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法的制定，是一个民族进人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研究民族文化，必然少不了对民族传统历法的研究。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彝族“十月太阳历”。这么多全国的学者来集中研究彝族“十月太阳历”，在彝族文化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会议的研究成果，必将使我们对彝族历史与文化的认识更深人一步，因而是很有意义的。
彝族“十月太阳历”，自八十年代初发掘整理，公诸于世，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研究文章很多，本文仅就彝族历法的起源与发展作一粗浅探析。
一、“十月历”产生的历史背景
历法，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彝族“十月历”，历史非常悠久。据在滇南弥勒县发现的彝族“十月历”文献《天文历法史》及记述“十月历”的创始人戈施蛮（真名施滴添自）古彝文献《施滴添自》记载，从施滴添自创造“十月历”到《施滴添自》成书，其问已有248代，按25年一代计算，达六千多年。而中国历史，一般只算到五千年。也就是说，彝族“十月历”的创造，已是中国史前时件代的事。因此，要了解彝族“十月历”，有必要谈谈中国的史前史和民族发展史。
现代地质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两亿年前的中国版图，属于古特提斯洋（古地中海）的边缘海。由于地球板构造的漂移运动，位于今印度洋的古冈瓦纳大陆分裂为三，即澳洲大陆、印度和非洲。印度板块向北飘移，与欧亚板块相碰撞，挤没了特提斯洋的边缘海，才形成了现今中国的地理结构。现代考古学研究成果证明，我们黄种人类的远古祖先，是在两三亿年前的康滇古陆上演化而形成的古猿人进化而来的。现今在亚洲地域发现的古猿人化石，年代最久远的，大都集中于云尹高原，即当年的康滇古陆地域之内。如距今一千五百万年的开远小龙潭玛古猿化石，八百万年的禄丰古猿化石，四百万年的元谋蝴蝶岭的猿人岔科化石，两百五十万年的，“东方人”化石，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人”化石，都在当年康滇古陆地域之内。过去，我们一直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因为那时，还只发现四五十万年的“北京人”化石和六七十万年的陕西“蓝田人”化石。在云贵高原发现了一系列年代更为悠久的古人类化石后，现在有二种说法：“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笔者在研究上述出土的古人类人石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南到北，出土的古人类化右年代可排成阶梯状。如最南边的开远，1500万年，往北到禄丰是800万年，再往北是元谋，400万年，250万年，170万年，再往北，跨过长江到陕西蓝田，是六七十万年，过黄河到北京周口店是四五十万年。为何成此阶梯形？百思而不得其解。后来研究了地质学，知道了前面说到的中国地理结构的形成过程，才恍然大悟，那是古猿人在康滇古陆繁衍出来后，随着中原陆地的形成和适应古猿生活条件的造就，为了采集和渔猎，逐渐向北方迁徙的结果。
从中国地域形成，古人类化石年代成阶梯形和近年民族文化学研究成果，将中国文明的源头追溯到世居金沙江两岸的彝族文化中三个因素可以判断，云贵高原是我们黄种人类的发源地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从此，笔者集二十年研究的成果，撰写出三十万字的专著《彝族古代史一兼论中国史前史、民族发展史》。
大量的史学资料证明，彝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民族，她们千一万年以来，一直生息繁衍在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地区，是“东方人”、“元谋人”的直系后裔。彝族先民古夷人，在云贵高原生息繁衍出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逐步向北发展，进人巴蜀盆地，形成以成都平原和滇池周围为中心的古夷人聚居地。通过长期发展，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经济（畜牧、农耕）的古代民族。之后，又一次大迁徙。在巴蜀的部份，有的向西北迁到青藏高原，成为后来的羌人、氐人。后羌人中，有的成为藏人，还有的迁人西亚，成为苏美尔人。有的迁人甘南，趁“洪水”之后中原空虚，又向东进入中原，有的又向山东等东部沿海发展。这部份人，也就是汉史书上记载的伏羲、炎、黄。汉史书上记载的“伏羲生于成纪”（今甘南天水），炎帝“长于羌水（渭水）”“初都陈（今河南濮阳），又徙鲁（山东）”说的就是这段历史。炎黄分支人山东者成为东夷，后称“九夷”。一有的向东进人湖南，成为今土家族的先民。在云南的部份，逐步发展，分支出彝、白、纳西、拉枯、傈僳、哈尼等彝语支各族。部份迁徙入缅、印度、老挝和越南等地。这就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发展史。伏羲、炎、黄及其分支“九夷”，都是进入中原的古夷人。他们与世居云贵高原的彝族有血缘、文化上的联系，这也就是九千年前的湖南彭头山出土陶符，六七千年前的西安坡攀出土陶符，河南贾湖遗址陶符，山东龙山时代的陶符，包括“夏禹书”“仓颉书”，都可以用古彝文破译的原因。也是中国文明的源头，查来查去，最后追溯到世居云贵高原的彝族文化之中的原因。说明，古夷人伏羲、炎、黄的先民还在四川盆地时，就创造出了文字，编制出了“十月太阳历”。伏羲、炎、黄迁徙人中原的时候，也就把文字和历法带入中原。有人以中原出土的众多陶符可以用古彝文破译作论据，说西南彝族是从中原迁徙到西南的。在笔者看来，是本末倒置。当然，西南地区至今尚未出土远古陶符，也就是说，还未找到有力证据，我看那只是个时间问题。四川郸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铜上的彝丈，笔划工整、流畅，成都三星堆出土三千多年前的金银器物、饰品，精巧绝伦，其工艺水平比中原出土的向时代的水平高。战国时，巴蜀国就是七雄中最富庶的经济、文化之邦，令其六雄垂涎。这一切都说明，古代的巴蜀（古夷人故地）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之一。相信今后定会有更多的文物出土，包括远古时代的文字出土。
总之，中国地质史、田野考古资料、民族发展史、民族文化史都说明去贵高原是黄种人类的原始发源地，彝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是许多民族的文化发展的源头，这是毫无疑问的。世界最古老、最简明而科学的“十月太阳历”出在彝族中，这是毫不奇怪的。
二、厉法的起源
历法是怎样来的？它在我们原始先民的社会生活中起到一种怎样的作用？史学界一般认为：历法的制定，与人类社会进入畜牧、农耕有联系。因为畜牧、农耕，要求严格掌握季节与气候变化，才能做到适时播种，达到丰产丰收。这一论断，不能说没有道理。比如，中国古历（夏小正），按月份排列，记载了每个月份的物候、气象、天文，以及各个月份应进行的生产事项，如渔猎、农耕、蚕桑、制衣、养马等。实际就是当时的当权者安排生产活动的日程表。世界各国的历法，也都与生产活动有关。因此，历法的制定，与人类畜较、农耕有关的认识，也就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然而，历法是人类进人畜牧、农耕之后才制定的结论，依笔者看来，未免有失偏颇。
我们知道，历法的功用是多方面的。掌握季节，为生产服务，是历法的一大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历法的最大功能，应该说还在于掌握时序变化的规律，由此达到建立人的牢固的时空观念。有了时空观念，人类才能有效地认识自然，认识自然物质运动和生命运动规律，包括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和动植物（特别是人）的生命运动规律。换句通俗的话讲，有了严格的时空观念，才会知道庄稼何时该种？何时成熟？植物何时开花结果？人何时出生、成长、何时衰老、死亡？等等。这些问题，在我们原始先同那里，都是经常碰到而必须解决的问题。此外，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中，因为不懂科学，人们都非常迷信鬼神，凡事都要占卜，祈求天神的启示。而历法，并非人类进人畜牧，农耕以后的事，而这之前很早就产生了。近年在丽江地区宁蒗彝族自治县发现的“人体历法”就是一例。
“人体历法”，亦称“月经历法”，按妇女月经周期28天为一个月，一年为十三个月。此历法，是阿苏大岭（现任丽江地委书记）于1983年在宁蒗召集彝老座谈会时的第一次发现。1983年3月13日，阿苏大岭给在北京的刘尧汉先生写信，告知他彝老反映有此历法。刘老很高兴，将此历法写进了他的名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
“人体历法”纪时方法极为简单，但从其“二十八天为一个月，十三个月为一年”这点看，当时的原始先民显终已从日月转换，地球气候变化，物候变化中知道了地球有个大的循环周期。为了掌握此循环周期，聪明的女部落首领就以自已月经周期为准，定为一个时段，十三个时段就是一年。当然这种历法是不完备的，也缺乏科学性。就是说，它还不能准确地体现出地球绕太阳旋转一周的时间，体现不出季节变化。但它是历法，在彝族古代社会中应用过很长时间，很深人人心，不然也就不可能保存到如今了。
“人体历法”以月经周期纪日，体现不了地球四季变化，显然它与人类的生产活动联系不紧密。很可能当时的人类还处采集、渔猎时代，还不要求严格掌握季节变化规律，其作用仅仅在于纪月和纪年，掌握时空变化。由此可以证明，历法的产生，远比人们意料的要早得多。它的发现，在世界历法史上可算是一个奇迹，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
古代的历法，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以兽纪日、纪月和纪年。如彝族“十月历”，汉族的“阴历（农历）”都以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十二兽纪年月日时。所不同的是，彝族的“羊”，具体指“绵羊”，鼠，彝族指“雀鸟”。为什么要以兽纪时？按照刘尧汉先生在《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 中解释是：“十二兽历法起源于原始时代的图腾崇拜”，“是原始人把各种动物、植物、无生物、器物（猪槽），自然现象（如风、沙、雨、黑、光明、水等等）作为纪日的名称”。这种解释，未免笼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还没有揭示我们的原始先民何以用十二兽纪日的真正原因。
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的一种表现。十二兽，自然也可以说是原始人的祟拜物，但在笔者看来，十二兽纪日与图腾崇拜，严格讲不是一回事。我们知道，图腾物，是原始人部落氏族的一种标志。目前所知，十二兽中，除虎、龙、蛇、羊、鸡、狗、牛之外，尚未发现以兔、马、猴、猪等为图腾的。再说；历法的创造者，只会是某人或某几个人集体创造，而他们只能是一个图腾的子民。因此，“图腾“是不能成立的。如实地讲，应该是自然崇拜的产物。
彝族自古祟信“万物有灵”，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包括天、地、人都有主宰的神灵，由此而兴起自然神灵祟拜。彝族先民坚信万物有灵，自然，时间、时段、祭祀、节日等民俗活动，亦有其主宰神。在彝族先民看来，这种神，并非人为的选择，而是天神格兹给指派的，人们可以认识它，而不能改变它。这种观念，对今天的人们是一种迷信，但在我们的原始先民，却是一种知识，一种人人都必须了解，代代应传颂的知识。这种传颂自然主宰神灵的活动，在民间文学作品中最为常见，《云南彝族歌谣集成》 中的许多歌谣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如《祭龙词》 ，搜集于楚雄，是每年正月初二“祭龙”节时、在“接龙”的路上两个毕摩一问一答进行对唱的。
歌词唱道：
甲：一年十二个月
每月有两节，
每月有一龙，
正月有两节，
不知什么节，
正月有条龙，
不知什么龙？
乙：正月这个月，
立春雨水节，
正月这条龙，
嘴巴十分大，
胡子长又长，
它是兽中王，
它是老虎龙。
歌，从正、二三……顺序唱到十二月，每月都点出所含的节气和主宰的龙。依次，二月是小免龙，三月地真龙，四月是蛇龙，五月是马龙，六月是羊龙，七月是猿猴龙、八月是鸡龙，九月是狗龙，十月是猪龙，冬月是马龙，腊月是牛龙。它反映了在当地彝人的观念里，每月都有一条主宰风雨的龙。祭龙，彝说叫“咪戛毫”，意为祭献土地。是一种古代流传下来的农耕礼仪，目的在于祈求全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歌词与远古时相比自然会有变化‘但“每月有一条主宰风雨的龙”这点．当是原始观念的一种遗留。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条龙、实际就是“十月历”中的十二兽，可以说是“十月历”存在的佐证。
又如，“火把歌”中有一首《掌火歌》，是从元谋小凉山搜集来的，是火把节“打跳”时唱的歌。男女对唱，其歌词内容是唱十二年一轮火把节“掌火”的动物：
男：十二年一轮火把节，一年过去了，
今年哪样来掌火？
女：今年老鸦来掌火，
娘是黑的，
儿是黑的，
娘儿一样大。
歌词从一唱到十二，掌火的动物，从乌鸦开始，依次是喜鹊、野鸡、箐鸡、画眉、鹞鹰、豪猪、麂子、狐狸、小牛、毛羊和小猫。
所谓“掌火”，意指该届火把节的主持神。是天神格兹给安排的，后人要代代相传，以明事理。实际，也就把火把节神圣化。为什么选十二种动物来掌火？无史料可考，总的来讲，还是一种神灵崇拜。
月份有主宰龙，节日有主宰的动物，历法，自然亦有主宰时段的动物神灵。这就是十二兽纪日的来源。
三、彝族历法的演变与发展
彝族古代历法，目前已发掘出四个，即“人体历法”、“十八月历法” “十兽历法”和“十月历法”。仔细研究四个历法，我们可以发现扩它们是四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有承袭性，表现出了彝族历法由初创、发展到完善这样一个过程。
“人体历法”前面已谈到，它是以妇女月经周期28天为准纪时的二个历法。可以说，它是我们古代先民最初制定的一个历法。因为这种历法不完备，缺乏应有的科学性，不能准确体现地球上的季节变化、只能纪时。人类进人畜牧、农耕以后，为了准确掌握地球季节变化，以便更好地指导生产活动，我们的古代先民，又重新制定了历法，取代了人体历法，这样，人体历法就逐渐废弃，只在部份地区保留。
“十八月历法”，是一个典型的天文历法，它以北斗星的斗柄指朴向定季节，上指为暑，下指为大寒。将一个寒热转换的周期365天划分为十八个时段，每段时空为20天，剩余5 天为禁忌日或称“祭祀日”。显然，这时，我们的古代先民已经发现了地球上季节变化与天体位置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于是开始了天文观察，通过天文观察，发现寒热两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刚好在上下两级，于是定下大寒、大暑两个节。掌握了寒热转换的时间和规律，实际也就基本上掌握了地球季节变化，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此历法是什么时候制定的？无从考察。但有一点很引人注目，那就是它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十八月历”在时间安排上，剩余5 天作为节日的安排都基本一致。1992 年，刘尧汉等人发现彝族“十八月历”的消息见报后，在墨西哥引起极大反响，据中外史家研究，美洲印第安人，属黄种人，是三万年前从亚洲，经过白令海峡迁徙进人美洲的扩至今，其文化习俗，有许多仍与中国，特别是与彝族相同和相似。比如，崇虎习俗，象形文字，书写方法，用于天文观察的三台形向天坟（金字塔），六月二十四节（彝族叫火把节，墨西哥印第安人祭太阳神）。假如美洲印第安大与彝族先民古夷人有血缘、文化上的联系，“十八月历”同出一源，是从亚洲带过去的，那么，彝族“十八月历”的制定，其时间起码在三万年以上。假如并非同出一源，是各自创造的，自当别论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彝族的“十八月历法”，是“人体历法”的发展，其历史相当悠久，这一点毫无疑义的。
“十兽历法”，也就是滇南彝文古籍《天文历法史》中记载的“十月历”。因其以虎、水獭、鳄、蟒、穿山甲、麂、猿、四脚蛇；十兽纪日而得名。此十兽纪日，显然比刘尧汉等人从大凉山彝区发掘出的“十月太阳历”要显得古老，可以说，是“十月太阳历”的一种古老的表现形式。
据《天文历法史》记载，十兽历，是圣人戈施蛮（真名：施滴添自）与毕摩朔维帕、玉布妮玉、促萨额陆、兀沮施给，在默哼伯（今东川白马山）上，用十棵杆，缩立于圆面上，中间放一水碗，通过太阳－照射在水上的反光所显示的太阳南北移动的差距来测定季节变化而制定的。当时，他们还住在一个叫默戈的山洞之内。据彝文古籍《施滴添自》一书记载，施滴添自与独阿姆（古彝语为“人祖”）是同代人，其谱系记述到成书时已是248代，每代按25年计算，已延续六千多年。从戈施蛮创造十月历时还住在山洞内的记载看，此谱系记载有一定的可信性。因为六千年前，人类还处在新石器时代，由于建筑业不发展，许多人还寻找天然石洞作居住地。
“十兽历”与与“十八月历”相比，最大一个特点是以兽纪日，每月恒定为36天，还承袭了将十个月后剩余天数作过年日的安排法。可以看出的是“十八月历”的继承和发展。其一年总天数为365-370天，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相差四五天，很不准确，这一点，也说明比之后来的“十月历”原始。以兽纪日，是该历法的一大创造，给后世界的历法以很大影响。
“十月太阳历”以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十二兽纪日，每三轮36天为一个月十个月为一年。剩余5-6为过年日，这样一年总天数为365天多，基本上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365.25天相符，具有叫高的科学性。以水、火、木、土、铜五行分雌雄纪日，一年为十个月。可见，它是“十兽历”的一个继承和发展。它吸收了上述三个历法的优点，年、月、日、时的设置很工整，季节准确，计算方法简单明了，方便记忆，又距有很高的科学性，是彝族天文历法发展完善化的一个标志。
“十月太阳历”中的创制时间，因缺乏史料而无从考定。从其给予中国文明的形成于极大影响，《夏小正》——夏朝的历法，就是在彝族“十月太阳历”基础上的一个历法，“十月太阳历”中的“36”“37”两处圣数渗透了汉文经、史、子、集等情况分析，其创造时间也当在六千年以上至一万年之间。此历法在滇池周围和成都平原古夷人中沿用许多代人，后来随着古夷人的分支，迁徙，被羲、炎、黄带到到中原，成为华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这段历史，因种种原因，目前还得不到许多人的公认，但笔者相信，不久的将来、总会大白于天下的。
四、“十月太阳历”的湮灭
从现行的各种历法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彝族的“十月太阳历”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历法。其科学性甚至远远超过现行的公历和我国的阴历（农历）。现行公历和阴历，最大的缺点是月数、天数不工整，有大月小月；农历每隔四年还得设置个“润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二月才28天。这种复杂的计算和设置，一般人无法弄明白。彝族“十月太阳历”却避免了这些缺点。
它既科学又简单明了，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可惜后来都失传了。其失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汉以后深人西南彝区，在彝区推行阴历所致。
我们知道，历法可以说是皇权的象征，历史上任何民族入主中原，成为统治者，就要推行自己的历法，以统一时日。如，夏朝行“夏正”（即夏小正），商朝行“商正”，明朝有“大统历”，清朝有“皇极历”。从性质上分，“夏正”属太阳历，“商正”起都为阴阳历和阴历。这些阴阳历和阴历，实际上都是我国现行阴历的不同版本，所不同的是岁首和节气的时间有些变化。正因为各个朝代制定和推行自己的一套历法，新王朝取代旧王朝，推行新历法，旧历法也就终止。各少数民族部落王国一旦统一于中原王朝建制，其历法也随之被取代而逐渐湮灭。
西南彝区，因地域偏僻，统一于中原王朝的时间较晚，彝族“十月历”到南诏之后才逐渐湮灭，被阴历所取代，只在古彝经书，在民间习俗得以保存。
五、彝族“十月历”发掘的意义
湮灭一千多年的彝族“十月太阳历”被发掘整理出来，重新公诸于世。这件事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它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过去就历法而言，人们一般：都只知中国有阴历，也就是自“商正”之后，各朝都作了修定，而实质不变的农历，而不知道中国有“太阳历”。对于夏朝的历法《夏小正》，夏朝被商朝灭亡后，《夏小正》也随之失传。春秋时，孔夫子到夏朝故地记国游历，发现民间有《夏小正》流传，将它搜集整理出来，才得以传之后世。过去，历代史卿都认为《夏小正》是阴历，直到彝族“十月历”发掘出来后，才发现《夏小正》是根据彝族“十月历”指定一个十月太阳历。并且与彝族“十月历”的有关数字，对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谜”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可见彝族“十月历”的发掘，使我们增进了对中国文明的理解，解开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谜”，其意义非同小可。
其次，确定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应有的“鼻祖”’地位。过去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被排在最末一位，即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历法的制定，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埃及被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首，因为它在公元前四千二百多年就有了太阳历。印度、巴比伦两国历法的制定，都在公元前三千年。而过去，只知中国文明从甲骨文算只有三千多年，有个《夏小正》 ，说是复朝的历法，但究其时间，只追溯到公元前21 世纪至16 世纪。五千年前的“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只是当做一种传说，自然被排于末位。彝族“十月历”的发掘问世，把中国的文明史，从五千年提前到近万年前。按“人体历法”、“十八月历法”算，更为久远。早在1902 年，梁启超曾为中国被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末不平而大呼：“中国乃至世界文明之鼻祖也！”但却找不到论据。彝族“十月历”的发掘，终于证明中国确实是世界文明之鼻祖。
彝族“十月历”的问世，为世界历法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蓝本。现在通行世界的公历，前面已提到是不够科学的，年、月、日都欠工整，计算方法复杂，不够大众化，世界历法家们早就提出了改革公历的问题，但一直找不到较为科学的蓝本。彝族“十月历”一经公布，在世界科学界引起极大反响，1990年元月5日，法国的世界历法专家乔治，在巴黎召开了一个“中国彝族十月历研讨会”并将刘尧先生提供的许多照片和文字资料进行了展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此可以说,彝族“十月历”的发现,给世界历法的改革带来了希望。
彝族“十月历”光耀世界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作者：戈隆阿弘
原载：《红河彝学二十年》
文字来源：搜狐网“街边的那些生活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