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医药的发展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近代几千年的历史，是中国民族医药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彝族先民最初过着吃草籽树果和狩猎的生活，在对植物口尝身试，辨其甘苦的过程中，积累起关于各种植物药的知识。同时，在长期的狩猎过程中，彝民对动物的知识逐步积累，产生了动物药，彝族民间验方喜用善用动物药，对其民族医药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原始社会的末期，巫医开始出现并活跃起来，原始的医药开始蒙上巫术迷信色彩。
奴隶制时期，即公元初年到南诏彝族奴隶制建立前，战争频繁，使得治疗刀伤和骨伤的药物有了很大发展并沿用至今。这一时期，由于彝族同其他各民族的交往，彝族医药的传统经验有不少被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所吸收。当时的一些汉籍如《名医别录》、《华阳国志》等收载了不少彝药。南诏时期，一些彝族药物载入唐时的汉医书，如汉族本草学家陈藏器编撰的《本草拾遗》就收录了当时的彝族先民制作箭毒的植物“独自草”，同时在这一时期，汉医也流入彝医区，为彝族所接受。
南诏后期，云南、贵州西部以及凉山边缘地区进入了封建领主社会时期，这一时期的医药方面，不仅历代本草收录彝族的医药经验，而且还出现了彝族医方性质的专著，彝族的医药在药物、方剂、生理认识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大理国时期成书的《元阳彝医书》是云南红河州元阳县民间医生马理文偶然发现的，其收载病症68个，动植物药200余种，还有一些简易的外科手术方法。该书完全没有巫术咒语，看不到巫术的影响和痕迹，在每个病症下都列有治法和方药，有的还附有服药后的效果或是服药中毒后如何救治的药方。到了15世纪中叶，民间医生兰茂在他著的《滇南本草》中，收载了不少彝族药物，记录了药名、考证了植物、弄清了产地，同时，还尽量纳入了用药的经验。16世纪中叶，彝族的医方专著《双柏彝医书》详细说明了多种疾病的治疗药物和使用方法，是一本典型的彝族药方书籍，较客观和准确地反映了彝族民间的传统医药知识。
南诏末期，云南、贵州的彝族逐渐过渡到了封建社会时期，而凉山地区的彝族由于受到地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奴隶制一直延续到解放前。漫长落后的奴隶社会，加上巫术盛行，凉山彝族地区的彝药发展非常缓慢，但巫术治病的迷信活动中也夹杂着一些医药知识。发掘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的《此木都且》(译名：《造药治病书》)共约六千个彝文字，收载疾病名称142个，药物201种，其中植物药127种，动物药60种，矿物药和其他药物14种，收载病名多为凉山彝族当时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收载药物大多产于当地，该书也是记录凉山彝族医药的珍贵文献。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彝族医药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在理论研究、实验室研究和临床研究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挖掘了大量彝医药的典籍和民间验方。特别是近年来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都开发出了不少基于彝族医药的新药。
（参考资料：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药课题组编《民族药》，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