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杰出的彝族女政治家奢香生前自立自强、开发贵州、发展经济、促进交流，受到了世人永远的称赞和敬仰。她的后人——“水西安氏”家族中，也有一批开明和开放的人物效法奢香，为开发水西地区、发展交通事业、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继奢香开龙场九驿、十八站之后，其后世又陆续组织人工修建的“水西十桥”，是明代后期水西交通建设史上的突出事迹，是水西地区社会发展的见证，民族风情的结晶，其文化价值弥足珍贵。
“水西十桥”是明代后期水西交通建设的杰作和代表。据有关史料记载，“水西十桥”实际上并不只10座桥，而是二十多座桥。明成化年间修建的一组为“前十桥”，明万历年间修建的另一组为“后十桥”。前十桥乃明成化年间安观、安贵荣父子所修。据《大明一统志》载：前十桥可考者有蜈蚣桥、秀水桥、麦稼桥、李五桥、龙场桥、头铺桥，尚有四桥桥名待考。前十桥目前仅有蜈蚣桥尚存，位于今贵阳市修文县城西二十里许三潮水蜈蚣坡下的猫跳河上游。后十桥为明万历年间安国亨时所建，其可考者有龙源、乌箐、乌溪、大渡、西溪、阁雅、老场、土射、永定九桥，余一桥桥名待考。另据《黔西县志》和《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系列·彝族卷·贵州分卷》载，位于如今黔西县谷里镇境内的朵妮桥和大方县境内的落脚河（古称落折河）老桥，也属于奢香古驿道上的桥梁。
在古驿道上的众多桥梁中，最值得一书的是过去位于黔西县锦星乡红旗村与大方县鸡场乡大兴村交界处的大渡河桥。如今，这座古桥早已随着洪家渡水电站的关闸蓄水而永远长眠于水底，于是只能通过我们2001年摄制的大渡河桥当初的绝版和孤品影像资料，一起来回望大渡河桥曾经的模样。据史料记载，大渡河桥在贵州彝族地区现存的各类桥梁中，投资最为巨大、规模最为宏大、修建时间最早，且是始建原物。大渡河桥及桥头树立的两通石碑，为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古代彝族的文字、风俗、政治、经济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被淹没以前的大渡河桥横跨于大方县城南35公里的大渡河上。该桥系5孔石桥，桥长20丈（约66.66米）、宽二丈余（约6.66米），高四丈余（约13.33米）。据《大定府志》（第363页）记载：该桥为慕齐齐74世安国亨袭任贵州宣慰使时，其属下土目安邦禀其母禄氏之训，捐白银一千一百五十余两，经两年努力，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建成。全桥为石头拱砌，桥面系片石镶嵌。大渡河桥建成后，过往行人“无俟冰寒可渡者众，无俟乘舆利涉者广”。
桥头原立有彝、汉文石碑各一通，现汉、彝两碑均收藏陈列于奢香博物馆中。汉文碑为安国亨所撰，碑上记载了建桥始末，并有多处涉及安邦家世和本人的事迹。汉文碑高2.81米，宽0.91米，共676字。彝文石碑正文29行，1972字，内容除详细记述了水西彝族史以及慕俄格的武功、政绩、疆域、风尚和文化外，也镌刻记录了建桥经过。碑文中描述未修建大渡河桥以前：“若有龙过坝上，行船遇洪流，就难以通行。小船上的人，每年都有船翻溺水的，只有眼看洪流而发愁啊！这条河的为患可厉害了”。“当夏季来临，大河泛滥成灾，鲤鱼翻身跃，黄缸似的大蟒搅洪水，危害人畜。江流的飞沫溅在江潭里，河里起了雾罩，没牲畜来路，没租赋来路”。译文中是这样描述建桥缘由的：“修桥通道，为善有盛名，扶助黎民，济之得生，使其有所繁衍；租赋来自通途，有利于子孙万代，永远征求不尽”。大渡河桥建成后：“从此租赋有来路，人行康庄大道，子孙增寿龄”。清人陈治曾有诗称赞大渡河桥曰：
一从鸟道化垣夷，电流星驰羽檄飞。
皇华时复歌载路，使节所至辄题诗。
时光荏苒，岁月沧桑。一座石桥维系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四百余年，也算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与大渡河桥建桥碑记一样，水西地区的许多建桥碑记，除记载建桥始末、捐资芳名外，还以大量篇幅追述水西彝族远古时代的历史和迁居贵州之后的变迁。特别是对彝族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文治、武功和当年的疆域、习俗诸多方面作了精彩的描述，堪称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用彝文镌刻的建桥碑记，其本身就是极为珍贵的民族文化典籍，诚为水西桥文化的灿烂篇章。
这些石桥建造以前，由于水西地区山高水险、沟壑纵横，每当山洪暴发，来往行人全靠小船摆渡，常常交通中断，甚至危及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建十桥碑记》云：“……四河之水入于六广，极其奔放衍肆，一泻千里，如自天而下，深不可涉，嗟乎！富商大贾无所为而至，谁有能拒之入？严冬霜降，渡者少，人亦劳。上良于远途，宣慰府更以石为之，桥基弥坚，致易于实地。”
为适应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建桥成为当务之急。这些石桥的修建，沟通了水西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强了水西地区各部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一时“曲尺卧清波，笑语漫小河”。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可以遥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修建这样的石桥，的确并非一件易事。民谣云：“修桥铺路，功德无数”。数百年过去了，如今虽然已经难觅这些石桥的踪迹，但是修路人的感人事迹已然超越历史时空，永远铭记在后人的心中。
来源：大方发布、兴方有我；图文：叶光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