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节选自2006年的一篇文章，作者为云南泸西县阿庐古洞景区工作人员，讲述的是阿庐古洞内一尊观音佛像现神秘的佛光的情况。作者具体信息不详。本文讲述了东爨乌蛮历史发展概况，对东爨文化区域内佛教文化对地名等影响也提出了一定的自己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参考研究价值。
（自杞国三军图 杨存华、杨保成 摄）
两晋、隋唐，滇东居住着势力强大的爨部。据《通典》载：鼎盛时，其割据区域“延袤二千余里”，形成“开门节度，闭门天子”的称雄局面。隋唐时分为西爨、东爨，西爨称白蛮，东爨称乌蛮。两爨地之分属，樊绰《云南志》卷四曰：“在石城（曲靖）、昆川（昆明）、曲轭（马龙）、晋宁、喻献（澄江）、安宁至龙和（禄丰），谓之西爨，；曲州（昭通）、靖州（会泽）、弥鹿川（师宗、泸西、弥勒）、升麻川（嵩明、寻甸），南至步头（元江因远坝），谓之东爨。
其中之弥鹿川即彝族之先民部落阿庐、弥鹿部居住的地方。那么，阿庐部、弥鹿部又是从何而来呢？公元748年，南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利用两爨大鬼主的矛盾打败爨部，并以重兵胁迫西爨白蛮迁20万户于永昌（保山），东爨乌蛮因语言不通，又散居林谷，免迁。于是，一个繁庶的西爨故地，荡然兵荒矣。后乌蛮种类稍复振，迁之西爨故地，才填补了这个荒凉空间。滇东乌蛮唐时只有七大部落，迁之生存条件较好的曲靖、滇池周围后，百余年间，就发展成为浩浩荡荡的三十七蛮部，并一直与南诏相对抗。七大部落之一的卢鹿部及其后代部落阿庐部、弥鹿部、弥勒部、师宗部便是反抗的中坚。据《元史》、《广西府志》载：广西府（泸西）“原为东爨乌蛮弥鹿部（阿庐部）所居，太和间（827—835年），南诏蒙氏并其地，宋时（应为五代）析为师宗、弥勒二部，南诏、大理莫能制。”这段记录说明了卢鹿、阿庐系列五百年一直是南诏、大理无法制服的部落。据《南诏野史》载：公元937年，南诏国内乱，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借兵于东方三十七部谋攻大理，三十七部皆助之，众十万会于石城（曲靖），以董迦罗为军师，所向皆克，遂建立了大理国。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段思平得国之初，免三十七部三年徭役，革除旧弊，轻徭薄赋，大理政权得到了稳固。到段思平六代孙段思廉时期，统治者的荒淫带来内乱，掌控大理政权的高氏贪婪地蚕食和侵吞三十七部土地，三十七部的生存权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公元1100年，师宗、弥勒二部在首领自杞的领导下，以必罗笼（也称弥鹿城，泸西金马爵册）为都城，联合滇东三十七部建立了自杞国。一经自杞国之首倡，便立时出现了四夷八蛮叛逆“中国”（指高升泰建立之大中国）的壮观景象：广南自立为特磨道；红河江外建立了白衣道和罗孔道；贵州建立了罗殿国；西双版纳则号称景龙金殿国。自杞国在立国的160年中，开辟和捍卫了世界历史上惟一一条以战马为主营的南昆战马丝绸之路，每年均将价值白银20余万两的数千匹战马输向岳家军和其他抗金队伍之中，既有力地支援了南宋的抗金战争，又发展了云南，并使自杞国独雄于诸蛮；在伟大的抗蒙战争中，六年血火大拼杀，自杞国以举国之悲壮牺牲将十万蒙古铁骑埋葬在滇东高原，从而创造了蒙古帝国征服欧亚大陆损兵折将之最。因而受到了元蒙统治者灭国灭史的残酷报复。在《元史》、《南诏野史》中将自杞国的名字消灭得片甲不留。
滇东是世界人名地名的发源地。长期居于滇东的彝族先民乌蛮以人名作地名、国名，在世界地名文化中独具亮色。如阿庐（阿庐山、阿庐洞），弥鹿（弥鹿城、弥鹿川），师宗（师宗县），罗雄（罗雄州、罗平县），自杞（自杞国）等等。而在灿若星辰的人名地名文化中，以佛号取名的人名地名犹为灿烂。
自杞国先祖部落阿庐，中期摄政王阿巳、国王阿谢，安宁的阿宁、开远的阿迷、马关的阿月等部，皆取自阿弥陀佛、阿波罗、阿湿卑、阿逸多等佛名；阿庐部的后代弥鹿、弥勒县的弥勒，皆取自弥勒、须弥、弥遮仙、弥沙塞等佛名；师宗县的师宗、则取自师子尊、师子化、师子意等佛名；砚山、邱北的维摩、曲靖的普摩，皆取自达摩、摩诃罗、摩拿罗等佛名；罗平的罗雄、禄丰的罗部、禄劝的罗婺、澄江的罗伽、陆良的落（罗）温、石林的落（罗）蒙等部和贵州的罗殿国，皆取自明罗、罗旬、罗元尽、摩那罗、阿波罗等佛名；马龙的纳垢部，则取自无垢、净除垢、无垢德等佛名；元谋的华竹部，则取自华光、华王尊等佛名；富源的夜且部，则取自富那夜舍、者夜多等佛名；嵩明的嵩明部，则取自金刚明、明世界、普光明焰等佛名；禄劝东部的掌鸠法块部，则取自法无往、鸠舍尊、法界四乐、鸠摩罗名等佛名；红河的思陀部，则取自善思尊、思萨垂、孙陀罗、乾陀罗等佛名；自杞国开国之君自杞，则取自德自在、自在王、自明尊等佛名……这就是佛光闪烁的自杞国佛名星座。
那么，西天之佛和滇东的部落首领们是怎样联系起来呢？原因有二：一曰托生说，隋唐以来，人民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与剥削，常常假托“弥勒降生”、“达摩出世”以便号召人民，聚集力量，举行起义；二曰崇拜说，佛教自唐时传入南诏，很快便盛行于云南，大理时，更是年年建寺，铸佛高达万尊。佛成了人们的偶像，以佛为名也成了时尚，如：李观音得、高观音明、张般若师等等。在大理政权内部，还形成了“观音派”。
佛教对滇东乌蛮的影响最大，从各部落首领纷纷以佛名取名来看，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佛在我心中”的至极境界。滇东佛名人名文化起源于唐时的阿庐部、弥鹿部时期；到五代、北宋的师宗、弥勒、维摩等三十七部时，已全面发育起来了；而进入自杞国时期，大多数佛名人名已化成了地名，加上后取的佛名人名，从而形成了“东方佛名集团”。更由于自杞国人开辟了从天竺国（印度）通达南宋的南方战马丝绸路，打破了“宋挥玉斧”对云南的百年封闭，每年均将价值白银20余万两的数千匹战马输往南宋，又从南宋换回了大量的金银、瓷器、食盐、丝绸和汉文书籍并输往大理、缅甸、印度，高原文化和中原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滇东进行了百年对撞、交流、融汇，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彝汉、佛的多元文化。甚至自杞国的政权也采取政权、军权、佛教、巫鬼教四权集一身的组织形式。
元、明、清三代，泸西被立为广西府，辖师宗、弥勒、维摩三州，在这个被称为“小广西”的美丽的画山绣水间，修建了三庵、六阁、七寺、八庙，东方佛和西方佛交错而居，星罗棋布，从而形成了“佛无处不在”的格局。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交相辉映，曾吸引了众多的宾客蜂飞蝶来。明朝初年，建文皇帝到此一游，在阿庐古洞内题下“禅定”二字，并署名“白巾”；明末，大旅游学家徐霞客，背着好友静闻禅师的遗骨两次进洞考查，最后将静闻葬于鸡足山；近日，云南佛教协会主席释崇华观看了佛光，题写了“洞府奇观”四字……丰富的佛文化内函，阿庐古洞已经成了东方佛教圣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