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王天玺同志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首发式上的讲话内容，整理成本文发表于《创造》2009年第1期，现转载与各界共享……
前几天我专程从北京回到云南，就是为了赶来和大家一起参加百卷彝文经典出版的首发式。刚才先培同志、红卫同志对这部彝文经典的出版工作作了很好的讲话，我很赞赏。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我想说四句话。
第一句话，彝文经典的出版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彝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文经典集中反映了彝族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反映了他们的整个精神世界。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已经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彝文经典。
但是历史上的彝文经典有两个缺陷，一个是它大多数是手抄本，非常容易散失，非常容易湮灭，所以必须进行抢救、保护和整理。第二是这个经典非常分散，据我所知，彝文经典有很多是流散在国外，在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图书馆里面，都有彝文经典，那些大多数是一两百年间由传教士拿出去的。还有很多彝文经典保存在我们国内的北京、南京和其他地方的图书馆里。绝大多数则是散落在滇、川、黔、桂彝族地区的私人手里。
总而言之，彝文经典非常分散，怎么样把这么多的彝文经典收集起来，整理出来，正式出版，这是许多彝文专家，也是许多彝族群众长期的愿望。我有一个做彝文研究的朋友，他就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果吉·宁哈教授。从上个世纪 70、80 年代起，他就为了收集整理彝文经典，整天整夜地工作，最后累病了，年纪轻轻的就去世了，可以说他是为了收集整理彝文经典累死的，他没能够看到彝文经典的正式出版。现在，我们的彝文专家们，像果吉·宁哈一样的彝文研究者，他们可以满意了。他们所追求的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是由楚雄州来实现的。楚雄州委、州政府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办成了这样一件大事。这是一件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大事，这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工程、大好事，楚雄州能够拿出 1000 万元来办这件大事，表现了楚雄州委、州政府的领导很有智慧，很有远见，很有魄力，很有决心，是令人敬佩的！参加这个工作的所有同志，所有彝文经典的收集者、整理者、编译者、出版者，他们都费了很大的心血，终于有了很好的成果，他们也是令人敬佩的！
第二句话，彝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文字的发明是一个民族从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那么我们彝族什么时候开始有文字呢？彝文是不是很古老呢？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有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彝文是很古老的，彝文是跟汉文一样古老的。有什么证据吗？我在这里提出三条证据。
第一条证据：大家知道，西安半坡村，那是五千多年以前的文化遗址，半坡村出土的陶器上有很多刻划符号，经过后人整理，总共是115 个刻划符号，有的人说这只是符号不是文字，但是 1959 年、1961年，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郭沫若同志两次去看这些符号，他最后得出结论，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但是这些文字汉文专家不能识别。这个最古老的文字就跟彝文有关系。据专家研究，这 115 个文字，15个字与彝文完全一样，其他大多数也跟彝文近似。四川、贵州、云南的彝族学者能够识别这些文字，这就说明我们彝族文字的发明，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以前，这是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在四川博物馆保存着一些三千多年前的武器，就是出土的铜戈、铜矛等，那些武器上面有刻划文字，它们不是汉字。四川省科协高级工程师钱玉趾经过多年研究，认为这些文字从字形上看，从语法结构上看，跟彝文完全一样。1989 年 11 月 23 日，新华社从成都发出一篇电讯，认为这些刻划符号就是彝文，刻划文字的书法非常精美，与同时代任何文字的书法可以媲美。那就说明，三千年以前，就在使用彝文，而且有了比较好的彝文书法，这是第二个证据。
第三个证据：晋朝的常壉写过一本书，叫《华阳国志》。《华阳国志》里面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就是说，一千多年前，在西南地区，学者们在谈话的时候经常引用彝经，说明彝文已经在社会上非常通行，受到广泛的重视。
仅以上面这三个证据就可以证明，彝族的文字非常古老。新中国成立以后，彝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它是上了人民币的。?我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第十五届、第十六届的代表，也是好几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有彝语同声翻译，发给我们的文件，都有彝文版。
第三句话，彝文经典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宝库。
大家知道，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里边说过，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最早开发了黄河、长江流域地区，以彝族为主的西南各民族最早开发了祖国的西南地区。这位老先生在《中国通史》里边，把彝族在中华发展史上的作用、贡献表述得非常准确。这种作用和贡献，是客观地存在于中国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很具体地记载在彝文典籍当中。这些作用、这些创造是了不起的。比如说，楚雄有太阳历公园，彝文经典记载的太阳历，可以说是人类所创造的最先进的历法之一，这是彝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再比如，彝文经典记载的父子联名的谱牒，一直可以追溯到“生子不见父”的母系时代，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再比如说，在我们中国社会影响非常大的《易经》八卦，有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先天八卦，与彝族八卦完全一致。大家看到那个圆圆的、黑白合抱的太极图上了韩国国旗，成为了国外有些著名科学家的徽章。太极图在汉族地区见得很晚，是宋代以后才看到的，是邵康节从西南地区引出去的。而在西南彝族地区许多彝族家里门楣上也经常画着太极图。我们阿苏大岭同志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就是专门研究彝族八卦的。《易经》的很多名词，包括为什么叫“易”，很长时间搞不清楚，学者们有很多说法，但是用我们的彝话，用彝文经典来解释，可以豁然开朗。再比如说，贵州出版的《西南彝志》，记述了西南地区各民族历史上的关系，除了汉文典籍之外，这是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最重要的历史资料。
诸如此类，就是说彝文经典是人类智慧的宝库，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把它收集出版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四句话，要努力开创彝学研究的繁荣时代。
彝学要进行研究，要让它繁荣，我们这部经典的出版，就是为彝学的繁荣打基础的。我们正在做很多的基础工作，除了彝文经典的出版，还有正在编撰的《彝族通史》、《彝族大词典》，这些都是为彝学的繁荣打基础。
彝学研究的人才现在也多起来了，一个是我们专门研究彝学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还有很多彝族的干部，他们退休之后也来做这种研究工作，象今天在座的马立三同志、阿苏大岭同志他们搞了不少的著作，这都是退下以后，加入了彝学研究的行列。
另外，为了做好彝学研究工作，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云南彝学会工作做得不错，大理彝学会、红河彝学会都开展得不错。当然我们还有贵州、四川彝学会，工作都开展得很好。我们楚雄彝学会也要好好抓，全省各个州县有条件的都应当把彝学会成立起来，好好研究彝学，并且跟国外合作，使它成为一个很大的学问。大家共同努力，使彝学研究走向新的繁荣时代。
现在这部经典的出版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行百里路半九十，后面的工作还很多，要真正把彝文经典都收集起来，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所以后边任务还重，同志们不能松懈，也要继续求得省委、省政府的关怀和支持。除了出版工作之外，出版以后要做好彝文经典的宣传，要让大家知道，要正确的进行宣传，第三，就是要开展对彝文经典的研究，要把这个研究工作抓起来，这样，才能真正的达到我们的目的，繁荣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原载：《创造》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