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各种神兽如共工、蚩尤、祝融，以及华夏族与四方夷狄蛮戎的战争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起源，这些载于古籍的传说或记忆碎片，与晚近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能否拼出完整而逻辑自洽的中国上古史？中华文明的源头究竟能不能说清楚？人们耳熟能详的“华夏民族”“炎黄文化”概念，与15万多片出土甲骨文所建构的早期汉字文化体系，会不会局限我们对中华上古文明的想象？
2020年7月12日晚，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以线上讲座的形式，举行了今年首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著名古文字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冯时以“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举办演讲，并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戴向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易华等进行对话。
冯时认为，长期以来，“春秋大一统”思想是人们的“共识”，但不断破译的考古资料反映出的史实显示并非如此。在中华文明的上游，汉字不是独霸天下的存在，在夏王朝之前，文明并非一统，而是呈现出“夷夏东西”的事实，也就是说，“夷”与“夏”的文化，在相当长时间里交相辉映。
古彝文里的“夷夏东西”密码：只有东西之分，而无南北之限
“夷夏东西”之说最早由傅斯年提出。他认为中国所谓“南北”格局是比较晚近才形成的，而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从1994年到2009年，冯时先后发表了《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试论中国文字的起源》等论文，在傅斯年的基础上，对文字起源、“夷夏东西说”和文明起源进行了持续的研究。
如何从考古发现，来解释傅斯年所说的“夷夏东西”格局？冯时首先列举了一块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龙山晚期陶片，上边镌刻有11个文字符号。很多学者试图通过甲骨文破译，但这套系统显然与汉字系统不同，徒劳而无功。1994年，冯时发表《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用古彝文释读出这11个字符，从右到左汉译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 “魅”为占卜对象，意即为恶鬼诸邪而卜；“阿普渎祈”意即祈求阿普渎，“阿普渎”为洪水后的彝族始祖；“百鸡拐爪”意为以鸡骨卜卦，属彝人传统的占卜形式。这片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
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龙山晚期陶片上的文字符号
古彝文是今天生活在川、滇、黔、贵等省的彝族古文字。冯时认为，如果说在山东邹平出土的这些文字属于古彝文，而不是我们习惯接受的汉字系统，这就意味着：生活在41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的族属，不是华夏族而是“夷族”。那么，“夷族”与“彝族”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彝族以前的称呼“夷族”带有汉人歧视之意，于是改为“彝”。但彝人积古以来便自称为ni，汉译为“夷”，其字与古彝文的“人”字同源，“人”为本字，“夷”为后起再造；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为彝族始祖之名，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为族称。
傅斯年通过文献考证，将上古文明区划为“夷夏东西”，所谓“东西”的地理标志就是太行山，太行山以东属于夷的文化区，太行山以西属于夏的文化区。冯时认为，傅斯年的这一论点，无论从考古学研究还是从文字起源的角度分析，都是吻合的，太行山以东的史前文化，和太行山以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在讲座中，他举出以下三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首先是很有名的一件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距今约5300年的玉版。这块玉版藏于一件玉龟之中，内外有四重图像，最中心是一个指向四方的八角图形。汉人常认为这是所谓“龟书”或“洛书”。但冯时提出，与这块玉版图案相似的考古材料的出土地点，都在太行山以东，北至辽河下游，向南到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而太行山以西至今未见一件。并且这种图像今天在西南少数民族如彝族、苗族、傈僳族等的风俗里还大量存在，有些图像配以八卦，彝语把八卦称作“八角”。因此，通过考古材料，太行山以东的上古文明可以与今天西南少数民族建立某种联系。
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玉版
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玉鹰，同样有八角图案
现在的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织布中大量使用的八角图案
自内蒙古东部以至山东、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这一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被学者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其文化面貌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有着极大不同，冯时认为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独立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体。
在讲座中，冯时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来自良渚等地出土文物上的图像。这些图像像一个斗魁，中间有突起，这在东部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大量出现。
东部新石器时代大量出土的“斗魁”形兽面纹
良渚文化中大量的兽面纹的文物遗存
冯时认为这即是汉文典籍里描述的“璇玑”，也就是古人认为的“天极”，所谓天极，实际就是北天之中不动的那个点（北极星），北斗星会围绕着北极星旋转，规划出一个圆形的空间，这个空间古人称为“璇玑”，北斗七星中有两颗即叫“璇”和“玑”。但是，今天我们从华夏族遗物中很难寻觅到这种中央凸起的“天极”文，而纳西族的象形文字里居然还有，比如“天”字，正是这种中央突起的造型。这些图像在太行山以东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里都能看到，而太行山以西却没有。
西南地区纳西族文字中频繁出现的中央凸起的造型文字
“中国”的“中”，是四方之“中”，还是南北之“中”？
从“夷夏东西”的遗存和观念差异，冯时关注到，“中国”的“中”，以及古代政治观里“居中而治”的“中”，到底是四方之“中”，还是南北之“中”？他从天文考古学的角度推论早期统治者“立中测影”的圭表，其中暗藏着线索。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距今6500年前有圭表的遗存；而太行山以西，位于山西襄汾的陶寺，出土了距今4700年左右的圭表。尽管二者年代相差久远，但几乎在同一纬度线上，冯时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至少是在夏之前人们所认识的“地中”。后来“地中”变成了今天人们熟知的河南登封告成镇，也就是传说中周公测影的地方。
河南登封，周公测影台
这一作为“地中”的地点是谁建立的？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书《保训》告诉我们，这个“地中”系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所定。《保训》描述了“地中”变迁的故事，“上甲微”认为早前所定的“地中”并非真正的地中，于是他重新测定，将“地中”定在今河南嵩山登封告成镇，即现在所说的周公测影台。《保训》记载，周文王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其子武王姬发，嘱咐他守着这个“地中”。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何尊上，周成王还追溯了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也是迄今发现“中国”一词最早的记录。
冯时指出，如果将西水坡（河南濮阳）和陶寺（山西襄汾）连成一条直线，居中引出一条垂线，这条垂线刚好落在告成镇，一度不差。可见“上甲微”当时重新定的“地中”，不仅取了南北之中，同时还取了东西之中，真正形成了所谓“四方之中”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是在夏王朝之后形成的，夏朝建立“家天下”之后，整个天下格局变了，原来“夷夏东西”格局所定的地中，已不再是真正的“地中”，必须重新测定四方之中。
从这些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证据，再回顾傅斯年先生早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很多线索可以得到互证。在太行山以东，上古文明时应属夷文化区，而在太行山以西应该就是夏文化区。如果这能成为一种基本认识，那么破译新石器考古遗存中的图像，就可以突破汉字文化的思维惯性，从夷文化的视角打开新思路。
早期文字中的秘密：目字图像是“吉”而非“目”
冯时列举了山东大汶口出土陶器上日月山或日火山图像，以及安徽蒙城尉迟寺出土陶器上的类似图像，指出其与彝文中的“天”和“地”字形一样。而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龟腹甲上所刻“目”字图像，也未必是甲骨文中的“目”字，而极有可能是古彝文中类似的象形文“吉”字，彝语念“MA”。这个符号并非孤立，在良渚文化的玉璧上也有出现。“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字认成‘吉凶’的‘吉’，我们遇到的麻烦就少多了。”冯时说。
文物遗存中的日月山或日火山图像
龟甲上的被认为是“目”的图案
为什么古人要用眼睛表示“吉”？冯时认为文字的发明与早期人神交流的需求有关，凡是宗教性质的文字，都是象形文。而人神之间的交流，除了嘴，眼睛特别重要，通过文字完成眼神的交流。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只有两种经典形象：一种是只有空洞的眼眶，嘴角都往下撇，一副哀苦的样子；另一种则是眼珠夸张地突出，嘴角都笑着上扬，很欢快的样子。
此外，新石器时代很多玉饰上，也可以看到类似三星堆的两种表情，开嘴笑的有眼睛，而撇嘴哀苦的则没有。这样一些实例，从古彝文的“吉”字来解释，强调的就是眼目通神的意义。汉字系统中也是如此，古人画仓颉像，有四只眼睛，特别强调他的“目”；而沟通人神的“巫觋”，“觋”字左边是一个巫，右边是“看见”的“见”，一定要看；庙主称作“视”，视就是看的意思，视庙主就如同看到了祖先。
三星堆面具表情中“目”的形态是着重刻画的
当然，这样的结论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夷（彝）族的文化真的有那么久远吗？冯时认为，不仅古彝文中一直有“人”（ni）的自称，殷商甲骨文里多有商王征讨“人方”的记录，而且，彝族古文献中也能发现强有力的证据。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地质学家丁文江在贵州毕节调查，将搜集的彝文典籍出版为《爨文丛刻》，其中收录了彝族水西土司安氏的族谱，从其始祖记到1930年，还不包括断代缺漏的部分，一共120代；而按《孔子家谱》的记录，从春秋晚期的孔子到如今的孔门直系，也才不过80代。
从空间上看，如果“夷夏东西”这个局面是事实的话，那就意味着太行山以东，北到辽河下游，南到长江中下游乃至上游，这一半月形地带可能都属于广义的夷文化区。可为什么现在的彝（夷）人仅分布在西南地区呢？冯时说，华夏族势力的扩张史，也是夷族遭受不断挤压的历史。商周对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不断打击，夷（彝）族文化在此过程中或融合，或南徙，到宋元以后最终偏守一隅，落脚于西南的川、滇、黔、桂等地。
陶寺文化与夏启建立“家天下”王朝的事实
今天找到的夏代文字，出土地点在山西襄汾的陶寺，属于陶寺文化的最晚期。在这里发现的一个陶罐上，用朱砂写了两个字，一个是跟甲骨文完全一样的“文”字，另一个字符冯时认为就是族邑的“邑”，而“文邑”是早期夏王朝的王庭，确切地说，也就是夏启所建的王庭。
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的陶罐上的文、邑符号
关于“文邑”最早的材料，在甲骨文里可以找到。商代甲骨文里，目前发现五条有关“文邑”的卜辞，如“癸酉卜貞，文邑受禾”“壬申卜貞，文邑受禾”等。古籍所载，夏禹名叫“文命”，夏代也叫“文夏”；而今天推考的夏代王庭叫“文邑”，都强调这个“文”字。那么“文”是什么呢？冯时认为，“文”就是修养自己的内心，修养道德。这样的一种文化面貌与太行山以东的夷文化完全不同。《礼记·表记》中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夏人奉的是尊尊亲亲，商人是敬事鬼神，“尊尊亲亲”是重德表现，说明在夏代已有“文”的思想，这是非常进步的。
陶寺最晚期实际上就是夏启所建的王庭，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很多证据。比如陶寺出土的彩陶龙纹盘，冯时在《夏社考》一文中考证出盘上画的龙就是夏代的社神（夏社）“句龙”，而夏社句龙的嘴里叼的东西，就是社树的符号。他还搜集了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汉代有关社树的图案，发现都是这个样子。
陶寺出土的彩陶龙纹盘
各种文物遗存汇总的社树符号
从夏社句龙与社树，进一步佐证陶罐上的“文邑”为夏代文字，也就是甲骨文的祖先。而“文邑”出土于陶寺文化的最晚期，这与“夷夏东西”的事实有什么关系呢？
陶寺遗址分成早、中、晚三期，没有城墙的文邑出土在最晚一期，而早期和中晚期都发现有城墙。冯时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早期的城墙被推倒，宫庙被毁弃，男人被杀戮，甚至女人被绝嗣。
“这不是一场革命是什么？”冯时说，“这个转变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把它设想成这就是夏启建立夏王朝的这样一场革命，那么这个事情在文献里边或许就有记载。”研究发现，周易《泰卦》“上六”爻辞中记载：“城复（覆）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易经》的卦爻辞体系，最晚成于西周早期，而殷商的大邑没有城墙，不可能有“城复（覆）于隍”的事；商汤灭夏桀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夏朝就已经叫邑了，商汤所建的即叫亳中邑，不可能有“城复于隍”这样的事。那么，造成这一革命性巨变，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夏启建立他的“家天下”时，开创了文邑制度。
陶寺遗址的发掘，不仅找到推倒城墙、毁坏宗庙、壮丁被杀的证据，还有女性被绝嗣的残酷画面，比如一副女性骨架的阴部插着一根牛角，并且是被活埋的，至死还保留着挣扎的样子。冯时推测，如果陶寺能证明夏启建立“家天下”王朝的事实，那么，从古史系统去分析，就不排除“益干启位，启杀之”这样的权力斗争。
陶寺遗址出土的女性被绝嗣的尸骨
通过对陶寺遗存的分析，冯时指出，夏代早期，以夏启为代表建立了“家天下”王朝，并将文邑作为宫廷，如果这种分析成立的话，我们对上古的文明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夷夏交胜”“夷夏东西”的格局，随着夏王朝的建立而改变。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夏文字在殷承夏制、周承殷制的接续中，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得到强劲的发展。这一过程中，统治者为实现其政治扩张和王权统一的理想，将文字变成最主要的文治教化工具。
点评：从巴蜀到良渚，早期国家并非都有文字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研究馆员戴向明，与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就冯时先生演讲分别发表了评论。
戴向明指出，夏商时期开始，中原文明在中国地域之内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而实际上，西南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也是非常特殊的文明景观，“假如把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形成比作一个太阳的话，古蜀文明就是个月亮，它足可以代表当时国家层次的文明社会。同时期的其他地方都达不到，只有古蜀文明才可以，它是连续不断的，从宝墩文化之后，到三星堆、十二桥，古蜀文明的兴起，它是连续不断上升的。”
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没有从发达的古蜀文明中发现文字。中原生长出来的殷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往前追溯到夏之前的龙山时代，山东邹平的丁公陶文能够用古彝文念出来，这是令人惊奇的。再往前追溯，五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达到了早期国家水准，但只发现刻在玉器上的图像符号，而没有发现像丁公陶文那样能多字连缀成篇的文字体系，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确认出良渚有成熟的文字出现。戴向明认为，早期的刻画符号数量很多，形态也很多样，比如更早的仰韶时期遗存，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可能会推测这是不是早期文字？但多数学者还是持谨慎态度，认为这些仍是符号，而不属于文字。
针对冯时所论证的“夷夏东西”说，戴向明指出，前辈考古学者将史前中国，依考古发现，作过文化区的划分，除了夷、夏，还有苗蛮、百越等等，北大的严文明先生甚至划分出八大文化区。这种史前文化的多元，经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不断滚动，越滚越大，最后形成“秦汉归为一体”的大一统局面。这里也涉及到如何看待“夷夏东西”文化区的划分粗细问题。
冯时回应，通过文化大区块的划分，来区别夷与夏的不同，是带有根本性的。宏观的夏，也包括后来的周；广义的夷，实际也包括了苗。今天我们其实很难用考古材料去对应某一个具体的族，将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或许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新的认识。
易华认为，早在4000年以前，夷文化在东亚就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有发达的农业，像凌家滩的玉器等等，工艺达到了世界领先的高度；但是到了4000年前左右，夏代开始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变化，进入青铜时代，东亚文化从相对比较独立自由的发展，到遭受外来文化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成系统的，并非偶然的小影响。
易华向观众展示了一份夷与夏的关键词对照表
易华同意冯时讲的陶寺可能是夏邑，他认为在尧、舜、禹时代，以祭祀为大，用玉器祭祀是最大的事情，打仗是次要的，战争不是主旋律。从夏启开始，战争变成主旋律，一方面夏代开始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兵器的出现，使得戎与祀都成为国之大事；另一方面，夏启的王位权力是通过战争夺取的，而不是禅让而来的，这个战争正好是陶寺的灭亡和石峁的兴起，可以作为中国从“玉帛古国”进入“干戈王国”的主要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