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学旺认为，汉族题材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文化认同的特色产物和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对加强和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群八九岁的孩子放了学，兴高采烈地把书包一扔，相互邀约着，他们要跟着村里的老爷爷去放牛。长长的山坡上，领头的牛脖上，铃铛摇摇晃晃，沿路洒下一串清脆的铃声。慈爱的老爷爷用悠长的语调给孩子们讲故事：“上回我们说到哪里啦？说到那条多么好看的红鱼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水灵灵的姑娘，给小伙子做饭……”孩子们则七嘴八舌地追问各种细节，其中一个孩子眼睛格外亮，听得格外认真……
数十年后，云南省民语委办公室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古籍文献专家、云南省“云岭文化名家”普学旺再度回忆起童年的这一幕，他说：“我觉得我一直没有从那个山坡上走出来。感觉冥冥之中自有一份使命，我后来的许多成果都缘起于那个山坡，缘起于童年时放牛爷爷讲述的故事。”
山坡上的红鱼姑娘将他“送到”北京又唤回来
1962年，普学旺出生在新平县一个叫峨利莫的村寨，奶奶是一位彝族的巫师。他还没出生，奶奶就去世了，但是奶奶用巫术给人治病，安慰村民心灵的神奇本领却一直在家族中传诵，也引发了普学旺对彝族文化极大的兴趣。
后来，当地组建新村，普学旺的母亲很有远见，大力主张搬到了土地更多，离学校也更近的峨地左村，并把到了学龄的普学旺送进了离家不远的小学。
当时的小学由一所旧大院改建而成，孩子们周一到周六上午都要上课，周六下午就可以放假休息。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跟着村里的老爷爷去放牛，文章开始时的一幕，就发生在每个放牛的懵懂周末。
普学旺说：“其实那个爷爷当时主要是知道我们走不动了，就用故事分散大家的注意力。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再听到比那个爷爷讲得更动听的故事了。”
那个故事，就是当地彝族民间有名的“红鱼姑娘”。当时懵懂的普学旺就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印象深刻。小学毕业后，考上初中的普学旺到了离家有4 个小时步行路程的老厂乡中学就读，每周还要回家自带米菜。
普学旺初中毕业后，正值1978 年恢复高考。成绩很好的普学旺考上了玉溪师范学校新平班，并在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再度回到了哀牢山下的新平县乡村，在几个小学之间辗转教书。
普学旺（左三）一家人合影
山里的日子清苦，普学旺又捡拾起童年的爱好，和周围的村民们来往玩耍，通过收音机了解山外世界的变化，种菜养鸡，甚至还自学木工，给自己打了一整套木质家具，自得其乐。
直到1982 年的寒假，普学旺和其他老师一起到乡里开会，会议临近结束时，主持会议的校长通知了一个消息：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要招收一个彝文大专班，招收对象是掌握1000 个以上彝文单字的在职干部，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报考。
其他人听过也就算了，普学旺却记在了心里。他说：“我当时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彝文单字我知道一些，虽然还不到1000 个，但是村里的‘毕摩’（彝族社会中的神职人员和文化学者）是我的堂爷爷（爷爷的堂兄），我可以跟着他学。”
回到家后，普学旺和母亲一商量，觉得完全可行。于是母子俩一起去找了毕摩，请求毕摩教授普学旺彝文。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了，在接下来的4 个来月里，普学旺全身心地沉浸到了彝文的学习中，他拜托自己的爷爷找到了几本易学的彝文古籍，把书桌搬到了生产队闲置的仓库里，刻苦学习彝文。为在短时间内学会更多的彝文，他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坐疼了屁股，就搬来家里的枕头垫在木凳上，继续学习。
然而，在学习中，普学旺却遇到了一个困惑，有的古籍中彝文是从左到右书写、从左到右阅读；有的则是从右到左书写、却从左到右阅读，到底怎样才对呢？当毕摩的爷爷也说不清楚。
直到考试前，也没有谁能解答普学旺的问题。普学旺忐忑地到了考场，拿到试卷，才发现试卷中的彝文是从左到右书写、从左到右阅读，这才遵循试卷的书写阅读规则写下了自己的答案。
凭着刻苦的学习和考场上的随机应变，录取几乎是意料之中了。很快，普学旺就收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彝文大专班的录取通知书，怀着喜悦的心情交接了工作，前往北京求学。
当时的交通很不便利，普学旺只能从老家步行到乡里，又乘班车到昆明，再乘三天两夜的火车到了北京。一下车，就有四川的彝族师兄来接站，用一杯清冽的美酒迎接云南同学。
在学校安顿下来开始学习，普学旺又遇到了难题——彝族支系众多，各支系之间的语言差异较大，学校里没有教授云南彝语南部方言的老师。
难道就此放弃自己本支系的语言文字？可那是自己从小成长的土地，也是那里的文化积淀将自己送到北京的，而且南部方言的使用范围覆盖云南大部分区域。普学旺思索良久，实在难以割舍，于是决定日常在校学习老师教授的课程，假期则回家找家乡的毕摩学习南部方言彝文。
就这样，普学旺如一只候鸟，在北京和云南之间往返，故乡的彝族文化成为了牵在他心上最坚韧的线。
当时，各地都急需文化人才。普学旺从彝文大专班毕业后，北京有研究机构抛出了橄榄枝，云南方面也开出不错的条件邀请他回来从事彝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普学旺选择了回到故乡云南，自此扎根边疆，为民族文化传承奋斗至今。
在时间的长河里追寻民族民间故事
从彝文大专班毕业归来，普学旺还不到30 岁，被安排在当时的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下属的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年轻的普学旺走上工作岗位后，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整理童年时放牛老爷爷讲述的“红鱼姑娘”的故事。依靠童年时的记忆和收集到的古籍残本，普学旺将故事翻译成汉文，用故事中两个主人公的名字取名为《则谷阿列与依妮》，与另外两个故事合编为《彝族爱情叙事长诗》出版，在当时的民间文学界引发关注，学界认为这个故事的艺术价值不亚于《阿诗玛》。
随后，普学旺又多次返回故乡，走访毕摩探寻“红鱼姑娘”的故事碎片，于2011 年专门出版了《红鱼姑娘》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红鱼姑娘”的彝语长诗和汉语译注，不仅为彝族语言文字学习研究提供了范本，更为普通读者赏析“红鱼姑娘”的故事提供了方便，受到广泛好评。
后来，四川决定出版《彝族传世经典》大型套书，希望得到普学旺的支持，他再次将“红鱼姑娘”的故事一一完善订正，交付出版。翻开订正的样书，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普学旺的笔记。他说：“我再也没有听到比这个更好的故事了。‘红鱼姑娘’不单单讲了一个爱情的故事，还包含着正邪的较量、人性中是非黑白的纠结和朴素的正义观念。”
那条灵动的红鱼，那个灵巧的姑娘敢爱敢恨、纯洁美丽的灵魂从远古走来，透过一个孩子的心灵、一个学者的笔触，击中了很多人内心里的美好柔软。
这个故事的成功给了普学旺极大的信心，也让他更加看重故乡新平的文化价值——到底还有多少故事散落在新平的土地上，因时间久远、文字不通而鲜为人知？普学旺开始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收集新平民族民间古籍。
今日新平（2018 年，新平县城全景）张明坤 摄
新平县生活着彝、傣、哈尼、拉祜、回、白、苗等17 个民族，地理位置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公元前曾是古滇国、古哀牢国的属地，三国时期就已经有明确的和中原地区往来的记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民间藏有丰富的文化古籍。普学旺的“召集令”一发出，收获颇丰。来不及一一翻译整理，普学旺就将收集到的古籍编号收藏，留待后续研究。因为藏品丰富，省内外一些研究机构开始找普学旺借阅或购买古籍的复印版本。普学旺从不吝啬，总是积极给予支持。
2008 年，他收到了一本格外厚重的古籍，还未来得及细看，就遇省外的机构上门求助复印一批古籍。普学旺复印了一批给省外同行，留下了古籍原件。他有些不好意思却又庆幸地说：“当时我直觉这是‘好东西’，得留在云南，说不定是我们云南的一张文化名片呢。后来细细研究，果不其然，居然是清朝时期的《董永记》彝文抄本，是反映我们云南民族交往、民族团结的珍贵历史文物。”
这本《董永记》远比其他地区流传的版本长，情节更多，整本书是绵纸线订卷轴装，用彝文传统的五言句式书写，共11000 余行60000 余字。普学旺说：“这在彝文古籍中算是非常长的长诗了。众所周知，董永的故事是一个汉族传说，但是我们却在彝族地区发现了清代抄本，这说明当时新平地区和中原已经有非常深入的交往交流了。这个故事应该是从汉族地区流传到彝族地区，感动了当时的彝族文化学者，就被记录成彝文流传至今。彝文的版本非常珍贵。”
2010 年，经国家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评审并报国务院批准，《董永记》的彝文抄本入选国家第三批珍贵古籍名录。2014 年，普学旺主持的《董永传说在西南的传播与认同》在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成功立项，并结项成为优秀项目。
受到《董永记》的启发，普学旺带领团队在云南发掘出了一大批汉族题材民族民间故事典籍，其中有彝文典籍《张四姐》《卖花记》《凤凰记》《孔子》《唐王记》；傣文典籍《王莽篡位》《大孝记》《唐僧取经》《王玉莲》《元龙太子》《刘百万》《姜公钓鱼》；白族典籍《柳荫记》《王素珍观灯》《白扇记》《丁郎刻木》《目莲救母》等等。这些少数民族典籍来源于汉族正史或野史、古典小说、民间戏剧、神话传说、宗教典籍等，无一不见证着云南各民族之间源远流长的交往情谊和文化认同。
新平彝文古籍保存者施学忠
把云南民族团结的好故事讲给世界听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普学旺认为，汉族题材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文化认同的特色产物和西南边疆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对加强和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普学旺正积极将各民族中流传的汉族题材民间故事集结成书，翻译出版了“汉族题材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译注”丛书和“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翻译典藏”丛书，在对相关古籍进行抢救保护的同时，普学旺决心为后人留下研究云南民族团结历史的实物证据。
同时，基于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定位以及跨境民族众多的现实，普学旺正收集整理云南跨境民族典籍，翻译出版“中国与南亚东南亚跨境长诗”丛书。他说：“我想让南亚东南亚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更加深入了解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民族政策和民族发展现实，也想更深入接触他们的文化和研究成果。这对双方的交往交流都有长远的意义。”
据统计，云南有傣、壮、苗、景颇、瑶、哈尼、德昂、佤、拉祜、彝等16 个民族跨境而居。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国家，但是国境线两边的民族在语言、文字、习俗等方面有诸多共性，部分传统文字甚至是互通的，民族民间典籍相互传抄、借鉴、共享的情况随处可见。
2018 年，在策划“中国傣族长诗选译”丛书出版事宜的过程中，普学旺在昌宁县发现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傣文异本《十头王》。这给了普学旺很大的启发。他计划在“中国傣族长诗选译”丛书中，收录一批长期流传于边疆傣族地区的民间精品长诗。
为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云南民族团结故事，普学旺一直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