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海结盟”是中国共产党于长征途中于民族地区成功运用统一战线理论的一次壮举，不仅为红军其后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而且为党的民族工作积累了重要经验。
彝海结盟纪念馆 何小平摄
红军长征至大凉山
1935年5月下旬，渡过金沙江的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按照会理会议的决定，进至北渡大渡河的必经之地——大凉山地区，这里是尚处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的彝族同胞的聚居区。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他们长期遭受封建统治者、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以及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困苦。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彝民敌视汉人，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参加过长征、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王耀南就曾回忆道，彝民兄弟听说汉族军队来了，便将山涧上的独木桥拆毁，把溪水里的石头搬开，给行军带来很多困难，而且还会不时出现彝民在远处放冷枪、冷箭的情况，甚至还有彝民大胆靠近红军通信员，将其按在地上，用脚踩住，把衣服扒光，武器也抢走。因此，红军要从此地过路，可谓艰险异常。
鉴于此种情形，中共中央决定抽调军力组建中央红军先遣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聂荣臻兼政治委员，率先向彝族聚居区进发。中央还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中央红军各部队还普遍深入地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的教育，训令指战员们要尊重彝族风俗习惯，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模范的行动来扩大党和红军在少数民族中的政治影响。
西昌市彝海结盟纪念雕塑 何宗林摄
“彝海结盟”定情义
5月22日，中央红军先遣队率先进入彝族聚居区，果然就遭到了彝族罗洪、老伍、果基等家支的拦阻。在此情势下，先遣队一面向彝族同胞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宗旨，一面派代表同彝族各家支首领谈判，并按照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采用“分而治之”的应对策略。对受国民党蒙蔽，对红军政策不了解的老伍族说服其保持中立；对受国民党利用同红军对立，并截取红军器械的罗洪族，采取政治上争取，军事上予以一定程度的打击政策，迫使其停战言和；对同红军比较友好的果基族，则采取热情友好的态度，争取其全力支持。
在这关键时刻，刘伯承司令员亲自出马，向果基部落的首领小叶丹开诚布公地表示此次红军只是借路北上，并不停留，待革命胜利后，愿帮助彝族人民解除压迫，建设美好家园。小叶丹终被刘伯承和红军的诚意所打动，不仅允诺给红军借道，而且提出了与他结盟为兄弟的请求。刘伯承则欣然接受。双方在彝海边以湖水代酒盛于碗中，并按照彝族习俗滴入鸡血，刘伯承将碗高高举起，大声起誓“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将“盟酒”一饮而尽，小叶丹也旋即饮完。刘伯承还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一面书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队旗，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
经过“彝海结盟”，双方冰释前嫌。第二天清晨，红军就收到了先前被彝民抢去的物资武器，行军途中再没遇到什么阻拦。在小叶丹的帮助下，红军仅用一天时间，就奇迹般通过了50多公里的彝族聚居区，并在其后顺利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于大渡河畔消灭红军的图谋。刘伯承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记述道：“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安顺场渡口。”
彝海结盟纪念碑 何宗林摄
“彝海结盟”展统战智慧
“彝海结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进行统战工作的一次巨大成功，其中的经验智慧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是做好统战工作必须重视政治宣传。红军途经民族地区时始终重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进入彝族聚居区前，中央就发出《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进入该地后，红军还通过通司（翻译）和彝民首领积极谈判，向彝族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消解了他们对汉人和红军的种种疑虑。这告诉我们，在统战工作中必须要做好宣传工作，其中宣传的手段、内容与时机的选择都至关重要。
二是做好统战工作离不开高级领导干部的亲力亲为。“彝海结盟”的成功自然少不了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告诉我们，在统战工作中高级领导干部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直接影响统战工作的成效，这就对其工作能力、工作风格以及工作阅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做好统战工作必须充分照顾到底层民众的利益。“彝海结盟”后，红军为感谢彝族兄弟的支援，慷慨赠送给他们武器、弹药，还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武装。红军所到之处，对彝族同胞更是秋毫无犯，许多彝族青年更是以踊跃参加红军、义务充当向导来报答红军。这告诉我们，在统战工作中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开展实际活动都需要充分保护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拥护与支持，党的统战事业方能行稳致远。
作者：张嘉升，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