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普飞（左）在县文化馆的家中接受玉溪日报记者采访。李海峰摄
如今，普飞已离我们而去，走上了他曾经为我们描绘的一条彩虹，站在虹背上，俯瞰人间，只见“青青的山，绿绿的草地，蓝幽幽的河，棕色的路，红色或黄色的野花和菜花”，都在他的脚下。
普飞先生离开我们已半个月了。我从获知他不幸去世的消息至今，一直处于不安和哀思之中。从今年六月以来，我们玉溪市作协对会员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登记。在我亲手填写的一份登记表上，无论是从创作资历与成就，还是就年龄而言，普飞都名列玉溪当代作家的首位。那时，我就曾想，普飞是云南作家中的一棵常青树，往往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突然拿出一部令人惊喜的新作。不是吗？在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云南省作家协会推荐作品中，普飞的长篇小说《灵魂鸟》名列其中。说实话，这些日子，我们都有一种屏住呼吸企盼他荣获大奖的那一天尽快来临。可就在这时，他却撒手而去。
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通海一中读高中时，有一天下午，学校门口突然出现一个卖报的人，手中拿着一叠《玉溪文化》，每份5分钱，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被我们抢购一空。我看到这份小报上有一篇文章，写一个孩子用零花钱为奶奶买了一副眼镜，让老花的奶奶重新获得了缝补衣服的能力。我记住了这篇文章，也记住了作者普飞。因为这个姓名让我联想起了张飞和岳飞。
多年后，我也走上了文学写作之路，自然有很多机会见到普飞。从第一次在玉溪群艺馆主办的业余文艺创作会上见到他，到后来几次在省市文联、作协和报刊组织的相关文学活动中遇见他，他那朴实、耿直、善良、坚韧的个性和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永远定型了。刚开始时，他说话的口音让我难以适应，他把每一个字都咬得很重，很用劲，又常常在末尾把某个音节拖延一下，形成一种特别的嗓音，听起来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又浑然天成，余音袅袅。更多的时候，也许是为了强调某种意义，不仅把他那种独有的嗓音发挥到极致，还常常手舞足蹈，指指点点，说个不停。其实，很多人根本就没弄明白他究竟表达了什么意思，只觉得他是一位可敬的地地道道的彝族农民作家。
杨杨收藏的普飞部分著作杨杨摄
二十一世纪初，我曾写过一部中篇小说《我们的昆洛公路》，在《大家》杂志发表以后，没想到竟然引起了普飞先生的关注，他很快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为筑路民工唱壮歌》。此文发表后，被我偶然看见，我这才知道他曾经是一位筑路民工。此后，因为我的这部中篇小说的关系，大大丰富了我与普飞的友谊史，我们成了忘年交，亦师亦友，无话不说。
普飞于1934年出生于峨山县万和村，从曾祖父那一代开始，他的家族就以打铁为生。此后，祖父和父亲都继承了祖业，为村民打制锄头、镰刀、斧头之类的铁质农具。不同的是，普飞的父亲普学义在祖辈的基础上，把铁匠的身份延伸了一点，不仅能打制铁质农具，还能制造猎枪，甚至可以修理各式手枪和步枪，从而在当地赢得了“枪匠”之称。因为这个缘故，父亲从小就教育普飞不能只会耪田种地，还要学会扛枪打仗。在普飞7岁的时候，父亲就让他学习如何填充火药，如何点燃“铁炮”。普飞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点炮”和打枪。在万和村，很多人都知道普飞的祖父是神枪手，在他打狼的时候，如果想射中狼的前腿，绝不会打在后腿之上。虽然从祖父到父亲都如此勇敢和能干，但他家世世代代都是文盲。一直到普飞这一代，才进小学读书。他当时不会说一句汉话，对课本上的语句，只记住了读音，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等到学习下一课时，他又把之前记住的读音全部忘记了。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经过炼狱一般的学习，逐渐爱上了汉语。
那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小学的一些教师就是中共地下党派来发动革命斗争的干部。在这些进步教师的引导下，普飞14岁的时候，就与许多成年人一起，拿着自家的猎枪、铁矛、大刀去参加附近一个彝寨的武装起义。普飞当时是扛着父亲遗留给他的一支毛瑟枪去报名参加革命的，人家知道他是“枪匠”的儿子，虽然年纪那么小，但还是接纳了他。此后，他成了自卫队、联防队里的一名小战士，参加反蒋革命活动，揭露国民党的反动与腐败，宣传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1948年12月，普飞与联防大队的一部分人员撤到坡脚村，成立反蒋武工队，负责保护过路的商人和群众不受土匪袭击，同时接待全国各地的南下干部，护送昆明前往新平投奔滇中独立团的大学生。那时，各家各户已不允许私存枪支，普飞的毛瑟枪早已缴公。正是他苦苦盼望天上掉下一支枪的时候，武工队让他挑选了一支步枪，可以连发5颗子弹，为此他欢喜了好几天，满以为自己又可以扛枪打仗了。但是，枪天天扛在肩上，子弹也挂在身上，却不能参加真正的战斗。事实上，当时为了阻击国民党反动军队向中缅边境溃逃，武工队曾挑选了一批勇猛的战士，与滇中独立团一起，参加了元江的一次战斗。战前，普飞曾以自己是“枪匠”的儿子，从小就会打枪为由，三番五次找队长请战，但队长告诉他：“你年纪那么小，谁会同意你去参加战斗呢？”
有一段时间，普飞在峨山与新平之间来来往往，为朱家璧和郑伯克传送情报。一天晚上，在他护送情报到新平滇中独立团的时候，看到凳子上有一本书，就拿到床铺上，借着马灯的昏暗灯火看了起来。对于那本书的书名，他已经记不起来了，只知道书中写的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其中一段写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西康彝区时，刘伯承司令员与彝族部落首领歃血为盟的故事。那一天夜里，他开始觉得彝族留给汉族的印象就是蛮劲有余，而斯文不足。为什么彝族的将军那么多，而文人那么少呢？他下决心要改变自己，弃枪从文。也许是武工队的领导看出了普飞的迫切愿望，很快就派他到农民夜校当教师。一直到1951年，国家决定修筑一条从昆明到打洛的国防公路，普飞报名参加，成了一名筑路民工。中央人民政府对筑路民工很关心，为每一个不识字的人赠送一本《识字课本》，平时利用午休时间，让普飞教民工们读书认字。从元江、普洱到西双版纳，沿途的各个筑路指挥部都有一大批工程局下发的图书资料，这对于热爱学习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堂。普飞时常沉溺其中，阅读了大量书籍。1953年12月，普飞在西双版纳不幸染上了恶性疟疾，再也无法工作，工程局就派了一辆卡车，把他送回老家万和村疗养。表面说是疗养，其实是复员了。
病中，普飞开始在废弃的白纸上写下了第一篇文章《汽车来了的时候》。文中写的是他在普洱县椎栗河村遇到的一件真事。新修的公路要从一户农民的苞谷地里经过，指挥部的同志对女主人说，当汽车开到这里的时候，你们的幸福生活就开始了。女主人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坐在她的地里，流着眼泪请求民工们不要挖坏她的土地。那种情景深深感动了普飞，他如实记述下来，把它投到重庆的《西南文艺》杂志。就在他苦盼着杂志社能否发表他的文章时，他把祖上传下来打铁和修枪的全部“家当”拿去废品收购站交了，得到20元钱。他用这笔钱买回了《红楼梦》《一千零一夜》《契诃夫小说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新华字典》等一大堆好书。这些书籍，让他的每一个日子都变成了文学盛宴，也让他琢磨出了文学创作的一些秘密。不久之后，普飞收到了《西南文艺》杂志社的回复，认为他的文章很有教育意义，但写得太简单了，需要修改后再寄去。他立即着手修改，加进了很多真实的情节。杂志社收到他的修改稿之后，认为文章不必写得那么繁杂冗长，干脆退稿了。普飞没有气馁，紧接着又根据万和村的一个真实故事，写了短篇小说《孟元才入社》，生动讲述了一位老农夫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痛苦经历。他把这篇小说认认真真誊写出来，寄往昆明，参加全省农村互助合作社和工厂技术革新文艺征文活动。后来这篇小说获奖了，奖金30元。这时，他又写了一篇以筑路为题材的小说《红旗》，投给《红岩》杂志。同时，拿出旧稿《汽车来了的时候》进行一番修改，并改标题为《我的舅母》，投给了刚刚创刊的《边疆文艺》。不久之后，《边疆文艺》发表了这篇小说，汇来30元稿费。接着，《红岩》在1956年第8期又发表了他的《红旗》，收到稿费118元。那简直就是一笔巨款，因为当时一头牛也不过25元至30元。普飞一篇小说的稿费就可以买几头牛了。
在万和村，普飞经过峨山县人民医院的培训，又获得了一个身份——乡村医生，每天拿着听诊器，背着小药箱，外出为村民治病。有一次，他亲眼看到一位美丽的彝族小媳妇，因为难产，被她的丈夫和乡村接生婆活活折磨了20多个小时，等他赶到产妇家时，只见产妇床下是一盆满满的鲜血，而床上的情景，让他想起了剖牛的恐怖场面。他用听诊器为产妇测听心脏的跳动，又号了一下她的脉搏，人已经死了。她丈夫深情地走到她的床前，在她苍白的额头上，长久地吻了一下。这一吻，让他震撼，这绝对是一个悲剧，因为产妇的家离县医院并不遥远，而且有足够的时间把产妇送到医院救治。但因为愚昧无知，错过了最佳时机，让两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普飞又做出人生的另一重大决定，辞去了乡村医生的工作，弃医学文，一边耪田种地，一边专心写作。
普飞的文学创作很快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他应邀到昆明参加文艺座谈会，结识了很多作家朋友。那时候的普飞，的确很“土”，会议期间闹出了很多“笑话”。他不知道饭桌上的海带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他把黄花菜视为稻草，吃过中餐之后就以为吃了晚餐。在那样的场合，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者，他受到了高度关注。有的人眼光很好奇，似乎要从他身上探寻到彝族的什么秘密。但作协的领导和《边疆文艺》编辑部的老师们，对他却百倍关照，好像只要他提出什么要求，都愿意设法满足一样。就在那个时候，普飞已经能总结出他的创作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看不见自己，就会觉得没有题材可写；如果看见自己了，就会想起许多事情，就有题材可写了”。之后，普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水平不断提高。他的代表作《门板》在1958年8月的《边疆文艺》发表之后，引起了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关注和好评。这件事在云南乃至中国文坛引起了较大反响，普飞一举成名，全国的许多报刊和出版社纷纷向他约稿。在1958年至1959年之间，云南人民出版社、重庆人民出版社分别为普飞出版了小说散文集《妇女队长》和《重赶峨山街》。从此，普飞像一只山鹰，在中国文坛的天空里飞翔，又像一条神鱼，在成年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游来游去。大量的作品先后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民族文学》《作家》《小说界》《少年文艺》《文学报》发表，先后出版了《打豪猪》《猎村的孩子》《对象》《爱听音乐的小野兔》《迷人的火把节》《飘去的云》《蓝宝石少女》《约克的故事》和《笔杆儿童话》等专著。即使到了晚年，他依然笔耕不辍，74岁的时候写作并出版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力作《红腰带》，84岁的时候又出版了儿童长篇小说《灵魂鸟》。
现在看来，普飞应该是他那一代云南作家中发表作品频率最高的几位作家之一。我们从他的作品里，读出了一种浓重的“土”味，既不同于山西的“山药蛋”味，也不同于本省作家的滇味，它完全是属于普飞所独有的文学“流派”，是从万和村那个30多户人家的小地方自然生长出来的一个文学品种，正如他说话的嗓音一样，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混淆。他使用的动词和名词，很多直接来源于彝民的口中，直白而笨拙，爽朗而恰切。我认为，普飞的作品虽然很“土”，但每一个细节都那么扎实，文字朴实，拙中见灵，且充满诗意和生命的幽默感。这正是普飞的生活底色，更是他生命的本色，他最迷人的一面也就表现在这里。
一直以来，文学界都喜欢从“农民”和“彝族”两个视角解读普飞的身世及作品，这未免有点简单化和符号化，客观上遮掩了普飞的真实生活及作品的美学价值。其实，普飞的大量作品，无论是早期的散文、小说，还是青壮年时期至晚年的儿童文学创作，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生存经验、意志和复兴之梦，这是他在文学写作上的自觉行动和毕生的理想追求。
如今，普飞已离我们而去，走上了他曾经为我们描绘的一条彩虹，站在虹背上，俯瞰人间，只见“青青的山，绿绿的草地，蓝幽幽的河，棕色的路，红色或黄色的野花和菜花”，都在他的脚下。晚霞褪尽了，他就去找满天的星星一块儿玩了。从今往后，峨山街上再无普飞的身影，天堂却多了一位童话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