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面“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队旗。它见证了一段彝海结盟的珍贵历史，记录了红军和彝族人民的深厚情谊。
位于冕宁县的彝海结盟纪念馆参观（8月16日摄） 薛玉斌 摄
借道“畏途”闯出绝境
１９３５年５月，一路历经艰险的中央红军，又几乎陷入了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一样的绝境：前面有大批国民党军迅速集结，进行截击；后面有１０万国民党军尾追而来，分几路对红军进行夹击。中央红军要想跳出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圈，必须尽快渡过天险大渡河。
当时，从中央红军所在的泸沽到大渡河，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大路，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由此渡过大渡河；另一条是小路，从泸沽过冕宁，经大桥镇、拖乌，穿过冕宁西北的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所以在大路上布下重兵围追堵截。蒋介石的判断自有其道理，因为历代统治阶级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彝民对汉人充满猜忌、敌视，彝族区的小路被视为“畏途”，汉人军队要想通过这一地区很难。毛泽东看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为了避开强敌尽早过河，决定走小路。
随后，为正确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红军宗旨，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５月１９日，中央红军派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长的先遣军，准备借道彝民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彝海结盟纪念馆内（8月16日摄） 新华社 薛玉斌 摄
彝区受阻一波三折
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２日，萧华与红军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彬一道，率领红１军团侦察连组成的工作团开路，进入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民区。
刘伯承、聂荣臻亲自对官兵进行动员，指出彝民不了解红军，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彝民的信任，无论如何不准向彝民开枪，谁开枪谁就违犯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
彝民区山路崎岖，古树参天，野草丛生。彝民听说汉族军队来了，就将山涧上的独木桥拆毁，把溪水里的石墩搬开隐藏在山林里，不时挥舞着土枪、长矛，间或施放冷箭、冷枪袭击。红军只能边行军边砍树架桥，修整道路。
进到彝民境内的谷麻子附近时，工作团被一群挥舞着土枪、长矛、弓箭和棍棒的彝民拦住了去路。冯文彬带着通司（翻译）上前交涉，一个彝民小头领说：“给点钱才让你们通过。”冯文彬给了他们２００块银元，彝民一哄而散。可刚前行不一会儿，又拥上来一批彝民要钱，给了２００块银元还不走，而且人越聚越多。
跟在主力后面约百米远的工兵连，也遭到彝民堵截。官兵严格遵守“不准开枪”的纪律，结果被抢得精光，只好光着身子原路退回出发地。
萧华通过通司耐心地向彝民解说红军的政策，可彝民仍舞刀弄枪不许红军通过。正在混乱之际，几个人骑着骡马急驰而来，通司认出为首的一个彝人是当地彝民首领小叶丹的四叔。
萧华向小叶丹的四叔说明红军与国民党军不同，是替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进入彝民区不是打彝胞，而是借路北上。根据彝人重义气的特点，告知刘伯承率领大批人马也要路过此地，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
小叶丹的四叔将信将疑，但看到红军确实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不同，便喝退了围攻的彝族人群，将红军拜盟要求报告给小叶丹。
位于冕宁县彝海乡的彝海（8月16日摄）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 摄
歃血为盟传为佳话
很快，红军就得到回话，小叶丹愿与红军结盟。此时，刘伯承正在为前进受阻焦虑。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决定亲自去举行结盟仪式。
结盟地点定在袁居海子边。刘伯承到达后，小叶丹和另外几位彝族首领立刻上前，准备叩头行礼。刘伯承将他扶起，以诚恳的态度重申红军来意，表示将来红军打败反动派以后，一定帮助彝族人民消除一切外来的欺压，建设自己美好的生活。
结盟仪式按照彝族的风俗进行。面对着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刘伯承和小叶丹来到海子边庄重跪下，面前摆着两碗滴过鸡血的水碗。
彝海结盟纪念碑（8月16日摄）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 摄
刘伯承高高端起了碗，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把鸡血水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碗起誓说：“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
当天晚上，刘伯承请小叶丹叔侄到红军宿营地大桥镇赴晚宴，请他们开怀畅饮。饭后，把一面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赠给小叶丹，并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支队长，并当场写下任命状，还向他讲解了革命道理。小叶丹表示要铭记在心，之后还动员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
第二天，小叶丹亲自带路，引导红军进入彝民区，直到走出沽基家支地盘，才与刘伯承依依惜别。红军后续部队也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胜利地通过了敌人认为无法通过的彝区，迅速抢渡大渡河，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1950年拍摄的小叶丹妻子手持沽鸡支队队旗的照片 （新华社发）
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１日，西康省解放后，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的遗嘱，把“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队旗献给政府。后来，这面旗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