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方县凤山乡凤山村一间百年老屋内，住着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衣着整洁，神采奕奕，身居村里，却常有省、地、县的学者前来拜访。而只要是提到彝族文化方面的东西，他舒展的两道长寿眉和爽朗的笑声马上就会让你明白老人的兴奋。这位老人就是在北京、省、地、县、乡都曾工作过、在彝学界享有极高声望的彝文学者、原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组长黄昌寿。这是一位一生都在为彝文化的研究而努力的长者。
彝族是西南地区最早生活的民族之一，他们在这里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大方县就曾是夜郎属地和水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昌寿的祖辈凭着对彝文化的通晓，一直是农村中十分出名的毕摩，许多彝族文化的精华便经黄家一代代传承了下来。到黄昌寿的父亲这一代，他家已有连续十几代的经师经历。黄昌寿的父亲更是一位精通汉彝文化的大师，在继承毕摩的同时，他一面教授着“老学”，一面积极准备应考科举。在父亲的培养下，黄昌寿4岁就开始学习彝文，11岁彝文基础打好后，父亲又教他学汉文，“四书”、“五经”、《幼学》、《春秋》、《左传》等老学经典他都得到了深入的学习。17岁父亲去世时，他的学识已基本达到了父亲的水平。
父亲去世后，黄昌寿一度效法父亲，既是彝族毕摩，也到附近乡下教书。为了充实自己的彝学知识，他遍访附近的毕摩，习各家之长。解放后，1951年24岁的他参加了“土改”工作。对彝文化着迷似的执着使他获得了一个好机会，1953年有着过硬的汉彝文化功底的他考入了西南民族学院深造，从此步入了他的彝学研究生涯。
1956年，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的黄昌寿被分配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了全国的彝语调查。3年后，昆明彝文分院成立，黄昌寿到了明昆。面对许多民族典籍散失民间，通晓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人才尤为匮乏的现状，国家提出了“救书救人救学科”的保护措施。1966年，贵州省民族语言指导委员会成立，由于工作需要，黄昌寿从云南回到贵州，做了3年培养师资、收集文献的抢救工作。
家人的户口都在农村一直不能转为城市户口，家中五六个人的生活担子多年全压在妻子一个人的肩上，其生活困难可想而知。1967年母亲去世后，黄昌寿挥泪告别了专事彝文研究的办公室，回到家乡当起公社干部，一干便是10余年。在公社工作期间，除了带领群众“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公社事务外，黄昌寿一直苦苦寻求彝文研究的途径。当年他正月初一带领群众营造的树林里，至今仍可见到他用彝汉两种文字书写过的边界桩。
1977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来临。对彝文研究有很高造诣的时任地委书记禄文斌来到了黄昌寿工作的渣坪公社，办公桌上一本黄昌寿正在阅读的彝文书引起了禄文斌的注意。当得知黄昌寿是家传的彝文好手时，便要求他当场读几页来听一听。经过深入了解，禄文斌非常高兴地告诉黄昌寿，地委正在做彝文翻译组的恢复工作，恰好需要一位精通彝汉文字、有领导经历的党员来任组长。一个月后，黄昌寿调到地区民委。重新回到彝文研究工作岗位的黄昌寿高兴中更增添了一份神圣使命感，从此他日以继夜地扑在彝文研究的工作上，组织并亲自完成了《宇宙人文论》、《彝文金石图录》(1—3集)、《彝文字典》等许多部哲学、辞书等彝学经典的翻译、编写和编辑工作。1984年退休后，正值大方县彝文编译组成立，年近六旬的他又主动加入编译组，继续为彝文研究工作尽自己所能。
在公社工作期间，黄昌寿家中常可见到一块小黑板，每逢学生放假，他总爱召集邻里孩子们到他家堂屋里，手把手地教他们书写彝族文字。在他的熏陶下，子女们都成长为精通彝族语言的佼佼者。次女在凤山小学教了几十年彝语，重大节庆日乡内外的人们常可欣赏到她带来的精彩彝语歌曲和民族舞蹈。长子和三女都在地区民宗局彝文翻译组工作，孙子们在祖父的培养下也学到了彝文化的精华。1997年从大方彝文编译组回到家后，贵阳春风学校举办民族班，专程到凤山相请，黄老尽管年过七旬，仍欣然前往，为孩子们系统地上了几年彝文课。
1997年，从事了几十年彝文工作的黄老眼看一些一同工作过的老彝文学者辞世后，黄老结合彝学研究的急需情况，产生了编写一部彝学词典的想法。从1998年开始，黄老凭着手边几十年积累的资料和平生所学，呕心沥血伏案编写。在子女和孙儿的协助下，费时七年半，到2004年8月，一部80余万字的《贵州水西彝汉简明词典》终于编写完毕，书中不但收集黄老一生中接触过的所有彝文词语，还收入了不少彝族传统歌、诗及他对水西和彝族文化研究的多篇文章。
平生难解是此情。黄老几十年的彝学生涯为社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相信不久的将来，他用毕生心血挖掘整理的彝族文化必将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