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北上选遣队司令刘伯承和彝族首领果基小叶丹在西康省冕宁县举行了名扬后世的彝海结盟，为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凉山彝族聚居区创造了有利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1986年1月1日，“彝海结盟纪念碑”在四川省西昌市落成。本文作者时任西昌市委书记、市长，作为当年力主建立纪念碑的当事人，讲述了从1983年底提出建立“彝海结盟纪念碑”的主张到纪念碑建成期间发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关键词：彝海结盟纪念碑；民族团结；刘伯承；小叶丹
彝海结盟纪念碑 (胡小平 摄)
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和彝族首领果基小叶丹在西康省冕宁县(今属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海边举行了名扬后世的彝海结盟。刘伯承赠送给小叶丹“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一面，任命他为支队长，并当场写下委任状。小叶丹忠实地执行刘伯承的嘱托，将彝民组织起来，护送红军后续部队安全通过彝民区。这次结盟为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地形和社会环境都十分复杂的凉山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为红军尔后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在中共党史和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今，在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西昌市中心矗立着“彝海结盟纪念碑”。关于这座反映民族团结历史丰碑的建造过程，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1983年底，我任西昌市第一任市长、市委书记时，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西昌建设成为一个“政治安定、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文明整洁、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新型城市”，获得全市各族人民一致赞同。同时，为了永远纪念彝海结盟这一历史事件，让这个民族团结的历史丰碑永远矗立在凉山，我提议在西昌市中心建造“彝海结盟纪念碑”，经过市委、市政府讨论一致通过。正当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今日彝海结盟纪念碑（何宗林 摄）
纪念碑原计划在彝海结盟50周年时举行落成典礼，但在1985年初制作纪念碑模型时，有些不明真相的人表示反对，并联名向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中央反映不同意见，认为果基小叶丹送走红军后有变节行为，并把当年冕宁抗捐军失败的责任记在了他的头上。对于冕宁抗捐军失败的问题，很多人并不知道实情，一时弄得沸沸扬扬。在这种情况下，市委领导班子中也有人提出“暂时放下，今后再说”。但我认为，彝海结盟是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凉山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件事。它所代表和反映的不是哪一个人和哪一个家族的事情，而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政策最真实、最直接的优良传统和历史见证。因此，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建造“彝海结盟纪念碑”具有特殊意义，一定要建成，决不能轻言放弃。为了实现这一宿愿，我做了三件事。
一、针对冕宁抗捐军失败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我找到果基小叶丹的弟弟、时任凉山州政协副主席的果基尼坡，请他回忆1935年冕宁抗捐军失败与果基小叶丹有无关系。果基尼坡回忆说：“1935年红军长征到冕宁，小叶丹和刘伯承司令在彝海边结盟送走红军后，忠实地执行了刘伯承的嘱托，将彝民组织起来，护送红军长征的后续部队安全通过彝民区。红军走后小叶丹打起了‘红军彝民支队’的旗帜，并与罗洪、洛伍家两支队伍联合起来，最多时有1000多人，发展成为当地有名的‘冕宁抗捐军’，坚持了5年的斗争。1941年，彝族的民族败类邓秀廷在反动军阀的支持下，分化了这三支队伍的联盟，镇压了冕宁抗捐军，抓住了我哥，并把刘伯承写给他的委任状搜出来，以‘通共’的罪名，将其残杀在大桥镇，还强行收缴了我哥家11支枪、罚款1.2万两银子。因此，冕宁抗捐军的失败与我哥毫无关系。我哥被害前嘱咐我嫂子说，共产党、红军一定会回来，要把红军司令员刘伯承授予的‘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藏好，等红军回来后去找共产党。我嫂子把这面队旗缝在她穿过的一件裙子里珍藏着。1950年3月冕宁解放后，我嫂子把珍藏多年的旗帜交给解放军首长。现在这面队旗原件还保存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小叶丹夫人手持“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旗帜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和市委办公室主任刘体刚一起到老地下党员、凉山州原州长瓦渣木基家，请他回忆当年冕宁抗捐军失利的情况。瓦渣木基说：“我当时十七八岁，记得很清楚。果基小叶丹送走红军返回后，抗捐军被国民党邓秀廷军队和反对果基家的一些黑彝头人的武装包围。当时抗捐军领导派人找果基小叶丹设法脱离险境，离开冕宁。当果基小叶丹如约带了4个人去见抗捐军领导商议撤走路线时，抗捐军领导不同意果基小叶丹的突围方案，认为他设计的路线危险性更大。几经争论，果基小叶丹无法说服抗捐军领导。此时，枪声四起，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果基小叶丹只好趁黑夜带着他的人走了。抗捐军失败就是这样造成的”。“1950年解放后，冕宁的一些头人还互相串连，要把当年抗捐军失败的责任推到果基小叶丹身上，免得以后政府安排人时，不安排他们这些人……”我向瓦渣木基汇报了要在西昌城内建“彝海结盟纪念碑”的事，他肯定地回答：“西昌市建‘彝海结盟纪念碑’是件好事，很有意义，应该搞”。经过调查，我心里有数了。在稍后召开的市委常委会议上，领导班子成员统一了思想。
2012年5月，刘伯承元帅长子刘太行少将来凉山时，巴莫在邛海宾馆向其介绍西昌市彝海结盟纪念碑的建成情况。右起张明学大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巴莫尔哈、刘太行少将、伍龙（果基小叶丹外孙）
二、向上级申报立项和呈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碑名
我认为，要把建造“彝海结盟纪念碑”这件事办好，必须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并和其他领导商定请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碑名。我和凉山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彭汉民、市委办公室主任刘体刚以及四川省教育厅民教处处长李德高(曾任凉山州团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胡耀邦的秘书)一行4人，持省委宣传部的介绍信去中共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汇报在西昌建“彝海结盟纪念碑”的事。到京后，我和李德高去了胡耀邦家。胡耀邦当时不在家，值班人员与胡耀邦的秘书张耀光电话联系后，定于当日15时在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会客室接待我们。我们与张耀光见面后，首先说明了来意，并请胡耀邦为纪念碑题写碑名和碑文。张耀光热情地说：“耀邦总书记和党中央政治局同志在北戴河开会和休假，一时还回不了北京，你们工作忙，先回去”，并答应向胡耀邦汇报此事。因碑文多达184个字，张耀光让我们另外找人写碑文，至于题写碑名的事，如果胡耀邦同意，他会具体办理的。我们满意而归，随后又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去汇报。
胡耀邦题写的碑名手稿
我们返回西昌后不久，市委就收到了胡耀邦题写的碑名手稿：“彝海结盟纪念碑胡耀邦 一九八五年八月”。
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对西昌市政府所拟碑文的回复：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七日，你部介绍四川省西昌市委书记巴莫尔哈等同志来我部联系审定‘彝海结盟纪念碑’碑文事宜。现将审定后的碑文正式函告你们，请转凉山州委和西昌市委。希继续做好各方面同志的思想工作，增强彝汉民族之间的团结。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碑文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审定批准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凉山，红军总参谋长、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同志与彝族果基家首领果基小叶丹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冕宁县彝海乡彝海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为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加快前进速度铺平了道路，在中国革命和彝汉民族团结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今立此碑，以志纪念。永远激励凉山各族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世代团结，为凉山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西昌市人民政府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立”。
巴莫尔哈在彝海结盟纪念碑落成典礼大会上讲话
三、决定选用最好的红砂石建碑
关于用什么材料建造“彝海结盟纪念碑”的问题，也经过了一些争论和比较论证。最初打算花6万元用水泥或大理石制作，但经过一番比较和调查后，当时负责雕塑设计的四川美术学院专家组负责人赵树桐和凉山州、西昌市的专家们认为，水泥档次太低，大理石易风化，保存时间不长。花岗石比较硬，石质粗糙，呈现的画面不好看。而西昌本地大兴一带的红砂石，石质好，比较细，硬度也够，但要建这样一座大型雕塑造价比较高，大约需要花20多万元。在当时20多万元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问专家，红砂石能管多少年?专家们回答：可以管1000年!我当即拍板说：“好!能管1000年我们花20万建这样一座历史的丰碑也值得，等1000年后风化倒塌了，我们的子孙再重新把它塑起来”。
彝海结盟纪念碑落成典礼大会会场
最后决定用红砂石建造这座纪念碑，碑高9.2米，宽7米，厚3.5米。
1986年1月1日，西昌市举行了隆重的“彝海结盟纪念碑”落成典礼。一座象征彝汉民族团结的历史丰碑——“彝海结盟纪念碑”，终于屹立在西昌市中心南桥西头的街心花园。自此，“彝海结盟纪念碑”成为西昌市一个标志性景观，记载着我党我军模范执行民族团结政策的光辉历史，传颂着当年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和彝民领袖小叶丹彝海结盟的传奇故事。
参加彝海结盟纪念碑落成典礼的省、州、市领导。前排左三：巴莫尔哈（中共西昌市委书记兼武装部第一政委）；左四：果基尼坡（果基小叶丹之弟、州政协副主席）；左五：李德高（省教委民族处处长、曾任胡耀邦的秘书）；左六：郑学奇（原四川省军区副政委、少将）；前排右三：祝明镜（市长）
作者：巴莫尔哈，时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
原载：《军事历史》2010年第3期；文稿推荐：阿局阿合；彝族人网发布授权：巴莫阿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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