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到程海毛家湾景区游览。程海毛家湾景区，位于程海镇西南部，距永胜县城36公里，距丽江市区85公里，都有高速公路通达。程海，既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的名称，又是丽江市永胜县一个乡镇的名称。毛家湾，分为北湾、南湾两个自然村，隶属于程海镇凤羽村委会。程海毛家湾景区，2020年被授牌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程海镇凤羽村，2021年被认定为云南省旅游名村。永胜边屯文化博物馆，202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永胜边屯文化博物馆鸟瞰图
程海镇凤羽行政村毛家湾，现有毛姓人家200余户，共有村民1100多人。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渊源。从伟人毛泽东主席上推20代，湖南韶山与云南永胜毛氏共同始祖毛太华，为避战乱于元末明初从江西吉水来到云南永胜，娶了当地少数民族女子王氏为妻，后因从军立功而任百户长，率兵驻扎程海西南岸屯垦，再后来以军功得以内迁，但留下两个世袭军户，从此毛氏在此繁衍。这里也因此得名毛家湾。
程海毛家湾，西靠凤凰山，东临程海河，古代背山面水，实为风水宝地。村庄背靠之山，形如凤凰展羽，所以叫凤凰山。山脚有村，名叫凤羽。古人认为，凤凰来仪，吉祥如意。说来也巧，韶山古代八景，就有凤舞韶山。有史记载，相传舜帝南巡，演奏韶乐于此，“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因此得名韶山，音召凤凰之意。韶字拆开，就是音召。赵朴初在韶山古寺题有对联：舜帝南巡，奏扬韶乐传天下；红日东出，播种福田在人间。
各位请看“程海毛家湾景区导览图”，目前主要游览景观有4处：中国永胜·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毛泽东铜像广场、毛泽东祖先纪念园和毛氏宗祠。我们首先参观游览边屯文化博物馆。请看博物馆正面上方，题写着馆名全称——“中国永胜·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这个建在云南省永胜县的边屯文化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展示边屯文化的专题博物馆。从其建筑外观来看，这个博物馆既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又像一艘拔锚起航的舰船，象征着边屯文化展翅翱翔、扬帆远航的美好前景。
大家现在一定想问，“边屯”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边屯”就是“戍边屯垦”的简称，戍边是军队守卫边疆，屯垦是驻兵开垦田地。由于中国历代屯垦，主要目的是为守卫边境，因此戍边和屯垦两词合用，意思是让军队驻扎下来守卫边疆、开垦田地。程海毛家湾景区，可以说是云南边屯文化的一个缩影。简单地说，边屯文化就是中原内地汉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地域文化。永胜毛氏文化和他留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云南边屯文化的突出代表。
在云南，戍边屯垦萌发于秦汉，经过历朝历代发展，到明朝时达到高峰。明朝洪武年间，朝廷在云南设置卫所，推行“寓兵于农”政策，中原内地汉族主要以军屯形式，有的则以民屯、商屯形式，大量迁往云南各地屯垦。各位请看，边屯文化博物馆迎面的这15幅青铜浮雕，生动地展示了明代军屯、民屯和商屯的场景。
这些来自中原内地的汉族军民，多数与云南原住少数民族女子婚配，成家立户，繁衍子孙，世代为军，因此民间普遍有“夷娘汉老子”的说法。这种特殊背景下的民族交融方式，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边屯文化。这种文化哺育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永胜边屯后裔，成就了包容亲和、崇文好学、敢于担当、开拓创新等精神品格。
各位朋友，咱们从左手边进馆参观。目前，中国永胜·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设有6个展厅：一楼设有边屯云南、边屯永胜（北胜州与澜沧卫）和沧阳春秋展厅，二楼设有云南文化名人、翰墨丹青话边屯和永胜非遗记忆展厅。我们重点参观设在一楼的边屯云南、边屯永胜和沧阳春秋3个展厅。
边屯云南
“边屯云南”展厅通过三个部分，充分展示了云南戍边屯垦的历史和业绩。从某种意义上说，云南边屯史既是内地人口不断迁入云南、定居云南，与云南原住民族一道开发云南的历史；又是中原内地汉文化传入云南，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历史。而一部中国史，也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咱们先参观第一部分：设治经营，实边屯垦。
设治经营 实边屯垦
大家知道，中国历史的第一页是从云南“元谋人”写起的。元谋猿人的生活时代距今已有170万年，比陕西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早100万年左右，可以说是迄今发现的中华民族的最早先民。有的猿人从云南高原上迁移出去后，就三五成群走向四方，经过以万为单位计算的漫长岁月，分布在中华大地的各个地区，形成多元的满天星斗的格局。然而，云南从政治上与中原内地直接联系，是从战国时期庄蹻入滇才开始的。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楚顷襄王派庄蹻率兵，从今湖北顺长江而上，经重庆（巴）、四川（蜀），到今贵阳登岸，征服夜郎部落，向西进入滇池一带，“以兵威定属楚”。正当庄蹻准备归报楚王时，秦国派兵攻占了楚国的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庄蹻在公元前279年，统兵2万余人入滇，这是内地移民云南时间最早、人数较多的一次。
顺便说一下，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是对云南族类最早的文字记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史记》所谓“西南夷”，就是今天的云南全部、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的各少数民族。因此后来常用“夷”来称呼少数民族，“夷”从字形看是“发明弓箭的人”。
《史记·西南夷列传》还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大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这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云南就生活着合称“西南夷”的许多民族或部族，他们的服饰打扮有所不同，有的定居在一个地方，进行农耕，建立村落；有的还过着游牧的生活，遍布滇池和洱海地区。
云南被称为“滇”，原因有两个：一是古代以昆明滇池为中心，在滇中和滇东北居住着一个叫“滇”的部族，因而地以族名；二是战国时期庄蹻率兵进入云南，在今昆明晋宁一带定居并成为首领，他的后人还被汉武帝封为 “滇王”，颁赐了“滇王之印”，俨然成了一个国家，因而地以国名。
庄蹻是中国第一个从内地到云南参与开发的重要历史人物，如今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有其高大雕像。他从楚国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发展了滇池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当地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滇文化。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贮贝器，在仅二三十厘米的器盖上，竟然雕铸有房屋建筑、动物以及各种人物活动造型上百个，再现了古滇王国奴隶社会的风貌。
玉溪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牛虎铜案，用一头健壮的牛为案身，双角前伸，颈肌丰满，一头猛虎扑向牛身，咬住牛尾用力拉扯，一头小牛躲避在大牛腹下，造型奇特，工艺精美，是云南青铜文化的代表和象征。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铜鼓，年代最早为公元前600年的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铜鼓。大理祥云大波那出土的屋宇形铜棺，系战国时期部族君长的葬具，重257公斤，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雕花铜棺。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刘彻发兵10万征服云南。《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发巴蜀兵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因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昆明晋宁石寨山滇王墓群出土的“滇王之印”，完全印证了司马迁记载的真实性。滇王之印，纯金铸造，重90克，印面刻有“滇王之印”四个篆字，边长2.4厘米见方，上有蛇钮印把。它是云南隶属于中央的最早物证，现保存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西汉武帝征服云南部分地区后，设置了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益州郡，下辖24个县，郡的治所在滇池县（今晋宁）；其中就有“云南县”，治所在今大理州祥云县云南驿。这是“云南”一名的最早出现。“云南”名称的由来，有不少带有传奇色彩的说法，其中最流行的说法是“彩云之南”。相传西汉元狩年间，有彩云出现在南中，汉武帝为探寻究竟，专门派人追踪彩云的下落，使者于是来到这块神奇的地方，并在彩云之南设置了“云南县”，云南之名由此开始。
公元69年，东汉明帝借哀牢王柳貌率众大规模内属之机，加强了对澜沧江以西的开发，将益州郡中划出的6个县，与新设立的哀牢县、博南县合并，在今滇西新设永昌郡，郡治在不韦县，即今保山市施甸县。这片地区古称“哀牢地”，大体包括了今天的大理、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6个州市，当时管辖范围达今缅甸、老挝和泰国的北部。永昌郡的设置是公元初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体奠定了明代以前中国西南部的疆界。
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云南是蜀汉的后院。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部队春天从成都出发，循岷江而下到达宜宾，然后分兵三路：马忠向牂牁（今遵义），李恢向益州，诸葛亮向越嶲，与高定交战，直追至邛都（今西昌），收复越嶲郡，当时今永胜县属越嶲郡。
云南文化大家袁嘉谷在《五月渡泸考》中说，“诸葛武侯由越嶲始渡泸，泸即永北（今永胜县）界之金沙江无疑”。诸葛亮从今永胜渡过金沙江，追击孟获至大理、昆明，采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连败叛军统帅孟获，“七擒七纵”，终于使孟获心服口服，表示不再反叛。
云南自汉武帝时归入西汉的版图，就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断有中原居民以各种方式迁移到西南夷地区。到东汉末年，出现一批豪强大姓。诸葛亮安定西南后，调整行政区划，新设云南郡，并委派原永昌大姓吕凯为云南郡太守，辖区大体包括今天的楚雄、大理、丽江等州市，自此“云南”所指范围扩大。丽江永胜原属越嶲郡遂久县，此时被划归云南郡，郡治在今大理州祥云县。
诸葛亮治理云南重在安抚和笼络，注意任用大姓和夷帅为官吏，并利用少数民族的习俗施治，成为云南家喻户晓的人物。清末云南剑川人赵藩在成都武侯祠题有对联：“能攻心，由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人治蜀要深思。”这副对联高度评价了诸葛亮审时度势、平定南中的功绩。
公元263年，魏灭蜀汉，晋王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王朝。晋武帝司马炎，把建宁、云南、永昌、兴古4郡从益州划分出来，设立宁州，为全国十九州之一，统治中心在今曲靖（当时称味县）。东晋末年，政治腐败，战乱不断，中央王朝失去对宁州的直接控制，云南被“南中大姓”爨氏统治，直到隋朝初年。
云南的“南中大姓”，是西汉以来进入云南屯戍的汉族移民，与氐、叟等民族融合发展而成，主要集中在朱提（昭通）、建宁（曲靖）两郡。东晋初年，霍氏、孟氏火并，爨氏坐收渔人之利，成为宁州最强大的势力。爨氏踞滇400多年间，宁州地区相对安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有关碑刻记述了这段史实。
昭通《孟孝琚碑》立于东汉永寿三年（157年），墓主孟璇，字孝琚，系内地汉族移民的后代；碑文用汉字和汉文格式，是汉文化传播到云南的证据。《霍氏晋墓壁画》所绘夷人部曲装饰，和彝族装饰很相类似；“部曲”依附大姓，平时耕种屯田，战时编为军伍。
曲靖《爨宝子碑》，又称小爨碑，立于东晋，现存曲靖一中；《爨龙颜碑》，又称大爨碑，立于南朝，现存陆良县薛官堡。大小爨碑被誉为“南碑瑰宝”，字体为隶书到楷书过渡的典型，碑文中有“屯兵参军建宁爨孙记”等字样，是研究我国书法演变发展的重要文献，同时对研究云南地方民族史具有重要价值。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对南中地区沿用北周制度设立南宁州。公元7世纪中叶，我国西部吐蕃奴隶制政权统一青藏高原各部，进而南下占领滇西北地区，接近大理洱海一带。公元707年，唐中宗李显派御史唐九征率兵入滇，击毁了吐蕃在滇西北的城堡，从而恢复了对洱海地区的统治。于是，唐九征竖立铁柱记功，地址在今大理州漾濞江畔，可惜铁柱现已不存。这就是昆明大观楼长联“唐标铁柱”所指史实。
当时，在今大理洱海地区出现了6个较大的民族部落，其部落酋长称“诏”，历史上统称为“六诏”。其中，发祥于巍山、地处最南的“蒙舍诏”，在唐王朝的扶持下，统一了其他五诏。公元738年，唐玄宗封皮逻阁为云南王，标志着南诏国建立。第二年，皮逻阁迁都洱海西岸太和城，云南的统治中心又从曲靖转移到了洱海地区。
南诏国是以“乌蛮”（今彝族先民）蒙姓为国王，“白蛮”（今白族先民）大姓为辅佐，联合云南境内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在公元8世纪建立的奴隶制政权。南诏国建立后，先后派遣数千人到成都“习孔子之诗书”，对推进云南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出现了“人知礼乐、本唐风化”的局面。南诏一共传位13王，统治200余年，大致与唐朝相始终。
公元937年，“白蛮”贵族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取大治大理、富国兴邦之意。大理国属封建农奴制政权，大致与北宋、南宋相始终。由于中原宋王朝忙于抗击辽、金，无力经营西南事务，长期与大理段氏政权没有兵争。根据《宋史·宇文常传》记载，宋灭后蜀、平定四川以后，宋太祖赵匡胤曾用书房文具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一划，说：“此外非吾有也。”意思是宋朝不再要大渡河以外的地方了。这就是“宋挥玉斧”故事的由来。其实，大理国政权统治云南300多年间，与两宋始终保持着经济互市等密切联系，宋徽宗还正式册封段和誉为大理国王。
宋代大理国时期，洱海地区的白族文化已提高到相当水平，产生了“白文”，并用白文写下了《白史》《国史》等历史著作，以及诗歌、曲本、经书等广为流传。宋王朝在大渡河上造船，“以济西南诸蛮朝贡者”，并相继开放民间交易市场；还在云南与广西、四川的边境设有著名的“茶马互市”， 大理国与宋王朝民间的通商往来更加频繁。这有利于云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从而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公元1253年，蒙古大汗蒙哥命其弟忽必烈，统率10万大军南下，“乘革囊及筏”，渡过金沙江，进入滇西北，攻占大理国，于是留下“元跨革囊”的历史典故。元跨革囊横跨丽江境内，包括今永胜金江古渡、米汤地一带。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随后设立“云南行省”，选派中书省（宰相府）最“忠爱”国家的回回人赛典赤，到云南行省任平章政事（相当于今天的省长）。云南于是成为全国11个行省之一，治所也从大理迁至昆明。从此，昆明便成为云南的省会，“云南”也正式作为省一级的行政区划名称出现在历史上。
云南行省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下辖37路及60余府州，行省与路府州之间还设多处宣慰司。云南行省随后开通由今昆明经贵州、湖南达北京的驿路，云南与长江中游及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联系。赛典赤到任后，“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元朝前期，云南在科举榜上无名；中期以后，考中进士者达6人之多。儒学在云南得以广泛传播，推动了云南文化与中原的一体化。
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改元洪武。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发兵30万，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兵进伐云南，消灭元朝梁王，随后留其养子沐英镇守云南。沐英镇滇10年，大兴屯田，劝课农桑，礼贤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安定云南边疆，被追封为“黔宁王”。其后，沐氏世代镇滇，其子沐晟还被封为“黔国公”，直至明朝在云南的统治结束。
明朝初年，朝廷在云南边疆实行大规模移民屯垦，其中军屯人数最多。戍军设置卫所管理，规定从内地来的戍守军人携带家属，未婚者在驻地娶妻，安家落户，世代为军，屯田自给。云南卫所的数字，大抵是：洪武年间设十六处，正统以后增为二十五处，嘉靖以后为三十六处，万历年间为四十处，云南都司所领共133个千户所。大量军户定居下来的结果，改变了云南“夷多汉少”的状况。
大批落籍云南的汉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他们和当地各民族一道共同开垦田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推动着云南的社会经济上升到一个新阶段。明朝将元代的土官制度发展至较完善的土司制度，并在更大的地域范围推广，同时在边疆各地兴办学校教育，对增进云南各族对祖国的认同，以及云南与内地文化的融合十分有利。汉族驻军与当地民族逐渐融为一体，对云南各地民风民俗的形成、文化传统的变异，以致汉语方言不同特点的构建，也都不同程度地产生着影响。
公元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灭了明朝。不久，吴三桂降迎清兵进占北京，清朝建立。然而，许多反清力量和明朝遗臣在南方拥立了一些明朝宗室亲王为帝，史称“南明”。其中，后期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进入云南，以昆明为首都抗击清军。清朝平西王吴三桂绞杀永历皇帝以后，把云南变成“独立王国”，统治云南长达23年之久。康熙二十年（1681年），朝廷平定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藩王叛乱，使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结束。
清代在云南实行绿营兵制，设置关、哨、汛、塘驻扎兵丁，所设地点多在山区和交通线上。这些山区和交通线上“星罗棋布”的驻防兵丁，多数是远地招募来的汉族，他们大都是贫苦人家，善于团结当地少数民族，共同开发山区边地。这就出现了不少带有关、哨、汛、塘字样的村寨地名，沿用至今的如永胜县的五里哨、六德塘、柳树塘等地名。这些卫戍、邮传机构，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存在了，但地名却沿袭下来了，从中也可以探寻到清代移民的一些轨迹。好了，咱们接着参观第二部分：不断发展，文明渐开。
不断发展 文明渐开
伴随着朝廷的设治经营和实边屯垦，云南的交通条件得到不断改善。五尺道、博南古道、茶马古道等道路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中原内地、云南边疆与中亚、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人流、物流、文化交流的发展。与此同时，边屯文化在云南的发展，也成为了云南社会发展、文明渐开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派将军常頞继续李冰修五尺道之事，征调巴蜀士卒开拓自今四川宜宾直达云南昭通、曲靖的五尺道。这是中央政府最早在云南修路。因为路面仅宽五尺，所以称为“五尺道”。“五尺道”在今昭通盐津、曲靖大关等地仍有留存。这些路段，石硬山险，据说要用火烧，使岩石疏松，才能开凿出来。
西汉武帝在秦开五尺道的基础上，继续修筑直通滇池的道路，长约两千余里。这就是所谓“南夷道”。为修筑这条道路，调动了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屯田南夷”。意思是说，为解决筑路民夫的粮食供应，招募内地商人出钱雇用农民到西南地区屯垦。可以推定，这时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农民在沿线定居下来。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关中、四川和云南之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今葱岭以西）后回到长安，他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国（今阿富汗）发现有一条从今四川、云南通往印度贩运丝绸的古道，汉武帝派人寻找这条商道，结果在云南洱海地区受到昆明族的阻挡，未能如愿。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为了打通这条商道，在京城长安 “凿昆明池象之”，以训练“楼船水军”，准备征讨洱海地区的昆明族，进一步打通南方丝绸之路，于是留下“汉习楼船”的历史典故。唐代杜甫的诗句“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也叙述了这一史实。
东汉王朝为了便于交通，进一步拓修“博南古道”，即今大理、永平、漾濞到保山的路段，因永平县在东汉时称博南县而得名。博南古道跨过澜沧江处设立了兰津渡口，这是云南最早的渡口，最初只是篾绳为桥，到明朝成化十年（1474年）改修为铁索桥，定名霁虹桥。在拓修博南古道时，留下了云南最古老的民歌——《通博南歌》。其歌词是：“汉广德，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
我国陆地上的南方丝绸之路，古称“蜀身毒道”。它是由四川成都（蜀）开始，经过云南进入缅甸，到达印度（身毒）的古老交通线。南方丝绸之路从四川成都分为越嶲道（越西）、朱提道（昭通），两条道路进入云南，在滇西为博南道（永平）、永昌道（保山），到腾越（今腾冲）接天竺道（印度），直通缅甸、印度到达欧亚各国。
事实上，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４世纪的战国时期就已开通，它比北方丝绸之路还早两个世纪。《云南公路史》记载，秦汉以来，蜀身毒道或称南方丝绸之路已开通，在川滇分东西两条主干道，西干道（灵关道）自四川成都、芦山、西昌、盐源，经云南永宁、蒗渠、永胜进入洱海地区。
唐宋时期修整了大理至拉萨的“大雪山道”，并发展成为著名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云南进入西藏和川西藏区的贸易古道，因以马帮驮运茶叶为主要特征而得名。藏族素有喝酥油茶的生活习惯，但是藏区过去不产茶。祖国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打仗都需要大量骡马，但是供不应求，而滇川藏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从其历史背景与地方史料、民间文学资料上看，云南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都与丽江永胜有关。茶马古道最为著名的是滇藏线。它南起普洱茶产地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经过大理、丽江、迪庆，分别进入四川和西藏境内，再经西藏昌都、邦达、林芝到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通道。除了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形成一个密如蛛网的交通网络。滇西永胜，东接川蜀，南邻大理，北望藏区，境内金江古渡、梓里古渡，成为南方丝路和茶马古道交通要津。
早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就在今永胜县设“茶马司”，以茶交换马匹。明代在今涛源镇设置陶睿百户伍，并设官方驿站“金沙江堡”，“置军屯田，兼令往来递送，以代驿传”。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朝廷在今永胜开辟“茶马互市”，与西藏达赖喇嘛、青海根都台吉在此以茶换马，每年入藏普洱茶数万担，交换骡马数千匹。永北城、清水驿、金江街、中洲街、金官街等地，一时成为丝路古道上的重镇。
清代至民国，金江古渡先后设有金江巡检司、金江知事厅、金江县佐等官府衙门，渡口船只牢固宽大，雇用人役健壮稳定，并有固定资产作为经费，因此称为“官渡”。涛源金沙江边街市兴起，成为商贾热闹之地。正如清代杨瑛《金江晚渡》诗云：“金江渡水浩无边，过客停车欲济川。最是晚来堪画处，隔江争唤渡人船。”
清代所建梓里古渡金龙桥，史称“丽江入永之门户，滇蜀交通之孔道”。东连川康、南下大理、北上藏区的一条条茶马古道，就从澜沧卫城（永胜县城）放射开去。就广为流传于永胜民间叙事长诗《赶马调》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渊源考证，作为活跃在滇西地区马帮之一的永胜马帮，必然与南方丝路和茶马古道有着密切的联系。
自元代来永胜屯戍的军民，其中不乏“军匠”“工匠”定居，并在民间传承珐琅银器技艺。到了明清时期，永胜珐琅银器已销往缅甸、印度等地。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教材《导游基础知识》中记述：“北京景泰蓝是驰名中外的工艺美术品之一，13世纪由云南传到北京，盛于明朝景泰年间，又多用宝石蓝、孔雀蓝等蓝色珐琅釉料，因此称之为景泰蓝。”永胜珐琅银器技艺，先后列入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长期以来，永胜盛产红糖、花生、棉花、瓷器等生活必需品。元明时期，永胜陶瓷工艺已达到很高水平，“骎骎与江西争胜，迤西各属皆用之”，成为南方丝路上的重要贸易品。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滇缅公路通车，永胜瓷器行销全滇，部分销往缅甸等国。1960年周恩来总理出访缅甸，曾带去永胜瓷器作为国家礼品赠送国际友人。
永胜因为南方丝路和茶马古道的商贸文化交往，不但形成了传统的农历九月骡马物资交流会，还融合了源于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的酥油茶和白族、彝族的烤茶，创造出了家家有的“永胜油茶”。可以说，永胜油荼还是民族团结融合的象征和产物呢。好了，咱们接着参观第三部分：边屯业绩，永存史志。
边屯业绩 永存史志
元明以来，中原王朝实现了对云南的全面统治，尤其是汉族移民大量进入云南，汉文化在云南得到广泛传播，许多学者编撰了大量史志著作，留下了不少关于戍边屯垦的珍贵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考古工作突飞猛进，为研究云南边屯文化提供了大量实物材料，弥补了文字记载的不足。
请看这块碑刻，名为“屯田碑记”。它发现于永胜县三川镇翠湖村委会龙潭村，制作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8年）七月。碑文记载的是明朝万历二十五年，“过仁伍”将所属田地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三十年，逐年分配给皮惠武、陈应福、陈必吾、李尚年、陈邦、刘朝祖等军户分撒屯种的告示。此碑是记录澜沧卫屯田历史的重要实物。
请看刘慥主纂的《永北府志》，这是永胜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清乾隆二年（1737年），刘慥考中二甲赐进士出身，再经朝考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学习两年后授翰林院编修，参编国史《大清一统志》。随后，刘慥被钦命为福建按察使，再升河南、山西布政使，署理河南、山西巡抚职事，成为文职二品官员，故有刘藩台、刘方伯之称。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刘慥因病辞官回到永北府清水驿。刘慥回乡7年，虽然行动不便，但他热心地方事业，倡修程河水道，倡导文化教育，主纂《永北府志》。
《永北府志》记载：“滇处遐荒，久阻声教，设科取士自明朝永乐九年始。永郡之士能以科目选，自明朝天顺壬午乡试、成化丙戌会试二榜始。自是以来，骎骎日上。”这对增进永胜文化与中原内地一体化十分有利。据不完全统计，永胜从明朝天顺六年（1462年），至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取进士8人，考取举人62人（含副榜8人），考取拔贡23人。这样的成绩，对于永胜这样一个地处边疆，从明朝初期才开始有正式教育机构的府州来说，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后人继承的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教育遗产。
边屯永胜
咱们接着参观“边屯永胜”展厅。这个展厅又称“北胜州与澜沧卫”展厅，展览着边屯名郡永胜的历史沿革、人文风貌和历史文物。永胜是一部历史文化长卷，多元的民族、多元的文化，在这幅长卷上散发出陈年佳酿的气息。
越嶲郡遂久县
从金沙江中游出土的“蜀郡铁锄”来看，丽江永胜至迟到了汉代已进入定居农耕时代，于是汉武帝便设越嶲郡遂久县管辖。所谓越嶲，是因西汉军队越过嶲水开拓新的领地而得名。嶲水即今大渡河，是成都平原通向凉山州西昌盆地的地理界线。又据《山海经》记载：“巴遂之山，绳水出焉。”绳水即金沙江，遂久县是以“巴遂”得名，其范围就是金沙江中游的两岸地区，也就是包括今永胜县在内的丽江一带。
西汉越嶲郡治所，在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隶属于越嶲郡遂久县的古代永胜，就成为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大理的交通要道。正如《新纂云南通志》所称：“永胜在西汉为遂久县地，自昔为越嶲与大理之交通孔道，其文化之发达当较早。”
云南郡遂久县
蜀汉建兴三年，即公元225年的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兵亲征云南，最后“七擒七纵”孟获，平定南中，并对原有郡县加以调整，从越嶲、益州、永昌3郡中分出遂久、叶榆（大理）等7县新设云南郡，以云南县（今祥云县）为云南郡的治所。今之永胜县，划归云南郡，仍称遂久县。《云南通志》记载：“汉遂久县，在金沙江东北，古称白门，盖入云南郡之门也。”
据云南文化大家袁嘉谷考证，诸葛亮“五月渡泸”的地点就在永胜金江古渡一带。他在《五月渡泸考》中说，蜀汉武侯南征，先由越嶲，“越嶲今属蜀（今四川），古兼隶滇之永北（今永胜）”，“揆势而决之，元世祖（忽必烈）从中道入滇，革囊济金沙，顾祖禹所谓从越嶲渡江，未尝不师武侯之成法”。“侯由越嶲始渡泸，泸即永北界之金沙江无疑”。
南诏国北方赕
唐代“白国主”张乐进求，曾被封为“云南大将军”，遂久县（今永胜）位于白国之北。晋书《华阳国志》记载：“汉遂久县，古称白门，谓白国之门也。”白国又称白子国，公元3世纪前后白蛮首领建立，地址在今大理州弥渡县一带。张乐进求后来禅位属乌蛮的南诏始祖细奴逻，弥渡“南诏铁柱”作为权力转移的象征，一直被南诏尊奉。
公元794年，南诏王异牟寻从洱海周围、金沙江上游移来白蛮、麽些、傈僳、施蛮、顺蛮等部族，在今永胜县东部设北方赕，在今永胜县西部顺州一带设牛赕。据考证，赕、甸同义，都指平川坝子，属彝语支民族语的音译。永胜境内甸头、甸尾、习甸、丙甸等地名，是其历史遗迹。唐代南诏蒙氏曾在永胜境内设置北方赕，并在今程海镇崀峨村建有兵寨性质的崀峨城，其遗址距今永胜县城30公里，现在主要有彝族支系崀峨人聚居于此。
大理国善巨郡
宋代大理国设善巨郡、成纪镇，治所在今永胜县城北门外大树坪。公元1048年，大理国相国高智升派其孙高泰慧（鄯阐侯高升泰第四子）治理善巨郡，从此高氏子孙世代统治永胜、华坪等地，长达800余年之久。位于永胜县城东郊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灵源箐观音寺，初建时就是高氏土司的家庙。
《永北直隶厅志》记载，灵源箐“石壁有唐吴道子观音画像，世守北胜土知州高多罗生筑庵供奉”。落款为“唐吴道子笔”的石刻观音像，为云南最古的石刻观音造像。清朝乾隆年间，浙江人许炎摹刻观音小像，以便人们拓印悬挂。为了显示永北观音拓本真迹，须盖“滇沧阳世守高氏之章”为证。
丽江路北胜州
南宋末年，蒙古大军奔袭南宋后方，兵分三路自北而来，革囊渡江攻取大理。忽必烈亲自率领中路军，主要在宁蒗与丽江奉科、宝山之间渡江，有一部分则从永胜与大理之间渡过金沙江。《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元初兵过大渡河，兵分三道入境，（高氏）势屈迎降。元以兵自北来，首捷此土，故名北胜。” 从此，“白国之门”永胜又称“北国胜门”。再者，唐宋时期，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大理洱海地区，今永胜县地处其北，所以有“北国胜门”的称赞。
元世祖忽必烈起初在今永胜县东部（包括今华坪县）设施州，在今永胜县西部设顺州。原因在于唐代南诏国从金沙江上游两岸移来大量“施蛮、顺蛮”部族人口，长期分布定居这里，所以用施、顺名州。所谓“施蛮”“顺蛮”，都属于乌蛮的一部分，即今彝族、傈僳族的先民。施州设置两年后改名北胜州，属元朝所设丽江路总管府。而“顺州”一名，一直沿用至今。
高氏世袭北胜州土知州，传至高斌祥时升其为北胜府土知府，并授中顺大夫衔，后因军功升为云南行省右丞并授资善大夫衔。元代在今宁蒗县北部设永宁州，南部置蒗蕖州，均属北胜府。当时，北胜府土知府高斌祥还在府城东边建立了小吉都兵寨，作为常备武装彝族他留人驻军之地。韶山毛氏始祖毛太华，最初也落脚在小吉都兵寨。后来，小吉都兵寨迁往川滇交通要塞他留山，直至清朝咸丰年间毁于战火，迄今仍存他留人古城堡遗址，以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留人营盘村古墓群。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历代王朝在实行军事平定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都实行过规模不等的屯垦。清代王学俭撰题清水驿《黄氏墓志》称：“元世祖革囊渡江，开辟吾郡，屯田于邑。黄氏实出蒙古，由元及今，已六百年矣。”清邑黄氏，今为汉族。由此可见，元代永胜已经有外来人口屯田实边。
明朝澜沧卫
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派傅友德、沐英、蓝玉统率30万大军，平定曲靖、昆明、大理等地后，又“平蒙化府、邓川州，破佛光寨，过金沙江，攻北胜府（今永胜），擒其平章高生，复平丽江（路）巨津等州”。次年三月，朱元璋谕告傅友德，“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北胜州（府）是明军“控制要害”之地，留下了不少军士戍守，毛太华此时也被招募从军。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九月，镇守云南的黔宁王沐英之子沐春，奏准在今永胜设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并将原驻昆明的云南中卫数千官兵调卫北胜州，担负保卫边疆、镇守地方和屯田垦殖任务。现今永胜多数汉族自称“祖先是洪武调卫来的”，便是这个原因。第二年，澜沧卫指挥使王佐率领本卫官兵，以及北胜、永宁、蒗蕖、顺州等州官民，在原北胜州土城之南新建一座汉式砖城，时称澜沧卫城，即今永胜县城。随后，北胜州衙署迁入澜沧卫城，又被称为北胜州城。这是澜沧卫、北胜州军民为永胜历史作出的杰出贡献。
至于“澜沧卫”名称的由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根据《永胜县志》记载，是因“明初称金沙江为北澜沧江，卫以江得名”；二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是因北胜州西南有澜沧山而得名。譬如《明史·地理志》记载：“北胜州，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布政司，……二十九年改属澜沧卫，弘治九年徙治澜沧卫城，西南有澜沧山。”又如《清史稿·地理志》记载：“永北直隶厅，……西南有澜沧山，卫、驿皆以此得名。”
澜沧山又名金水苍山，上有五峰巨坪。澜沧卫城在史籍、方志、诗文中，又被简称、别称为沧城。而沧城所在地北胜州，又被称为沧阳，有保存至今的“沧阳世守高氏之章”为证。《春秋·谷梁传》说：“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水北为阳，水南为阴。”澜沧卫、北胜州大部分地区，地处澜沧山之南、北澜沧江（金沙江）之北，所以称为沧阳。
明代这批军户，在永胜境内的坝区成片聚居屯垦，促进了永胜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团结融合。永胜南部片区今有镇名“期纳”，据考证是夷语音译地名，“期”为肥沃，“纳”为地方，意为土地肥沃之地。由此也可推测，期纳盆地原住居民主要是彝语支民族，明代军屯汉族大量迁入，彝语支民族或被同化，或已迁徙，但由于地名的稳定性，使少数民族语地名留存下来了。
永胜境内彝族支系他留人，墓碑载其先祖来自湖广长沙府，有的来自江西吉安府。有学者据此认为，永胜“他留人是卫所废弛、军户在地化后，融合了原居族群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这种“夷娘汉老子”式的融合，既是一种血缘的融合，也必然伴随着文化的融合。所以我们说，永胜毛氏文化和他留文化，是中原内地汉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见证，更是云南边屯文化的突出代表。
清朝永北府
清朝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朝廷取消澜沧卫屯伍制度，原有屯田、赋税、户籍统属北胜州管辖，但“征屯赋仍按伍催收”，致使边屯地名存留至今。永胜现今还有以官、伍、营、所、军、马场等称谓的地名50多个，就是明代军屯移民的语言证据。
1692年，北胜直隶州升为永北府，永宁州、蒗蕖州、顺州都属永北府，管辖地方即今永胜、华坪、宁蒗3县区域。“永北”一名，是由永宁、北胜各取一字得来。后来，清王朝改永北府为永北直隶厅，下辖北胜州、永宁府、蒗蕖州、顺州土司和羊坪土千总。
永胜县名由来
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废除府、厅、州设置，永北直隶厅分为永北县和华坪县，并在永北县下设金江、仁里、宁蒗分县。当时，云南军阀混战，永北连遭兵祸，先是滇西镇守副使罗树昌反云南都督唐继尧兵败永北，后有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反昆明镇守使龙云退守永北全军覆灭。当时有人认为“永北”，有“永远败北”之患，于是请求更改县名。
1934年，民国政府批准反其意而改永胜县，同时兼承历史地名永宁的“永”、北胜的“胜”，寓意“永远安宁的北国胜门”。自古以来，永胜既是滇西北的粮食主产区和军事重镇，也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的交通要津，在云南经济建设、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和文化繁荣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沧阳春秋
各位朋友，咱们接着参观“沧阳春秋”展厅。这里展陈着永胜境内出土的上百件珍贵文物，闪耀着永胜县的远古史迹和文明之光。
永胜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永胜先人自文明之初，就参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创造。永胜先人那份艰辛开拓家园的情形，对于今人来说只是一片模糊的追忆，但他们却为后人留下了至关重要的痕迹，以使后人得以了解他们艰辛的生活片段。这些痕迹——尤其是那些尚未有文字记载阶段留下的石器、青铜器，无疑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类祖先留给后人最丰厚的文化遗产。
生物化石
大家知道，云南既是地球生命的摇篮，又是人类的发祥地。在玉溪澄江帽天山发现的古生物化石群，距今5.3亿年，蕴藏着地球生物进化突变之谜。云南还有1亿多年前的“禄丰恐龙”化石，也展现了这里远古动物界的繁荣。
我们也注意到，在丽江永胜这块热土上，存在过比人类历史更久远的生命的化石，那就是在顺州镇州城、板桥出土的大量贝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以及在期纳镇果园村大团坡、涛源镇白塔箐等地出土的东方剑齿象一类哺乳动物化石。
尤其令人惊喜的是，顺州镇板桥村委会河东村民喻荣昌，2009年在这块岩石上发现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邓涛等专家2020年9月鉴定，证实这是一块蛇颈龙化石。这块蛇颈龙化石，骨骼已经全部石化，现存部分主要为颈脊椎及其部分椎骨、肋骨、股骨等化石。整块岩石重3吨左右，形成化石的动物部分，高1.45米，宽1.06米，化石保存比较完好。
根据中科院专家和相关文献介绍，蛇颈龙从2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出现，到1.5亿年左右的侏罗纪遍布海洋，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与恐龙一起灭绝。根据对其化石研究表明，蛇颈龙的体型巨大，应该是当时海洋中的霸主。它的外形像一条蛇穿过一个乌龟壳，躯体宽扁，尾巴较短，颈长似蛇，故名蛇颈龙。
蛇颈龙生活习性很像现代海狮，它基本上在海洋中生活，头虽偏小，但口很大，口内长有很多细长的锥形牙齿，以鱼类为主食。蛇颈龙身长一般三五米，有些种类的身长达11米至15米，个别种类长达18米。蛇颈龙四肢为适于划水的肉质鳍脚，使其既能在水中往来自如，又能爬上岸来休息，属海生爬行类的统称，是一类适应浅水环境中生活的类群。
在蛇颈龙生活的中生代，陆地上的统治者是恐龙。鉴于外观上脖子长的特征，以及同属爬行类动物，人们很容易将蛇颈龙同恐龙混为一谈。实际上，蛇颈龙和恐龙是完全不同的生物。恐龙的后肢是从腰部垂直向下立于地面的，而蛇颈龙是向身体两侧伸展。恐龙的脚足有脚趾和脚爪，而蛇颈龙的脚足则与海豚脚足相似。
永胜发现的蛇颈龙等古生物化石及其出土地点，不仅在探索生命起源及地理变迁方面有着重大的科学意义，而且也可以成为探索学习古生物和古地质知识的文化旅游景观。好了，我们接着来看看永胜的石器、青铜器和陶瓷器吧！
石器时代
1985年，文物工作者在永胜县程海镇河口村委会海沿村马军河遗址，出土了磨制而成的石锄、石斧、石锛等新石器100多件，还在地下掘出干栏式建筑木料，并在海沿村荞地坪石棺墓中出土了3件陶纺轮、2个火葬罐和1把青铜锄等遗物。云南文物专家实地考察后认为，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生活的遗址，具有重要的考古发掘价值。
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调查队，抢救性地发掘了永胜县涛源镇红星村境内17500平方米遗址，发现了17处半地穴式屋基、1处地面干栏式屋基，揭开了140座土坑墓、石棺墓和儿童瓮棺，出土了石器、陶器、网坠、纺轮、骨器、玉器、铜器、铁器等生产生活用具上万件，被考古专家列为“云南八大考古新发现”。经初步鉴定，金沙江畔堆子地等遗址和出土遗物的年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汉初期。其中，半地穴式与地面式房屋并存，正是原始社会住房发展的共同特点。
永胜境内出土的石器有斧、锛、凿、刀、针、镞等遗物，都用天然砾石磨制而成，型体多变，而以长条圆柱形石斧、长条形单孔石刀为典型器物。石网坠中间有凹槽，使用痕迹清晰。石镞平面呈宽叶形状，锋端尖细，刃部锋利。纺轮是古代陶制纺线用具，扁平圆形，中间穿孔，插入木柄可以捻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多有出土。
如此丰富的远古遗物、遗迹，足以证明新石器时代依江傍湖而居的永胜先人，在采集植物果实、打捞水产动物、猎捕野生动物的同时，也开始了早期原始农业生产活动。这些虽然早已化为历史的烟影，但从他们留下的这些石器上，今天的人们也不难追寻他们的踪迹。
青铜时代
人类首先进入石器时代，而后青铜的尖利取代了粗笨的石器，于是人类迈入了青铜时代。一个民族能学会冶炼并使用金属，是判断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中国青铜时代开始于夏代晚期，即公元前1700年左右，历经商代、西周至春秋战国，前后约有1500年。秦汉以后铁器兴起，铜器逐渐减少，珍贵的铜器只有贵族才能使用。
青铜是红铜与铅或锡的合金，质地较为坚硬，能制各种工具和武器。青铜器本身应该是金灿灿的黄色，但因为久埋地下而带有“青灰色”锈迹，所以名叫“青铜”。青铜文明穿越数千年，来到今天的环境中，更多时候是展陈在博物馆里，以供人们鉴赏。此时的青铜器，体现的是历史与艺术气息，是文化与美的视觉效果，当然也带给参观者无限启迪。
云南是有色金属王国，青铜冶炼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云南的先民就使用青铜器。商代河南安阳著名的妇好墓中的青铜器，部分矿料就产自云南。大理州剑川县海门口发掘了斧、钺、刀、镰、凿等青铜器和铜斧石范（模子），说明了3000多年前的商代，云南已进入青铜时代。
在“丽江人”的故乡，青铜文化的线索也很清晰。1954年，永胜县在三川镇翠湖村修建龙潭水库时，因在芮官山麓缓坡地带取土，发掘出剑、戈、矛、钺等青铜兵器268件，以及青铜斧、凿、锄等生产工具14件。此外，翠湖龙潭遗址还发掘出陶器6件和铜铁合制器8件。这批青铜兵器的式样，与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西汉滇王古墓、湖北战国曾侯乙墓，以及四川凉山州等地出土的青铜兵器，风格基本相同。
永胜出土的这批青铜器，大部分被云南省博物馆收藏，永胜县文物管理所珍藏了22件。目前，中国永胜·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展陈的主要有：西周铜斧、战国铜锄各1件，商代有肩铜钺、战国靴型铜钺各1件，战国铜戈2把、铜矛5把、短剑15把，还有战国铜环2个。青铜短剑仅长14至29厘米，柳叶型扁茎式，剑茎呈长方形，上有不规则穿孔，剑茎与剑身之间没有隔板，这与我国北方草原牧民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云南青铜文化既具有中原文化的特点，反映了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交流，同时又具有自身的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铜鼓。云南是铜鼓发现较多的省份，而且至今还有佤族、苗族、瑶族、壮族在生活中使用。铜鼓不仅是乐器，也是礼器和权力重器，在古代只有上层贵族才能拥有。1975年，楚雄州万家坝古墓中掘出的5面铜鼓，年代为公元前600多年的春秋时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铜鼓，它说明云南是铜鼓的故乡。
1986年，永胜县三川镇军和村人唐虎尧，在村北600米处的严家箐缓坡地段开挖承包地时，掘出大小各一面铜鼓，鼓距地表五六十厘米。出土时鼓面朝上，鼓下各置1个陶罐，两鼓相距约4米，大鼓在右，小鼓居左，两鼓上方约1.5米处出土1只青铜杯，三者出土位置呈三角形，出土地还发现一些残陶器和小的青铜装饰物。军和铜鼓工艺古朴简洁，有泥范铸造合缝，而无烟熏痕迹，时代约为春秋时期，属“万家坝型”铜鼓，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存边屯文化博物馆内。
各位请看，永胜军和大铜鼓。它的鼓面中心饰有光体（称太阳纹），其外饰有两圈圆形弦纹，两条弦线之间造成空间称“晕”，弦外延伸尖角形八芒。胸、腰、足素面，腰内壁有一对称的菱形网纹，其旁饰有四足爬虫纹。胸腰交接处有对称的四只扁耳，鼓身上有两道合范线。鼓的面径39厘米，胸径52厘米，足口外径58厘米，通高36厘米，壁厚1.2厘米，重21.5公斤。
各位请看，永胜军和小铜鼓。它的鼓面中心饰有太阳纹，没有弦纹和晕，光体延伸尖角形六芒。胸、足素面，近足外壁饰有圆点纹，腰内壁饰有菱形网纹，足内壁饰有对称的单个菱形网纹和对称羽纹。胸腰交接处有相对的四只扁耳，鼓身上有两道合范线。鼓的面径26厘米，鼓足外径41厘米，通高27厘米，壁厚1.7厘米，重8公斤。
楚雄万家坝型铜鼓，大体沿着南方丝绸之路传往外地，永胜军和铜鼓是其往北传的物证。而比万家坝型铜鼓稍晚的晋宁石寨山型铜鼓，传播线路大体是从滇池往东至文山、曲靖至贵州、广西直往越南。云南铜鼓的发源、发展、传播的历史说明：云南各民族不但创造了光辉的古文化，而且有着包容、开放和发展的光荣史。
青铜器的出现是阶级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同中原地区的铜鼎一样，云南铜鼓也是象征权威的重器，一般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资格拥有。铜鼓在永胜三川坝的出土，表明此时的永胜已经有了阶级的划分，出现了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大致已进入了比原始社会更高级的奴隶社会阶段。
铁器时代
东汉魏晋以来，随着中原王朝对云南治理的加强，内地先进技术不断进入永胜，铁器出现并不断取代青铜器。永胜铁器时代，经历东汉至元明清的发展，留下了佛像、金刚杵、火葬罐、青花瓷、书画作品等珍贵文物，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多元文化在永胜的发展。
各位请看，这是三面八臂明王像。它是1979年在永胜县片角乡牟尼山吉祥塔底出土的，是国家一级文物。全像高28厘米，宽19.6厘米，厚8.3厘米，重4.83千克，铜质刷金，三面八臂，三眼，发竖起呈火焰状，额饰释迦牟尼佛像，赤身，跣足，站立，蛇络腋，腰系短裙，右二手高举金刚杵，其余手持物件缺失。此像是佛教密宗阿吒力教天王造像之一。尤为珍贵的是，这尊造像后背镌刻元代“至元二年吉日造”字样，也就是铸造于1336年的元朝。
各位朋友，永胜陶瓷文化源远流长。博物馆里陈列着从金沙江畔涛源镇“堆子地古墓群”遗址出土的各种陶器，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期，永胜已经在制作和使用陶器。永胜出土的早期陶器，具有氐羌民族风格。氐羌风格的典型陶器是双耳罐。永胜出土的这种陶罐，最突出的特征是圆口、鼓腹、平底，大双板耳从口沿连接到下腹部，而且大双板耳内还有小双板耳，展现了永胜原始陶器独特之美和创新技艺。
云南从唐宋南诏国、大理国就盛行火葬，元明两代火葬仍为云南最主要的葬俗。直到清初朝廷明令禁止火葬，云南葬俗才变为以土葬棺埋为主。陶器以其价廉物美、易于储存，成为当时云南各地最主要的葬具和随葬品，陶器艺术成就便体现在各式各样的火葬罐上。
从永胜期纳镇满官龙潭村蔡家箐、程海镇海沿村荞地坪出土的文物看，元明时期永胜的火葬罐有黑陶罐、红陶罐和绿釉陶罐。永胜火葬罐有的瓷化程度已相当高，器物表面采用彩绘、刻划、压印、堆塑等手法装饰，纹样丰富，造型美观。由于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永胜有的火葬罐盖内还用朱砂写着梵文。
永胜元明陶瓷有青釉、白釉、青花等色料，有罐、瓶、壶、杯、碗等器型，陶瓷工艺达到很高水平。永胜元代青釉罐，短颈凸出二道弦，罐腹椭圆，圈足平底，施釉不及底；肩部绘有云纹图案，肩、腹以褐色矿物质绘有十二生肖属相，每一属相用双线分隔开，下腹近足部绘有云纹、水纹图案，线条流畅，典雅古朴。
永胜明代青釉罐，平口短颈，鼓腹，圈底，釉面光润清洁；罐盖如一张倒扣的荷叶，分成六莲瓣，其中绘以暗花折枝莲花，腰部绘以暗花折枝牡丹，下腹以紧密直立兰叶造型装饰，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永胜明代青花瓶，口沿平折，直颈丰肩，鼓腹下部渐收，足部微向外撇，底部青釉，造型丰满，釉质晶润；颈部装饰简单花纹，上腹部饰折枝芙蓉花，下腹饰云纹图案，纹饰使用花青色，风格新颖别致。
永胜明代青花碗，口沿平折，敝口，向下渐收，胎白釉青，玻璃质感强；口沿绘有相交斜线纹，外壁绘有青花缠枝花卉，内壁绘有百合、灵芝，底部绘有十字宝杵纹，纹饰丰富，别有风韵。
明朝洪武年间，大量内地汉族士卒落籍永胜，不仅推动了永胜的农业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其中不乏陶瓷手工业者。永胜县城十字街发掘出来的两对灰陶鳌鱼，以及各种图案精美的瓦当、砖雕，加上县城东南凤鸣村马家山发现的明代龙窑遗址，印证了永胜至迟明朝初期已经有了灿烂的陶瓷文明。明朝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开始建筑澜沧卫城，烧制大量城砖和殿阁、楼台、官署建筑的砖块、瓦饰，于是永胜陶瓷工艺飞速发展。
永胜有着陶瓷业生产的丰厚条件。永北镇凤鸣、凉水一带，地处城关坝子南部，分布着深厚的黄黏土，这是青釉的主要原料。县城东南10多公里处的光照山，蕴藏着丰富的高岭土。高岭土又称瓷土，因景德镇高岭山的瓷土质量最优而得名。
永胜瓷土储量500万吨以上，大部分可露天开采，质地细腻纯白，耐火性强，是上等造瓷原料。《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永北（今永胜）所产瓷土较皖、赣优良。近来永北瓷器骎骎与江西争胜，迤西各属皆用之。”
各位朋友，历史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把“边屯文化”纳入全省重点打造的四大文化品牌，永胜边屯文化博览园应运而生。中国永胜·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2011年12月26日建成开馆，2020年被列为丽江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202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正如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我们参观游览了“边屯云南、边屯永胜、沧阳春秋”等展厅，相信会有助于充分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渊源。
作者简介：何守伦，系云南丽江永胜县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丽江师专旅游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任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客座教授、云南高校名师工作室导师、丽江旅游研究所所长、丽江边屯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及顾问；主持、参与了《云南世界遗产读本》《丽江红色旅游发展研究》《丽江旅游发展研究》等科研课题10余项，公开发表《永胜毛氏与韶山毛氏同源共祖》《云南永胜他留人与毛泽东祖先探源》等文章100余篇，编著出版著作、教材《永胜方言志》《华坪方言志》《丽江导游辞》《丽江旅游文化》《解秘他留文化》《云南旅游风情》《读懂云南》《旅游文化教程》《导游实训教程》《旅行社经营管理实务》等10余部；授予云南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云南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获得云南教育功勋奖章、丽江市宣传文化突出贡献奖等表彰奖励。
原载｜微信公众号-美丽永胜(2022-05-18)；原媒体｜作者：何守伦；平台编辑：华子；审核：熊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