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或许是机缘巧合，还是苍天对巍蒙大地的眷顾，一千多年前唐朝，南诏始祖细奴逻以及后代，在唐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率领巍山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积极进取，在洱海地区众多部落中脱颖而出，有偏安一隅的弹丸之地的蒙舍诏，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洱海地区的霸主，在经过数十年的励精图治，统一了祖国西南地区，建立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南诏国。南诏国的建立，为祖国西南地区民族的团结、地方的稳定和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时至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亿万人民实现了小康，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又开启新的“一百年”征程之际，大理州委州政府站在发展大理全局出发，高瞻远瞩，为巍山的发展高度重视，将巍山纳入全州发展大局，为巍山发展提出了目标，指明了方向，即巍山县要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样板、文教科创新城、民族团结示范标杆，“大祥巍”一体化建设的蓝图。巍山迎来了千载难逢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巍山将再次成为令人羡慕、世人关注的焦点。县委十三届九次全会和第十四次党代会两次会议上提出了巍山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奋斗目标。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重温历史，充分挖掘民族历史文化，最大限度地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服务。基于此，我们对南诏历史文化进行研究，让南诏历史文化重放异彩。下面从南诏历史、南诏功绩、千年南诏特色文化，发表几点意见，仅供参考。
一、南诏历史
南诏对中国大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立下了可歌可泣的功劳。为了弘扬中华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加强民族凝聚力，让边疆各族人民投身到火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研究和探索千年南诏特色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
（一）蒙舍诏在蒙舍川的经营
洱海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主要指今滇西洱海周围地带，包括今大理白族自治州全部、丽江南部及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历史上洱海曾有叶榆河、叶榆水、昆弥川、洱河等多种称呼。从文献记载看，“叶榆”为古地名，“昆弥”即昆明，为古族称。洱河等多种称呼，亦作渳河，即瀰河，以昆彌得名，古云昆明池也。但后人更多循“如月抱珥”、“形若人耳”之说，称之为洱海。
至唐朝初期，洱海地区的古代居民经过不断的分化组合，逐渐形成了“白蛮”、“乌蛮”等一些处于部落发展阶段的共同体。白蛮、乌蛮是唐宋时期一般性的民族称谓。在洱海地区，一般说来，白蛮与近代白族有族源关系，乌蛮与近代彝族有族源关系。但当时的白蛮、乌蛮之间分化也不很明显，他们的生产生活和语言风俗相近，常常互通婚姻。
居住在平坝地区的白蛮和乌蛮，其生产生活方式为农耕邑聚，正如《通典》卷187记载洱海地区的情况：“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其土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而以十二月为岁首。菜则葱、韭、蒜、菁，果则桃、梅、李、杏。有丝麻，女工蚕织之事。出纯绢丝布，幅广七寸以下。早蚕以正月生，二月熟。畜有牛、马、猪、羊、鸡、犬。饭用竹筲，抟之而啖。羹用象杯，形若鸡彝。有船无车。男子以毡皮为帔，女子纯布为裙衫，仍披毡皮之帔。头髻有发，一盘而成，形如髦。男女皆跣。……其俗有盗窃、杀人、淫秽之事，酋长即立一长木，为击鼓警众，共会其下，强盗者众共杀之。若贼家富强，但烧其屋宅，夺其田业而已。”
从《通典》的记载可知，唐代平坝地区的白蛮和乌蛮已经进入到阶级社会，贫富分化较为明显，出现了部落公共权力组织，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联盟，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经济方面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作物中既有南方传统作物水稻，又有北方传统作物粟和小麦；此外还兼有牛、马等牲畜的饲养，畜牧业和家禽饲养业比较发达；纺织业有一定发展，掌握了养蚕缫丝、种麻纺绩的技术；由于居住的地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往来商贾多在此停留，故已有小城镇出现；文化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对汉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能讲汉语。
唐初，滇西乌蛮在洱海周围地区形成了六个大的部落组织，称为“六诏”，分别是：
蒙舍诏，在今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境内；蒙巂诏，在今云南巍山县北部至漾濞彝族自治县一带；邆赕诏，在今云南洱源县南部的邓川一带；施浪诏，在今云南洱源县北部的三营一带；浪穹诏，在今云南洱源县城区一带；越析诏，又称磨些诏，在今云南宾川县宾居街一带。 唐代初六诏中越析诏是磨些蛮，其余五诏则是从秦汉以来滇西的昆明、叟发展演变而来，隋唐时被称之为乌蛮。此外还有石桥诏（在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广下关市）、石和诏（在今云南大理凤仪镇西部），或与六诏并列而称“八诏”，皆属乌蛮。
关于六诏形成的具体时间，《旧唐书·南蛮传》载：“姚州之西，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兵力相埒，各有君长，无统帅。蜀时为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此说明显有“以今推古”的嫌疑。《蛮书》所记唐初六诏世系大都仅为二三代，南诏最详，为四代，则六诏名称的出现，当不早于隋末唐初时期。
蒙舍诏在六诏中位于南方，故称南诏。《旧唐书·南蛮传》载：“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蛮书》卷3也说：“蒙舍诏，姓蒙。”南诏先祖从哀牢山区迁往巍山的具体时间难以细考，相传唐贞观年间为躲避仇敌，南诏八代祖舍龙帅部众从哀牢山迁至巍山。南诏以蒙舍为号，当与舍龙有关。大概“蒙”先是部落称号，后逐渐以蒙舍为号，与蒙巂诏名从首领巂辅首相同。
舍龙帅部众迁移至巍山之后，其生产生活方式逐渐从半农半牧转向农耕邑聚。舍龙之后，至细奴逻时，蒙舍诏开始强盛。南诏的发源地巍山坝子具备了发展经济的优良条件。《蛮书》卷5载：“蒙舍川……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回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川中水东南与勃弄川合流，南有笼磨些川。”山川之利为南诏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为了防止其他部落的攻打，蒙氏先祖曾在山龙山于图山上筑城以居。唐初，细奴逻率众从山龙山于图城迁至平坝，筑蒙舍城（今巍山古城村），经过数十年的经营，蒙舍诏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乌蛮中经济殷实、人口众多的部落群体。此时洱海地区的其他乌蛮部落，农业和畜牧业都普遍发展起来了，但“邑落人众，蔬果水菱之味，则蒙舍为尤殷”①。《南诏源流纪要》载：南诏“孳牧繁衍，部众日盛”，已然成为滇西洱海地区一股日趋强大的地方势力。
彝文古籍《西南彝志·武氏源流》也记载了南诏早期发展的一些情况：武祖慕阿切，一世慕阿切，二世切慕希，三世希雅糯，四世糯雅陀，五世陀洛施，六世施武客，七世武额克。君为武额克，臣为武客那，师为武朋安。他三贤之世，武家的蒙舍，察看了两山，遍地是沃土，但不曾开辟，他就去开辟，兴盛有荣威……武蒙舍这人，头戴鹿角冠，他的领域大，天开一道门，降下一重地，他就此居住。
唐朝初期，在云南洱海地区居住着为数众多的各种部族，有“乌蛮”部落、“白蛮”部落、磨些蛮、顺蛮、僕人等，他们之间互不统属。后来，在“乌蛮”为主的部落中，形成了六个比较大的部落联盟，史称“六诏”。
蒙舍诏在蒙舍部落酋长蒙舍龙及其子细奴逻带领蒙舍川各民族民众，开垦土地，积极发展生产、发展人口，不断壮大力量。终于在蒙舍川建立了以蒙舍龙的名字命名的、较为强盛的联盟—蒙舍诏，蒙舍龙自称为诏主。
蒙舍川前身为邪龙川，早在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就设置了邪龙县，隶属于中国。但是到唐朝初，中央政府并未派遣官吏到此直接管理。而是给川内的昆明族大部落酋长一个封号，用“以夷制夷”的方法，让其代为管理。当蒙舍诏强盛后，邪龙川改称为蒙舍川，昆明族也就称之为乌蛮（现在的彝族先民）了。
在开初的二十多年里，蒙舍龙、细奴逻父子主要是为建立蒙舍诏、统一蒙舍川南诏各部落而艰苦卓绝的奋斗。这是一个充满斗智斗勇、充满血与火的战斗历程。蒙舍龙父子现以巍宝山脚前新村为据点，积极发展生产，团结部族，关心群众，在村里树立了很高的威望，而后不断地扩展地盘，统一了周围的各个部落，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前新村部落，这就是蒙舍诏的雏形。因这里是山区，条件不如宽阔平坦的坝子，为此，蒙舍龙就把目光投向了土肥水美的平坝，并为此精心准备。蒙舍龙、细奴逻父子于是不断出兵攻打居住在平坝里的各个部落，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部落。功夫不负有心人，蒙舍龙、细奴逻父子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统一了蒙舍川南部，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蒙舍诏。
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蒙舍龙病故，有其子细奴逻继位。细奴逻自称奇嘉王，改国号为大蒙国。细奴逻在父业的基础上，积极向上，励精图治，继续开拓蒙舍诏疆土，尤其是制定了一条“独奉唐朝为正朔”的政治路线，这对南诏的发展壮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蒙舍诏成立伊始，在蒙舍川北面有强大的蒙巂诏，经常不断向蒙舍诏进犯，烧杀抢掠，企图消灭蒙舍诏。细奴逻为了保卫家园，把都城建于地势险要的山龙山与图山上，称山龙山与图城。此地易守难攻，能有效抗击蒙巂诏。蒙舍诏为了寻求更大发展，就必须扼制蒙巂诏。细奴逻知道仅仅依靠蒙舍诏自身的力量是不足以与邻国抗衡的，必须借助外力支持。经过精密思考，审时度势，决定向唐王朝靠拢。细奴逻先是派使者到姚州，向唐王朝说明意愿，取得默许，承认细奴逻为蒙舍川的合法统治地位。而后细奴逻制定了有利于蒙舍川发展的一系列计划，并付诸实施。政治上：效法唐王朝的政治管理制度，实行“六曹”制，管理上有章可循，诏内社会稳定起了积极作用。经济上：制定货币制度，如用食盐、绢作为货币；开辟贸易市场，制定税收，是不同地区的产品得到互补，通过与内地的不断交往，把内地的手工业技术引进到诏内，如制陶、纺织、扎染、食品加工、冶炼等，并对从事这些职业的匠人、艺人采取免收三年农业税，以鼓励他们。由此，极大推动了诏内经济贸易的兴旺发达。在农业水利方面：效学内地，发展水利，除了在诏内有一个方圆30里的水产茂盛的大池外，还修建了纵横交错的水渠；改良耕作技术，在农田耕作中推广使用“二牛三夫”制，是诏内很多地区的粮食生产达到一年两熟，为蒙舍诏统一六诏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在文化教育方面：保持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地位不变，积极提倡学习汉文化。鼓励贵族弟子学习、使用汉文、汉字，并派人到内地进行学习，学成后，在诏内开办学堂传授。在军事方面：实行军民一体制，村社佃民“闲时耕作，战时为兵”；在军事外交中采取明智“远交近攻”策略，这对蒙舍诏军事上的不断强大收到很好的效果。
细奴逻，勤政爱民。据涅努巴西《南诏国的宫灯》所述，他“对民如甘泉，三月不加派劳役，九月不把皇粮增添”，他为了国土安危，“乘骑的战马很少卸鞍，日查一道道隘口，夜看一座座驿站”。 细奴逻対百官赏罚分明，对贪官污吏之人严惩不贷，对待忠臣则是爱护有加。因此，蒙舍诏百姓十分爱戴和拥护自己的君王，更加团结一致。
唐永徽三年（652年），张乐进求建立的建宁国中心白崖（现为弥渡县境内）地区的大小勃弄叛乱，唐王朝派左将军赵孝祖前来平叛，并调遣细奴逻派兵协助。于是，细奴逻亲率诏内精兵赶赴大小勃弄，两面夹击，帮助唐军平息了叛乱。占领了白崖地区，并取代了张乐进求统治白子国（现为祥云县、大理凤仪、弥渡县）的地位。事后，唐王朝为了奖励细奴逻战功，把富饶的白崖地区划归蒙舍诏，让细奴逻代为管理。细奴逻得到了土地肥沃的北崖地区，蒙舍诏如虎添翼，国力增强了不少。唐永徽四年（653年），细奴逻正式派其子罗盛率使团入唐朝贡，正式归顺中央王朝，唐王朝敕封细奴逻为巍州刺史。自此，细奴逻年年都派人入唐朝贡，正式成为中央王朝的组成部分。
唐上元元年（674年），细奴逻卒，其子罗盛继位。罗盛秉承父志，精心治国，继续与唐王朝交好。武则天时，罗盛亲率使团赴长安朝贡，罗盛积极向外发展，不断地继续兼并蒙舍川南面、西面的各个部落，扩大统治范围，并经营好富饶的白崖地区，让其成为蒙舍诏的粮仓。唐先天天元（712年），罗盛逝世，其子盛逻皮继位。盛逻皮保持蒙舍诏原有制度不变，继续与唐朝交好。开元二年（714年），盛逻皮派遣使者入唐朝贡，受到唐玄宗的热情款待，并赐佛书给使团负责人。盛逻皮出兵征服了澜沧江一带的望苴子蛮，并在此设置了柘俞城(现为保山市保山城)，把这一区域归并入蒙舍诏境内。唐玄宗开元16年（728年）盛逻皮逝世。是年，其子皮逻阁继位。
（二）南诏的统一
开元十六年（728）盛罗皮卒，子皮逻阁立，唐朝依旧例授特进，并封越国公，赐名“归义”。皮逻阁擅谋略，在他的领导下，南诏与其他各部保持着既联合又争斗的关系。同处一川的蒙嶲诏领地宽广，皮逻阁有兼吞之意，但又“推恩啖利”，刻意与蒙巂诏保持友好关系以伺时机。皮逻阁还以联姻作为连横合纵、扩张势力的重要手段。南诏同白崖城时傍家族、邆赕诏均保持联姻关系。“时傍母，蒙归义之女，其女复妻阁罗凤”；邆赕诏“咩罗皮乃归义之甥也”。或以为丰时（傍时）、丰咩（傍名）二人皆为时傍之子，则南诏与浪穹、邆赕二诏均有姻亲关系。皮逻阁生活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正是唐朝与吐蕃之间争斗最为剧烈的时候。在两大阵营之间，如同洱海地区其他部落一样，南诏也面临着政治上两难的选择。《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曾记载：“及至鸡年（733），赞普牙帐驻于准，唐廷使者李尚书，蛮逻阁等人前来赞普王廷致礼。”逻阁即南诏王皮逻阁。可见这一时期南诏与吐蕃并非全无联系。唐玄宗在《敕剑南节度使王昱书》中对南诏效命出力、讨伐西洱河蛮的做法，曾评价道：“彼持两端，宜其残破，苟非生事，定是输忠”。玄宗对南诏“持两端”的说法，也道出了南诏曾游走于唐、蕃之间的实情。
据方国瑜先生考证，开元十九年（731）由于施浪州刺史杨盛颠作乱，唐朝派内常侍高守信进行征讨，使唐朝的势力再次伸展至洱海腹地，导致了南诏与唐朝更为紧密的联系。《册府元龟》卷95载：“开元二十年（732）三月壬戌，西南蛮蒙崇先来朝。”蒙崇先盖为南诏入唐使者。说明在洱海地区人心浮动、形势复杂的情况下，皮逻阁最终还是坚定地奉行了南诏一贯的亲唐政策，并多次出兵讨伐投靠吐蕃的部落。南诏的做法正符合唐朝“以夷制夷”解决洱海地区部族问题的战略，唐玄宗深为赞许，开元二十二年（734）玄宗特赐绢二千匹、杂彩二百尺、衣一幅，并下《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表示安抚慰问，敕书云：卿近在边境，不比诸蕃，率种归诚，累代如此。况卿等更效忠赤，朕甚知之。顷者，诸酋之中，或有携贰，相率自讨，恶党悉除，即日蕃中，应且安帖……
南诏经过几代诏主的经营，至皮逻阁时已具备了统一洱海地区、驱逐吐蕃的条件。开元二十三年（735）秋，唐玄宗再次敕书南诏，在敕书里唐朝皇帝严肃地道出了唐诏军事联盟的计划：吐蕃于蛮，拟行报复。又得州盐井，本属国家，中间被其内侵，近日始复收得，卿彼蕃落，亦应具知。吐蕃惟利是贪，数论盐井，比有信使，频以为词。今知其将兵拟侵蛮落，兼拟取盐井，事似不虚。国家与之通和，未尝有恶。今既如此，不可不防。卿即与达奚守硅、部落团练，候其有动，方可出兵，必无事纵，亦不得先举。离州相去道里称遥，若有惊急，复须为援，并委卿与达奚守硅计会，无失事宜。卿于国尽诚，在边为悍，委寄得所，朕复何忧!秋中渐凉，卿及首领部落百姓并平安好。今故令内给事承训往，一一口具，遣书指不多及。是时达奚守将为姚州都督，这封敕书明确指出南诏是在姚州都督的直接指挥下行动，是唐朝的一个军事同盟。
开元二十五年（737），唐朝调动姚州都督府的兵力，派遣御史严正诲等与皮逻阁共同策划，首先展开对河蛮的讨伐。南诏军队自蒙舍川、白崖川一带出发，皮逻阁率兵攻下石桥城（今云南大理下关天生桥附近），其子阁罗凤与严正诲共同率兵灭了石和诏；尔后，皮逻阁率兵驱逐河蛮，夺取其城邑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太和村）；几个月后，南诏又马不停蹄地继续北进，与邆赕诏主咩罗皮合兵攻击河蛮城邑大嫠城（今云南大理喜洲）。白蛮势力遭到重创，部分贵族势力在战乱中被消灭，部分则为南诏所兼并，进而依附于南诏成为蒙氏的辅助力量。此时，南诏的势力已直接拓展到了洱海腹心地带。
第二年（738）越析州豪酋张寻求杀诏主波冲，皮逻阁乘机请剑南节度使王昱到姚州府处理此事。王昱至姚州，杀张寻求，以越析诏领地划归南诏统领，南诏进一步扩大了势力范围，拥有了洱海东部及东北部地区。越析诏被攻破之后，波冲兄长于赠率领残余部众，向东北渡过金沙江，在龙怯河（在今四川盐源县境内）筑垒自固，使酋长杨堕于河之东北驻兵防守。皮逻阁遣兵追击，攻不能克。后皮逻阁长子阁罗凤主动请战，击破杨堕，于赠被迫投水而死。
在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后，消灭一直与南诏相抗衡的其余乌蛮四诏成为南诏更大的军事构想。皮逻阁通过剑南节度使王昱请求唐朝，获准兼并其余四诏的计划，唐朝派遣王承训去帮助皮逻阁，首先进攻曾依附于吐蕃的邆赕、浪穹、施浪三诏。邆赕诏主咩罗皮乃皮逻阁外甥，曾被唐朝封为邆赕州刺史，但弱而无谋，在皮逻阁兼并河蛮的斗争中，与皮逻阁合攻大螫河蛮，据有大嫠城，但不久之后也成为南诏的打击对象。南诏袭击了大嫠城，驱逐了咩罗皮，拉开了兼并三浪诏（邆赕、浪穹、施浪，总谓为“三浪”）的序幕。咩罗皮随即与浪穹、施浪二诏援兵讨伐皮逻阁。逻阁筑龙口城严阵以待，大败三浪，并乘胜追击，三浪士卒慌乱之中陷至泥沙之中，死伤惨重。邆赕诏主咩罗皮、浪穹诏主铎罗望退至剑川、野共川（今云南鹤庆一带），托庇于吐蕃在当地的势力。施浪诏主施望欠则退保矣苴和城（在今弥苴河口），后再次遭到皮逻阁的攻打，溃败之下率家族之半欲西走永昌（今云南保山），但皮逻阁早于澜沧江东岸驻兵围堵。施望欠见大势已去，无计可施，遂献其女遗南乞和。施望欠被南诏置于蒙舍川。其弟施望千在矣苴和城破之后北奔吐蕃，吐蕃立以为诏，置于剑川。在攻破了三浪诏之后，皮逻阁率兵回击，杀了蒙巂诏主照原，尽有其领土和部众。
在唐朝的支持下，南诏迅速吞并了洱海地区各部，一跃而成群雄之首。吐蕃的势力被迫收缩到剑川、野共川，唐朝扼制吐蕃南下的计划取得成功。南诏的政治空间也借此从巍山脚下延伸到了更为广阔的洱海坝子及周边地区，作为唐朝对抗吐蕃的重要军事同盟，南诏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
开元二十六年(738)九月，唐朝派中使李思敬持敕书至姚州封南诏皮逻阁为云南王，敕书云:古之封建，誓以山河，义在畴庸，故无虚授。西南蛮都大酋帅特进越国公赐紫袍金钿带七事归义，挺秀西南，是称酋杰，仁而有勇，孝且兼忠，怀驭众腾之长材，乘事君之劲节。瞻言诸部，或有奸人，潜通犬戎，敢肆蜂虿。遂能躬擐甲胄，总率骁勇，深入长驱，左萦右拂，凡厥丑类，应时诛翦。戎功若此，朝宠宜加。俾膺胙土之荣，以励捍城之士。复遣中使李思敬赍册书往册焉。此外，唐朝还封皮逻阁长子阁罗凤为特进都知兵马大将兼阳瓜州刺史，次男诚节为蒙舍州刺史，次男崇为江东刺史，次男成进为双祝州刺史。作为政治上隶属于唐朝的地方大员，南诏此时的势力范围已经超出了洱海坝区，东至今云南楚雄州，西抵澜沧江东岸，北至今云南剑川、鹤庆一带，俨然与其东方滇池地区的爨氏相竞雄。
南诏统一洱海周围各部，是唐朝以驱逐吐蕃为目的，选择南诏为军事同盟的结果，同时也是南诏几代诏主立足发展、苦心经营的结果。
西南疆域的扩大：
1. 东并爨区，势浸安南
兼并东方爨区是南诏拓展领地的第一步。开元至天宝初年间，爨氏贵族的统治区域先后分属戎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宜宾）、姚州都督府（驻今云南姚安）和安南都护府（驻今越南河内）。剑南道戎州都督府与岭南道交州总管府（后改安南都护府之间的一段分界线是：自今新平县南部的元江北岸起，向东北经今峨山县南部而接曲江。顺曲江而东，至华宁县南部接南盘江。顺南盘江而下，至今开远附近向东折，经今丘北县南部，往东南直达今富宁县北部与广西交接地带。此线以北，属戎州都督府管辖；此线以南，属安南都护府管辖。这条分界线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南诏已经完全夺取了北部原属戎州都督府的各羁縻州、县时，这条界线仍在一定时间内为南诏东南部与唐朝安南都护府之间的分界。天宝初年，安南都护府的辖境与戎州都督府的求州（今玉溪、峨山、新平一带）、黎州（今华宁、通海、江川、澄江部分地区）相接，约以今曲江为界。天宝四载（745）因开步头路而引起戎州都督府所属各羁縻州、县的爨氏贵族反唐，南诏皮逻阁奉调引兵东入爨区，并对爨区实施了控制。天宝十载（751），南诏控制的东部爨区，止于石城（今云南曲靖）往南至求州、黎州、盘州（今南盘江周围地带）以北的各羁縻州。求州、黎州、盘州以南之地，仍属唐朝安南都护府。求州、黎州、盘州相互连接的南部地段，构成了天宝年间唐朝安南都护府北部与南诏东南部的界线。永泰元年（765），南诏再次加强对东部地区的统治。阁罗凤“命长男凤伽异于昆川筑拓东城，居二诏，佐镇抚”①。修筑拓东城之后，南诏设拓东节度驻其地，控制了南至步头（今云南建水阿土），东北至原曲州、靖州（今云南昭通）的广大地区。此时拓东节度军事管制区的南部，开始越出唐朝戎州都督府南部求州、黎州的地界，把原属唐朝安南都护府管辖的步头也收于治下。但拓东节度控制区的南部也仅止于步头一带；红河南岸的今云南红河、元阳、绿春、金平等地，以及东南部的今蒙自、屏边、河口、马关、文山、西畴、麻栗坡、广南、富宁等地，仍然是唐朝安南都护府的管辖范围。
拓东节度军事控制区域继续向南部和东南部发展，最终在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前后，把唐朝安南都护府所属的“爨蛮州”全部占领。《蛮书》卷4载：“桃花人，本属安南林西原七绾洞主大首领李由独管辖，亦为境上戍卒，每年亦纳赋税。自大中八年，被峰州知州官申文状与李涿，请罢防冬将健六千人，不要味、真、登州界上防遏。其由独兄弟力不禁，被蛮拓东节度使与书信，将外甥嫁与李由独小男，补拓东押衙。自此之后，七绾洞悉为蛮收管。”林西即今越南老街省一带，属于林西原的七绾洞，即在今越南河口、马关一带。这一地方在大中八年（854）以前仍属安南都护府管辖。大中八年以后，为南诏的拓东节度收管，归属了南诏。之后南诏又收管了崇魔蛮所居之地（在今云南金平、元阳、红河、绿春至越南莱州省北部一带），②拓东节度的管制区域向东南部和南部扩展至唐安南都护府辖境。
大概在此后不久，南诏便把拓东节度控制的东南部和南部边境地带划分出来，设置了通海都督。通海都督驻通海城（今云南通海），其军事管控的区域范围即与唐朝的安南都护府的北部边境相连接。《蛮书》卷6载：“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这是咸通三年（862）前后通海都督南部的境界状况。即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界而人安南都护府之境。其时，七绾洞和崇魔蛮地区已经在南诏通海都督的控制之下。通海都督辖境即为今云南通海往南至越南莱州省北部；往东南包括了今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蒙自、屏边、河口，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西畴、麻栗坡、马关之地。
2. 北越金江，划河为界
天宝十四载（755），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南诏乘机与吐蕃联合，出兵越过金沙江而北攻唐朝的街州，攻占了越嶲、会同、台登、昆明等城，并对所占之地进行了瓜分：越嶲周围属吐蕃；会同上下归南诏。南诏于会同设会川州，并以都督驻其地，称会川都督，兼制邻近的各赕（州）。由此，南诏的势力越过金沙江延伸至唐朝边境。
贞元十年（794），唐朝与南诏复好，共同进攻吐蕃。南诏异牟寻夺取了吐蕃铁桥节度控制的地方（今云南丽江）。《蛮书》卷6载：“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驿。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用军破东西两城，斩断铁桥，大笼官已下投水死者以万计。今西城南诏置兵守御，东城至神川已来，半为散地。见管浪加萌、于浪、传兖、长裈、磨些、扑子、河人、弄栋等十余种。”贞元十年（794）南诏异牟寻夺取铁桥城之后，设铁桥节度，南诏疆域向西北扩展，今云南丽江为南诏所有。铁桥节度后并归宁北城（今云南洱源东南）管辖，称宁北节度。大概在咸通三年（862）以后，南诏在剑川城设剑川节度，宁北节度或并。
贞元十三年（797），唐朝从吐蕃手中夺回原嶲州北部之地，复设嶲州，驻越嶲县；俄淮岭（今四川德昌附近）以南则仍为南诏会川都督的辖境。大和五年（831），南诏又向嶲州进攻；唐朝被迫把嶲州驻地北徙至台登县。咸通年间（860～874），南诏在不断进攻西川的同时，全部占领了大渡河以南的嶲州之地，并在原越嶲县设建昌府，属南诏会川都督管辖。南诏晚期的领地范围，已越过金沙江和唐朝以大渡河为界。
3. 西开寻传，势达丽水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南诏与吐蕃北攻嶲州，夺取了会同一带之后，阁罗凤又立即发动对西南部寻传地区的征服。寻传地区指今澜沧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带。《蛮书》卷3载：“阁罗凤西开寻传，南通骠国。”骠国在今缅甸中部的曼德勒。阁罗凤西开寻传之后，便打开了向南通往骠国的交通。可见，寻传地区的西南边境即与骠国相接壤。寻传地区的东部地段即三国时期永昌郡之地。阁罗凤征服寻传地区时，不仅再统一了原永昌郡之地，而且越出了原永昌郡的西南部边境，向西南深入到骠国和弥诺国（今缅甸实阶区的中部和南部）的北部而与骠国、弥诺国接界。
阁罗凤“西开寻传”之后，设置永昌节度和镇西节度，实行军事管控。永昌节度（驻今云南保山）的管控区域，西北部从永昌（今云南保山）经腾充（今云南腾冲）延伸至大赕（今缅甸克钦邦葡萄）；东部止于胜乡郡（今云南永平）；南抵茫天连（今云南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西部与镇西节度的管控区域相连接。大约包括了今云南省的保山、临沧和思茅西南部的一部分地方、德宏州的绝大部分、怒江州西部和缅甸克钦邦北部地带。
永昌节度的西面便是镇西节度的辖区。南诏初期，阁罗凤设置了镇西节度，驻镇西城（今云南盈江），后期节度向北移驻丽水城（今缅甸克钦邦境内密支那南部伊洛瓦底江东岸的达罗基），改称丽水节度。镇西节度的管控区域在今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东西两岸地带，其南部边境与骠国接。《蛮书》卷2载：“丽水（今伊洛瓦底江）一名禄耳江，源自逻些城（今西藏拉萨）三危山下。南流过丽水城西。又南至苍望（今缅甸八莫）。又东南过道双王道勿川（今缅甸实阶区拉因公、巴迪漂等地）西，过弥诺道立栅（今缅甸曼德勒一带）。又西与弥诺江（今亲敦江）合流。过骠国，南大于海。”丽水与弥诺江合流地带始为骠国境，骠国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曼德勒北部，今缅甸北掸邦的很大一部分地方，当时显然在南诏设置的镇西节度的军事控制区内。《蛮书》卷2载：“弥诺江在丽水西，源出西北小婆罗门国，南流过沺腋苴川。又东南至兜弥伽木栅。分流绕栅，居沙滩南北一百里，东西六十里。合流正东，过弥臣国，南人于海。”弥诺江上游的沺腋苴川等地，虽史籍未明确其归属，但以地缘关系来看当受南诏镇西节度的控制。今缅甸实阶区北部的一些地方，当时也在南诏设置的镇西节度的军事管控区域内。
4. 南拓茫蛮，扼控女王
南诏阁罗凤统治时期（748～778），还在今云南西双版纳设置了银生节度。《南诏德化碑》载“建都镇塞，银生于墨嘴之乡”。银生节度设置的初期，管辖的区域范围不会太大。因为这一地区及其邻近地带情况复杂，部落分散。除了黑齿蛮之外，还有“扑子、长鬃数十种蛮”。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全部服从南诏银生节度的统治，而是在以后才先后被征服，最终纳入银生节度的统治范围内。《蛮书》卷4载：“茫蛮部落……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攻其族类。”阁罗凤设银生节度的时间大约在赞普钟十一年（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前后。其时，茫蛮或漆齿（黑齿）中的一些部落还没有完全被征服。至贞元十年（794），异牟寻才把茫蛮或漆齿中的一些部落征服，全部纳入银生节度的军事管控区域内。此时银生节度的南部便与女王国（今泰国南奔府）相接壤。
银生节度驻守的银生城（今云南景洪），在开南节度驻守的开南城南部，开南城即今云南景东县南部的开南。开南节度管控区内的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内有盐井一百来所，即今云南景谷、镇源、普洱一带的香盐井、按板井、磨黑井、石膏井等。
郡内的闽濮反抗，永昌郡被废置，中央政府失去了对永昌郡西北部、西部和南部边疆的控制。刘宋时期，爨氏以“开门诸侯、闭门天子”的身份割据了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至云南省保山市以东地区，其南部、西南部边境的原永昌郡地区，则中断了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唐朝初期，通过嶲州、戎州、姚州等都督府的设置，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又回到了统一版图之中，但澜沧江以西及滇西南大部分地区仍为唐朝势力所不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南诏对西南地区的统一，不仅超越了两汉以来中原各王朝统一西南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南诏局部的统一，为西南地区整体纳入中国统一王朝创造了条件，为中国西南疆域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诏对寻传地区的拓展，在中国西南疆域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诏西开寻传，恢复了永昌地区与南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从地域上把澜沧江东西两岸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南诏的疆域是南诏纵横捭阖的结果，并随着南诏政治势力的消长有所变化。南诏原来只是今云南巍山的一个部落，在统一洱海地区之后，势力范围扩大到了东至今云南楚雄州，西抵澜沧江东岸，北至今云南剑川、鹤庆一带。南诏在皮逻阁、异牟寻的经营之下，疆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唐懿宗咸通前后为其疆域最盛之时，《新唐书‘南蛮传》载：“东距爨（今贵州盘县、普安一带），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今泰国南奔府），西南骠（今缅甸曼德勒一带），北抵益州（以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今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一带）。”
南诏的统一结束了各部之间长期对立纷争的局面，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南诏主皮逻阁被册封为云南王，是唐朝封授在洱海地区进行统治的地方王侯，这是古代中央王朝把少数民族地区纳人统一政治轨道的一种形式，有利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洱海地区的统一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南诏国依附唐朝，统一了西南地区。乾宁四年（897年），郑买嗣指使杨登杀死南诏王隆舜。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权臣郑买嗣起兵杀死舜化贞及南诏王族八百余人，灭亡南诏，建立大长和国。
自蒙舍龙、细奴逻始至舜化贞卒，历经253年的南诏，每个诏主都利用祖国西南这块热土，他们忠贞爱国、开放包容、锐意进去、审时度势，在境内的各民族大众的支持、拥戴下，积极发展，与唐王朝交好，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地方事业的发展，为稳定边疆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南诏的历史功绩
（一）南诏促进了伟大祖国的统一(祖国统一、忠贞爱国、守正创新)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统一过程，漫长而曲折。即使是秦汉时，西南很多地方也并不在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范围内。比如，汉武帝曾想打开通向印度乃至西亚的道路，但几次派人到昆明附近就被当地武装力量截住；有些地方也设立郡县，任命了郡守县令，但这些郡守县令往往不敢或不能赴任，形同虚设。到了南诏时期，西南地区所有的“化外之地”和“化外之民”都纳入了南诏的管辖，而南诏王是中央王朝册封的，从此以后，西南地区各族人民就一直生活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
（二）南诏维护了西南地区的社会安宁。（地区安宁、开放包容）
在漫长的历史中，西南地区活跃着众多的民族，他们时常彼此征战，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南诏建立后，虽然有时难免对外战争，但却基本维护了内部社会的长期安宁。
（三）南诏推动了西南地区的社会进步。（社会进步、锐意进取）
南诏统治者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很善于学习。他们从内地引进大量优秀人才，不但有政治家、军事家，还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同时，选派大批青少年到长安、成都等地学习。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南诏中心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已经同内地差不多。在此基础上，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封建制度已经确立起来。南诏境内的民族，除了高山闭塞之地以外，大部分在唐代就进入了封建社会。
（四）南诏促进了西南地区的文化繁荣。（文化繁荣、崇德明理）
南诏时期，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在广大地区实行。每年星回节（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到来时，南诏王极其大臣都要举行庆祝仪式，还要吟诗作对，表现高雅。由于诸子百家著作和内地教育制度的引进，民众的文化素质得到空前提高。人们只要看了崇圣寺三塔的雄姿，看了历史长卷《南诏图传》，看了这一时期创作的大量彝文经典，看了千人歌舞团到长安演出，就会对南诏时期文化的繁荣有深刻的印象。
贞元会盟之后，南诏与唐朝文化交流的渠道再次打开。相较以往任何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唐文化对南诏的影响是极为广泛的。异牟寻视儒学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每叹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南诏归附不久后就恢复了派贵族子弟就学成都的旧例，为南诏文化的发展提供补给，“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儒学之外，唐代的诗歌、音乐、建筑艺术等也对南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以寻阁劝、赵叔达等为代表，开创了南诏诗歌艺术的先河;《南诏奉圣乐》则代表了南诏音乐发展的最高成就;受唐代佛教建筑艺术的影响，南诏境内也开始出现修建大型佛寺、佛塔之风，著名的崇圣寺、千寻塔等建筑就修建于这一时期。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源自于印度的密宗阿叱力教传人南诏以后，“与土著居民的原始宗教相适应，不断地吸收中原汉地佛教显、密诸宗，儒家学说，道教思想和神祇而形成一个密宗新宗派”，为南诏所尊崇。南诏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五）开创了各民族平等相待的历史传统。（民族团结、开放包容、和谐共荣）
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驱使下，民族间经常冲突和战争。南诏统治的广大区域内，居住着众多的民族，相互间的恩怨情仇，难解难分。南诏是乌蛮（彝族先民）建立的国家，但南诏的统治者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境内各民族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无论是任何民族，都可以担任清平官、大军将，参与军政大事。南诏时期开创的各民族平等相待的风气，成为历史传统，世代相袭，对后人造福不浅。
1. 南诏民族的构成
南诏境内，除由两汉时期西南夷中的昆明和叟等分化组合成的乌蛮（彝族先民）外，还有下列一些重要十四种民族：白蛮 、磨些蛮 、和蛮、寻传蛮、裸形蛮、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茫蛮、白衣蛮、扑子蛮和望蛮。
2. 民族政策
(1) 以稳定为核心的政治管理 :a 以军兼政 b羁縻而治 c分化管理.
(2) 南诏政权崛起对西南民族关系的影响
南诏政权的崛起，凸显了特定历史时期，政权力量在民族关系形成和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南诏对西南地区民族关系进行了革命性的梳理和构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a. 对民族首领的政治优待；b. 政治联姻。
在影响南诏境内民族关系的各个因素之中，婚姻关系是一种稳定的黏合剂，它是平衡乌蛮内部政治关系的有效方式。
三、千年南诏特色文化
（一）文化
何谓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从狭义上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二）南诏文化
南诏文化：指唐初在祖国西南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南诏国，在南诏国统治区内和南诏政权历时253年的时间中形成的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典范民族团结和极具开放包容的阶段性或区域性的文化。仿唐性,开放性和多元与多源性是南诏文化的主要特征。仿唐性是南诏各族人民在接受唐文化影响时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趋同意识,即向优势文化靠拢的强烈愿望,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表现。开放性表现在南诏统治者主动积极推行开放政策,对外来文化表示了极大的宽容,兼收并蓄,搜罗人才。多元与多源表现为南诏文化在纵向上的多源继承,横向上的多元结构,广泛吸收和包溶了各种文化成分,形成了一种文化在发展上的杂交优势.。
（三）南诏特色文化
所谓南诏特色文化：指以孕育于唐初，发祥于巍山的南诏古国为历史根基，聚合古今多元文脉，吸纳中华文化精髓；以忠贞爱国、开放包容、崇德明理、守正创新、和谐共荣为精神内核的多民族区域性文化。
（四）千年南诏特色文化具有以下特点
1. 传承和宏扬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的向心力。千年南诏特色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始终坚持维护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精神。虽然历史上边疆政权与中央王朝有过摩擦甚至战争，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那一段有过阵痛的历史只是中华民族的“内乱”而不是外侮，坚守了古今巍山一直是中华版图的一部分。千百年来，继承了南诏特色文化的巍山各族人民，一直坚持维护祖国的统一，为巩固边疆稳定作出过历史贡献。迄今巍山古城拱辰门上悬挂的清代“魁雄六诏”、“万里瞻天”的牌匾就是具体体现。
2. 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开放性。南诏政权的建立和南诏文化的发展，既促进了洱海区域民族交流与融合，也促进了中原地区先进文化与巍山的交流和融合。一是学习和借鉴唐朝的先进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推动了社会发展。二是学习了中原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三是兼容并蓄，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文化。
3. 传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多元和多源性。公元7世纪产生的南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在保留、尊重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将各民族文化互相浸透、融合，不断发展和创新，丰富了南诏文化的内涵。传之千百年，充满着活力，是古老而又鲜活文化形态。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了南诏的历史、功绩，充分认识到时间上南诏离我们千年之遥，但它的统一祖国毅力、民族团结典范、开放包容精神对建设巍山“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样板、文教科创新城、民族团结示范标杆”依然起强大的助推作用。因此，巍山县委政府提出今后巍山的发展战略目标是，将巍山建设成“彰显千年南诏特色文化国际水平新城镇”与大理州委州政府对巍山提出的发展目标不谋而合。因此，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大理州委州政府对巍山提出的宏伟蓝图，全县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忠贞爱国、开放包容、崇德明理、守正创新、和谐共荣的千年南诏特色文化为根基，为彰显千年南诏特色文化国际水平新城镇而奋勇向前。
（2021年8月16日）
作者简介：左岐洲：笔名，柯雨田，1962年11月生，云南巍山人，大学本科，复旦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现任云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云南南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巍山县彝学学会副会长，巍山县教师进修学校党支部书记，中专高级讲师，云南作家协会会员。著作有：《柯雨田诗选》（武汉出版社），《浮云》（大连出版社），《微笑》（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等诗集；以及短篇小说集《怪圈》（青海人民出版社），长篇小说《牧马村》（内蒙古文化艺术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