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散落在民间的毕摩古籍文献，彝医彝药，该从哪儿说起呢？故事从65年前说起吧！
1958年4月15日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决定“治国必先治水”的战略方针。设计方案初步确定后，于1959年初抽调楚雄、双柏、牟定、大姚、姚安，南华和原在禄丰石门闸水库及石门冲水电站施工的部分民工共5000多人，开始建盖工棚，开挖导流沟，修建腰站街至水库公路等准备工作。
我爷爷李正林和陶必贤响应祖国的号召，编入修建腰站街至石门闸水库的公路。我爷爷李正林(楚雄双柏县人)世代风水先生、毕摩世家；工友陶必贤(原楚雄盐丰县，今改为大姚县人)世代行医的彝药世家。陶必贤早年跟随祖父陶继宗学习骨伤科。清末民初，陶继宗“小黑膏”除畅销三姚，还在昆明、四川会理等地区，深受骨伤患者欢迎，民间曾有“身带小黑药，走遍天下疼不着”的说法。在这里他们成了工友，为今后彝医彝药行业做贡献埋下伏笔。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那时县以上水利工程都是仿效部队建制，连队是最基层的一个单位，通常由带队干部和工程员组成，一个连有民工几十人。
那个年代全部靠人工人力，没有任何机械，从最开始的用锄头铲子、竹箕，用肩挑，到后来有了木轮车，之后又换成了三轮车。挖路民工工作非常辛苦，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时为了抢进度还要白天黑夜连轴转。夜里施工用自带的马灯(带罩子的煤油灯)照明。在工作中不慎踩空或不平衡而扭伤的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我爷爷就因抬石头时不慎扭伤腰，那个年代扭伤脚闪着腰就苦不了公分，干不了重活就要饿肚子，幸亏及时得到了陶必贤的救治，我爷爷很快就痊愈了。后来交谈才知道我爷爷是一个毕摩，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才被生产队抽调来到这里来，说到陶必贤也是如此，生产队之前把他划为地主家庭。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毕摩、医生是不受待见的，因此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自然而然的交流，并开始探索和分享他们的共同爱好。
陶必贤早年出生富贵家庭，解放后家庭逐渐中落，在修路期间又得了痛风，还比较严重。无法下地走路，只能用自己平时采集的部分止痛草药控制病情，缺少了几味主药，我爷爷知道后，连夜帮忙从山上找来，并多出了一些树叶，烘干后分成七包拿给陶必贤。并交代陶老先生加上这个树叶一起吃疗效翻倍，当时陶必贤疑问道，还能增强效果？我这多年白虎风（痛风），【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痛风这个定义】在经济困乏的年代里，一般穷人都不会得这种病。我爷爷本来就家庭成分不好，有些话不能直说。就对老先生说你去试试吧，这是一本奇书方。定能药到病除！陶老先生单手两个手指提着小小的七包树叶深信不疑。但就是有了这七包树叶茶真治好了陶必贤的痛风，从此没有再复发过，分别时还把树叶配方倾囊相告。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开始，在动荡的年代里，文化乱象冲击和国家内部矛盾斗争中，我爷爷是被打倒的对象，毕摩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大量的毕摩经书被焚毁，珍贵的毕摩法器被没收遗弃，享有崇高地位、知识渊博的毕摩们饱受批斗和侮辱、迫害，一次又一次被戴高帽批斗、游行，不仅我爷爷自己反复被折磨，连带家人也得到各种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每当父亲提起这段困难的日子，就说起和我爷爷在禄丰修公路深交的陶必贤老先生。对在饥寒交迫时多次施于援手并救治我爷爷的陶必贤老先生充满感激之情，他不止一次的教导我们要记住曾经出手相助过我们家的人，李氏子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恩负义。1978年12月18日， 党的三中全会彻底拨乱反正，爷爷由此重获新生。我父亲接下了爷爷手里毕摩法器，他深知毕摩文化在彝族生活生产中的重要指导作用，是不可缺的精神支柱，在彝族社会里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
时间很快到了2023年8月的一天，当时双柏县卫健局局长的带领下，有一行人来到我工作室。没想到，其中有一个彬彬有礼的先生就是陶必贤的孙子——陶云彬，还真是应验了那句话“人生没有偶然，一切都是注定”。
陶云彬先生研制的【查姆晶酸清】忘忧草本茶，开水冲泡，微涩带酸，清甜回甘，对痛风有奇效，三个小时降尿酸。出自彝文典籍流传下来的《齐苏书》，成书于明嘉靖45年(1566年)，别名《双柏彝医书》或《明代彝医书》，此书成书时间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要早12年。陶云彬家族世代行医，不断努力、推陈出新，让民族民间医药在治疗许多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疑难杂症过程中取得独到的疗效，世代相传，经过长期的实践，依靠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累积有效的用药经验，逐渐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彝族医药。
最后他还表示，开发民族药新药，丰富我国优秀的彝族医药宝库，培养大批民族医药专家、学者。让彝族医药走出楚雄州、走向世界，更是他终其一生之奋斗目标。
作者简介：李绍峰，来自双柏县大麦地镇底土村，双柏县彝学会会员、双柏县彝族查姆文化研究会会员、州彝学会会员、双柏县毕摩协会会员，在彝族文化传承、研究、整理、归正及彝文翻译、书写等方面颇有造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