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近年来对彝族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搜集、翻译与民俗、文学等方面，研究中往往把 “彝族古籍文献”代指毕摩文献，没有重视“彝族文献”这个概念，更没有从现代文献分类学角度对彝族文献的分类进行研究。鉴于此，建议当前研究，一是应立足于“彝族文献”这个大概念；二是应提升层次，拓宽领域，从民族精神和精神家园的高度，研究彝族文献在彝族精神家园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彝族，文献分类学，现状。
历史上的彝族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区。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同属彝语支的语言有哈尼、傈僳、拉祜、纳西、基诺、白族等语言，与彝语支有一定关系而支属尚未最后确定的有白族语、土家语等。彝语分六大方言区，即东部方言、南部方言、东南部方言、西部方言、中部方言、北部方言。其中：操东部方言的彝族自称“纳苏”“尼苏”等，操北部方言的彝族多数自称为“诺苏”，操南部方言的彝族多自称为“聂苏”“纳苏”，操西部方言的彝族自称“腊鲁颇”“米撒颇”，操东南部方言的彝族自称为“阿细”“阿哲”“阿乌”“朴拉”“撒尼”，操中部方言的彝族自称为“罗罗”“里泼”。处于彝语六大方言区的彝族，历史上的社会发展不平衡，但都留下了丰富的文献文化。因为历史上使用彝文者主要是毕摩，所以人们常以毕摩文献称彝族文献，其实毕摩文献只是在彝族文献中所占比例较大而已。
因为主要内容为毕摩文献的彝族文献是彝族文化积累的一种记录，所以才对其予以搜集、翻译、整理并使之面世于读者。除1949年前外国传教士搜集翻译的部分作品和中国学者搜集翻译的《爨文丛刻》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州毕节成立了专门的彝文文献翻译机构，翻译了毕摩文献中的《西南彝志》等文本。改革开放后，相关彝区翻译面世的毕摩文献主要有：《唐王游地府》《阿黑西尼摩》《那坡彝族开路经》《红河道德经》《彝族礼法经》《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经籍汇编?毕摩经卷》《玛牧特依》《妈妈的女儿》《布默战史》《彝族源流》《吾查》《彝族古代六祖史》《查姆》《赛玻嫫》《阿细先基》《阿诗玛》《董永记》《梅葛》《红白杜鹃花》，等等。
乱世求生，盛世修志。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在党和政府民族文化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彝族文化成就卓著，其中最显著的成果：一是经过十年的努力，于2012年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300多万字的巨著《彝族通史》，其中涉及包括毕摩文献在内的彝族历史文献。在国家抢救民族文化的大环境下，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投入近2000万元的巨资，于2005年组织实施了彝族毕摩文献的搜集、翻译、整理的系统工程，并从2007年开始陆续出版《彝族毕摩经典译注》，至2012年全部出齐，蔚为大观，计106部，7000多万字，印数92800册。为了保证科学性，即重视其翻译理论上所讲的“归化”和“异化”，直译和意译，又重视翻译的社会属性，文化信息的表达，做到“文化的翻译”，所以译注格式为：彝文原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文后附注释和译文（汉文）文本。
在国家加大民族文化研究的语境下，在彝学领域以国家社科基金层次立项的项目，分别以“彝族” “彝文”“彝”为中心词查询相关部门公布的历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料，计80项。在立项的80个项目中，与彝族文献相关的主要有《中国彝文古籍文献整理保护及其数字化建设》《中国古代彝文谱牒整理翻译与研究》《彝文文献中的长诗研究》《彝族撒尼人仪式文学研究》《彝族史诗的诗学研究――以〈查姆〉〈梅葛〉为中心》《云南傣族、彝族医药古籍文献总目提要编纂及其价值研究》《彝族诗歌格律研究》《彝族史诗〈支格阿鲁〉研究》《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的跨民族翻译与传播研究》《彝族医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贵州彝族仪式文学调查研究》《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研究》、《凉山彝族毕摩经典文献搜集整理与翻译》《四川凉山彝族毕摩文献整理编目与研究》《云贵川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研究》。
在研究成果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论文成果散见于《民间文学论坛》《南风》《山茶》《金沙江文艺》《贵州民族研究》《彝族文化》四川《文史杂志》等刊物及部分大学学报。以专著的形式或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的有：《中国彝学》《云南彝学》《贵州彝学》《四川彝学》《彝族古籍研究文集》《黔彝古籍举要》《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彝族毕摩百解经》《彝族古代文论研究》《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彝文田赋账簿研究》《彝族文献长诗研究》《彝文文献研究》《彝文经籍〈指路经〉研究》（黄建明著）《彝文古籍整理与研究》《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彝族传统孝文化载体〈赛特阿育〉研究》《彝族三段诗研究》《彝文古籍与西南边疆历史》，等等。
从上述的研究状况看，对彝族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搜集、翻译及民俗、文学等方面，研究中往往把 “彝族古籍文献”代指毕摩文献，没有重视“彝族文献”这个概念，更没有从现代文献分类学角度对彝族文献的分类进行研究。因为毕摩文献是彝族文献中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彝族文献的全部，所以应以超越毕摩文献范畴的“文献学视角”来审视彝族文献。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面世于读者的彝族文献的种类和数量都已经很丰富，其中除了毕摩文献外，还有彝族文化人用其他语种书写的文本，用彝语文对其他语种作品的翻译。这样的现象，一方面说明站在文献分类学的角度对彝族文献进行分类的条件已经成熟，另一方面说明以文献分类学的理论科学地对彝族文献进行分类已经很有必要。
对文献的分类，关系到文献的利用及其价值的实现，所以中外历史上对文献的分类都极为重视。据资料，公元前250年左右，西方的卡利马科斯于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主编了解题书目，将馆内藏书分为哲学、法律、诗歌、历史等类。中国早期的文献分类者以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至汉成帝时派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于是皇家藏书量激增。汉成帝命刘向负责总编审定，实施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校理工程。在刘向主持下，将各书分类撰写提要性的叙录，然后将叙录汇辑为二十卷，称为《别录》，这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书目提要汇编。刘歆在其父所著《别录》基础上，形成我国第一部有严密分类体系的图书目录《七略》，把图书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每个大“略”下又分为若干“小略”，观其构架有点类似后来文献分类学中的“分面分类法”。继刘向父子后，对文献的分类研究一直不绝于史，影响较大的有魏秘书郎郑默编制的《魏中经簿》及西晋荀勖在《魏中经簿》基础上编制的《中经新簿》与南朝宋齐时王俭的《七志》、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隋书?经籍志》。该书将古籍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附道经、佛经，各部再划分若干小类。唐以后到清末民初，关于文献分类的著述极多，在此不赘述。在彝族历史上对于分类的概念早已有之：四川彝族在传统社会里把事物分为根类、掌类、翅类、蹄类，把文献分为 “佐佐特依”（大众文献）和“毕摩特依”（毕摩文献）两大类。清代彝族文化人安国泰在道光年间编撰的《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水西安氏本末》附录《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中说：“书籍有曰命理，言性理者也；有曰苴载，记世系事迹者也；曰补书，巫觋书也；曰弄恩，颂雅也；曰怯杰，风歌也；又有堪与禄命书。”[2] 云南撒尼支系的彝族把彝文文献分为“毕摩司”（毕摩文献）和“佐稿司”（世俗文献），云南新平一带的彝族把彝文文献分为“正经”和“小书”。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彝族关于事物分类和文献分类的主要记录。 学界对彝族文献的分类开始于19世纪。据资料记载，法国传教士保罗?维亚尔于1898年在上海出版的《罗罗》一书中，将他搜集的彝族毕摩文献分为6类，但按现代文献分类法可合并为两类。另一位法国探险家多隆少校对其搜集的彝族毕摩文献分为6类，但按现代文献学的分类标准可合并为三类。20世纪上半叶，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彝族文化。著名民族学家杨成志先生赴彝区进行了采风调研，将搜集的大量毕摩文献分为16类，但按现代文献分类法，最多可合并为三大类。著名民族学家马学良先生在彝区搜集了大量的彝族文献资料，将其分为9大类，以现代文献分类学的理论看，较之过去的分类更接近客观实际，而且超越了毕摩文献，有“彝族文献”的意味。
改革开放后，随着彝文文献搜集、翻译、整理、出版的种类和数量的激增，彝学界对彝文文献的研究开始涉及到分类。黄建明先生在1993年于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族古籍文献概要》一书中，列举了相关学者关于以地域、年代、支系为依据对彝文文献进行的分类，再以他所掌握的材料提出了自家的分类观点。该著作站在彝族古籍文献的高度，而不仅仅是彝族毕摩文献的角度，从彝语方言（支系）、学科和内容两个切入点对彝族古籍进行了分类。其中按学科和内容的分类，将彝族古籍文献分为以下8类：
1.宗教类，2.历史类，3.伦理哲学与教育类，4.政治军事类，5.科学技术类，6.天文地理类，7.文学艺术类，8.语言文字类。
在这8个大类中，又各分为若干小类。显然，这种分类一是遵从了彝族古籍实际，二是已有了现代文献分类学的意味。但是，这个分类体系可能因当时所掌握的材料有限，表现出一定缺陷，即没有相关的类别，如经济类、建筑类就没有。从最近出版的106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看，其第101部“账簿文书”就是属于经济文献类。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彝文文献学概论》一书，参考黄建明先生的成果，从载体、版本、年代、地域等几个角度对彝文文献进行分类后，在以书目为划分依据的分类中，把彝文文献分为宗教、天文律历、历史、文学艺术、军事战争、地理、医药病理、农牧生产、伦理道德教育、工艺技术、字书、哲学、译著等十三类。[3]从现代文献分类学看，这个分类是值得肯定的。另外，彝学专家朱崇先先生于2008年在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彝文古籍整理与研究》一书，其中的第五章第三节是关于彝文古籍的分类内容，有自己的特点，但研究对象是“彝文古籍”，所以分类必然不能涵盖“彝族文献”。
笔者以为，从问世的彝学读物的种类和数量看，应站在“彝族文献”的高度，参照现代文献分类学中的体系分类法，将彝族文献分为三个基本大类：一是彝文文献，二是彝族文化人用其他语种撰著的文献，三是译著即彝族文化人用彝语文翻译的其他语种文献。每个基本大类据其实际可划分为若干个层次及小类，比如彝文文献这个基本大类，应包括古代彝文文献、现当代彝文文献，其中古代彝文文献可分为毕摩文献和世俗文献。
过去对彝族文献的研究，偏重于毕摩文献，在毕摩文献的研究中，主要是从民俗、哲学、文学等角度进行研究。笔者以为现在的研究，一是应立足于“彝族文献”这个大概念；二是应提升层次，拓宽领域，应从民族精神和精神家园的高度，研究彝族文献在彝族历史上精神家园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更要研究彝族文献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精华在当今彝族的精神家园建设中的作用。
注释：
[1] 本文为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少数民族哲学思想与文化传承创新研究基地课题“彝族毕摩文献与彝族传统精神家园研究”阶段性成果。
[2] 转引自朱崇先：《彝文古籍整理与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3] 中央民族大学彝文文献编译室编《彝文文献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123页。
作者：罗曲，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原载：《文史杂志》2015年03期；文字来源：好问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