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季度的调查没有象我预期的那样从1994年1月启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拒绝向我发邀请。他们觉得我到那时还没兑现我这头儿应该做的礼尚往来：既没争取到大笔资助，也没把所长们弄到美国交流一番。我那些做中国研究的美国同行听说此事，虽不感意外却都怒火中烧，觉得中国人太不讲信用。但我心里知道成都这些伙计们没有错，我毕竟还没做出任何回报。为此，我只好暂时不去凉山而在家里大写项目建议书，提出1995年上半年要在西雅图开个彝学研讨会，会上要请邀中方四个负责人，这是我原先承诺过的，其中至少要有两名诺苏人，这是我后来加上的。我把建议书送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温纳－格伦人类学研究基金、美国学术社团理事会的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JointCommitteeonChineseStudiesofthe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还有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另外，我还从华盛顿大学的中国研究计划中挖了一些钱。我估计至少能得到两笔资助，那就能开个小型研讨会，能把人情债还上一半儿了。到5月时，我才知道只有国家科学基金肯出钱。我把这消息告诉成都。他们说行，愿意接受邀请，我也可以在秋天恢复考察。
这样我才又在1994年10月初来到成都。由于手续一帆风顺，我很快就抵达西昌。省民族研究所只派了一名小角色陪我，说明他们对这种互动已经司空见惯，或者是不太热心了。
马尔子和一些朋友来车站接我。我问今年的田野工作有什么计划。他们说还没搞定。我好几个月前就在跟凉山民族研究所讨论我的计划，并且跟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一个叫巴莫阿依的诺苏学者通信。阿依在西昌有自己的研究网络。我已经决定请她参加下年春天举行的国际彝学会。但曲比什美所长不在西昌，也没人知道阿依的下落。我们不能去盐源，因为马尔子要赶写一篇东西；也不能去老凉山的调查点，因为腹心各县在闹霍乱，暂时对外封锁。看来我只能暂时呆在西昌，或许能带个年轻研究员到月华去研究采用了汉人生活方式的平地诺苏，那至少不用公安局的许可证。抓这个机会，我去看望了在西昌市民族中学做研究的马丁．舒诺MartinSchoenhals。他是一个不错的美国年轻教授，一直跟我通着信，我学得他是个很认真的年轻人。
第二天晚上，我正跟马尔子在他家琢磨他妻子不在家时我们弄点什么吃的，外面有人送信儿来，说巴莫阿依的妹妹巴莫曲布嫫要请我们到最正宗的凉山宾馆吃饭。她跟她姐姐刚从昭觉回来。那儿闹霍乱时，两人都被就地封锁，后来还是县公安局长亲自用车把她们带回西昌。我跟马尔子立刻吹灯拔腊找司机（马尔子已被提拔成副研究员，能不请示领导就要车了）开到宾馆。一个留披肩发带深度眼镜的年轻妇女站在宾馆前的过道上笑着招呼我们停车，又把一个瘦些、头发短些的女子介绍给我们，说是她妹妹。然后，姐妹俩就把我们带到街对面的一个据说是由她们的“兄弟”开的餐馆里。后来我才知道兄弟在诺苏语里面的含意：它包括整个儿凉山你的家支里不能跟你谈婚论嫁的所有同辈男子。我猜想这就是巴莫姐妹。那戴深度眼镜的肯定就是阿依。
晚饭时，我们谈论人类学，田野工作，族群理论，双方都认识的朋友，下一年的彝学会(我当时还没找够请马尔子的钱，因为他当时没有高级职称)，也谈到了我的麻烦。我说自己被困在城里。没有公安局许可，我去不了没开放的县；马尔子抽不出空，我去不了盐源；现在闹流行病，我连老凉山也去不了。阿依说，何不让我带你去我父亲长大的漫水湾？那儿跟月华一样，我们可以住在一个亲戚家，明天下午就能动身。她四天之后就得赶回来参加小妹妹的订婚仪式，未来的妹夫是盐源县委杨书记家的老二。但我们可以先回来两天再去，反正坐车只要两个小时。
饭后，姐妹俩请我和马尔子去山包上市党委大院她们家。那是她家私有的房子，也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地方。楼上屋子的磁砖地上摆着人造革面沙发，墙上挂一幅画诺苏姑娘的油画，还有一根漆着诺苏图案的银色梁柱。邻间卧室里也有一根相似的柱子漆成金色。不一会儿，阿依的父亲，刚退下来的凉山州副州长巴莫尔哈进来，打开了白酒。阿依没用多大功夫就把她父亲哄得答应明天下午跟我们一块儿到乡下走走。
10月8日的日记：
莫明其妙，我居然跟彝族新上层攀上了关系。这显然非我所愿也非个人过错，所以我半推半就。他们反复印证着我自去年形成的关于他们是如何势力的印象。在那香港式豪宅里，他们用什么杯盘端上盐源的苹果和白酒？
第二天下午，我们没用两个小时就到了漫水湾的一个村里，并很快在一幢古老但有些破旧的汉式四合院里住了下来。房子的中心有个天井，可以让月光照射进来。院角还有个四层塔楼，那是先前防范邻村有敌意的汉人的。这住宅的一半属于巴莫先生父亲的？三弟，一个老鳏夫，住在两间侧屋里。另一半儿归巴莫先生五舅的遗孀，占了三间屋加上对面的灶房，还共用着堂屋。不到一小时，每个人就都跑来向我和阿依说了对方一通坏话（我想阿依肯定听过多次，因为那是她的叔公和舅姥姥）。晚饭后，我们访谈了一些人。然后我就被安置在靠院的一个房间里。阿依则跟那老太太住堂屋旁的卧室。
我的下一次日记写于10月12号凌晨4点：
算了，反正也睡不着，还老是起夜，(其实目前刚起过两次)用那可笑的夜壶。老床散发的味道活象荒坟里的棺材。我上点儿年纪，老是担心会饿，不断撒尿但还觉得口渴。厕所跟猪圈连体。人们喜欢吃很咸很咸且略带腐臭味儿的腊肉。屋里肯定有老鼠，否则老太太何必焙老鼠药？鸡又快叫了。老太太跟小叔互相憎恨，两人对我和阿依都不隐瞒这点。阿依反复提醒我，说这比真正彝区的条件好多了。这一切都让我怕，怕，怕，而害怕更让我难以入睡。这意味着明天一整天都会难受，而且更难讲好这里的话。这里的话本来就难学，就算今夜睡得踏实也足人让人伤透脑筋．．．。
我们还是把事干成了。这是我在中国大陆第一次象个真正的人类学家一样独自在村子里真正住下来。我写田野记录时，阿依帮她姑妈做饭，然后我们一起出去访谈。她比我年轻健壮，可能也比我更认真，所以老是催我再多谈一个人或多看一个家庭。这使我学得相形见绌。由于村里人都认识她(这里的人都用汉名，所以也用她小时候的汉名安兰称呼她)，没有什么疑虑，所以我们在很短时间里就收集到大量资料。给我们帮忙的还有阿依的一个叔公王成翰WangChenghan。他是当地学者，诺苏政客们的专职翻译家。我们一起下苦力为王家（杰诺Jienuo家支）修了一份完整的家谱。老人一直想做这件事，但自己无力完成它。我们也差点儿把李家的(阿纠家支Aju)家谱修完，只留了两三处空档。我们得到了完整的人口信息，并听很多人讲了低地诺苏（他们自己）与高山诺苏（原先跟他们不开亲）及汉人（有时跟他们开亲）的关系。我还当上了一个初生男孩儿的干爹，因为这儿有找外民族人做干爹的习俗。我管这孩子叫亨利，因为他的诺苏名含有富强的意思，而且他的汉名里也有个H音），更因为亨利是我外公的名字。我买给他一套宝宝装，又留下些钱托阿依新年时给他买件礼物。漫水湾调查中间，我们回了一次西昌。我跟马尔子作为客人参加了巴莫乌萨嫫BamoVusamo的订婚宴会并在那儿见到了杨书记和很多彝族干部和彝族知识精英。从漫水湾回来后，我跟马尔子又在当地一个回族乡过了很有意思的一天。陪我们去的是民委干部王文芝。她是纳日人Naze，还是讲笑话的高手。只是有一次差点儿跟我翻脸。我冒失地说了一句纳日人可能曾是母系社会。这就把她惹恼了。她问我连这个都写，为什么不写汉族也有妓院？她还教训我写东西要准确和并讲真话。纳日人是蒙古族，不是别的什么族。
阿依和我很快投入我们的第二个调查点。这次要做的村子是在纯粹的诺苏区，位于西昌东北的喜德县米市镇。跟我们同去还有州民族研究所的一个研究者诺布火机NuobuHuojy(火机上诺苏话红军的意思)。他是喜德县本地人，可以为我们疏通当地人脉。
米市的田野研究又是一种风格。我们在那儿的10天里，时刻都在被官员们的掌握之中。这未必不是好事，镇上很多干部都十分合作和友好，特别是镇党委的杨子哈书记。我们10月22日被车拉到镇政府的水门汀大院里，整个晴朗的下午都在镇办公室访谈干部和抄录各种统计资料，也不知到哪儿去吃住。但晚饭时，人们就按诺苏方式把一头硕大母猪的肉端了上来，先从骨架吃起。那以后的一周里，我们都是早上吃汉餐，其他时间按部就班地消受镇上的各类禽畜：大致有：
10月22日，从镇政府那头大母猪吃起
10月23日，马陀洛村Matolo猪一头
10月24日，马陀洛村羊一头
10月25日，下午镇小学羊一头
晚上镇中学羊一头
10月26日，中午阿普村鸡两只
晚上易鲁乡羊一头
10月27日，当地医院大夫，火机亲戚的鸡两只
镇政府招待来调查杀人案的警察打羊一头
10月29日，杰莫Jiemo村猪一头
10月30日，列拖Lieto村猪一头。
比吃肉更要命的是喝酒。每次考察村子，我们都带上一只40升（10-gallon）的大塑料桶，装满苞谷或荞子酒。进村后，我们先把酒献给主人，然后坐在院里或屋里的火塘旁的地板上做人口统计或访谈地方史和当地情况。我们当然不能光敬主人酒而自己不喝点儿，特别是我和阿依两人身份都很特殊。她的家支在整个凉山有名，而我是个能讲点儿诺苏话的外国人。这样每天晚上下来时，我们都很狼狈：有时飘然微薰，有时酩酊大醉。临结束时的情况就更惨，因为酒精有累积效应，也因为我俩都病了：阿依生了很重的牙痛，经常一手捂托着下颚在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我的消化系也终于抗不住烈酒和肥肉的双重折磨，开始发作。我记得自己在马陀洛敬酒时说过一句话：“阴天路滑难走，得上胃溃疡rotgut遮丑”。
唯一没有牲口可吃的晚上，火机的亲戚请我们去吃马铃薯醮辣椒，当然还要下白酒。那个大夫看到外国人能讲初步的诺苏话，觉得很有趣，就千方百计地测试我的水平，我求之不得。她还问我自己的名字在英语里怎么讲。这问题我从来没问过自己，在中国也从来没人问过我。我说叫郝瑞Harrell，她马上就说那就是“海来”。从那儿以后，我就不再是美国木呷，而是海来木呷了。有了这个家支的姓，我就被放到一个很不错的诺苏亲属和等级位置上。我从此成了阿依的兄弟，因为海来和巴莫两家是血亲，所以从不开亲。我当然也就是曲诺平民，因为整个海来就是个曲诺平民家支。海来家的人告诉我应该为此高兴，因为海来是从没压迫过人曲诺，再高一层的诺伙在官方的词汇里就就成了压迫人民的等级，因而是现代人的取笑对象了。此后，我在盐源杨书记的家里就管巴莫副州长叫“家叔”。他总是先笑着重复一遍，接着就向在场的人解释这么叫的理由。杨书记说这挺好，我们以后也得改口管他叫他“海来木呷”了。
除了四个村的完整人口调查外，我们去米市的目的之一是在附近没通路的易鲁乡过一夜，考察座落在那个乡一座山边的阿普Apu村。据当地的学究们讲，发明红－黄－黑三色木制餐具的就是那个村的杰沃家支Jievot。现在全凉山每个诺苏上层家的桌子上都摆这些餐具。寻常百姓也多把它们摆在家里地板的锅庄边。喜德和昭觉商店里都卖这些东西，但都出自工厂。但在阿普村，人们却是在半地下式的车床上把它们旋成形，再用手工上漆。我记录了整个工艺流程，还从一位背着满口袋餐具下山到米市集镇上的年轻工匠手里买了一套。
我们在米市花大力气的另一件事就是调查当地的学校。一年前，我跟马尔子合写了关于当地教育的一篇文章，从此我就对作为国家话语与地方民族意识结合点的学校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从米市开始，我每到一处就考察各类学校，访谈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收集统计资料并且听课。我在米市不仅调查了镇上的中小学，还考察了马陀洛和阿普的村小。
10月31日，我们准备离开米市的前天晚上，我、阿依和镇上的杨子哈书记走在路上。杨书记指着路边杨树上最后几片在风中摇曳树叶说到：“你们干嘛不等到树叶都落光再走？”当晚，他在镇政府院子里举行歌舞晚会（我笨拙地用诺苏话作了简短发言）。然后大家又在办公室醉成一团（我用汉语做了一个更长，可能有点儿言过其实的致谢）。总之，米市的田野工作跟漫水湾恰恰相反。在漫水湾，我们主要靠亲属关系，跟干部们接触极少。我们住农家的房子，帮助主妇做饭（至少阿依帮着做，她舅奶奶明确说男人下灶房不好），大家讲的也是村子里的事儿。但在米市，我们是官方身份，事事离不开干部，从不染指厨房的活儿，听的也都是官方看法，居高临下地看村里的事儿。
送别晚会的次日，我们乘车回喜德县城过夜，接着就返回西昌。我给家里打了电话，不仅听说家里都好，而且还知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答应资助我们的彝学研讨会，美中双方各出四人。这样请马尔子的钱也落实了。次日晚上，我们参加了欢迎第一章描写的北京电视台摄制组的晚宴。饭后，我跟阿依告别。两天后我又跟马尔子直奔盐源去研究纳日人的民族关系。
我们先在杨书记家参加一个异常热闹的晚会，再次庆祝他儿子跟巴莫的小女儿订亲，然后就去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年的纳日土司府－卦别Guabie。从县府到公路尽头先坐两小时车。公路断头后，还要再步行或骑马四小时才能到卦别区公所。1994年时，那是全凉山没通公路的两个区之一。这次最有意思不仅是当地政府许可我去卦别（这在1988年难以想象），而且所有的官员，从一般干部到县委杨书记对此都漫不经心。他们说去吧，祝你愉快，注意身体，就放我走了，既没派公安人员防止我看见雷达站，也当然没亲自来检查我的考察活动。据当地人讲，我是第一个来卦别的外国人，连约瑟夫．洛克（较早考察滇西北并为香格里拉神话提供素材的美国人－译者）。我们走在山路上时，一些诺苏妇女看到我科惊得大叫：“Abbe,cypkatdalasunge？”（我的天哪，他打哪儿来的？）。我说：“NgaMeiguidalasunge”（我打美国来）。她们更加吃惊，然后又分头赶路。
卦别是我考察过的最难进入，也最令人愉快的地方。它位于小金河谷深处，气候更象西昌而不象盐源县城和百务那样的高原。地里四季都有青菜，树上有甜而多汁的大柑桔，河里还能捞出鲜美的大鲤鱼。这里没有带轮子的东西，连马车都没有。山路太窄，根本用不上车。所有东西都靠骡马来驮，甚至靠人背，因此人们每天早上醒来听到的也不是马达而是马铃声。街上只有很小一段水泥路，因为水泥也要从盐源驮过来。政府机关的房子也是土木建筑。我们住的那家小店老板待人十分周到，烹调手艺也不错。
卦别居民有纳日、诺苏和汉人，但我们主要研究纳日人。这里把他们识别为蒙古族。我们记录了他们的喇嘛－达巴念颂的经文，统计了两个村的人口，还花了很多时间考察小学和中学，观摩课堂并结识当地的老师。两个老师告诉我们他们刚看我们来提问题时很害怕，因为学校总是处在巨大的升学压力之下。他们以为我们是来检查教学效果并给上面写评估报告的。一天晚上，他们请我和马尔子给学生做个报告，讲讲教育、社会流动或美国什么的，总之是我们愿意给中学生们讲的任何事情。学生们挤在教室里，都很认真。后来我们请他们提问，他们默不作声。有个老师提议说他们可以把问题写成纸条交上来，于是就有大批纸条涌向我们。多数问题都跟宇航员、太空旅行和外星人访问地球的可能性有关。想不到这些从没见过汽车，有的甚至还要走两天路才能到学校的孩子们居然能提这些问题。
我对教师们的社会结构感兴趣。中学里有12个教师，9男3女。男女教师之间看来没什么交往。一个年轻活跃（也很美丽）的汉语老师是从康定来的藏族。男老师们业余时间都扎堆合伙儿躲着她，所以她业余时间总是跟当地妇联主任杨女士在一块儿。杨女士是盐源来的普米族。我们跟男女都交往。杨女士是我们的向导，每次找村里村外的哪家人都由她领着去。她那两岁的儿子跟她形影不离，但后来看我顺眼了，有时也让我抱抱，好让他妈妈歇口气。
考察卦别期间，我们曾抽空儿走四小时路到达坡去参加那里的蒙（古）族乡成立10周年庆祝会，详见第1和第12章。回来的路上，我给马尔子讲了美国一个很能干的人类学家雪莉．罗萨多从菲律宾一条山路上滚崖身亡的事，庆幸自己的走山路时脚下还稳。但离卦别仅200米时，我在一条很宽但很滑的路上摔倒，一头撞到梯田埂上，扭弯了眼镜框，挤出的镜片划伤了眼角，还弄得满身泥水。第二天，村里看见我跌跤的哑巴朝我做怪样子。马尔子替我担心，但我感觉还好，只是回想起在米市的一个晚上，诺布火机曾给我算命，说我此行会很快活，但要当心身体。
从卦别走到公路断头处，我们又坐车去百务过了两天，其中一天调查中学一年级学生（第八章），还有一下午在马尔子70多岁的大姑家度过。老太太一年前就嘱咐马尔子别跟外国人勾搭，说别看汉人现在不说什么，不知哪天就整你一下。但我来到跟前时，老太太还是很高兴，不断拍着我的胳膊叫：“NgatMuga,ngatMuga”（我家木呷，我家木呷）。
为考察盐源另一侧纳日人的情况，我们得回左所。它座落在盐源县东端的泸沽湖畔。一年前我曾和杨书记在那儿跳过打踢舞。我们要坐公共汽车去，但一个单程就至少要3天，而我总共只有6天时间就得回攀枝花。所以我们请马尔子的一个侄子替我们找到一个靠开自家汽车为生的近亲。他同意送我们去，但要收300美元，三张嘎嘎响，印着富兰克林头像的绿背老头票。我还有钱，就一口答应下来。那车很不争气，我们走一段就得下来修它或推它。车上没有后视镜，后座的靠背也撑不起来，方向盘松得厉害，拐个小弯儿都要司机阿列打满舵。但阿列本人倒是好样的，又快又稳，任劳任怨。到站后，他又陪我和马尔子在访谈时逐村逐户地跑，见缝插针地帮忙。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泸沽湖（原左所）和改组Gaizu两乡的四个村。我们简要考察了家庭结构（有一户纳日人是真正的母系，有20多口人，光10多岁的人就好几个）、语言知识、民族之间的混居和通婚情况，还访谈了一些嗽嘛。我们发现左所这里的普米和纳日人信奉喇嘛教的B？？？派（这个词B字头，整体没显示出来！！！－海洋）。这意味着他们这些环泸沽湖居住的人与住在永宁和千所那些信奉“正统”格鲁派佛教居民的信仰对立。最后一天下午，我们才知道我们一直访谈的当地有名活佛是马尔子原先一位中学教师同事和蓝球队友的父亲。所以我们就在他家吃晚饭并在第二天一起返回盐源。马尔子在整个凉山都有一套这类同事和师生的关系网，正象他作为沙马家一员的亲属网一样广泛。能做毕摩的沙马曲比可能是凉山最大的家支。
我这次原不打算在攀枝花做田野工作，但四川省民研所的一位老教授改变了我的主意。他说他们在富田乡设了一个项目点，就座落在我们1988年考察过的庄上乡水田彝族的西面，而且其居民的一部分可能也正是水田人。富田一直是当地政府树立的民族发展模范乡（见第十四章），所以我就跟老严在那儿过了六天。他是老邓手下一位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副主任。
我们住在富田镇一个崭新的小旅馆里。它正好座落在攀枝花至丽江公路的路边。这个集镇刚开张没几个月，就布满了供旅游和投资者消费的一系列零售店、旅馆和饭馆儿。这里的空气充满煤烟。大卡车昼夜穿流不息。但从金沙江（核电厂上游）产出的鱼味道还是很鲜美。我们在这里跟乡政府的司机小王顺道考察了几个村落和民族：水田、傣和汉等。
离开那里后，我在攀枝花山边宾馆的花园里访谈过当地一些领导。那是一次类似于圆桌会议的座谈。我在会上照例赞扬了攀枝花市的发展，但也批评了他们没能控制矿山、煤烟和大量卡车对环境日甚一日的污染。来采访我的电视台年轻干部问我下次再来时他们能不能拍摄我在彝族村里向村民做调查的情况。我次日还有一天时间，所以就说何必等明年，我自己都不知道明年能否再来，何不在明天就把这件事办了？所以我在攀枝花的最后一天，又爬进一辆4X4吉普车里开回我六年前初次考察时去过的高坪村。他们录下我走出宾馆，钻进汽车以及在村里做访谈的全部情况。也录下我找到当时的老朋友，现在已是两个小学生的自豪父亲，并成了电视和照相迷的尼铁Nyite。他们甚至拍下我在回城路上，站在一个污染源的旁边，对着镜头解释污染危害的姿势。我1996年简短回访时，看到了原带，有些还不错，只是还欠剪辑。以后见到阿依我曾开玩笑说我上攀枝花电视台，她就应该上中央电视台，以示我俩的不同级别。1996年我到北京时，中央电视台果然采访了我，当然是用彝语。我希望在有我的那个在节目播出时，能比我离开成都那天晚上看见的有阿依姐妹俩的那个节目好一些。
我记起自己走在一条乡间小路上，准备再找一家去访谈，再问一套关于民族习俗或民族关系的问题时，轻轻吟颂过，或仅仅是在我头脑里曾经吟颂过的歌曲：
一个人得走多少路
才能被人称作是人？
还有多少泥泞小路，还有多少矮脚板登，还有多少缠着退色包头的中年人，还有多少摆在地上的小方桌上的饭菜？这些算不算田野工作？跟干部们搅在一起就贬低了你作为人类学家的标准吗？到处转转而不象别人期待你的那样在一个村子里死呆一年又怎么样？在六七种相关语言中只懂一个半个又怎么样？在中国做上两三个月就回家，而不是做上一整个学年又怎样？跟马尔子和阿依这样的合作者一块儿做研究，而不是象人们以为的马林诺斯基那样，甚至不象我在台湾那样匹马单枪地做又怎么样？
我有什么民族志权威吗？这种权威从何而来，方式又是怎样？如果仅呆了那么短时间又仅会一种半种语言，我能算有什么民族志知识吗？我知道自己有了感情碰撞，并且能够从中脱身，尽管自觉身心未尝没有疤痕。我的所做所为合乎道德吗？我该不该为了他们有些人了解，有些人还不甚了解的原因而侵入他们的生活？我有没有伤到什么人，即使是在无意之中？作为回报，我应该为他们做点儿什么？处处逢人说彝族？向世人说他们如何如何好？忠实履行当干爹的义务？或把家谱做出来之后送他们一份？对跟我合作过的那些干部和学者我该怎样报答？跟他们分亨荣耀？在作品上共同署名？接他们来美国转转？介绍他们的女儿上研究生？尊重他们与我完全不同的观点和方法？替他们说话，讲他们是蒙古族而不是别的什么族？富田乡政府那可怜的小文书现在怎样？他让我复写了各村经济在1980年代的惊人发展的统计数字，事后又因为让外国人看了这些没发表过的东西而受了上级的批评。我为他能做些什么？
这就是我在凉山和攀枝花的田野工作。无论好坏，我都得再写个后记作为收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