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是一个有着灿烂民族文化的地区。几千年前，彝族先民就创造了辉煌的罗婺彝族文化，时至今日，她仍灿若星河，成为全国彝族文化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为丰富的地区。神秘的毕摩文化、狂热的火把文化、多彩的服饰文化，以及脍炙人口的酒歌文化、饮食文化、帝王文化、土司文化，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而又交相辉映。
金沙江畔，群山绵延，流水滔滔。千百年来，世居金沙江沿岸的彝族在这块神奇秀美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开疆拓土，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说到金沙江两岸的彝族文化，就一定要说武定罗婺彝族凤氏家族曾写下的辉煌。
武定一词始见于元朝，系彝语音译词，“武”是“婺”的音转，“定”为“甸”之谐音，武定的意思即“罗婺部居住的大甸”。
从彝文典籍《罗婺姻亲史》《那氏家谱》、彝文摩崖石刻《罗婺盛世铭》来看，罗婺凤氏土司及其后裔那氏传了64代，近两千年。由于罗婺在该部族的发展历史上影响最大，其后裔世代自称罗婺氏族。
隋唐时期，罗婺部落逐渐兴起，成了地方统治者，为“三十七蛮部”之一。 宋朝淳熙年间，大理段氏推举土酋阿而为罗婺部酋，子孙相继袭其职，地位日益显赫。
公元1255年，忽必烈南征云南，阿而曾孙矣格率部归顺，被授罗婺万户侯，辖禄劝、元谋、武定和四川会理的一部分地区。1271年后，元朝改罗婺部为北路土官总管，辖区扩大到贵州普安。到了元朝7年，罗婺土官升云南中书行省参政，“武定”一词始见文献。
明朝是罗婺部落凤氏土司最兴旺的时期，也是由兴盛走向没落的时代。期间发生了许多大事，由于史料的缺失，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有关凤氏土司兴亡的神秘传说。
从洪武16年起，凤氏家族先后八次进京朝觐大明皇帝，屡次受朝廷诰封赏赐。经过几代土司的苦心经营，罗婺的影响力逐渐由武定向滇东北地区扩大。第17代土司阿英统治时期，达到了顶峰。明朝弘治3年，孝宗皇帝赐姓凤氏，阿英改名凤英。
罗婺彝族土司世家虽冠汉姓，但彝文家谱中仍沿用彝族传统的父子联名谱系，代代相传，以示纯正的贵族血统。
时光流逝，盛极必衰。明朝中叶以后，朝廷逐渐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隆庆元年至万历三十六年，武定实行流官制度，设武定府。
此后，罗婺部族战乱频繁。 清朝雍正年间，朝廷彻底改设流官。罗婺凤氏土司在武定府的统治结束，凤氏的一支流落到金山江边，后被朝廷封为土舍。武定彝族凤氏土司在西南地区辉煌显赫近千年，对于楚雄州彝族文化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昨日的兴衰已成历史。罗婺部和凤氏家族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传唱着，曾获“文华奖”的大型京剧《凤氏彝兰》以及根据女作家黄晓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绝代》，皆取材于罗婺凤氏的故事。
1943年春（民国三十二年）马学良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到武定彝区调查彝族语言文字，住入慕连（今万德）彝族土司衙门。正月十八傍晚，在土司衙门召开来自附近数县20余人，民众数百得毕摩大会。自此，马学良在土署收集，翻译，整理彝文典籍，兼作彝族礼俗调查研究，至同年十二月初一日返回昆明时，从土署带走彝文书籍2100余册，彝文典籍《劝善经》木刻雕版52块。马学良于1983年集为一书《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所带走的彝文书籍，现多藏于北京图书馆，台北图书馆以及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图书馆，少数流散到日，英，美，法，澳大利亚等国。
张传玺先生是当代知名的历史学家，1958年他率中央民族学院学生张元庆等人在武定从事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撰写了《武定县万德区万宗铺村彝族社会历史调查》，该报告包含慕连土司历史，报告收入1963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部编印的《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1986年10月出版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收入了该报告。此后，张传玺先生对报告中的慕莲土司历史重新进行了补充、考订，撰写成《云南彝族慕连土司史迹补正》一文，1995年8月公开发表于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期。
上述是张传玺先生在《燕京学报》所刊论文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修订本，另加入当年调查的彝族碑刻手稿，有新的材料和新的见解。在内容结构上，分为民族国家形成的三个阶段、从华夏和蛮夷戎狄等族名谈到汉民族形成、云南彝族慕连土司史迹补正、上下十三村反土司斗争及其遗迹、《禄劝常氏土司等...
毕摩文化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的古彝文历法，经书、典籍等大多出自毕摩文化，诸如闻名于世的十月太阳历，将一年分为十个月，每月36天，每年剩下的5天用来过年，每三到四年一循环，所以彝族太阳历精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的时间为365.25天，具有很高的科学依据，所以，彝族太阳历也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古代历法无法与之相比的。
通过毕摩演绎过十月年。毕摩是一种尊称，“毕”有“颂”“祭”义，“摩”义“师”、“司”，即老师或祭司。在上古的氏族部落社会里，即氏族部落的祭司，毕摩不只是祭司，还掌握天文、地理、医药、刑罚、占卜等。
武定彝族酒歌，是武定彝族人民传统的习俗歌谣，武定民歌的主体，武定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武定彝族人民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它承载着有关彝族的历史、宗教、祭祀、祈福、生产劳动、图腾崇拜、饮食、农耕等大量的文化信息，是武定境内彝族各支系间世代密切交流、融会贯通、相互渗透的艺术珍品。它体现了武定彝族人民热爱自然、尊重自然、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活化石。它不但是武定彝族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但是武定彝族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粗犷、古老的民族传统歌唱艺术，也是与彝族饮食、习俗文化紧密相结合的艺术精神产物，其文化特色鲜明，影响深远，将其发掘出来，继承下去，传扬开来，对武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
（李绍德，武定县委宣传部，武定县彝族文化研究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