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优势，让西昌成为了难得的战略要地。
西昌历史上的第三次移民潮——改变了这里的民族结构，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习俗
在中国唐宋六百年的浓墨重彩背后，西南地区也不甘寂寞。同唐朝、吐蕃的反复争夺下，西昌这块宝地被南诏政权收入囊中。版图蛊惑的野心，势必由一场杀戮来实现，战争促成了这片土地上的第三次移民，但追根溯源，历史只记载了这些移民的来路，却将归处留待后人琢磨和揣测。
1.西南崛起的两大政权
【凭借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一支原本不算强大的部族从洱海崛起，他们通过战争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也由于战争，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的西南地区，繁星般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部落，他们彼此知晓，但鲜有往来。在汉武帝的手中，他们拥有过相对的自由——名义上臣属于大汉朝廷，却继续保留着自己的统治权，呼吸着自己的空气，过着自己的生活。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中心经历着改朝更代的变化。魏蜀吴三分天下，结束了汉代的大一统；两晋南北朝，群雄并起逐鹿中原；隋一度统治海内，又在腐朽中走向灭亡；然后，历史迎来了六百年辉煌灿烂的唐宋。而远在外围的西南地区，却一直能够安然独处于任何势力的控制之外，兀自发展、积蓄力量，最终也经历了它举足轻重的六百年。
唐代初年，云南西北曾分布有蒙嶲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和蒙舍诏六个大部落，史称“六诏”。所谓“诏”，是大唐天子的直接册封，意为大首领、大酋长，也明确向天子臣属之意。
当时，西面的吐蕃势力强大，不断滋扰唐朝，侵犯边境，五诏受到威胁，常常弃唐归附吐蕃，唯有蒙舍诏始终依附唐朝，并得到了大唐的支持。公元713年，唐玄宗册封蒙舍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738年因征讨吐蕃有功，进爵为“云南王”。为进一步牵制吐蕃，唐朝扶持在当时不算强大的蒙舍诏兼并了其余五诏，建立起“南诏国”，其疆土最大时包括今云南全境及贵州、四川、西藏、越南和缅甸的部分土地，因此“南诏国”和唐朝保持着友好关系。
但各取所需的结盟毕竟是脆弱的。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南诏国”迅速崛起，向东消灭了踞有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姓”爨氏，向西南囊括了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部族，并打算继续扩张，制霸西南。这显然出乎唐王朝的意料，唐既想保护西爨，又希望“南诏国”将心思放在攻打吐蕃上，双方虽然还维持着表面的和平，实际上已嫌隙暗生。
唐玄宗天宝（742—756）年间，正是唐朝廷腐朽没落，大乱将发之时，西南方面也不安静。唐朝廷决定收紧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抑制“南诏国”的扩张。加之唐朝廷任命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勾结地方，云南太守张虔陀贪狯残暴，奸相杨国忠压榨边民，双方的矛盾终于激化。第五代南诏王阁罗凤怒与吐蕃结盟，起兵攻陷了时属唐朝的嶲州（今凉山），唐兵前后死亡约二十万人。
随后，“南诏国”的力量继续壮大，吐蕃的势力也开始西进，面对西南这块沃土，唐、诏、蕃三方进行了多次会战。唐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为内乱所困，吐蕃也转向河西扩张，强国夹缝间的南诏得到了喘息和发展之机，迅速控制了今大渡河以南，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及贵州西北部的广大地区，疆域达到鼎盛。
与唐王朝的分分合合，虽让“南诏国”的政商文教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连年的战事也令国力凋敝，赋役繁重。公元902年，第十三代南诏王舜化贞为权臣郑买嗣所杀，历时二百多年的南诏政权终于落幕，取代它的却是另一场无休无止的纷争。
借着地缘和文化的承袭关系，我们总认为“大理国”是“南诏国”的简单延续。但在大理段氏家喻户晓之前，其实还有过“大长和”“大天兴”和“大义宁”三个短暂的政权。由于太过仓促和急切，它们更像是西南历史上的一出闹剧，而其中的波谲云诡、勾心斗角，却让黎民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面对分崩离析的局面，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以“减赋税、宽徭役”的承诺，联合滇东乌蛮三十七部，击灭“大义宁”，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新政权。“大理”即“大治”，表达了希望调和各方关系，长治久安的意愿。自此，“大理”开始以国名出现在史籍中。
如果说，“南诏国”的成败还与唐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大理国”的兴衰绝对是在踞地为王、闭门深锁的格局中风云暗涌。随着“南诏国”的覆没，唐王朝不久也被大宋取代。致力于稳定内部的宋太祖“玉斧划河”，明示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土地；而对中原内地抱有抗拒态度的“大理国”，也得以在安稳的局面下，与宋朝彼此隔绝了三百余年。
云南大理 ——“大理”即“大治”，表达了长治久安的美好意愿。
西昌嶲州古城遗址。
2.从“建昌郡”到“建昌府”
【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优势，让西昌成为了难得的战略要地。六百年南诏和大理的管辖，不仅带来了新的建制，更留下了风俗和信仰的烙印。】
自唐肃宗李亨（公元756年）之后，吐蕃、南诏不断滋扰大唐边境，致使“昌邑兵祸连结”，西昌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唐代后期，“南诏国”雄踞于西南地区，并与中央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式微的中央政权最终只能对这里弃之不顾，实行羁縻政策。
中国古代选择作为城镇的地点，必定要考虑几个重要因素：政治、经济和军事。因为城镇是政治中心和官府所在地，同时也是军事据点，所以对城址的选择就更加注重其地形和交通。
当时从“南诏国”通往内地，有一条早在汉代业已开通的主要道路，即“清溪关道”。它从羊苴咩城（今大理）出发，经过会理、西昌，进入成都。而西昌位于清溪关道的主干线上，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可以沿着清溪关道扩大控制范围、延伸势力，且不论是军事进攻还是撤退都能与中心地区保持联系、得到支持。因此，西昌也成为了“南诏国”进攻成都的桥头堡。
公元831年，第十代南诏王劝丰祐兵占西昌后实施“三光政策”，西昌城池毁于兵火，成为一片荒土。为了对西昌进行绝对控制，第十一代南诏王蒙世隆从云南“遣乌、白二蛮以实之”，数万户南诏子民前往西昌定居，改变了这里的民族结构。
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南诏国”在今天的凉山境内设立一府、三郡、七州，即会川都督府（又称“青宁郡”）、建昌郡（今西昌）、香城郡（今盐源）。建昌郡下辖二州：建安（今西昌县城）、永宁（今西昌城东）。此后，大唐和南诏各自政权交替，在“大长和”、“大天兴”和“大义宁”三个短暂政权之后，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其间仍充斥着谋朝篡位和返本归正。
根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当时分治建昌府的“诸酋争强不下”，遂将西昌一分为四，形成落兰、科、沙马、阿都四部，建昌城周边的两林、邛部等部落亦隶属于建昌。此后，又经过多次政治上的角力，最终推举出一人作为诸酋的首领，这个人叫段兴，也是大理段氏的族人。段兴统领建昌各部后，后裔逐渐强大，驱逐、兼并了其他部落，自立为建昌府主，并逐渐脱离了会川都督府的控制。于是，大理政权后期只得废除会川都督府，将原境域一分为二，设立建昌府和会川府。段氏统治建昌府直到元代。
3.填补空城的移民
【经年累月的战争虽让南诏确立了西南地区的霸主之位，但掠夺和破坏却给西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背负着填补空城的使命，南诏子民成为了这里的永久居民。】
隋末唐初，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周围，以及哀牢山、无量山北部地区，分布有乌蛮、白蛮众多部族。称为“蛮”，自然是当时统治阶级的称呼，但后人再提旧史，也只好沿用此名。
乌白二蛮的起源，抛开久远的氐羌迁徙之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楚将庄跷建立“滇国”，带来了楚文化，以滇池为中心的各部落，受楚文化影响，由游牧逐渐转化成了定居的农耕部落。西汉时，这里的原住民与汉民往来频繁，受到汉文化影响。到了唐代，这里的两个“大姓”孟氏和爨氏，各自以东西爨为名，划分了所辖的领地。
东爨被称为“乌蛮”，占领了今云南曲靖至建水的大部分土地；西爨被称为“白蛮”，仅在曲靖以西的滇池周围活动。“南诏国”是一个以乌蛮为王，白蛮辅佐，集合境内各族共同组成的政权，前文提到的“六诏”，也大多是以乌蛮为酋长，先后成立的。“大理国”则由白蛮段氏联合乌蛮所建。
公元756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往成都避难。时与南诏结盟的吐蕃看到有机可乘，要求南诏攻打嶲州（今凉山）。南诏的大军同吐蕃军会和，夺取了会同（今会理），并占领了凉山境内的大片土地。南诏固有崇尚军功的思想，令这场战争无比惨烈，唐兵损失二十万，南诏也一跃成为了西南的霸主。
此后，南诏野心勃勃，一度“四进西川”。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南诏袭戎州（今宜宾）、邛州（今邛崃）、嶲州（今凉山），抵成都，掠珍货及子女百工数万人，八百里内，人畜尽空。”被俘的大批工匠，给南诏带去了发达的手工业，使之与蜀地不相上下，唯有这些无辜的蜀民沦为了南诏的奴隶。
由于和唐朝长年交往，南诏的官制和兵制都受到唐的影响，军事组织以乡兵为主，文武官员也有服兵役的义务。建立兵制虽是出于自卫，但南诏的掠夺型经济，让走出“国境”的军队，都变成了可怕的破坏者。南诏兵烧杀掳掠、排除异己，给西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曾经的繁荣昌盛之地，已经空无人烟、凄凉萧瑟。
纵观历史，战乱和灾荒总与人口迁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南诏也不例外。面对沦为废墟的西昌，南诏王蒙世隆沿袭先主的填城手段，从大理迁来大量的“乌蛮”和“白蛮”。南来的移民带着拱卫建昌府的任务，集中分布在城市周围，他们的到来改变了这里过去以汉民为主的民族成分，也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习俗。
4.南来的奇特葬俗
【套罐、金箔、梵文经咒……这些与本地完全不同的葬俗，将世人的目光再次引向那段被南诏和大理控制的历史。多处成片分布的火葬墓，印证了当时移民的数量之众。】
探究历史，若仅凭史册上的寥寥数语，总感觉有些空泛，实物是唯一能让真相掷地有声的最好佐证。
像是在地底昏睡了一千多年，再也无法继续沉寂，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昌城北门外的北山一带突然熙熙攘攘、热闹万分，无数形状奇特的罐子就像约定好一样，偶然却又必然地，从改土改田、修路植树的挖掘中冒了出来。
分布在西昌近郊的火葬墓出土的生肖俑。这些火葬墓证明当时聚居此地的大理子民至少有数万之众，他们是西昌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移民。
这些罐子外形圆润，塑有莲花瓣纹饰，多为土陶烧制，也有少数绿釉彩罐，上有盖，大罐内套小罐。罐中存有焚烧过的骨殖，上面贴着金箔，并有用朱砂书写的梵文经咒。此外，不少罐中还发现了一些能够说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唐代“开元通宝”的钱币，身着异地服饰的文武板俑，铜莲花和佛教法器……
这种与本地天差地别的葬俗，把文物工作者的目光引到了唐宋时期统治过西昌的两大政权——南诏和大理。这些不封土、不植树、不立碑的奇特墓葬，与大理白蛮葬俗一脉相承，我们称之为“火葬墓”。
这些火葬墓主要分布在今天的西昌城附近，北山、桑坡、新村、海南、高枧、小庙都有面积大小不一的火葬墓群发现，另在会理境内也有发现。它们正是南诏、大理时期，大规模迁徙来的乌白二蛮及其后人的最终归宿。
不管愿或不愿，多少背井离乡才能填补一座空城。从西昌近郊发现的众多火葬墓来看，当时聚居此地的大理子民至少有数万之众，分布在近郊的多处火葬墓证明他们曾经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里，他们是西昌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移民。
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亲征云南，由建昌府挥师南下，强渡金沙江。厌倦了战争的大理子民没有太多抵抗，以段氏的投降宣告结束，建昌府随之纳入了元朝版图，更名“建昌路”。至此，大理段氏在西昌的历史舞台上正式谢幕，一个新的朝代又在这里紧锣密鼓重新开张。(文/贾丽 图/凉山州博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