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对象：白兴发，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云南省彝学会副会长，云南民族大学彝学会会长，彝人之都网站负责人，云南省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社科规划办哲学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咨询评审专家，云南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评奖评阅专家，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评审专家，中华彝族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彝族企业家》杂志副主编，云南民族大学博士点建设民族学学科方向带头人。
访谈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李金发、吉木哈学、吴桃、苏红丽、昂凌。王俊（云南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时间：2009年11月18日晚7：30
地点：贵阳市花溪区邮电宾馆住地
李金发（以下简称李）：白老师，你好。很高兴能认识和采访你，你的一些著作早成为我们的必读书目，你的著作《彝族文化史》和《彝族传统禁忌文化研究》我都已经在书店购买了，学习后获益匪浅。这次全国第八届彝学研讨会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中国彝族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的编纂报告，你作为编写组的一个成员，能否给我们透露一下《通史》及其编写情况。
白兴发教授（以下简称白）：好的，不客气。《通史》举全国彝族同胞之力来编写，滇川黔桂以及北京的一些彝族同胞集中各方面的力量齐心协力、分工合作来完成。编写《通史》的最早倡议者是已故的彝族老领导伍精华同志，伍老在10年前提出的，之后得到了各省区领导的积极响应和各地彝胞的大力支持。2001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伍先生任编纂委员会主任，各省区彝族领导任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兼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刘尧汉先生以及云南大学的李埏先生也积极支持，并受邀担任学术顾问。确定了《通史》的主编为云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张鑫昌教授，副主编为余宏模、伍精忠、王正贤，后面根据情况又增加了万永林、苏连科等人。人员初步定下来后，2001年讨论了《通史》的大纲，花了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通史的起始时间为远古时期到当代。开了若干次会，云南、四川、贵州都开过。2002年贵州盘县红果会上，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彝学会议，（会议）后面专门讨论《通史》的问题，通过研究以后，编委会决定当代的历史不写，当代人不写当代的历史，当代部分留待后人来写。所以最后将《通史》的截止时间定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通史》中主要涉及几个问题，比如关于彝族起源或来源的问题、彝文起源的问题、彝族的天文历法问题、南诏国的政权性质问题以及近代彝族历史人物的认定问题等等。关于彝族起源问题，你们以前知道的都是汉族学者们把彝族划为氐羌后裔，即彝族来源氐羌说，还有南来说、东来说、西来说等等，众说纷纭。后面随着彝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大量彝文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翻译和出版，学者们发现彝族古代文献自身的历史叙述与之前汉族学者们拟构的彝族历史大不同，加上近些年地下文物考古及研究的进展，发现彝族先民和氐羌多少有一点联系，但是彝族的主体或主源不属于氐羌系统民族。所以对彝族的起源，《通史》的定调是：彝族起源于西南地区的远古居民。
吉木哈学（以下简称哈学）：能不能说是西南土著？
白：也不能说土著，只能说远古居民，很古很早时期的远古居民。当时形成了民族的雏形，当时还不叫彝族，从现在的角度只能说是彝族的先民，自古以来就繁衍生息在西南地区，云贵川这一地带。由于彝族先民文化较为发达，后面融合了其他民族成分，氐羌也好，其他来源也好，有相当一部分融合于彝族中，后面经过了历史发展，这样形成了彝族。不提土著，为什么不提呢？学者们喜欢用“土著”这个词，因为彝族在历史形成中曾经高度聚居，在语言文字、宗教礼仪体系发展完备之后有一个迁徙分居的历史过程，比如现代凉山的彝族就是从滇东北昭通一带迁徙过去的，所以使用“土著”要慎重，我们一般不使用。这个是（彝族）起源的问题。现在全国约有800万彝族人口，云南近500万、四川近200万，贵州快100万了，广西也散居着有一部分。
李：彝文的起源和彝族的起源一样在以前是未解之谜，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两者应该息息相关，互为联系。彝族起源问题的水落石出是否有助于彝文起源问题的研究呢？
白：这是我接着要说的第二点，关于彝族文字起源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参考了汉文文献、汉族学者的研究，还参考和根据了近年来考古界的一些成果以及大量古代彝文文献资料的发掘和翻译成果，结合各方面的深入研究和进展，提出了古彝文在4000年前已经有了，就已经在广泛的运用。当然文字的使用和文字的起源是两个概念，古彝文的起源应当更早。这个提法是在尊重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彝文的起源，有汉代说、唐代说、春秋说，还有6000年、8000年、9000年说，甚至有1万多年说。实际上，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受固有思维的影响，一直放不开，一些汉族学者认为明清时代彝文文献才在汉文记载中大量出现。事实上，研究彝文的起源问题，不能脱离彝族内部和外部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简而言之，彝文在汉代就得到了传播，到明清时期得到广泛运用，很多的彝文古籍毕摩经书都是这一时期刊刻发行的。刚才说了，彝文起源应当更早，但是我们也不敢说它起源于几千年或几万年，只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约在4000年前古彝文已经在使用。
李：这种研究的进展是不是跟我们彝族本民族的或本土的研究人员的大量出现和参与有关呢？
白：是的，有关系的。跟考古成果和资料，以及大量古代彝文文献的发掘、翻译和出版有关系。以前，彝族的历史大多由他者学者来书写，他们一般是在汉文文献堆中寻找，如《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很多问题在这些汉文文献中或阙如或语焉不详，（彝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直难于取得突破。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彝族学者被培养出来，成长起来，参与并推动了研究。
李：那么现在《通史》中所说的彝文有4000年历史的提法是不是一种中庸或折中的做法？
白：也不能这么认为，虽然表面上看似中庸或折中，但事实上我们是在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的原则下进行的，有确凿证据支持的，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书写。彝族学者，特别是彝族古文献的研究进展表明彝族文字起源是4000年，这个时间是敢肯定和确认的，此时彝文在彝族先民社会广泛使用。起源是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看法，如四川三星堆的刻画符号，有学者也认为是古彝文，具体起源时间争议较大，尚无定论。
李：关于彝文的起源问题，南开大学的孔祥卿在其著作《彝文的源流》（2005年8月）一书中认为：彝文最先在彝族先民的核心群体——笃慕支系（部落）中产生，时间当在战国——汉代（西汉），彝文就已经成为成熟的文字系统，用于记录文献的时间不晚于汉代。而且他也认为古蜀文字是彝文最直接的渊源。应该说孔先生的论据是很充分的，但是像西安半坡出土的刻画符号能用彝文破译几个就认为是彝文，我感觉证据似乎不够充足，下这样的结论是不是过于武断了？
白：文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应该三者都考虑进去，不能只进行符号的形状结构的外在比较。但是也应该积极尊重和肯定彝文的这种破译功能，如四川凉山州的阿余铁日先生就用古彝文破解了三星堆刻画符号中的一些古文字或刻画符号，取得了很好的进展。所以必须思考为什么只有用古彝文才能破解，而用其他的古文字丝毫不能破解。
李：现在彝文的起源研究里面，有的人想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客观实际，个别学者似乎走入了一个极端，如凉山州一个彝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显示：彝文是英文的始祖！这种极端的观点首先遭到了彝族学者内部绝大多数人的指责。你如何看待这个事情。
白：这个不赞成，学术研究应该尊重客观实际，实事求是。这种观点不是主流，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李：现在的彝学研究是不是有点“厚古薄今”了，大家关注的大多是彝族的古代历史、古代文化等，关注现实问题和社会变迁的似乎少了点。
白：也不是的。学科的研究在历时和共时、纵和横的方面还是较为均衡的。因为彝族的历史、文化、文字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较为模糊，所以需要研究来明朗化，新中国成立前没有这个（研究）机会。现在有一大批民族学、人类学者在各地彝区专门研究民族地区的现实和社会变迁问题，可能他们一定程度上缺乏学术沟通和交流。
李：今天下午，我听云南一个学者说，关于彝族起源说这个问题，云南大学的尤中先生，云南社科院的原院长何耀华先生等，他们现在都转而支持你们编纂的《通史》中的这个观点。
白：是的。尤中先生在史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彝族为西北氐羌来源说是方国瑜先生提出的，尤中先生编著了《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民族史》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等著作，（这些著作中）提到彝族时说的都是“氐羌说”，认为彝族来源于古代中国西北的氐羌，沿西部高原的藏彝走廊进入西南地区，扩散至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今年在楚雄州开了一个彝族文化研究方面的会，就是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那段时间，把尤中和何耀华两位老先生邀请来了，两个老先生在大会上发言，像尤中先生80多岁的高龄了，发言很有力也很激动，原本每个人十分钟，但他可能讲了半个多小时，他说他以前的观点是错误的，彝族就是本土的，远古时期就是居住在西南地区的，并对以前的研究观点表示了歉意。他的这种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让人佩服不已。
李：这种现象应该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整个彝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有关。彝学研究的大环境改变了，是吗？
白：是的，彝学研究正在转型，已经初步具有主体性、综合性、现实性、国际性等特点。解放以前的民族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做得让人敬佩，但是解放后，有一些彝学学者，特别是一些汉族学者，他们有一个不足就是不会说彝话，不懂彝文，不知彝文文献资料，这是他们研究的一个弱项，（他们的研究）始终无法深入和突破。所以彝族学者、彝文文献资料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这次《通史》得以一改以往的过分依赖汉文资料的编写模式，在尊重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兼顾汉文史料、彝文文献和考古资料三方面的最新进展和成果，参考和查阅了大量的汉文资料，250多万字的彝文文献，以及1200多万字的考古资料。
上个世纪80年代后，各地彝区纷纷成立了彝学研究学会，掀起了一个彝学研究的小高潮。培养和成长起了一批本土彝族学者，中央民大也开设了彝文古籍文献翻译培训班，四省区成立了彝文古籍协作组，发掘、整理、翻译和出版了一大批古代彝文文献和资料，每隔几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彝学研讨会，本民族学者、外民族学者，甚至国外民族学者，老、中、青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和关心民族文化，这些都有力的推动了彝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李：你刚才说目前彝学研究者有本民族的，外民族的，也有国外的民族学/人类学者，那么这些非彝族的他者学者和本土的彝族学者在研究民族文化时候有什么不同？
白：彝区、彝族文化对他者学者来说是田野，对多数人来说，他们在这里面做田野调查，进而回去完成其研究或课题；而对于本土的彝族学者来说，彝族社会和文化不仅仅是田野，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相比之下，除了学术研究，我们肩上多了一种建设家园的责任和义务。
在过去，彝族文化的学术话语权不在本民族学者这边，很多人不真正了解彝族，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很多人才接触到彝族学者写的东西。他们一看，很有新意，与“旧”不同，跟以往他者学者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截然不同，才引起了重视，许多人又开始深入彝区重新做田野调查。一些学者的田野调查做得非常好，如美国学者史蒂芬•郝瑞在滇川交界的凉山地区做田野长达一年，与彝民同吃同住，学会了一口纯正的彝语，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其他还有好多学者也如此。
当然，外国学者、他者学者长于理论，理论是他们的优势；彝族本土学者重于资料文献的收集而轻于理论构建。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一些汉族学者认为彝族文化作为一种少数民族文化，不可能拥有那么悠久的历史和文明，进而提出质疑。我们不怕他提出来，提出问题是好事，我们摆出我们的证据来：考古资料、彝文文献资料，主要是彝文资料。他们又不熟悉（彝文和彝文文献），但是我们整理、翻译出来了，他们做学问是要看看的，看了以后我们才可以作平等的学术对话，（他们）才可以反驳我们。
哈学：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文化相对论，文化研究不能有民族中心主义，不能以任何民族作为一种优秀文化的典范或模板来比较或评价其他的民族文化。
白：不可否认，历史上彝族和其他兄弟民族长期遭受大汉族主义的歧视和压迫，直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间才建立起了平等、团结和共同进步繁荣的民族关系，必须看到这个历史事实。学术研究也一样，必须互相尊重，破除长期潜在的定势思维，他者学者必须尊重和注意到彝族学者的看法和观点，彝族学者也一样要尊重他们。任何一方都要放弃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实事求是。（我们）在研究中将自观和他观结合起来，互相学习，互相交流，才能推动一门学科的前进和发展。
李：你刚才提到的史蒂芬•郝瑞作为一个国外的人类学家，用国外的一些理论来套在中国的研究中，我认为他忽略了产生和存在这些理论的语境的差异性，他认为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是国家为了便于管理而从政治上构建出来的，比如像彝族、哈尼族等就是政治构建出来的民族。四川的李绍明老先生也写了篇文章来回应他，李先生认为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历史上是存在一定的民族及文化认同的，只不过1949年以前，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认同受到不少阻碍而已。白老师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民族调查和识别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写的彝族历史方面的书，其中最好的一本是西北大学的马长寿先生写的《彝族古代史》，他通过各方面的资料，如汉文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一部分彝文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彝族的历史、起源等问题，另外他到了四川凉山、云南等地调查，彝文古籍他查阅了一些，但是限于当时的彝文古籍文献研究的滞后，考察不是很全面。
一大批当时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参与了民族识别工作，不能说他们完全服从政治，当时的很多学者还是留过洋的，他们接受过西方的一些理论。李先生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有事实、历史和文化的根据。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一个自在性延存的民族实体，民族识别是对这一历史和文化事实的认可和确认。同时，也从政治层面上保障了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进步的新型民族关系。
当然，郝瑞基本上跑遍了凉山，都快变成一个“洋”木嘎了，看到彝族同胞很落后，看到的是我们经济很落后，不是说我们历史和文化落后。他看到的是现实的一个平面，没有看到历史长河中的历时图景。忽略和割裂历史，就看不清真正的文化，研究就极易产生偏颇。所以，做彝族研究或其他民族文化研究，一定要了解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东方的许多少数民族不同于西方人类学视野中的“原始初民”，像彝族拥有古老的自源文字、古籍文献，拥有完备的传统礼仪制度和民间宗教信仰，社会较为复杂，而且历史上曾经形成过强大的地方民族政权。同时，它又受周边民族，特别是汉族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影响。所以，拿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生搬硬套，就会显得“水土不服”。
李：现在彝族学者内部有少数人的观点认为，民族识别将历史上范围很大的“夷”系统民族划分成为了很多的民族，比如彝语支的若干民族，这些极个别的人认为现在的彝族是政治构建的民族。这种观点似乎和郝瑞的相似，但是又有本质的不同。白老师你是怎么样看的。
白：还是上面的那句话，必须了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历程。同一个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中会出现内部的不平衡，比如解放前凉山彝区还处于奴隶制阶段，而云南和贵州的许多彝区已经进入了封建地主制了。所以，同一个民族，尽管文化特征一样，但是社会的发展、所操的生计方式却大不相同。
同样，民族文化的核心内涵，比如创世史诗、神话、传说以及毕摩信仰、彝文、彝经等文化核心基因在彝语支民族中的传承也是不一样的。历史上的民族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民族及其文化的涵化、借用、融合、变迁都是不可避免的，彝族是一个基于血缘和文化的复合型民族。彝语支民族是同源的，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人类的起源和文化意义上民族的形成是不等同的，通过历史比较，通过民族文化的核心因子的传承和分布状况，彝语支民族间的文化特征和差别是一目了然的。
民族识别是很有必要的，必须对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隐性或模糊存在的“化外之民”、 “蛮夷”等做一个明朗化和确认，为国家的管理和民族工作服务，这是现代国家建立平等、团结、互信、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的一个前提和基础。
李：当前的彝学发展中，似乎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各地的彝学研究机构各自为政，学者们缺乏交流和沟通。
白：上个世纪80年代后，四省区都成立了省级的彝学研究会，四省区的彝族地区的各地、州、县大多陆续成立了彝学研究会，当然还有一部分彝区没有建立起当地的彝学研究会，搞起来了是好事，大范围可以搞，小范围也可以搞，可以搞彝学研究和彝族文化开发，来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推动各方面的综合进步。
各地彝学研讨会间需要加强团结和协作，加强联系和交流，不能搞地方主义。不能说我是石林的就不认可和研究你昭通的，你是云南的，我是凉山的，不能这样搞地域区别。更不能说你不是正宗的彝族，我才是正宗的彝族，我是黑彝你是白彝等这种没有文化常识的话，当然这种极端观点是极个别的，不是主流。
李：有些凉山地区的彝族至今还存在我是黑彝、你是白彝这样的等级观念，甚至认为白彝或其他地方的彝族没有他们黑彝正宗，他们才是真正的彝族，将“夜郎自大”的思想显露无遗。
王俊：对，在部分地区的少部分彝族中有这种思想存在。
白：这是极少数人的认识，是解放前的等级思想的残存。解放前各地彝族的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凉山彝区处于奴隶制社会，黑彝家支是属于上层统治者，自认为尊贵无比。在现在，这种思想的延存是不利于团结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大家都是平等的，天下彝人是一家，不要再分你我，不要再分你低我高，同时与其他兄弟民族同属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
李：这次第八届全国彝学研讨会规模和档次提高了不少，首先是参与人数多，据说参会学者有400多人，后天的彝族新年欢庆活动将有上千人参与。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新特点就是一些彝族企业家积极参与到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开发中来，据说企业家们的赞助已达好几百万元了，我觉得这种操作模式非常不错，因为光靠清贫的知识分子的话，是难以组织和召开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会议的。
白：是的，彝学研讨会应该积极利用民间资本和资源，将文化的东西变为一种资源和资本，发展文化产业。民族文化的研究者和地方民族企业家间的联系和合作有助于开发和打造民族文化产业，文化和经济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和发展，文化作用于经济，经济反过来又推动文化，最后来带动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2009年9月我们在昆明成立了中华彝族企业家协会，协会是在一大批老领导的支持下成立的。这是一个平台，是本着民族文化和经济之间良性互动和谐发展这样一种理念，联络了滇川黔桂包括北京的彝族现代企业家共同成立的，以期推动彝族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各方面的综合发展，构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
哈学：现在我国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彝族的传统价值体系被打破了，你认为现在要如何重新构建呢？
白：这个问题很复杂，在此只能简而言之，现代彝族所处的环境和古代彝族先民所处的环境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现在身处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时代，价值体系的重新构建不等于是一味地复古。我们要从传统的彝族文化中取其精华，加以现代其他民族或文明的精华，在不失我们本真文化的前提下，重新构建彝族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精神体系，涉及到传承、创新、重构等几个方面。
事实上，彝族的形成和彝族文化的传承也是多元一体的。如南诏时期儒、佛、道在大理彝族地区的传播、兴盛、和谐共处就是一个例子。
李：在云南，给我的感觉是纳西族等兄弟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的开发较为成功，彝族这方面的成功案例比较少？
白：在历史上，纳西族、白族接触汉文化比较早，文化素养较高，出了很多的文人和学者，思想较为开阔。现代丽江纳西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中纳西学者、本民族官员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彝族历史悠久，但也多灾多难，民族历史和文化支离破碎，他们（纳西族、白族）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李：白老师目前主要在研究什么领域呢？你作为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你的学生中什么民族居多呢？听说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博士点申报已经成功，作为云南民大民族学博士点建设的学科带头人，你什么时候开始带博士研究生？
白：我主要是研究民族史和民族学，近些年对彝族文化的研究和关注也比较多。只要是优秀的学子，我是不分民族，来者不拒，不过目前汉族学生占多数，很多少数民族学生基础相对差一些，考不上。作为一个民族学研究者，我经常带着学生跑野外，跑村村寨寨，所以我的学生田野调查做得比较好，他们也很喜欢出去（调研）。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点现在已经被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下来了，民族学有四个方向，我就是其中一个方向的带头人，最迟2012年我就可以开始带博士研究生了，届时欢迎大家踊跃报考。
哈学：我们很多人这是第一次参加彝学会，以前没有参加过，白老师你以以往的经验来看，感觉这次彝学研讨会如何？
白：我们来参会的都是民族的优秀儿女，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自己所属的那个地区，能来开会是非常不容易的。彝学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是和老领导们的牵头组织、学者们的积极参与、民族企业家们大力赞助和支持分不开的。这次研讨会在规模上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参与人数多，收到的学术论文也多，资金支持力度也很大，希望以后多搞一些这类活动。
现在彝学研究中的人才断层现象比较严重，人才青黄不接，彝学研究面临一定的危机。彝学研讨会应该创造条件，提供一个平台，供学者们学习和交流，尽量吸收中、青年学者参与，包括吸收在校的民族学/人类学博硕士学生们的参加。
王俊：白老师是云南的知名学者，云大、云南民大的许多学者和学生都喜欢找他，白老师助人为乐，帮忙不图名不图利。
白：过奖了。很多人专程跑昆明来找我，希望在民族文化研究和开发中给予指点，来者都是客，我都是热情接待和力所能及地帮忙。
李：信息时代的彝学研究中，我们该如何来利用网络这一新兴媒介呢？我看白老师你们建立了一个叫做“彝人之都”的彝族文化网站。
白：彝学研究中，在以前那个时代，老领导、老先生、老学者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能和我们现在相比。他们对电脑不熟悉，有的甚至不会打字，以前开办彝学研讨会时，他们一般是请报社、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们来宣传和报道，实际上他们很少认识到网络和信息技术手段的重要性。我们这一代人，接受新事物比他们快一些，加之身处网络世界，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认识到网络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和意义。
民族文化网站有一个生存和发展期，北京的彝族人网是2002年左右建立的，中间经历了好几次改版升级才慢慢成熟起来的，你们彝学网2006年建立，到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我们“彝人之都”是云南省第一个彝族文化网站，去年底（2008年底）有一些年轻学子提醒和建议我，该搞一个民族文化宣传网站了，这样便于宣传和交流。于是，就开始弄，现在正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当时，网站取名的时候，我一看，“彝族人网”、“彝学网”都已经在使用了，为了不重复，就暂且取了“彝人之都”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取得有点仓促。现在运作快一年的时间，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和反响，关注的人开始慢慢增多，方便了宣传和交流。
（白老师的电话铃声响起…）
众人：白老师，不打搅你了，今天到此为止，非常谢谢你给我们这次机会来采访和认识你。
白：不客气，下次有机会再好好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