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古代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其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金石档案，迄今仅川、滇、黔三省便发掘到千余方彝文碑刻及部分彝文摩岩、铭文；至于彝族汉文金石铭文更是难以计数。这些碑刻铭文有记载彝族历史事件的，有记录彝族世系源流的，有记述彝族上层文治武功的，有反映历代王朝中央对西南彝区进行统治的。是研究古代彝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可靠记录材料。
一、彝文金石档案
这些金石铭文年代久远，内容丰富，分类论述如下。
1. 碑刻
有墓碑和纪事碑两种类型。
（1）基碑。古代彝族先民通行火葬。明清时期，随着封建中央王朝在西南彝族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及汉族移民的大量增加，土葬始在彝区盛行，许多土司死后都要刻碑立传，一般彝族群众死后也要立碑；再者，明清时期彝族文化迅速发展，彝文在彝族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和使用，促使了大量的彝文墓碑在西南彝区的产生形成。彝文墓碑多记载家族世系，迁徒路线、祭祖分宗和政治经济状况等内容。如毕节县林口区团结乡的《李氏墓碑》，立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十八日，有彝文987字。《碑文》（节录）记述：“天地间有彝族居住的时代，是始于密珠汝。到了六祖慕雅卧的后裔，居住在洪署姆各。密雅恒之后，在罢第格伦地方（贵州威宁境内），九家德额曾在这里居住，扯勒家曾在克雅益宜聚议各一次。到耿宗陀宣之世，沿着吐妥地方到达白雅妥洪（四川古蔺境内）定居。益洁娄考，是耿宗陀宜的母亲。布朵武密是陀宜阿直和陀宜法诺的母亲。陀宜法诺分支为益纳诺义家。陀宜阿直留耿宗密宜的宫殿中，有一支越过呗得架卧定居，这就是法诺舍诺义家。由陀宜法诺家发展出去，住在其辖境的阿甫那考，是后来的白索诺义家……，其后，世代君主相袭，百姓归附。奴婢相以。置地拓土，施政保卫疆土。开山凿石，兴修水利，开辟田地，建立城堡，使子孙得到繁荣的基业。”
西南各彝区的彝文墓碑以贵州省保存下来的数量最多。如毕节县发现有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安氏墓碑》、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杨氏墓碑》、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杨氏墓碑》、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李氏墓碑》、嘉庆癸亥年（1830年）的《李氏祖坟四棱碑》等。大方县发现有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杨天一墓石》、道光三年（1823年）的《赫者墓碑》、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安玉奇墓碑》。此外还有《天子万年墓碑》和《戛勒阿取墓碑》等。纳雍县发现有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安氏墓碑》、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赵氏墓碑》、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安氏墓碑》等。金沙县发现有乾隆四十年（1755年）的《罗氏墓碑》、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陆氏墓碑》等。织金县发现有嘉庆二年（1797年）的《纪摩阿外几墓碑》、《张氏墓碑》，黔西县有乾隆三年（1738年）的《李氏墓碑》、水城县有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安氏墓碑》等。
云南省亦分布有众多的彝文碑刻，例如楚雄武定地区发现有嘉庆年间的《武定田正乡旧村彝族李氏祖坟墓碑》、《武定东坡乡矣母古村彝族李氏祖坟墓碑》、《武定万德乡新村彝族那氏祖坟墓碑》等。红河州发现有康熙年间的《弥勒普明德墓碑》、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弥勒马公墓碑》、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弥勒马母张氏墓碑》、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弥勒普氏墓碑》以及《石屏郭氏墓碑》。罗平县发现有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小拢戛彝文墓碑》。
（2）纪事碑。古代彝族由于载体材料的限制，常把彝文刻写在石块上。《西南彝志》卷四《年月的产生》说：“策耿纪天君，指示建年份，用十二棵树纪年；署府作决定，用十二块石纪月。耿纪不知年，就去看年树，署府不知月，就去察月石。”彝文纪事碑数量很丰富，主要记载古代彝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内容涉及到彝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贵州省大方县响水区青山彝族乡与响水镇交界的河边发掘到《妥阿哲纪功碑》，全碑仅剩左下部一截，有彝文177字，此碑“相传为蜀汉时济火所立，碑上有建兴年号”。《碑文》记述：“……长者（妥阿哲）兴高采烈地毅然决策，在楚傲山上与孔明结盟。宣誓：‘若与皇帝背道而驰，存有叛逆之心者，当无善果。’大军出征助蜀，胜利归来后，蜀即将彝族君长的功勋记入汉文史册。……到了建兴丙年，封彝君国爵，治理慕胯（今大方县）的疆土。”《水西大渡河建桥碑》系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贵州宣慰安国亨为捐资建成水西大渡河石桥而立，镌刻彝文1900余字。《弥勒彝族起义碑》发现于云南省弥勒县西山区麟马乡龙母管后山一个洞里。《碑文》记载了咸丰七年（1857年）彝族阿细、撒尼支系在马风口山缔盟起义，并两次攻占路南城，受到杜文秀所加封的历史。”
（水西彝族妥阿哲纪功碑）
此外贵州省、云南省的一些县份，还发现有许多彝文纪事碑，就不一一列举了。
2. 摩岩石刻
其历史悠久，纪实性强，是研究古代彝族社会历史极为宝贵的记录材料。
贵州省六枝特区新场区上官彝族乡的拦龙河岩石上有镌刻于南宋开庆己未年（1259年）的《拦龙桥碑记》。彝文589字，是迄今较早的有准确纪年的彝文刻石。自德施记述的是彝族祖先到阿哲琪的世代，从戛勒分支往妥太聚居，再迁徒到古阿勒液的施默耿佐姆定居。这一带有一块收租赋的垦地，也就是博宜陇卓（阿哲琪后裔，主持建拦龙桥者）家的基业。由于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横贯着一条河流，如果不在河上建一座桥梁，交通阻碍，不利于创造大业。因此，在南宋开庆己未年（1259年）五月初三日开始兴工建此桥。全部工程耗银七十两。碑文内容是三代家传的叹耄毕额穆撰写的。云南省禄劝县城西北发明村旁的峭壁上有一《镌字岩彝文石刻》。它记述了武定凤氏土官祖上四次作斋取福禄水的地方和罗婺部世袭首领自阿而到阿思十二代作斋祭祖、拓土征战、建功封赐的史实。此为“明正统年间至景泰年初所刻。”。
《镌字岩彝文石刻》
此外，西南各彝区都分布有彝文摩岩，如贵州省大方县有《千岁衢碑记》、《长寿桥碑记》；织金县有《卷洞门岩刻》、《宣慰岩石刻》；普定县有《普定彝文反字岩》，纳雍县有《扯恺菁碑记》，关岭县有《红岩彝文摩岩》等。云南省禄劝县有《护林保水告示石刻》，弥勒县金子坡有古老的彝文岩刻和岩画。四川省普格县县城后面的螺髻山海子边岩石上阴刻有彝文一篇。西昌附近的北山也发现罗洪家阴刻开拓土地的彝文题记多处。这些珍贵的彝文摩岩石刻亟待保护抢救和发掘利用。
3. 铭文
铭文也叫“金文”，泛指刻在器物上的文字。彝文铭文在西南彝区时有发现。如：四川省出土的一件距今2400多年的铜戈上，三个刻划符号译为“诺苏（彝族）使用的铜戈”；贵州省大方县城关小学内，发现《成化钟铭文》，它铸成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钟体高135厘米，口径110厘米，重约300公斤。钟面有彝汉铭文八幅，共有彝文129字。它记录了明代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称“阿基君长”）之妻奢脉率子贤嗣于祖宗祠堂铸钟以安祖灵之史事。
此外，西南彝区，还发现彝文印章。如“昭通发掘的彝文铜蛙印，铸于东汉年间”。贵州彝族地区“意外地发现一颗彝文铜印，可逐字对译为‘夜郎旨首相印’”。它对探索彝文起源、研究彝族君长对彝区的统治，都有极其珍贵的价值。
二、汉文彝文金石档案
汉文彝族金石档案则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官方汉文彝族金石档案，即清代及清代以前各朝封建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形成的，直接、间接反映古代彝族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的记录材料。其二是彝族汉文金石档案，指彝族内部用汉文反映本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碑刻、铭文材料。
官方汉文彝族金石档案又可划分为碑刻档案和印章档案,以下分述之。
1. 碑刻档案
碑刻档案多记载历代封建王朝在统治西南彝族地区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如《袁滋题名摩岩》镌刻于唐贞元十年（794年）九月二十日，存于云南省盐津县豆沙关。《题文》记述：“大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文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使中垂袁滋、副使成都少伊庞硕、判官监察御使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的史实。四川省美姑县发掘到立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月的《漂骑将军杨征伐凉山课夷碑》，《碑文》记述：“皇明万历拾陆年戍子岁春三月，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镖骑将军杨，督口统万兵，奉行夭罚，屯营于此，俘贼伐倮，扫穴犁庭，刻石为记。”万历年间，凉山地区彝族奴隶主贵族和土司发生纷争，以致“猖撅之甚，滋蔓而难阁”。明中央王朝派兵镇压，故有此碑。还有《云南平诸夷碑》，《明英宗皇帝敕四川行都司掌管右军都督佥事徐海》敕书等，也都是史料价值较高的碑刻。
2. 印章档案
印章档案是各朝封建中央政府在西南彝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封敕彝族贵族为王、候或任命彝族上层为土官时颁发的具有权威性的信物，是古代彝族统治者权力的凭据。彝族先民较早使用的有“哀牢王章”，此章当是建武、永平时哀牢王率种人归附，汉朝所赐之印。北京故宫博物馆珍藏有“汉叟邑长印”，此印铜质，广六分，正方驼钮，篆书“汉叟邑长”。《唐会要》卷99载：“唐贞元十年（794年）六月，异牟请复南诏。唐遣祠部郎中兼御史中垂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金紫充册、银案金印，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
此外，明清彝族土司使用的官印还有“庙安府纳楼茶甸世袭九表官司普关防”，为铜质长方形印，为处于明清交替之际的彝族土司普延兴、普率所用；“凉山阿都副长官司之印”，此印现保存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3月由礼部监造的，由清政府颁发。同年，清政府还颁发了“四川凉山宣抚司之印”。据《清穆宗同治实录》卷73记载，清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清王朝中央颁发给邛部宣抚司土千户岭承恩“缓带密土游击印”、上千户王应元“松林地土都司印”。贵州省威宁县近年亦发现“贵州水西安土司官印”，系明代安土司手印，为威宁县民委收藏。汉文彝族印章档案反映了历代王朝中央在西南彝族地区的建制设置及对彝族上层的封授情况，对研究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彝族地区的政治统治有宝贵的历史价值。
汉文化传入西南彝族地区后，古代彝族使用汉文形成了丰富的金石档案，分其类则主要有碑刻档案和铭文档案两种类型。
1. 碑刻档案
彝族汉文碑刻有纪事碑、墓碑、岩刻几种形式，许多重要的彝族汉文碑刻都被保存下来。如《南诏德化碑》存于云南大理太和村西，据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记载，该碑建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为曾任嶲州西沪令并被阁罗凤所俘的郑回所作。此碑高3.02米，广2.27米，碑文共三千八百余字，详细记录了阁罗凤统一六诏、东和诸爨、与唐王朝交恶的原因、天宝之战的经过以及不得已叛唐的苦衷。《千岁衢汉文碑》位于贵州大方县城西25公里马场区白布乡，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为贵州宣慰使安万锉捐资兴修衢道而刻撰。碑文云：“阿东锯，乃城西险路。……昭勇将军葵轩公见而怜之，出白金三百余两，募夫修凿，砌石路六百二十七丈有奇，坦若大道。工起于嘉靖乙已年七月壬午，告成于次年夏四月乙未。喜今日往来之便，免昔日扳援之劳，过者相与仰天祈公寿，愿公千岁，因名之为千岁衢。……公名万铨，字天宠，葵轩其别号也，任贵州宣慰使，封昭勇将军。嘉靖丙午四月吉日泐石，易棐撰文。”
彝族汉文碑刻在西南各彝区都有发现，尤以明清时期的数量居多。云南省禄劝县有明弘治十三年或十四年（1500一1501年）武定府土知府凤英自题汉文石刻世系《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凤（氏）世袭脚色》。巍山大仓区团结乡有食村发现明正德三年（1508年）的《字瑛庙碑志》，巍山县城西北部50里祖房菁左氏家族墓地有大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立的《蒙化左氏土知府左文臣墓碑》以及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的蒙化左氏第八代祖《禹江公墓志》。武定县万德区慕连乡大黑山发现立于乾隆四年的《那德洪墓碑》。昆明西山区车家壁村发现彝族解元那文凤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所撰的《建月台碑序》及嘉庆六年题于西山龙门坊下第二室的《赠吴道人诗二首》。武定万德区慕连那土司墓地还发现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三母墓志铭》。南华县哀牢山沙坦兰村存有立于“大清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的《刘楷墓碑》，等等，真是举不胜举了。
2. 铭文档案
云南省弥渡县太花乡铁柱庙村铁柱庙殿中石龛上存有《南诏铁柱题记》。铁柱高3.3米，周长1.03米，为五节铸成。铁柱《题记》为“维建极十三年（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系直行阳文正书。“建极”为南诏十一代王蒙世隆的年号。贵州省大方县所存《明成化钟》不仅铸刻有彝文，而且还有汉文。钟体八幅彝汉铭文仅上三幅的文字基本完整。其中彝文占一半弱，汉文占一半强。汉文内容记载：“大明国贵州宣慰使水西口革信官宣慰使安贵荣，同缘夫人奢脉，男安佐，伏为：贵荣叼承世禄，扪心有自，报谢无由；是以谨发诚心，就于本境内口永兴寺一所，喜舍赀财口塑佛象，铸造铜钟一口于本寺，朝暮口鸣，以镇一境，尚祈佛祐，俾我子孙代代绵远，……。”此铭文对研究明代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的历史情况及佛教对彝族上层贵族的影响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总之，西南古代彝族金石档案大都年代久远、原始性强、价值珍贵。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原因，许多珍贵的金石原件面临着遭受损毁的危险。研究、揭示其珍贵的历史价值，能唤醒人们的档案保护意识，更好地发掘、保护、利用这一宝贵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原载：《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6期 ；文字来源：微信公众号-民族档案学微刊；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