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一个彝语音译的地名，它的含义已多为人们所忽略，要不，就望文生义地作解释，诸如筑城已毕，节日（指春节）已至一类。毕节实为彝语“毕兹”的另一种记音，称“布祖陆勾、”“呗兹洛勾、”“毕兹洛勾”等，义为“由毕摩作主的邑落。”《大定府志.〈夷志〉十二则》称：“比跻（毕节）系白罗罗之名，因号其地为比跻，久之讹为毕节。比跻，地与水西、乌撒、播勒三家界相联，三家俱来越占，比跻逃至募役司，后又遁至镇雄府（镇雄府、《大定县志》作‘楚雄府’)，家焉。” “由毕摩作主的邑落”，在全国现存彝语地名中，可能也仅此一家，无独有偶，上世纪的一九五五年，“由毕摩作主的邑落”故土上，诞生了一个叫彝文翻译组的机构，担负起了全区上万册彝文文献的整理翻译工作，这在历朝历代以来也是一件破天荒的事。
一九五二年，中央访问团访问大定县时，彝家献上了一面彝文锦旗，怎奈这天书般的文字耐人寻味，却又令人陌生，正因如此，引起了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的注意，作为民族学家，早在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与时大定的罗文笔老先生就合作翻译出版了《爨文丛刻》，他深知彝文文献在西南地区，尤其是在黔西北地区的份量。知道这种信息后，有一位有志于叩开彝文古籍神秘面纱的叫李仿尧的乌蒙彝家汉子，正处于毕节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的重要位置上，一九五五年，他倡导并筹建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并归在他分管的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门下。李老专员的足迹遍布毕节地区的山山水水，彝家村寨，工作之余，他带领人们打访彝家老毕摩，并从每家收来一摞接一摞的彝文古书。从大方请来罗文笔之子罗国义老先生，赫章请来毕摩世家的传人王兴友老先生作主持，各县有名气的毕摩如陈执忠、李守华等一批人，纷纷被请到临时机构的彝文翻译组来量才。
在简陋的房间里，过着清苦生活的第一代译人罗国义和老王兴友老先生们，凭着对彝文古籍整理事业的一腔热情，对彝文古籍专业的娴熟，夜以继日地展开了工作。他们从李老专员带人收来一摞接一摞的彝文古书中寻觅宝中之宝，终于，一本大书在他们的眼帘里定格下来，屝页赫然写着《哎哺散额》四个彝文书名，书长49.1cm,宽31cm,每页有14行,每行有38个字,一数来全书有30余万字，记载的内容有哲学、古氏族谱系、以从希慕遮连到水西安氏的116代父子连名谱为主线，叙述迁徙、发展、分支、连姻、祭祖等社会活动的历史，并辐射叙述滇东北、黔西北、黔中、黔西南、四川凉山等彝族“乌、白蛮”各部的“什数君长”父子连名谱及活动史实，书的记载与所述地域的彝族各支或直接对号，或直接挂钩，是书的内容还涉及天文、历法、语言、文字、医药、冶炼、兵器制作、生活用具制作、工艺、畜牧、狩猎、农耕等各个方面，较全面地反映了彝族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正因为如此，整理翻译者将它取名为《西南彝志》。
《西南彝志》的编纂者，是水西阿哲部下属的四十八目中的热卧部的摩史，也有可能就是热卧本家的人，摩史在水西“九扯九纵”职官制度中，为官一秩，专“司宣诵”，又兼录史，也具有地道的史官的身份，热卧部的摩史，或热卧家的摩史，人们都习惯称他为“热卧摩史”，据说，他收集了彝族历代的很多彝文文史资料，他一手整理编纂了《哎哺散额》即《西南彝志》，他在完成整理编纂这部彝文巨著时，年已七十有五，他生活的年代，可能在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吴三桂犯水西之后，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之前。《西南彝志》的原版，是贵州省大方县三元乡陈朝光家祖代收藏下来的，采用彝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四行体翻译油印刊出后，受到社科部门和民族史学界重视，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从此被誉为“百科全书”。也正因为如此，《西南彝志》的原版由北京民族文化宫采用计划经济时期特有的手段征调去了，从此以后，“黄鹤一去不复返”。
第一代译人在条件极其艰苦的年代，始终保持着极其旺盛的工作精力，用十年的时间，把《西南彝志》的26卷初稿全部译完，并油印装订，为相关的研究部门和收藏部门无偿提供了第一手宝贵的资料，《西南彝志》乃至其他彝文文献神秘的面纱被一步步揭开来。担负《西南彝志》整理翻译的第一代译人在“大跃进”的运动中，不可能置身度外。“大跃进”运动极讲求数量上的突破，罗国义、王兴友等老先生除整理翻译出26卷《西南彝志》外，还整理翻译了《六祖纪略》等24部彝文文献，其中9部为油印本，15部为复写本，《天经地纬》、《水西安氏谱》等10部为孤本，全部归中央第四语文工作队收走。因当时的人手少、时间紧，任务重， 《西南彝志》等这批译本，对译文没有认真的校对，比较粗糙，油印的数量少，质量差，但又极其供不应求。
随着公元一九六六年的到来，厄运降到了第一代译人的头上，他们及其所钟爱的书在一夜之间，都被穿上了“牛贵蛇神”的破衣，背上“牛贵蛇神”的黑锅，和已经十年的所钟爱事业忍痛割爱，被撵了“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又过了十年，出于研究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性质的需要，恢复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九七七年十月，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作临时机构恢复，被遣送回家的第一代译人们再度陆续被请了回来，一九八0年，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被中共贵州省委批准为常设机构，贵州省政府给定编5——7人，译人们从此取得了吃“皇粮”的正式资格。从一九八0年到八一年，在贵州省民研所的帮助下，罗国义、陈英、禄一方、王子尧、黄昌寿等先生对《西南彝志》的第一次译稿进行了修订、摘录，编辑成《西南彝志选》于一九八二年出版发行。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彝文古籍整理翻译一度进入中共毕节地委的决策视野，当时的主要领导禄文斌书记每每过问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工作，启用重视民族文化建设的陈长友为地区的民委主任，一九八六年，一次性充实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专业技术骨干力量，毕节地区的彝文翻译工作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国家民委在沈阳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会议，《西南彝志》被列为国家的重点项目。第二代译人王运权、王世举被分配担任《西南彝志》第二次全面系统整理翻译的任务，第二代译人继承第一代译人那种不计得失、兢兢业业的则任感和事业心，钉子一样钉在整理翻译的岗位上，到了二000年的时候，两位王先生完成了《西南彝志》二十六卷中的十二卷，几乎是该书的二分之一的量，第二次的整理翻译虽然是在第一次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的，但翻译质量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采用彝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四行体翻译加注释版的公开出版发行，使彝文古籍的代表《西南彝志》等图书有机会走出了省门，走出了国门。
然而，这部百科全书译著还是命运多桀，二00一年，她的整理翻译者之一的王世举先生不幸去世，这以后，靠年早已过八旬的王运权先生在在风雨无阻的苦苦伏案，到目前为止，完成了13——14卷的整理翻译任务，即便是这成品的13、14两卷，种种原因，出版的经费还没有在要注入盘子里，更有后12卷的整理翻译、出版发行还遥遥无期，人才断层与短缺的尴尬，经费注入的艰辛，等等，《西南彝志》——百科全书译著留下的，又仍是几多没有预期的等待、期盼。
（文字来源：阿洛兴德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