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医药起始于原始时期，源于彝族先民的生存斗争需要与生产生活实践。具有悠久历史的彝族，其医药起源追溯起来，经历了人类社会漫长而初始的医疗活动阶段。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原始人群的生产力极其低下，他们聚生群处，依靠原始群团的活动，在与自然界和猛兽的长期斗争中，求得生存；他们集体采集，集体出猎，所得食物共同消费，过着一种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述的“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的采集和狩猎生活。远古时代，人类祖先在生产劳动的同时，同自然灾害、猛兽、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也就开始了医药活动。如在饮食中，可因误食有毒植物的果实、种子或茎叶等而致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去，并发现某些植物的根、茎或果实等又可治病而使植物药萌芽。又如渔猎的兴起，既为原始人提供了较多的肉类食物，同时也开始以动物的脂肪、血液、骨骼或内脏等作为治病用的动物药。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采矿和冶炼时代的到来，矿物药则相继发现并被摸索总结了出来。这如《通鉴外记》所云：“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两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淮南子·修务训》也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些生动而形象的记述，概括了人类原始医疗活动及认识药物的实践过程。
上述实践表明，正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类一步步走向定居，原始农业和畜牧业最终取代了采集和狩猎活动。这时男子在农业生产上能更好发挥作用，对偶婚姻出现后，人“知其母，不知其父”（《西南彝志》）的状况已不复存在，母系氏族社会已最终转化为父系氏族社会。我国远古传说中的人物如伏羲、神农、尧、舜等大约就是生活在这个时期，并成为某一特定时期原始人群的概念化代表，成为早期人类智慧的化身，代表了人类早期“播五谷，创医药”的生产生活实践。
刘尧汉教授曾撰文说：“在历史上，越往古，少数民族的人数越多，汉族人数越少，在春秋时更少；远在夏、商以前的尧舜时，汉人才初萌芽。因为汉人是由许多民族在长期内混血形成的；这许多民族的远古先民，笼统地说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四夷’。伏羲、炎帝（神农）、黄帝、颛顼（帝高阳）出自‘西戎’，女娲、帝高辛、帝尧、帝舜出自‘东夷’（戎、夷中混有蛮、狄）。从而可以这样说，汉族是‘三皇’（伏羲、炎、黄）和五帝（黄帝、帝高阳、帝高辛、帝尧、帝舜）的子孙，即夷、戎、蛮、狄等四夷的子孙”。（《彝族文化对国内外宗教、哲学、科学和文化的影响》见《彝族文化》1984年年刊）。
传说中具有医、农双重身份的炎帝（神农），与彝族、苗族等先民有着历史渊源。彝族先民在几千年前继承了神农氏的“木制耒耜，教民农耕”的传统。《西南彝志》卷二十四中记载：彝族先民实芍部族中有两个发明种植的人，一个叫实奢哲，一个叫芍莫额，他俩发明了野生荞，并将其培育成了可大面积种植的荞子。《物始记略》中也记载了彝族先民中有个叫司农乌阿庇的农师传授了种植荞子的知识。彝族谚语：“庄稼中苦荞最大，人类社会母亲大”，表明了荞子中含营养价值高，荞子是所有庄稼中最先出现的。例如：荞粑粑是彝族特色食品，许多民歌和谚语都表达了彝族对荞粑粑的热爱之情，苦荞粑粑蘸蜂蜜更是香味具备、营养尤佳的待客食品。这就说明了彝族先民与神农有着密切的关系，经考证认为：黄帝之前的时代，一般认为是经历母系氏族部落的阶段，黄帝的传说则标志着母系社会转化为父系氏族社会，并进入部落联盟的阶段；黄帝之后，以禅让方式而成为大部落首领的尧、舜、禹，一般认为是黄帝的子孙，而且与彝族先民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间才开始出现贵贱尊卑观念，华夏民族才开始逐步形成一个稳定的族群。因此，传说中的伏羲、神农及黄帝，都是包括彝族先民在内的中华民族医药的最早创始者；古代流传的有关其创造医药的传说，正形象地反映了包括彝族医药在内的中华民族医药的起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早期医药活动的概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