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彝族人口有776万，居全国各民族人口的第八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以云南最为集中。彝族历史悠久，曾经是古滇国的主体民族，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和彝族曾共同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在西南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彝族文化是与汉文化交流融通得最多的民族之一。
传统医药是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医药的积淀与开发一直是当前我国民族医药继承发展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学者在这个领域内耕耘多年，取得了显著成绩，整理并汉译了一批彝医药古代文献，出版了一批整理性的著作，在此基础上，王正坤先生编著的《彝医揽要》是一部将历史文献和社会调查、传统理论和实践经验、各家论述与个人创见紧密结合的彝族医药力作。书中一方面对彝族医药文化的渊源和演进作了全面的整理和系统的阐述；另一方面又处处以切身的体验和审视的眼光予以考订、评估、思辨，直率地表述了个人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见解。他对于事业和师长的责任感，点点滴滴地融化在论述之中。这是我对这本书的第一个印象。
根据《彝医揽要》的广泛收集和扼要解析，彝族医药的理论可以分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层面，即清浊哎哺(彝语)观念。清浊是天地之分，哎哺犹阴阳之别；二是文化层面，包括彝族八卦、彝族五行、六色辨析和八方位年，属于彝族医药的文化土壤，是彝族医药的辨证体系和说理工具；三是医学层面，包括古代彝医的生理病理及诊断治则、医技方药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批彝族医药古籍相继被发掘出来，较早的著作如《宇宙人文论》、《元阳彝医书》，明清时期的著作有《西南彝志》、《双柏彝医书》等，这些古籍从多方面勾勒出彝族医药学术体系的轮廓。《西南彝志》云：“上古天未产，哎哺未生时，生有清浊气，清聚牢成天，浊聚固成地。”这是关于宇宙变化、人类形成的原始理论。王正坤认为，“在彝文文献中，清浊的涵义十分广泛。它涵盖了父母、雄雌、日月、乾坤、轻重、浮沉、升降、形影、糜滞、青红、气血等互相之间不完全等同(也不可能完全等同)而又不能分开、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诸多内容。”对“彝族八卦”和“易经”的关系等，他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凸显了彝医学理论独有的特色。在临床方面，《彝医揽要》归纳了“窝病统治”的原则，直指症候的窝状存在，从整体的、联系的、非孤立的辨证思维中寻求疾病的症候群。书中对彝医症候的诠解，以翻译(彝译汉)《彝人病痛药方》142症候为例，采用白描式的、逼真的意译语境，不用西医术语，也不用中医术语，直接用老百姓主诉时的大白话，反映了编著者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彝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密切联系，反映在传统医药方面尤为明显。比如清浊理论，与汉族的天地形成说如出一辙。汉族启蒙读物《幼学琼林》曰：“混沌初开，天地初分。气之轻清而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而下凝者为地。”描述的都是宇宙混沌时期人类对天高地阔的朦胧认识，但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哎哺理论与中医学的阴阳互根、阴阳互补、阴阳消长也十分相近。彝族将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十二种动物作为原始十二“尼能”，“尼”是六种家畜，“能”是六种野牲，加在一起和五行、时辰相配合。这十二“尼能”与汉族的十二地支、十二属相完全吻合，而且并非巧合，因为连“龙”这个图腾标志在内，都进一步证实了彝汉两种文化之间久远的共识和沟通。《西南彝志》云：“人未成形时，先产生人形。人生肾先生，肾与脾一对。壬癸养肾脏，戊己养脾脏。后产生心脏，丙丁养心脏。后生肝和肺，甲乙养肝肺，人体形成了。”这一段话，很可能是中医运气学说和脏腑学说的彝语表述。《云南民族史》指出：“还在新石器时期，云南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杂居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它们既保持自己的地区特点，又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云南境内的这些原始民族群体，有的与西北和中原的群体关系密切；有的和东南沿海的原始民族群体更为亲近；有的则属于孟高棉系统的部落。”可见彝汉文化的沟通在早期曾有亲缘的联系，日后的往来也始终不曾间断。我曾见茶马古道上开列的一张古代购物清单，其中欲购书籍包括经、史、子、集及大量医药类书籍，可见在彝族医药中出现清浊、八卦、五行、地支、属相等属于文化交融的产物，是不足为奇的。当然，其中也有不全相合之处，除了彝族人民的自我创造以外，还应是两个民族所处方位的显著差异造成的。因为中医学的形成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易经》、八卦、河图、洛书、五行六气、子午流注，都离不开“黄河中心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医学对天人关系的普遍重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是各民族传统医学的共识。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的杰作。人在大自然中形成和演进，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和适应过程。这个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自然对人类的塑造和选择。其间时有矛盾对立，人类总是想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但难免处处碰壁，最终离不开生与死的大限。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的主观能量大大地膨胀了，自以为万能了，看不起自然了，一心要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了。坐在大厦之内，行于车轮之上，仰不观宇宙之大，俯不察品类之盛，对“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的告诫无所谓了。殊不知，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验是丰富的，人类抗争自然的本领却是有限的。今天一切环境疾病、工业污染、职业病、菌群失调症、传染性与非传染性流行病，频繁地侵扰人类的正常生活，不得不令人追忆先民们享受的阳光雨露，引导人们在回归自然的大路上重温传统医学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聆听长寿老人留下的养生教诲。正是在这一点上，彝族的天人合一、清浊互根、哎哺相成和养性健体等知识，都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格外重视。
曾有专家指出：“南诏大理国医药学并不完全是中医体系。它还融合了一些本地医学及印度佛教医学甚至波斯医学的特征。”(《白族的科学与文明》)这段话是对彝族医学的极好注解。清雍正年间建立的通海老拨云堂药店生产的拔云锭眼药就是一种彝药。在20世纪初，云南的彝医称为滇医。“1922年～1923年间，曲焕章以研制彝药万应百宝丹(云南白药)闻名，以‘医士’身份在昆明开业。1924年冬，曲焕章用自己配制的白药治愈滇军部将吴学显的腿部战伤，吴学显令军乐队上街演奏满城宣扬。1925年，曲焕章在昆明被聘为东陆医院滇医部主任”(《彝族医药史》)，可见彝族医药的血脉虽屡遭坎坷却始终未断。云南白药的往事成为今天重振彝医、开发彝药的历史前奏。
彝族医药只长期应用于彝族地区，大有“养在深闺人未识”之叹。周恩来总理说，研究少数民族，“上面资料不多，下面什么都有了”。对此我深以为是，深以为善，深受教益。对彝族医药，过去我的知识甚少，对彝文古籍，更一窍不通。王正坤先生等对于彝族医药的研究，进一步打开了传统医药宝库之门。王正坤为学，既认真严谨，又率真而爱憎分明，治学的感情色彩颇浓。他极力否认彝医中有医巫不分现象，潜心探索与大力弘扬彝医文献的精华部分。但做学问却需要更多的冷静。在一个长期由毕摩掌握文化知识的古代彝族社会，医巫不分的存在并不奇怪。世界上所有的传统医学，都经历过医巫不分的幼年阶段。对彝族八卦、彝族五行、八方位年的评估，也不妨留有余地，以供进一步讨论。王正坤先生说：“在确认一个民族的医药理论体系时，要首先明确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 、所处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这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对此，我很有同感。因此，对同道的研究成果，总是抱着喜闻乐见、虚心学习、兼容并蓄的态度，纵使和而不同，也足以使百鸟唱鸣、百川汇海，聚众土而积山岳之高矣!
（诸国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