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永胜彝族、进行田野调查时，有个问题很让人困惑:永胜境内操彝语西部方言的彝族，当去调研他们的族源、祖先发祥地、迁徙史等等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有五六个不同的说法。甚至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他们不是同一族群，而应该是单一的民族。
西部方言的彝族，在永胜被称为水田人、乡谈人、他留人、崀峨人、他谷人、土家人、纳咱人、支里人等名称，据《丽江地区民族志》第三章记载，水田人、乡谈人、他留人、崀峨人、他谷人、土家人、纳咱人、支里人等可归并为纳若、腊鲁、腊罗等3个支系，但纳若、腊鲁、腊罗这三个名称，其实是同一名称的同音异写，是彝族内部自称罗罗（倮倮）的一个支系的名称，《中国彝族》第一章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这个观点。
要研究清楚操西部方言的彝族罗罗支系的源流，需要排除很多干扰因素，找到这些族群的主源。所以，这篇文章想从民族融合的视角，谈谈这些操西部方言的罗罗支系的主源。
我在着手研究这些族群时，和其他学者一样，是从田野调查开始着手的。我分别到这些族群分布的每个村庄走访，去寻访一些可能了解这些族群族源信息的老人，希望他们提供给我一些有用的信息。
另外，每个村子里都会有几个特别关注本民族历史文化、族群源流的人，他们会有第一手研究资料。我们到他们村子里采风，他们都会无私地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分享。
六德彝族妇女
田野调查的结果，是永胜境内操西部方言的彝族罗罗支系，关于他们的源流民间有五六个不同的说法。主要的说法有：源自湖南、源自江西、源自南京、源自湖北等等，甚至有些族谱记载说，祖先随诸葛亮南征而来。这些说法谁也说服不了谁，学说之间往往互相排斥、相互争执。
很多的学者对永胜彝族的研究，都会止步于这个阶段，因为再怎么研究，也没法得到一个统一的结果。
这些说法，不仅仅是空穴来风，他们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多数情况下，这些说法的背后，有族谱、墓碑等实证加以佐证。有些墓碑、族谱规模很大、历史很久，能上溯到明清时期。
此时，我只能暂时停下田野调查，把精力收回到阅读史志书籍上。我在阅读相关史志书籍时，注意到永胜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和这些族源信息相关。特别是明朝时期朱元璋实行“寓兵于农、屯民实边”后，大量汉族从中原迁入永胜，他们的祖籍地大都是湖南、江西、南京、湖北等地。
据《永胜县志》卷二十六记载，这些中原汉族以军队、移民等方式进入永胜后，多数没有带来家属，入驻永胜后就娶本地的少数民族为妻，彻底融入了永胜的大家庭中。比较典型的，是毛主席上溯二十代的先祖毛太华，就娶了本地姓王的一位少数民族女子为妻。
《永胜县志》封面
婚嫁的方式是灵活多变的，有娶少数民族为妻的，也有入赘到少数民族村寨中，融合到少数民族当中的。特别是以经商、避乱等原因零碎流入永胜的中原汉族，多数以入赘的方式融入到了少数民族中。这时，部分少数民族村寨里的姓氏、族谱记载，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走访不多的村寨，就碰到五六家汉族入赘少数民族家庭的现象，他们因爷爷辈入赘到少数民族地区而改变了家族姓氏、家谱，但他们的后代却延续着少数民族的族别，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绝非少数。
少数民族与汉族记载族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少数民族大都有自己的文字，但普及程度不高，多数情况下熟悉文字的都是些神职人员，主要是借助本民族的文字，记载、传诵一些五言古歌。这些古歌用来记载一个族群的迁徙、祖先发祥过程、族群大事记、族谱等等。普通人无法使用本民族文字，理解这些古歌只能靠口耳相传。
在族谱记载上，汉族的优势较为明显。有书籍、家谱、墓碑等多种形式。后代很容易从这些记载中，了解家族的发展史。
以入赘的形式融入本地少数民族的汉族，不可能仅仅来自一个地方，不会齐整地只有一个姓氏，他们会以族谱、墓碑等方式把自己的家谱延续下去。所以，一个小小的村子，会出现不同的姓氏，随之出现不同的祖籍发祥地的记载，久而久之，这些记载取代了仅靠口耳相传的族谱记忆，成了当地的较公认的族源学说。
如果，一个村子仅仅出现一个族源学说，那么这个族源学说应该是该族群真实的族源，说服力可能会强些，但我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村子至少有三四个不同的族源学说的版本，并且各个版本之间相互排斥、争执不断。认真分析后发现，这些记载都是真实存在的，并没有谁真谁假的区别。
《永北直隶厅志》封面
1989年版的《永胜县志》卷二十六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迁入永胜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这个过程，与我所描述的情况是一样的。书中说道：洪武调卫后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出现了较大的融合，少数民族中有汉族，汉族中有少数民族，很贴切地用民间的说法是“夷娘汉老子”。
历史上，各个民族之间是不断在相互融合的，庄蹻入滇开始、到诸葛亮南征、再到明清时期大量以军屯、民屯、商屯等方式进入云南的中原汉族，每一次大规模的中原汉族迁入，都会产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
边屯文化理论形成初期，永胜所有学者从历史资料研究中得出结论，永胜独特的文化特色是“夷娘汉老子”。甚至曾经想把永胜的主体文化定义为“夷娘汉老子”，因这个过程具有典型的军屯、民屯、商屯现象，历经长期论证，最终将永胜的主体文化定义为“边屯文化”。
此时，如果我们翻看一下永胜更早的历史书籍，就可以很容易看出民族融合的痕迹，就更能佐证我的这个说法了。《永北直隶厅志》卷七《彝俗附》中记载，永胜的彝族有杨、熊、罗、子等几个姓氏，除此以外别无他姓。当然，这个已经是明清时期对少数民族姓氏的描述，根据以彝语西部方言流传在永胜的《续谱指路古歌》的描述，最初永胜彝族仅有三姓，即杨姓、熊姓，还有一个姓氏，现在已经无法辨识。其他的姓氏，都是民族融合后产生的。
松坪彝族妇女
融入永胜彝族的汉族，从人数上远远少于本地的彝族，所以，这些融入部分不能成为永胜彝族的主源。
据《永胜县志》卷二十六记载，洪武调卫时，迁入永胜的汉族，军籍和随军家属9000多人，加上后期迁入的屯民实边的人员，迁入的中原汉族人数有了几万人。尽管后期有不同规模的汉族迁入，但融入到少数民族中的毕竟只是少数人群。
为了方便说明，我想打个比方。我们平时泡茶时，把一定数量的茶叶泡入水中，成了茶水，此时杯中的主要成分依然是水；在做鸡蛋炒饭时，把一定数量的鸡蛋拌入饭中炒，此时，碗里的鸡蛋炒饭，其主要成分依然是米饭。同理，一定数量的汉族融入永胜彝族中，其民族成分的主源仍然没有变。
非常遗憾的是，研究永胜彝族的学者都表现出那么点固执劲，见到茶水，就大呼：这是茶；见到鸡蛋炒饭，就说：这是鸡蛋。照这个推理，他们得出很多不一样的结论：永胜彝族源自江西、南京、湖南、湖北等。以这样的视觉看待问题得出这些结论，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永胜彝族的主源又是什么呢？
据《彝族简史》第一章记载，彝族的主源是古羌人南下与本地的土著融合后发展而来的。唐朝以前，彝族是以一个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的，这个共同体还包括了彝语支的傈僳族、纳西族、拉祜族等7个彝语支的民族。
据《中国彝族通史》第一卷记载，公元前7世纪，彝族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彝族始祖阿普笃慕进行六祖分支，他的六个儿子分别带着自己的子民，向不同方向迁徙发展。其中乍、武两部，向昆明南部、西部发展。后来经过不断发展，逐渐进入楚雄、大理、红河、临沧、丽江，部分则迁往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地。
昭通六祖文化广场
到唐朝时期，这个部落的名称又有了新的变化。在一些史志书籍中，相继出现了一个部落的名称，记做“卢鹿”部落。后来的史志书籍中，因同音异写，出现了不同的写法。楚雄州写作“罗罗”，大理州写作“腊鲁”，永胜的史志书籍中，则写作“倮倮”。这些名称后面，往往加有“濮”、“拔”、“颇”等等后缀词，这些后缀，可翻译成“族”。用汉语音译时，这个名称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写法，云南境内至少出现了十几种写法。
《永胜县志》“大事记”章节中记载，唐贞元十一年（公元794年），异牟寻执政南诏国，从洱海周围移傈僳族、彝族倮倮人、白族等民族的先祖入驻永胜，以此达到扩展领土、驻守边疆等目的。早期的史志书籍《永北直隶厅志》也在卷二《建置志》中记载了这个历史事件，而且使用了“倮倮”这个名称，是很好辨识的。因当时习惯将这些民族统称施顺部落，便将永胜更名为施州、顺州两个部分，施部落居住的地方，称为施州，顺部落居住的地方称为顺州。顺州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永胜的彝族，从六祖分支后迁居大理，再从大理迁入永胜的这个过程是较为清晰的。
东山乡东山村委会彝族
说到这里，我已经把民族融合对永胜彝族族源的影响做了简单的描述，现在来简单总结一下这个观点：
永胜境内操西部方言被称为永胜被称为水田人、乡谈人、他留人、崀峨人、他谷人、土家人、纳咱人、支里人等族群的主源，是彝族六祖分支中的乍部和武部融合发展而来的，属于彝族中、西部方言区自称倮倮人的支系。而民间出现源自湖南、源自江西、源自南京、源自湖北等等多个族源的记载，是因为中原汉族融入这个民族导致的。
作者简介：熊万林，1976年11月出生于永胜县松坪乡，云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曾先后在医疗单位、文广系统供职。喜欢音乐、写作。出版有个人歌曲MV作品集《青春留下一首歌》。曾在《民族音乐》《云南日报》《壹读》《永胜文艺》等报刊杂志发表词曲作品、文学作品近百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