合纽带一彝族民族史研究报告之一》一文中，把该书的翻译出版称之为彝族历史新的研究阶段的开始，是研究彝族的重要资料。
从《爨文丛刻》在学术界的影响和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可以看出，该书在彝文古籍汉译史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罗先生对彝文古籍翻译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是系统翻译整部彝文古籍的开拓者和莫基人。
罗文笔先生的第二个贡献是从事民族教育，培养民族子弟，改变家乡的贫穷落后面貌。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应试，在仕途上大展鸿图时，恰遇废除科举，仕途无望。他便改弦易辙，设馆舌耕，从事民族教育事业，为家乡的少数民族青少年创造读书识字的机会。在办私塾的过程中，他逐渐发现，教育费用全部由学生负担的私塾，将一大批交不起学费的贫困子弟拒于门外。他想若能办一所政府出资的学校，就能使更多的贫困子弟有上学的机会。虽然，他也深深知道一个普通老百姓是无力去影响政府出资办学的，但他的想法一直没有在心目中消失，所以，当丁文江先生提出打算用为他在政界谋职的方式感谢他合作翻译出书时，他毅然婉言谢辞而提出请丁先生出面请求政府出资在他的家乡办彝族学校的要求。后因丁先生不幸逝世而未实现，但他仍不死心，尽量捕捉实现愿望的机会。当何育京要他翻译《中国之命运》时，他立即意识到机会来了。尽管当时他已年逾古稀，视力锐减，已不能执笔搞翻译了，但是为了实现由政府出资在家乡办学的愿望，他断然接受了何氏交给的翻译任务，让其子罗国义作助手翻译此书。何育京也言而有信，督促当地政府在他的家乡把保国民学校改办成“ 彝民小学” ，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他虽然只在该校任教三年就过早去逝了，但他为家乡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贡献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在谈及家乡有民族教育史时，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深深地怀念他。
罗国义先生的成就和贡献
罗国义（1910——1986）是罗文笔的幼子，自幼随父读《诗》、《书》，兼学彝文典籍。因家庭信奉基督教，15岁时经教会介绍到重庆华西三育教会学校勤工俭学，历时三载。后因家贫而休学，便被教会指派到云南的昆明、大理及滇西各地传教，历时十数载。1942年春，为了赡养年迈父母才返回贵州家乡，一面从事小学教育，一面当其父的助手，翻译《中国之命运》。此书虽终未译就，但罗国义先生却在实践中学到了其父的翻译经验和方法，增长了翻译知识，提高了翻译能力，为其后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1年初，以费孝通为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大方，罗国义先生为大方县民委手书彝文锦旗赠送访问团，展示了他的彝语文方面的才华。1955年5月，费孝通教授又率工作队到贵州毕节地区搞民族研究工作。为研究彝族历史需要，贵州毕节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彝文古籍翻译整理的专门机构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罗国义先生作为当时该地区不可多得的专门人才，被聘进翻译组主持彝文古籍翻译整理工作。从此以后，他继承父业，把整个后半生全部投人到彝语文事业中去，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罗国义先生从事彝语文工作的经历大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各有其侧重点。1955年到1966年的11年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搞彝文古籍翻译整理。工作实绩是翻译了《水西传》、《水西制度》、《西南彝志》等25部51卷彝文典籍，为省内外社科研究部门提供了200多万字的重要研究资料。受当时条件所限，这些译稿均未公开出版，只油印成资料供内部使用。这些资料虽然都以“ 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 的单位署名印发，却全是由罗国义先生一人执笔译成的。因为在当时的翻译组人员构成中，能执笔搞翻译的只有罗国义先生一人。另一位从赫章聘来的专业人员王兴友先生，虽然是数代的家传彝族毕摩，彝文水平较高，但汉文水平较差，不能直接执笔搞翻译，只能作点口译协助罗国义先生搞好笔译。其他人员就只能做些抄抄写写和后勤服务方面的工作。因此，此间译成的25部51卷译稿，一字一句都浸透了罗国义先生的心血，都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
十年浩劫期间，毕节彝文翻译组被撤销，罗国义先生被遣还回家，被迫弃笔握锄营生。
1977年10月，经贵州省委批准，毕节彝文翻译组得以恢复重建，罗国义先生即被聘回，继续主持翻译工作，开始了他从事彝语文工作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从1977年到1980年约三年时间。此间他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和组内的王兴友、黄昌寿、陈英和禄一方等编译人员一道，翻译了《奴仆工匠记》、《宇宙人文论》等多部彝文古籍，选编出版了《西南彝志选》汉译文本。二是把在第一阶段搞翻译时积累起来的彝文字词卡片进行了整理，编纂出《彝文字典》、《彝汉常用词语》、《彝语古今成语》、《彝文千字文》等四部彝语文工具书稿，油印供内部使用，为彝语文工具书的编写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填补了历史上彝语文无工具书的空白，解决了要求学彝文者急需工具书的燃眉之急，为彝语文推广作出了贡献。
1981年至1984年，是罗国义先生从事彝语文工作的第三阶段。这是他从事此项工作的颠峰时期。这一阶段的工作地点转移到了北京。首先，他作为贵州方面的彝语文专家应邀去京整理收藏于北京的彝文古籍文献。在北京，他同来自云南、四川的彝语文专家一道，把北京收藏的彝文古籍文献进行了认真清理，编写出书目和内容提要，分类归档，为彝文古籍研究者索阅必需资料提供了方便，使北京收藏的彝文古籍文献得以清理归档，做了一件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的工作。接着，他又被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聘用，参加筹办彝族历史文献大专班的准备工作。1982年秋，全国首届彝族历史文献大专班在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开班，罗国义先生受聘给该班上彝文古籍文献课，使他登上了大学讲台，从一名彝文古籍翻译员到一名大学教师，他走到了所从事事业的颠峰期。在任课中，他凭借深厚的彝汉文功底和严格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认真备课，深人钻研教材教法，教学效果好，得到系领导和同行的好评，更受到学生欢迎。上课之余，他还承担了《增订爨文丛刻》的修订补译任务，对其父翻译出版的《龚文丛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修订和补译，使通过修订重新出版的《增订爨文丛刻》不仅在字数上从原《爨文丛刻》的十多万字增加到上百万字，‘ 而且通过对原书中的错误之处的改正和不足之处的补充，使该书的质量和学术价值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了民族古籍类书中的抢手货。
1984年暑假，罗国义先生送走了首届彝族历史文献大专班的毕业生，在返家渡假途中，不幸得中风呈半身瘫痪，打了二十年小工，无公费医疗待遇的他，虽然得到各级民族工作部门的热心关照，多方筹款医治，但再也没有能使他重新站起来，遗憾地结束了他的事业。被病魔折磨了一年多后，于1986年3月1日在大方家中逝世，享年76岁。一位虽无工作籍但贡献很大的彝语文专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这是彝语文事业的重大损失。
纵观罗国义先生从事彝语文工作的一生，其主要贡献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翻译了《西南彝志》等余30部彝文典籍，为社科研究部门提供了数百万字的资料。上世纪80年代前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彝文文献资料，绝大多数是他翻译提供的。到目前为止在彝文古籍翻译工作者中，在翻译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无人能超过他。这是了不起的贡献。遗憾的是这数百万字的翻译资料。除《宇宙人文论》得以公开出版外，其余的都未能公开出版。因此他的成就和贡献除极少数业内人氏知道外，多数业内人氏和业外人氏都不知晓或不完全知晓。他的这些翻译资料的采用，使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第二，他编纂了《彝文字典》、《彝汉常用词语》等一批彝语文工具书，为彝语文工具书的编写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这些工具书的应用加快了彝族语言文字推广使用的进程，其贡献也是不小的。这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工作，从文字推广的角度看，其意义要远大于翻译古籍文献。后来加人彝语文工作队伍的不少年轻人，都是从学习《彝文字典》等工具书开始认识彝文的。这些工具书既是学彝文者的工具，又是学习彝文的启蒙读物，也是研究彝语彝文的材料，其价值是多方面的。
第三，他通过大学讲坛传授彝语文专业知识，为培养彝语文高级人才作出了贡献。历史上，彝文曾进人过学校，但是，彝族社会衰落后，彝文只是在民间以师带徒的形式传承。至少在百年之内已远离学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民族语文发展的春天，彝文古籍文献有史以来首次作为一门课在大学讲授，罗国义先生正好赶上这一大好时机。他十分珍惜这样的好机会。通过勤奋刻苦的工作，取得了优良的教学效果，深受学生欢迎，也得到马学良等著名专家的好评。一个长期打工的翻译员能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他教过的这一届学生大都成为四省区彝文古籍整理和彝语文教学的骨干。他在培养彝语文专业人才方面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罗国义先生的一生，在彝文古籍翻译、彝语文教学、彝文辞书的编写等方面的贡献都是突出的。他是一位在彝语文界很有声望的本民族学者，在新中国的彝语文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突出成就和可贵精神，迎得了后人对他的无限崇敬和永久怀念。
罗正仁先生的成就和贡献
罗正仁（1924——1992）先生是罗文笔先生的长孙，罗国义先生的侄子。三岁丧父，由祖父抚养成人。自幼随祖父学习诗书，熟读四书五经，兼学彝文。因祖父信奉基督教，及长即进人重庆教会学校读中学。抗日战争暴发后，弃学从戎，在国民党部队郑洞国部下服役。曾在印度接受军训，后转战中缅战场。日本投降后，随军去了东北，在长春随部队起义加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文化教员。1952年复员回乡，由县长蒋彤亲自指派，就任理化区长春小学校长。后因其在国民党部队服役期间曾在部队电台工作过的经历，被错误地清理出教师队伍，回家务农为生。粉碎“ 四人帮” 后，即被大方“ 中聘为代课教师，上英语课。1977年，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恢复重建后，需要充实专业人员，罗正仁先生即被聘人翻译组，加人到彝语文工作队伍中来。1978年到1984年的6年间，他在翻译组一边搞翻译，一边搞彝文缮写他的彝文写得很好。当时彝文无字钉，彝文书籍的排版印刷都要靠手工缮写。这年，他除了参加部分彝文古籍的翻译外，主要抄写了《西南彝志》等彝文古书数十卷，完成了《贵州省彝文试用课本》、《彝语古今成语》等十多本彝文教材、著作的彝文手写排版，手写彝文近二百万字。此外，他还参加了《彝汉常用语对话》上编等书的编写工作。
1984年秋，经贵州方面推荐，罗正仁先生受聘到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接任其叔罗国义先生原担任的教学工作。由于他的彝汉文功底比他的叔叔要更厚实一些，又有在中学教学的经验，所以，经该院的有关专家学者对他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全面考察，认为他具有较高的能力和水平，便给予他教授待遇。他共在该校任教6年，连续为三届彝文文献专业的学生上课，直到他的第一届学生留校经他继续培养能接替任他所承担的课后，他才放手，不再应聘。在此期间，他同时受聘于大方县少数民族古籍抢救编译室，在中央民院没有教学任务时，就返回大方搞彝文古籍的搜集、整理、编译等工作，与编译室的黄昌寿等先生一道为大方县的彝文古籍整理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对全县的彝文典籍和彝文碑刻铭文进行全面深人的普查，彻底查清了全县的彝文典籍和彝文碑刻铭文的藏存情况。对全县藏存的380多部彝文典籍进行了造册登记，并将其中的145部征集或复制带回县民委妥善保管。还对全县的246块彝文碑刻铭文中的203块拓了片，再将学术价值较大的46块拓片作了识读、修补和翻译，编纂成《彝文金石图录》大方部分一书供内部使用其后，又以该书为基础，精选了其中的15幅拓片和译文，连同在贵州的其它地区搜集到的5幅拓片共20幅，编辑成《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作为“ 七五” 民族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之一，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该书从搜集、整理、翻译到编辑出版都是由罗正仁先生为主完成的，特别是每一幅的翻译都是他经过字斟句酌敲定的。
二是翻译了《水西十三则溪》、《水西世系经纬》、《以登署》上下集、《确载署》、《宇斗署》等多部彝文典籍，编写成了《彝文常用词句》、《彝文书面词语》、《大方彝族谚语》、《大方彝语成语》、《水西大方彝族历史世系纲要》等几部书稿。但由于无出版经费，这些书稿至今还压在抽屉里。
三是参加了大方县地方志的编写工作，编写了《彝族志》、《彝族人物志》等部分。其中《彝族志》部分是由罗正仁先生独立完成的。
四是参加毕节地区《彝文书目内容提要》一书的“ 大方部分” 的编写工作。’
此外，罗正仁先生还撰写学术论文，参加各种彝学研究的学术会议，发表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如被《大方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收载的《妥阿哲纪功碑史实探证》一文，对长期争论不休的济火助孔明南征受封问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
罗正仁先生在彝语文工作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聘在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任教六年，连续培养了三届学生，还培养了所任课程的继任者，为培养彝语文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方面，他的教学能力和水平要比他叔叔罗国义先生更强一些。他的任教时间也比他叔叔的任教时间长，所以他是三代人中在彝语文教学方面的贡献最大者。
第二，整理翻译了一大批彝文古籍，为抢救彝族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毕节彝文翻译组和大方县民族古籍文化抢救编译室工作期间，翻译了不少彝文文献古籍，遗憾的是绝大多数都未能公开出版，使世人无法见识。唯有《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可以作为他的翻译成果的代表作。从该书中可以看出他的深厚的彝汉文功底和很高的翻译水平。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都说，罗正仁老师的学识和人品都让人十分敬佩，他教人百说不厌，他答疑一点就通，和他一道工作，真是受益匪浅。
第三，撰写论文，编写彝文书稿，积极参加彝学研究，在学术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小贡献。他一生中独立撰写了若干篇学禾论文，独立或合作编写了《舞汉常用语对话》上编、《彝文常用词句》、《彝文书面词语》、《水西大方彝族历史世系纲要》等多部书稿，可惜都未能出版面世，实在遗憾。他还收集了数万条词条，正在着手编写彝文词典，只因死神降临得太早，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未能完成这件功在千秋的大事。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比他的祖父和叔叔强，如果他能多活十年、二十年，他会对彝语文事业作出更多突出贡献。，
第四，他在抄写彝文古书，手写彝文书稿排版中，发展了水西地区的传统彝文书法，创立了独具特色、艺术性很强的彝文书体，为彝文书法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在几《水西大渡河建桥碑》碑文书体的基础上作了大胆的改进和发展，创立了歼罗氏彝文书体”言这种书体字形结构匀称，笔画赋有较强的艺术性和美感，一个字就象一幅画，斌有生命活力，给人赏心悦目的感受，是当今流行的彝文书体中值得发扬光大的一种一。一厂·
在罗氏三代人中，还有一位也为彝文古籍整理工作作了不少贡献，他就是罗正仁的弟弟罗正光先生。他也曾受聘在毕节彝文翻译组和大方县民族古籍文化抢救编译室工作过，参与彝文古籍翻译、彝文缮写、彝文碑刻拓片修补等多项土作· 如夸彝文金石图录礼第一辑的拓片修整、彝文缮写都是由他完成的。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他向笔者提供不少资料，在此特向他表示感谢。
罗氏三代人对彝文古籍翻译整理和彝语文事业的贡献，远不是一篇小文章所能说清说透的。为了彝文古籍整理工作和彝语文事业的加快发展，应该对他们进行更深人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