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5日，我乘飞机离开冬日温暖的香港，一头扎进云雾。到成都机场时，童教授的研究助手任海来接我。成都一月份的温度总在零度左右徘徊，正象笼罩在楼顶上挥之不去的云层。1988年的成都还没有一座楼里有暖气（毕竟不是冷地方），而且一两天就停一次电。在这种凝重气氛下，我在四川大学博物馆的一张古董桌边会见了我的研究伙伴们。又高又瘦又聪明的任海自然是队伍里的一员。此外还有哲学系社会学专业的两名研究生，刘新和兰明纯？LiuXinandLanMingchun。攀枝花方面来的是老邓那个文管办公室的人：42岁的女研究员李明曦LiMingxi和两个男青年：李渺和王成晓LiMiaoandWangChengxiao。我们要在成都花一周时间，一面编问卷，一面拜访四川大学的各路神明。
我们一连几天坐在那个雅致而冰冷的会议室里，讨论问卷应该包含的内容，准备调查老邓为我们选择的四个村子的300多户人家。问卷内容包括每个家庭成员的教育、职业和人口生产方面的生活史，还有家庭史和最近3年家庭经济的细部。两个年轻社会学家，还有偶尔前来参加的教授袁亚愚都是刻板透顶（toafault）的方法论者。他们最关心的是各项变量的可编码性，结果的可重复性和随机样本的代表性。李渺跟我争论人类学的视角，而年龄上最资深的李明曦则反复地向我们提供一些常识。
编制问卷间歇时，我或者讲课，或者赴宴，有时还得病。我在城里散步时，曾吃过一家清真面馆大师傅做的拉面。任海事后告诉我那地方不太卫生。就在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呻吟，喘咳，恶心，失眠，当然还有拉肚子。因为第二天中午有个重要会议，晚上还有宴会，所以我躺了一上午，大把吃胃蛋白酶Pepto-Bismol(我舍不得吃珍贵的止泻宁Lomotil，因为要留到实地更困难的时候)，也勉强吃了点东西，总算撑住了门面。但在以后几个月里，我那个后来被诊断为贾第虫病giardiasis的毛病却隔几天就发作一次，仅在二月份暂时停一阵，三月份照发如仪。1988年在中国期间，它给我精神上带来的焦虑不亚于肉体上的苦痛。我们做好一切预备工作后，攀枝花的人就先回家一步。我们几天后如期而至，除了队伍里的4个人，还有川大科研处处长的吴教授Wu和他的助手周先生。
到了攀枝花又得等9天才能得到外国人住进村子做调查的许可证。老邓肯定动用了在攀枝花18年结识的所有中层关系。他来文管办之前，曾主管过市里的猪肉调配，因此人们都称他“肥肉邓大人”。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麻烦。但他和任海却得到外事局、公安局和市保密办一家一家地去替保证行为守法和人身安全。等我在实地呆了一段，看上去不再太像外国人时，任海给我看了那些文件。
这样，到我们攀枝花南部一座青松红土山坡上的易沙拉Yishala村真正展开调查时，已经是一月末。易沙拉村民属于彝族荔波支系，据说是彝族正宗。我们初次找当地干部商量日程时，川大的学生们大失所望。他们认为这些少数民族汉化得太厉害，没有什么可调查的。村民们住的是四合院，穿的跟贫困汉族农民一样，堂屋祭台上拜的是祖先和土地公，结婚仪式也是司空见惯的那一套。只有他们讲的那种谁都听不懂一个字的荔波话能把他们跟汉族农民分开。但事后我们又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原本是汉族农民。
可这是人家专为我们选的地方（一个示范村）。村口本块面对着水库的黑板上用英语嵌着"WelcometoourVillage"（欢迎光临我村！）。我压根没弄清这是专为我搞的，还是以前就在那儿。或许以前也有外国人来过这里。李明曦肯定来过，配合省民族研究所的一次调查。
我们被安排住在攀枝花水泥厂职工宿舍的三间办公室里，那是一幢四层高的水门汀楼房。水泥厂是市里在这个村开办的少数民族企业区的一部分。有人给我们做饭，通常是按中国西南地区的传统办法，一日两餐，每餐两盆炒菜加米饭。老邓的上司老向来看过我们一次，对我问寒问暧，关怀备至，确保我枕头够高，铺盖够厚。有一天还从市外事局来了两个人。他们不太关心我们调查的情况，甚至不愿在村里走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公安人员，担心我能从村里看见附近驻军的雷达站。但他们自己爬上楼顶和阳台上试过之后，知道我什么也看不见，也就放了心，。
访谈进行的很顺利。除我之外的5个队员都从村里雇了翻译。我跟着调查员们做过些访谈，帮助校对和修改了他们问卷中的错处。只有一个早上我因为病得太厉害而没参加活动。访谈期间我们还赶上四次婚礼，一次丧礼，接到过许多人家的邀请。我们访谈了村里的老人并复制了一些旧文献：家谱、地契，还有一份清代两个村子间订的条约。我们收集了亲属称谓和基本词汇，至少我自己还学了几句荔波话。研究生们都觉得重复问卷很枯燥，但干得都很卖力。
在访谈和作客间隙，我们爬遍了附近的山包，并反复谈论社会科学、现代化、西化、民族、美国和我们所住的村子。任海跟我同屋，所以我俩说得最多。但出色的社会学理论家刘新也随时提问有关功能论、结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学派的问题。整个过程相当于把几个月的工作压在两周里干。到结束时，我们访谈了100多户人家并积累了大量其他资料。
我记得回城时带着小病，疲惫不堪，灰头土脸，兴奋异常。童教授曾劝我别抱太高期望。但两个星期在一个地方得到这些资料，我还期待什么？
还有三个村子等着我们去调查。首先是一个叫仁和的汉人村。我们在那儿住的是挺好的政府招待所。我在这里跟其他合作者做一样的事，晚上就读汤姆．沃尔夫的《虚荣之火》（TomWolfe sBonfireoftheVanities）。然后就到了春节的一周假期，三个川大研究生都回成都过年。老邓怕我孤单??年三十那天晚上我是攀枝花宾馆400多套客房里的唯一房客??所以就安排我从初一到初四在八家吃过中饭或晚饭。我确实觉得孤单。但还有比孤单更重要的事儿要办。迄今为止，市外办已经允许我去易沙拉，仁和和水田彝的庄上村。但在让不让我去攀枝花管辖的一个诺苏村的问题上仍有迟疑。诺苏人只讲自己的语言，不会讲汉话，服装也保持着“民族式样”。他们住的盐边县还没对外国人开放。但老邓自有妙计。年初二那天，我们要到主管外事办的副市长家里拜年。不用礼物－这里拜年不兴送礼，一切靠老邓那张嘴。
副市长的套房很豪华，两个阳台，好几个房间。谭副市长仔细听老邓用背书的语气复述我给他讲的在前两个村的经历。副市长什么也没说。所以等我们走下副市长家的台阶，看见老邓咧嘴一笑着说“成了”的时候，我惊诧莫名。见我这付样子，老邓就说“你没看见他点头？你去得高坪啦！”然后我们又照计而行，去主管文教的李副市长家。不巧的是他出去了。但副市长夫人却知道我喜欢福建乌龙茶，给我沏了一杯。比起四川人喜欢的用茉莉花加进去的花茶香味来，我确实更喜欢这种自然的香型。我跟副市长夫人夙昧平生，她怎么知道这个？我开始思忖自己的卷宗已经有多厚，又有多少人背过它了。
在仁和访谈四五天后，我们又带着一大摞填好的问卷回到市里，并期待第三个田野场地：水田彝族所在的庄上村。但当时正是元宵节，又叫“花灯节”，文化局要举办各种比赛：拔河、桥牌、吹鸡毛等等。我眼看着时间流逝，不禁着急。老邓不断给我宽心，总是说“老弟你别急”。果然，各种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就坐上戴师傅的吉普来到经堂村，那儿有个天主教堂，是法国人在1870年办的，后来在毛泽东时代被用作粮站，到1980年代才又有宗教集会。教堂高耸在干热的金沙江河谷的平地上。没有摩天大楼以前，它就像耸立在阿纳海姆Anaheim的灰姑娘城堡（这个小平原上现在又有了个核电大厦出来争锋）。教堂顶部有中国式飞檐，红漆梁柱和一个六角塔。看上去像个亭子，只是上面有个金色十字架。我们就住在教堂的客房里，每天到庄上来回花40分钟。
因为教堂没人给我们做饭，所以要自带设备，包括一个煤油炉，还要从当地老乡那儿买很多蔬菜。晚上从庄上访谈回来，我们围坐在略显倾斜的教堂阳台上的木方桌边，剥豌豆、切菜、拌调料，象个大家庭一样拉家常。所有的人都做过饭，只有李明曦大姐除外。她讨厌女人就得做饭的想法，但愿意洗碗。兰明纯是大家庭里的小媳妇。他母亲是烹饪能手，把他的手艺也练得不错。连我也下手做过几次西红柿炒鸡蛋。我跪在地上炒菜这件事传到老邓耳朵里就成了他的热门话题，逢人便说对外国人也不能一味娇惯。
庄上人很穷(见第十四章)，但当地干部却显得格外大方。他们每天午饭为我们杀鸡。我们访问他们破旧的家时，他们也总是把什么都拿出来招待我们。从总体上讲，他们对汉人有些不满，特别是政府的一座煤矿分走了他们灌田的一股水之后。他们也不愿意被认定为彝族，尽管这使他们得到了少数民族的优惠。他们花很多时间让我们相信水田人是个单一民族。作为一个全力同情弱者且对民族识别的做法有所批评的美国人，我心里同情他们。但李主任告诉我别犯傻，天下谁不知道他们是彝族？
下一个村子是高坪，座落在攀枝花市与盐边县交界的山口上。这是人类学家梦寐以求的地方。我从1970年在台湾第一次做田野工作就开始研究中国社会，但只有在这儿我才觉得像个真正的人类学家。这里人戴很奇特的帽子，讲外人不懂的语言，甚至还实行双边交表婚。在学生们看来，这里的少数民族还没怎么汉化。他们住在山里，从事生计农业，不大懂市场或商品经济。这使我们的田野工作具有真正的人类学味道。.
但这里也有难题。首先是没人考虑过我们住在哪里。唯一能提供公共住房的是红旗木材厂，由一个汉族老干部当厂长。他好心地让我们六人住一间有八张床的屋子，但他自己进山20多年来却从没主动去尝尝彝族式的砣砣肉。他说他当然受不了那个。因为我们人生地不熟，所以盐边县文化办公室又专门给我们配了个姓傅Mr.Fu的地方专家。傅先生已经写过两本关于盐边“地方特色”的书，其中包括少数民族的许多奇风异俗，还有诺苏文化中的种种禁忌。例如不能在公公面前放屁，违者得被迫自杀行等等。
人们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不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那些汉化了的村民。他们对外人疑心很重，所以我们访谈任何人家都得由当地向导带着去，不能像在别的村那样随意抽样。当地的狗把我吓得够呛。你一从它们的房子旁边过，它们就又嚎又叫又发狠。任海在仁和村就被咬过一口，但那儿的狗比这儿的要温顺得多。再有就是这里人的都很穷，住的是没有家具没有电的单间房子。这才叫真正的田野工作。
我们刚到的第二天，就听说有一家要办婚礼，还请我们去作客。我们远远看到新娘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跟着她的男亲属往丈夫家这边走。接着又看见送亲队伍在一堆篝火边被人用烟酒招待，还看见新娘被她表哥背进新郎家之前，由未来的小姑给她梳头。我们吃上了早就听说过的砣砣肉??就是先煮熟再用炭烤并拌上椒盐的大块儿猪肉。我果然又病了。有一个上午病得起不来床，只好眼看着别人出去做访谈。但当天下午和以后两天，我吃了自带的止泻宁Lomotil？又大着胆子出去跑，舍不得错过这个在异地冒险的机会。当时我病得很重，想家很厉害，但又兴奋地想在当地多留些日子。我跟一个叫尼铁Nyite的青年村民交上了朋友。他请我到他家去过几次，还用诺苏话教我当地的亲属称谓和一些简单会话，后来我们还通过信。
我们在高坪仅呆一周，收集的“材料”也不多。我们准备的入户问卷在后我来分析时基本没用上。那几天我的工作日记也写得很少。有一段话这样写到：
我也从整个实地经历中得到一种很强的挫折感。当然，一周时间只能让你领略一个文化的表皮。我还认识到在易沙拉、仁和、庄上得到的满足只是给现有研究中国的人类学知识库里添加一些新资料、一些新地方、一些不同甚至是唱反调的案例。不管易沙拉人是不是彝族，都显然是中国人。他们与所有中国人和周边汉人共享着一种文化核心要素中的主要部分。他们可能有自己不同于，甚至有别于汉人的强烈感觉，但他们相互能理解对方的文化，那仅仅是中国文化在对方那里的变种，他们的不同文化毕竟有那么多相似之处。这既使民族意识的问题更有兴味，也使这整个文化更容易被一个研究中国文化20年且做过10多次访谈的民族志工作者所进入。
但高坪这地方就不一样。尽管可笑，你却不能不对年轻姑娘们的奇异穿戴给予更多注意。这文化的表面也像彝汉两族男人的服装一样有相似性，但这社会的实际运作方式却像汉人妇女的休闲上衣与诺苏女孩的百摺裙和头上顶的带珠坠的黑方帕那样有所不同。你能在用一周内学习到基本的东西，如亲属称谓、家支制度、黑彝贵族与白彝平民的区别之类。但要学真正的东西，知道谁是谁，这些区别的意义，还有诺苏话说的“吃饭喝水”之外的语言知识，你就得进行积年累月的田野工作。
我从此开始对民族认同研究发生兴趣。调查队的六个人曾打算用自己收集的资料编一部关于入户调查各个方面的文献集成，但最终没有实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跟中国六四之后意识形态压力变大，后来又讲开放，使资料变冷，人们对它失去兴趣有关。我倒是基于对这些入户材料的分析发表过两篇文章(1992,1993)，但大部分资料现在还束之高阁：攀枝花有一份复印件，成都大概也有一份，还有一份就躺在我的办公室里，等着有朝一日重新研究，或给某人的博士论文当材料。现在我写的和想的多数内容都跟民族认同问题有关。彝族开始时只是个人为的政治类别，后来因为有那么多人口在彝族这个概念底下生活久了才变得自然起来。基于这个想法，我提出了一些论点(Harrell1990,1995b)。这些论点反映出我像一般美国人一样，在地方与国家，民间与官方，小人物与大机构之间总是同情前者而怀疑后者。
至于调查队成员后来的去向，我知道王成晓还在攀枝花，后来尽写些书法方面的文章，那是他的第一爱好。兰明纯成了四川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刘新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当上了副教授。李明曦在丈夫调到四川省外办后，也跟着搬到了成都。任海刚在华盛顿大学做完他的人类学博士论文就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现在动不动就说自己觉得已经跟中国人没有什么文化认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