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红军从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皎平渡巧渡金沙江，甩掉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川黔滇边界的意图，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巧渡金沙江的成功实施在战略方面得益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运筹帷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做好群众工作方面，与中央充分审度云南实际，深入细致做好民族工作密不可分。
金沙江大峡谷 柴峻峰 摄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云南是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军阀统治期间，连年的战乱，使得各民族与军阀、地主、土豪的矛盾不断加深。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恶意宣传共产党和红军，各族群众对红军有较深误解。能否做好当地的民族工作，成为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天险的一个关键点。
深入实际调查了解云南民族分布情况，将民族工作作为成功渡江的核心任务，为顺利渡江提供了战略基础。1935年中央红军两进云南，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在云南的昭通、曲靖、宣威等地，对当地风土人情和各族群众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滇省居民最多者为汉人，其次为苗家、彝家、回民。而现在彝家则为统治云南者，故彝家一般之生活亦较富裕。乡间之村长、区长，在某些区域中，以彝家为多。”“彝民生活之痛苦，远过于汉人……故彝民平日所食者，亦只玉黍而已。至于彝民所居之家室，则更鄙陋不堪，以竹木编为壁，上覆松树皮，潮湿特殊，跳蚤成群”。红军在对云南民族众多、分布甚广的基本省情有了深入了解之后，明确了要实现顺利渡江北上，工作重点之一是处理好云南的民族问题。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印发《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简称《指示》），着重强调把少数民族工作提高到关系实现我军战略任务的高度。《指示》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意义，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
因地制宜调整和制定民族政策，为顺利渡江奠定了政策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在充分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民族政策。长征开始后，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和实践需要，针对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逐步修改完善相关民族政策。1935年5月1日，中共川南特委关于《川南工农劳苦大众目前斗争纲领》指出：“苗夷瑶回藏等民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自决，……才能争取民族解放。”认为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展离不开外界的支持，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35年4月，红军总政治部创办的《红星报》上刊登了《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文章，其中明确了两个原则：一是对彝族群众所痛恨的彝族土豪，要发动彝族群众自己动手去打；二是写标语、口头宣传等，向广大的彝族群众说明红军对解放彝族人民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红军进入四川彝族地区时，为向广大彝族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纪律，沿途张贴了由朱德总司令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我党在红军长征途中依据不同地区的民族特征，制定了一系列决议、指示、口号和文告，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及时、正确、广泛、深入地推动和指导了民族工作的发展，有效地争取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的信任和支持，为中央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进而北上创造了条件。
适时调整运用党的民族政策
重视和做好各民族关键群体的争取工作，为渡江创造了地缘政治条件。中央红军渡金沙江期间，党注重开展多层次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既注重与各民族群众的联系，又积极争取民族首领和重点人群的支持。
在民族地区的转战过程中，党意识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及其重点人群的特殊地位，从各民族的社会特点、历史文化实际出发，重新调整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改变了对各民族统领群体的态度，从排斥打击到争取团结，找到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使党的民族工作取得了极大成效。为了开展对龙云的争取工作，红军通过不同渠道写信与龙云沟通，争取形成共识。这些工作使龙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对红军提供了帮助，将云南地区的军用地图、粮食和急需的药物送到红军的手中。实践证明，团结少数民族首领和重点人群，是红军巧渡金沙江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围绕中心任务，团结一切力量的统战工作经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进一步成熟、完善。
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为渡江创造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央红军进入云南之后，采取多种宣传形式传播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不断加深当地民族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红军在散发的《对苗族的标语口号》中明确提出：“红军是扶助苗族、僮族（后改为壮族）解放的武装；苏维埃和红军绝对保障苗族、僮族的解放与自由；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解除苗家、僮家的痛苦；苗、瑶、僮、回、汉族一切劳动弱小民族一致联合起来。”红九军团进入宣威城后，通过各种方式告诉人民群众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感召下，云南各族青年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新鲜血液，壮大了实力。
执行严格的民族工作纪律，尊重云南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为渡江创造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红军进入云南以后，严格执行工作纪律，“一再强调秋毫无犯，吃了群众的东西都要加倍给钱”，还号召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并将土豪劣绅的财物分发给各族群众。面对各民族迥于汉族的各种文化风俗和宗教习惯等，也给予充分尊重，体现民族平等。1935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全体战士“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记载，“红军亦极尊重回民之教堂。红军领袖朱德曾亲至清真教堂宣传民族平等主张。次日教堂以红军与回民之感情甚好，且排队欢送，并有几十回民加入红军。此辈回民加入红军之后，红军为之单独成立回民队伍，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悉照回民原有习惯。”
由于红军正确执行了党制定的民族政策，受到各民族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民族地区群众纷纷消除了对党和红军的疑虑与戒心，积极帮助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成功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红军长征在云南的民族工作实践是整个长征过程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红军长征经过广大的民族地区的现实需要，促使广大的党员干部开始重视对民族政策的研究、宣传和贯彻执行，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水平；在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指导下，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采取灵活方式方法开展民族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不断完善提供了生动丰富的实践基础。长征时期党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成功实践，初步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我们今天制定成熟的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具有现实启示。
本文系2022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历史地位及其重要作用研究》（项目批准号：ZDZB202205）阶段性成果。
作者：赵启燕 熊黎明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