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举世瞩目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红军长征经历了二万五千里惊心动魄的征途，“几乎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路程”，是在“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1]。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频繁而又广泛地接触交往，其时间之久，行程之长，乃是亘古以来破天荒的一次。
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南起会东县，北至大渡河，西邻雅砻江，西南达四川边境的金沙江，面积七万多平方公里。[2]习惯上称黄茅埂以东的雷波、马边、峨边以及屏山的一部分为小凉山地区；以西的西昌、德昌、冕宁、南宁、会理、会东、盐源、木里、昭觉、美姑、布拖、金阳、普格、喜德、越西、甘洛等地为大凉山地区。
凉山彝区是中央红军长征必经之路。中央红军在彝区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模范遵守群众纪律，赢得彝族同胞的爱戴和拥护。彝山彝寨驱乌云，彝乡子弟热情支援红军。他们从红军的言行中“找到了拯救祖国和民族的真理，用鲜血和生命帮助红军斩关夺隘，踏险破浪”[3]。红军与彝族同胞在共同的对敌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红军通过彝族地区情况
石榴花开红艳艳，红军长征到会川。[4]1935年5月初，英雄的红军巧渡金沙江并乘胜进军会理，赢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把尾追的国民党军队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从而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大规模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的胜利。
红军巧渡金沙江以后，调动部分红军攻打会理城，以掩护后续部队在会理城郊短期休整。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老街乡铁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张闻天、博古，候补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的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一、三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毛泽东指出，遵义会议以来，红军在四渡赤水河，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坚持了机动作战的战略方针，摆脱了敌军重兵围困的包围圈，在取得战略传移的主动权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对林彪走“弓背路”的谬论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你知道什么，你还是个娃娃。部队绕道前进是必要的。”[5]此次会议统一了认识，进一步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先遣队，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并由他们率领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的第一团、一个工兵连、一个炮兵连，与以肖华为首的工作团组成先遣队，进行战略侦察，为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开辟道路。
会理既是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重镇，又是四川与云南相互交往的便捷通道。红军先遣队从会理城郊出发北上，经会理外北、益门、白果湾、云甸等地进入德昌，沿安宁河左岸直上。安宁河是大凉山唯一的大宽谷道，河两侧的崇山峻岭，以及西面雅砻江两岸连绵的山区，俱是彝族聚居区域。冕宁西北山区和越西西山亦是彝族聚居之区域。安宁河平坦富饶的谷道则成为汉人经营和居住的地方。当时国民党围堵红军的川军部队就在安宁河沿岸的大凉山城镇择险要地阻击，同时还有蒋介石的“第二路前敌总指挥”薛岳率领十余万人尾随追击。
许剑霜是驻德昌的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由他率部扼守德昌的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以阻击红军前进。1926年12月至次年5月四川曾爆发顺（庆）泸（州）起义，许剑霜在刘伯承领导下任团长，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刘伯承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到许剑霜手里，其主要内容是追叙旧谊，晓以大义，促使许剑霜勿与红军为敌，支持红军向北前进。许剑霜看了刘伯承的信，立即派亲信副官将原信送至西昌交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收，并提出了给红军让路的方案。刘元璋未置可否，许剑霜则以为刘元璋已默许了。因此，许剑霜率部于5月16日黄昏时，在丰站营、八斗冲隘口佯作抵抗后，连夜退至西昌。
为堵击红军北进，驻守西昌的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令川康边防军第二十旅旅长、“夷（彝）务指挥官”邓秀廷，从宁南到西（昌）会（理）道 上阻击红军北进。当时邓秀廷部已到达黄水塘。就在这时，邓秀廷收到刘伯承司令员的亲笔信。他在川军中混了多年，晓得刘伯承是威震川中的名将。其信内容大意是：此次路过北进，不以彝民为敌，彝兵若打枪，红军不予还击，但路一定是要过的。邓秀廷在打与不打之间迟疑不决。若打，他不是刘伯承的对手；不打，又怕不好向刘元璋交待。最后他决定，摆出打的架势，但不开枪，来应付这一严峻局势。随即邓秀廷将彝族军官召集起来训话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我的命令，不准开枪。”邓秀廷把部队部署在两边山上，眼看红军部队快速通过，而不敢动。但有一位彝兵走火开了一枪，引起其他彝兵也打了几枪，邓秀廷连忙用彝语加以制止。红军前锋并未还击，并向他们大声喊话，说“汉彝一家”“汉彝是兄弟”，照常前进。随后，邓秀廷把部队由黄水塘高地转移到他的老家冕宁县去了。
红军通过黄水塘以后，直达西昌城郊，绕道北上，经礼州到达泸沽。5月20日上午，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聂荣臻亦到泸沽。红军第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主领下已先期到达待命，并派出侦察组到前面侦察。
从泸沽到大渡河在红军前面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越过小相岭，经越西到大树堡（今属石棉县），由此渡河，对岸便是富林（今汉源县城），是通达雅安、成都的大道。但据红军获悉的敌情，敌人唯恐红军攻打成都，沿途险要均有敌军扼守。另一条路是崎岖难行的山路，经冕宁通过彝族聚居区可达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敌人估计红军不会走这条路，所以在大渡河上游方向的安顺场和泸定桥疏于防范，防堵力量比较薄弱，仅有二十四军的一部。
当天晚上，刘伯承、聂荣臻听取了侦察 组的情况汇报，接见了中共冕宁县地下党组织派来的人员，基本上掌握了敌情。刘伯承很有把握地说：“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大桥镇，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到安顺场这条山路。”刘伯承征得聂荣臻的同意，拟好电报文稿，交电台发出。但因军委正在行军途中，没有联系上。刘伯承与聂荣臻商定后，即派先遣队第一团先开到冕宁县城，到了冕宁再与军委联系。
从泸沽出发前，刘伯承按照毛泽东临行的嘱咐给先遣队作了一次动员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有一种传说，即《三国演义》上讲的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区，至今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6]刘伯承说罢，便率部队出发了。
5月20日深夜，冕宁城更深人静，万籁俱寂。红军先头部队进入冕宁，为了不惊扰百姓就露宿街头。但很快有人高声呼喊：“家家点红灯，点灯迎红军！”倾刻间全城灯火辉煌，一片欢腾，居民门前挂出红灯笼。群众纷纷前往看望红军，红军后续部队也相继入城。其时到处都洋溢着对红军的热烈欢迎之情。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赞许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行军几个月来，要数这里（冕宁）的群众最热情、最好客。他们送上一桶桶糖果、甜食，一筐筐新摘的杏子和一串串红樱桃。……人们放起了鞭炮，摆出了茶摊，请红军喝糖水。战士们要付茶钱，反而惹得老乡生气。街上到处挂着标语：‘欢迎红军’‘拥护共产党’”。“冕宁的老百姓告诉红军战士，他们一点也不害怕，为等红军进城，城门整整开了一夜。有钱人早跑光了。当时群众蒸了猪肉包子招待军。红军打开监狱，释放了所有的犯人，其中有许多彝族人。”[7]
二、多角度观察分析“彝海结盟”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发展的过程，而自己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种过程的运动规律。”[8]恩格斯倡导人们用哲学的唯物主义原理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才能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下面依据当时凉山彝族的社会历史条件，着重对“彝海结盟”的历史过程予以四个方面的探索和思考。
首先，革命领袖带头践行党的民族政策——“彝海结盟”的政策基础。
毛泽东是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伟大人物。他以宽阔的胸怀、聪慧的眼光观察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其社会历史规律性有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当时中央红军已进入四川冕宁，面临着前有川军拦阻，后有中央军薛岳追兵的严峻形势。但毛泽东仍然有办法应对，“那就是通过彝族区”，其中“最紧要的是团结好彝族。”[9]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读过不少石达开败亡的文章，他认为“中央红军能否顺利通过彝族居住区，胜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搞好与彝族的关系。”[10]
尔后的实践证实，中央红军先遣队指战员们遵循毛泽东的教诲，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打开了彝族的“神秘”通道；刘伯承结拜的彝族兄弟小叶丹接受了刘伯承的嘱托，“在小叶丹为首的彝族同胞护送下，红军一路畅行无阻，全军经过七天七夜，先后安全通过了200里的彝族地区”，这就“为红军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辉煌胜利，赢得了时间，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奇迹”[11]，由此更加彰显了毛泽东对此问题分析判断的正确性。
领导以上率下，全军紧密跟随。先遣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彝族风俗习惯作了调查，对红军指战员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那时，无论是在短暂休息之时，还是行军途中，指战员们都津津乐道地谈论彝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党的民族政策，形成一时风尚。
毛泽东还安排时间亲自向红军战士进行教育。他坚定地说：“四川的彝族人和广西的苗族人都一样，他们都是受白军压迫最厉害的民族，所以他们也最痛恨白军。可是他们对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尊重他们，把他们看成是我们的弟兄，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白军的压迫。”[12]毛泽东还饱含深情地向红军战士介绍了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都是四川人的情况。这是毛泽东深入军队基层的一次重要活动。
毛泽东在冕宁时还亲自作彝族上层人士的争取说服工作。毛泽东接见了当地彝族代表人士沽基达涅，与他亲切交谈，向他具体阐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主张。沽基达涅表示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主张，并向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从冕宁到大渡河的地理环境、民风民情，各个彝族家支头人的情况。毛泽东赠送给沽基达涅一份礼物，并委托他与这几位彝族家支头人联系，把红军准备好的礼物分别转送给他们。毛泽东就这样把下层民族工作与上层民族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了。
毛泽东以上率下，起了示范带动作用，又兼顾了所连结的各个方面。
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后，毛泽东在冕宁会同朱德、刘伯承与总部请来一位30多岁的彝族通司（翻译）进行亲切交谈。这位通司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朱德、刘伯承与他握手，称他为“老根”（即“老乡”）时，他开怀大笑。通司头上缠着厚实的灰布，上搭一件披肩，下穿宽大的裤子，一双赤脚，长得很剽悍。毛泽东了解到彝民酷爱饮酒，就让人拿酒来给他喝。他一边饮酒，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边给他讲红军的政策，讲红军反对军阀，北上抗日，借彝民区通过的道理。这位彝族通司听讲认真，频频点头，热情豪爽地说：“皮娃子的事格老子去说通，大军不要放在心上。”[13]后来，这位彝族同胞成了红军通过彝区的得力骨干。
5月26日中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来到先遣队司令部。先遣队司令部设在靠大渡河一边一座三层楼的碉房里。这座碉房可算是当时安顺场的最高建筑了。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首先端起一碗米酒，向先遣队司令员和全体干部战士表示祝贺。
接着，毛泽东带着胜利的喜悦详细询问了彝海结盟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幽默地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口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刘伯承莞尔一笑，谦逊而诚恳地说：“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说：“（红军）后续部队通过彝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旗帜来欢迎。”朱德也情不自禁地赞许：“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功劳不小！”毛泽东又问刘伯承：“你真的跟小叶丹一起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回答：“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14]激情澎湃的毛泽东有意打趣地问道：“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还是右膝？”这句话语引起人们一阵会心的笑声。
“彝海结盟”是民族团结的典范，它为红军顺利地和平通过冕宁彝族地区，同时为红军加快抢渡大渡河铺平了道路，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辉煌胜利。毛泽东在谈古论今中，用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口服和刘伯承短时间就说服了彝族首领小叶丹的事实，来表达他对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的喜悦和肯定，以及对刘伯承才智的赞赏。
其次，光耀千秋的历史人物——“彝海结盟”的拜盟主角。
刘伯承是屡立战功，享有盛名的红军将领，时任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小叶丹是沽基家族的首领，性格豪爽，能言善辩，讲义气，是当地彝族的政治代表人物，在冕宁拖乌一带有声望和号召力。5月22日，刘伯承率领红军先遣队进入彝民境内30多公里的谷麻子附近时，红军队伍被一群彝民拦住了去路。如果此时强行前进，势必引起冲突。正在僵持不下之时，小叶丹让他的四叔沽基约达骑着骡子前来察看。先遣队通过通司来讲明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说红军是为受压迫剥削的人打天下的，从不搅扰彝族同胞。这次来此，是借路北上。依据构成凉山彝族社会生活重要内容的宣誓和歃血等讲究，并结合彝民讲义气的特点，先遣队工作团的肖华还告诉小叶丹的四叔沽基约达，红军刘伯承司令员亲率部队北征，愿意与彝族首领结拜为兄弟。
正在交谈中，一个小头目说道：“我去找爷爷来。”没多久，一位身材高大的汉子与紧跟的十几个背梭镖的青年人奔过来。汉子自我介绍：“我是沽基家小叶丹，要见你们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15]在场的先遣队工作团的肖华、冯文彬分别去向刘伯承、聂荣臻报告此事，并陪同前行。当小叶丹等人到达彝海子边时，刘伯承已在这里等候了。刘伯承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立即表示，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同胞，为了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彝区，他准备去担当这拜盟的主角。于是刘伯承、小叶丹两人坐在彝海子边亲切地交谈。小叶丹说：“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16]接着在彝海子边上举行结盟仪式。这里是以生长细鳞鲤鱼闻名的“鱼海子”，许多人又称它为“彝海”。
结盟仪式庄重而简洁。一位彝民拿来一只火红的公鸡，因没有带酒，便以水代酒，在海子中舀了两碗水，将鸡血洒在碗中，清水立刻变成殷红色；然后将“血酒”分成两碗，分别摆在刘伯承、小叶丹面前。小叶丹要刘伯承先喝，按照彝人风俗，先喝者为大哥，兄弟就应服从大哥。面对蔚蓝色的睛空和清澈的彝海之水，刘伯承高兴地端起碗，庄严地宣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紧接着也端起碗宣誓：“我小叶丹今天与刘伯承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两人将“血酒”一饮而尽。周围的彝族同胞和红军指战员都为这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壮举而喜笑颜开，欢呼不已！
此时夕阳已映红了海子的水。彝海在夕照中显得格外柔和美丽。考虑到如继续前进，当天也走不出彝民区，于是刘伯承请小叶丹等人到大桥镇赴晚宴。小叶丹一行欣然前往，当晚在彝汉杂居的大桥镇宿营。
刘伯承随即走访群众。他在大桥镇找到了汉族农民陈志喜。陈志喜的父亲是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前队营的士兵，他对石达开经过冕宁拖乌彝族聚居区，兵败大渡河的情况很熟悉。陈志喜对刘伯承说只要作好沽基小叶丹的工作，就可以顺利通过彝区。
刘伯承深知彝族同胞喜欢喝酒，就派人到大桥镇去买酒以供彝族同胞畅饮。当天晚上，刘伯承在大桥镇米市举行宴会，重喝血酒，并继续担当拜盟主角，以团结更多的彝族同胞共同参加革命斗争。这是一次以重饮血酒为主题的宴会，除刘伯承和小叶丹外，还邀请了彝族首领罗洪作一和当地汉人陈志喜。此次四人聚首一堂饮血酒结盟有着新的双重意义：象征彝族与汉族的团结，亦标志沽基家族与罗洪家族的冤家和解共同对敌。
这里面有一个插曲，原来小叶丹曾在席间对刘伯承说：“明天我要沽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人抢了你们的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林子里，把全村都给他烧光。”[17]小叶丹想借红军的力量为自己出口气。刘伯承则耐心地劝解道：“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和军阀。”他又伸出手指比划说：“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18]这些诚挚有力的话使小叶丹等人大为信服，对以后彝族人民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开展起了重大作用。
饭后，刘伯承将一面红旗赠给小叶丹，上书“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小叶丹喜形于色，神采飞扬。
次日，刘伯承率先遣队向大渡河方向前进，小叶丹带领沽基家族的成员相送。刘伯承紧紧握住小叶丹的手说：“后面红军大队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们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19]临别时，刘伯承送给小叶丹一支手枪和十支擦得锃亮的步枪。小叶丹分外高兴，将自己一匹高大的坐骑黑骡子送给刘伯承。小叶丹记住了刘伯承的重托，积极组织彝民向导，继续为红军带路。先遣队和平地、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为后续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刘伯承在“彝海结盟”的整个过程中都起到主导的作用。他带领小叶丹走上革命道路，为其在革命斗争中建功立业发挥了积极影响。在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准备解放西昌之际，时任师政委的梁文英在回忆录《历史的新篇章》中写道：“沽基小叶丹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这是历史赋予小叶丹业绩的高度评价。
再次，中华民族共同的观念形态——走向“彝海结盟”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20]这对于我们从观念形态的文化角度来探讨“彝海结盟”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彝族同胞的风俗习惯是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其文化本身含有淳朴、真诚、热情的韵味。这是彝族将在古代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体现。
1935年5月22日的那个金色的下午，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冕宁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的事件，史称“彝海结盟”。这是一个广受赞誉的革命佳话。彝海位于今冕宁县拖乌区中心乡，离大桥镇二十多华里的横断山脉的山谷间，是海拔二千二百八十米的一个高山淡水湖泊，彝人称为“乌勒苏泊”，面积约五万平方米。湖水碧波荡漾，青松环绕周围，风景十分美丽。在彝海边上，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处的三个锅庄石，依然在原处保留着，形成人们心中不能忘却的纪念。
“彝海结盟”纪念地今犹在，在党和人民培育爱护下显得光彩夺目，引来游人如织。
彝族同胞固有的“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一人有事百人帮，一家有难百家当”等传统观念形态，与中华民族崇尚团结互助的精神是一致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红军进入冕宁彝民聚居区之前，毛泽东曾特别叮嘱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等人：“与彝人还是‘和为贵’，你们都是四川人，就交个朋友嘛！”[21]“和为贵”是我国古人所信奉，且流传至今的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革命先辈将这些观念形态的文化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促成彝汉同胞的团结互助，使红军未发一枪一弹就通过了彝民聚居区，从而为红军胜利地粉碎蒋介石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争取了时间，凝聚了力量。
中国各地的湖泊、海子多有古老美丽的民间传说，来“点赞”这些湖泊、海子的奇特成因及其构建者的英姿丽容。关于彝海，民间亦有古老美丽的传说。张天伟先生笔下记叙了这么一个故事：
相传，古时候，阳洛雪山脚下住着一个名叫阿比嫫的彝族姑娘。有一年天大旱，几个月不下雨，山里又没有泉水，人们都快渴死了。聪明勇敢的阿比嫫为了解救乡亲们，翻过九十九座山，历尽千辛万苦，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背回来一桶澄清明亮的水。她把水倒在一口大锅里，分给乡亲们。说也奇怪，锅里的水总也舀不干，而且盛水的锅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个湖，这就是今天的彝海。[22]
民间传说的彝海故事优美动人，它不仅拓展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内容，而且丰富了彝海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内涵。
彝海是红军长征著名的纪念地，又是享誉省内的风景区。以往，一年一度的彝民火把节，人们来到彝海边载歌载舞，纪念为彝民造福的阿比嫫姑娘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当前，彝族人民来到彝海边欢度火把节，已增添了歌颂红军和纪念红军长征等新内容，这既反映了凉山彝族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大新变化、新发展，更是文化创新的现实需要。
最后，红军革命火种播彝区——“彝海结盟”的伟大功绩。
“彝海结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一件盛事，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其时，由于党和红军在彝汉同胞中深入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影响极深，许多彝汉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张爱萍所写回忆录《“倮倮”投军》中记载红军三军团下属十一团驻守越西县时，“在群众的报告与拥护下，没收了一家罪恶昭彰的土豪，将财物全部分给了当地汉人群众和彝人，并给予为当红军而被害的家属以抚恤”。作者认为，“数千年结下的汉人与彝人的不解之怨，找到了正确解决的方法”。彝民群众“对红军的认识，是更加清楚了”，起到了红军与彝民群众心灵相通的作用。于是附近群众自发参加红军的人越来越多，仅在二三个钟头之内，加入十一团当红军的即达七百余人，“就是‘倮倮’加入红军的也有百余人”。在十一团扩大红军中要算第七连和团政治处的成绩为最好。“素以小同志见称的宣传队长赖子山同志个人也扩大了七十余人当红军。”[23]据有的学者不完全统计，仅越西县城当时参加红军的就有300多人。
在越西县参加红军的彝族青年被称为“倮倮连”，而在冕宁县参加红军的彝族青年则单独编成彝族连。
5月23日，小叶丹欢送红军先遣队通过他的村寨时，因为前面不是其管辖的地方，他表示不能再远送了。但他主动挑选了四名彝族向导，继续为红军带路；还选派了20名彝民到红军队伍里学军事，准备学好后回来与国民党军阀作战。红军毫无保留地认真教导彝民学员。他们重回彝族地区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24]
在当时参军热潮中，会理的一个不大的彝村通安马厂，参加红军者就有五六十人。[25]曾任凉山州州委书记的王海明（即阿尔木呷），曾任凉山军分区司令员的陈占英和潘占云、王占清、李木林等，当时也是在越西参加红军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林万夫，当年家住宁南县红果乡大村，也是在那时参加的红军。
小叶丹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别红军北上后，率领沽基支队的彝族同胞，举起红军赠送的红旗，拿起武器，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小叶丹根据刘伯承所说“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的叮嘱，先把沽基家支的彝族组织起来，然后再联合倮伍、罗洪家支，于当年8月在冕宁县中心乡萨塔村举行反对国民党军阀的誓师大会，响亮提出“停止冤家械斗，一致对外”的战斗口号，组织游击队，同国民党军阀作战。其中有两次大的战斗：一次是国民党军阀邓秀廷率部攻击倮伍家的扯羊村，大肆掳掠烧杀，彝民群众愤怒之极，群起反抗，在俄瓦垭附近展开激战，虽双方互有伤亡，但终将邓军击退；另一次是邓秀廷派兵偷袭野鸡洞，彝族群众千余人勇敢保卫家乡，使侵扰计划遭受失败。
邓秀廷用硬攻的办法不能得逞，转而采取“以彝治彝”的恶毒手段来破坏彝族内部的团结。他挑拨沽基家支与倮伍、罗洪家支的反军阀联盟关系，致使倮伍、罗洪家支脱离了联盟。小叶丹领导的“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于是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中。沽基支队的战士们眼看村寨被焚毁、牛羊被抢劫，却千方百计地保住了刘伯承赠送的红旗。他们把红旗藏在背篼的最底层，爱护红旗胜于生命。1942年6月18日，小叶丹被邓秀廷的手下暗杀于冕宁县拖乌西山口山头，时年48岁。他临死时叮嘱弟弟沽基尼丕：“你们不要怕，一定要和他们坚持斗争到底，一定要等红军回来。你们一定要有信心等到红军到来的那一天，红军一定会回来的！”[26]
1950年冕宁县解放了，彝族人民扶老携幼，欢天喜地迎接解放军。沽基尼丕遵照小叶丹的遗嘱，将刘伯承赠送的“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献给人民政府。这面红旗象征着红军与彝族人民深厚的友谊，记载着彝族人民艰苦卓绝的战斗风云，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注释】
[1]张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闭幕词》，《历史的丰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2]周自强：《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绪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2页。
[3] [11] [25]肖华：《忆红军长征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团结》1983年第8期。
[4]会理盛产石榴，夏季是石榴花开的季节，花常呈橙红色，亦有黄色或白色。会理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历史悠久的一个地方。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会无县；唐代上元二年置会川县；元代至元十四年置会川路，辖武安州、黎溪州、麻龙州、会理州；明洪武二十七年置会川卫，辖迷易守御千户所；清雍正六年裁卫迁会理州；到辛亥革命以后的1913年改会理州为会理县。
[5] [7]【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页，第226页。
[6] [15] [16] [17] [18]《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119页，第120页，第120页，第121页，第121页。
[8]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页。
[9] [12] [13]蒋建农、郑广谨：《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页，第193页，第193页。
[10] [19] [26]魏广军、史延胜、姜志峰：《艰辛的探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的四支先遣部队》，海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第279—280页，第282页。
[14] [21]吴启权：《毛泽东长征在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页、270页，第256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56页、657页。
[22]《四川民族》1986年第5期。
[23]李海文主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第208页。
[24]【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63页。
【作者单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