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末，人们便开始涉足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他们深入彝区，以田野调查为主，结合史籍记载，对彝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字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爨文丛刻》、《云南倮倮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中国西部的倮倮族》、《凉山夷家》、《撒尼彝语研究》、《凉山夷族奴隶社会》、《倮情述论》、《西南彝族调查研究》、《昆明附近的一种撒尼语》等引起学界巨大反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大批学者纷纷投身于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又一大批优秀成果相继问世，诸如专著《彝族史稿》、《彝族古代史》、《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彝族简史》、《彝语简志》、《彝族文化史》、《彝族文学史》、《彝族风俗志》等；译著《西南彝志》、《增订<爨文丛刻>》、《彝族源流》、《勒俄特依》等；辞书《彝汉词典》、《彝文经籍文化辞典》、《彝文字典》等；《彝文规范方案》、《计算机彝文输入法》、《信息处理彝文国际标准方案》，都是公认的优秀社科研究成果；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组织编写的《彝族文化丛书》，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人才培养上看，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西昌学院及各地高等学校多年来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彝族本科、硕士和博士生，为彝学研究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彝学研究人才梯队已形成。
从研究机构上看，上世纪50年代仅有毕节彝文翻译组，今天已有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彝学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美姑毕摩文化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研究中心等十多个专门的彝学研究机构；云南、四川、贵州除成立了省级彝学会，所有彝族自治州、县都成立了彝学会，并开展了以彝学研究为中心的各类活动。此外，一些综合性研究机构中彝学研究占有重要内容，如：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四川、贵州省级民族研究所，凉山州民族研究所、红河州民族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这些研究机构繁荣了彝族历史文化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彝学这门学科的形成。
彝学学术性会议已形成制度化、定期化。四省区彝文古籍收集整理出版协作会召开了十次会议；全国彝学学术研讨会已召开了六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已召开了四届；此外，地方性、专门性、专题性的研讨会每年都在召开。这些研讨会不断推动着彝学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彝学研究有利于人们更多地了解彝族及彝族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贡献。彝族的历史是一部彝族人民不断维护祖国统一和团结的历史。彝族与其他相毗邻兄弟民族在各自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彝学研究使人们了解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从而加强民族团结，形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发展新格局。
彝学研究有利于彝族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一个民族的健康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对自身文化的科学把握，盲目自信和自卑都不利于民族的发展。彝学研究帮助人们正确把握彝族文化的价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兄弟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先进科学文化，培植和开拓新的民族文化理念来求得民族的发展，一句话，就是帮助人们用历史观和发展观来看待彝族和彝族文化。
彝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中的许多领域需要深化和提高，有的领域尚待拓展。彝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又为辛勤耕耘的彝学研究者们创造了成功的条件：所以，可以肯定，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于彝学研究工作。而随着彝学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将会有更多更好的研究精品问世。近年来，“彝学”研究在向纵深发展，以团队攻关的形式进行重点彝学项目的科研。如工程浩繁、集四省区彝文文字在内的《彝文字典》业已完成出版；另一彝学研究重大成果，近千万字的《彝族通史》正进入统稿阶段；楚雄彝族自治州拿出2000万人民币，拟用5年时间完成百部精品彝文典籍的收集、整理和编译工作；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贵州方面也有相应的彝学研究大动作。这一切，都预示着彝学发展的前景是十分广阔而光明的，是大有作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