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31日下午，普飞和往常一样准时坐在电脑前开始写作。玉溪日报记者罗涵摄
盛夏七月末，峨山老作家普飞“乘着文字的翅膀”永远地离开了他的读者。普飞是一位多产的彝族作家，从20世纪50年代发表第一篇作品开始，一直深居简出，默默耕耘，直到去世前，年过八旬的他，还推出了一部长篇儿童小说《灵魂鸟》，并参评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让文坛为他的一颗文学童心而肃然起敬。他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翻身的勤恳朴实的农民作家，早年的作品《门板》曾得到著名作家茅盾的肯定和表扬。他也是一位深受儿童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老一辈作家冰心、陈伯吹、李乔都评论过他的作品，并给予高度评价。“普飞是峨山彝族人民的骄傲”这样的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本期《文化》栏目刊发玉溪日报记者罗涵写于2011年的一篇访问记，权且当作我们对老作家的一种怀念吧。
“哦，原来是罗涵来了！”普飞透过“猫眼”看着我们，打量了好一会儿才开门。毕竟有好几年没见面了，老先生面露喜色，一边高声问候我们，一边找茶壶烧开水。
普飞住在峨山县文化馆职工宿舍的四楼，两室一厅，一间小厨房加一个卫生间，大约40平方米左右。房间里除了书柜之外，就是那台电脑格外醒目。“水还不有烧开，请你们稍等。”他说着就进了书房，拿出一盘光碟放给我们瞧，这是云南电视台前两年拍摄的《普飞还在飞》专题片。他说：“拍片的时候刚好是春节后几天，那些记者还买了好些烟花爆竹来放，把我们村子整得比过年还热闹，太高兴了。”
顺着一缕茶香，他开始讲故事。“我不叫普飞，我父亲给我的名字叫普福有。用汉语表达应该是普有福，因为我们彝族人的语言特点是宾语在前，意思是有福有禄。普飞是笔名，因为当时写稿投稿都是偷偷摸摸地干，用这个名字投稿，人家认不得是我普福有，就算文章发表不了，我也不害羞。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先不说，做成了，文章发出来了，我才说呢……”
接着，普飞给我们讲第一次上北京的事。1964年11月下旬，他收到一封中国作家协会从北京寄来的信，信封上写着“万和村党委会（应为‘党支部’）收”。“万和村是富泉公社下属一个生产队，全村30几户人家才120多口人。有4个共产党员，编为一个党小组，选我担任组长。信中说请我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二期全国青年作者短期轮训班，如果同意，去北京的往返旅费、食宿费和误工补贴由中国作协负责。”
普飞拿着信慌忙地跑到大队找党支部书记：“支书！我犯下大错误了！我把不能由我拆开的一封信拆开了！”说着把信交给支书。然后问：“这信是叫我到北京学习的，党支部准不准我去？”书记说：“去！去！这么大的好事干吗不去，人家还发给你钱带回来买工分呢！”普飞从信用社贷了100块钱，初上北京。
这一去，普飞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成就了在彝族作家群中的重要地位。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云南本土彝族作家中，普飞声望很高、名气很大。早在20世纪50年代，普飞的作品就得到茅盾等名家的好评。《峨山彝族自治县志》称：“国内外知名的彝族作家普飞，是峨山彝族人民的骄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经历中，普飞出版过包括长篇小说《红腰带》在内的十几本文学作品集，同时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作品入选几十种选集出版，有的还收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并译介到多个国家，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奖。
普飞1996年8月退休，如今77岁了，依然笔耕不辍，并且实现了写作风格的转型。1999年3月，他花了一万多块钱买了电脑，用曾经握枪、把镰的粗糙大手敲击键盘，在新浪开博客、收发电子邮件，开始新的写作体验。
因为采访、拍照，我和峨山彝学学会秘书长李增华、峨山摄影家李海峰等人在普飞家捣鼓了一个下午。作为一个经典的彝人式智慧生活与写作的老作家，普飞看似耳背、迟钝，其实对人间百态总是心明眼亮。曾与普飞同事的李海峰低声对我说：“跟普老师说话声音要大点，他耳朵背。”话音未落，普飞高声说：“说我的好话我听不见，说坏话我是听得见呢！”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原县民宗局局长赵明鼎说：“你莫看普大作家年纪大了，其实他的心态还是个小娃娃。”确实，像《走在五彩缤纷的地方》那样的童话散文，也只有普飞这样拥有大智慧的人才想象得出来、写得出来。
我问普飞写了几十年，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写作给我的最大快乐就是觉得自己不会老，甚至越活越年轻，因为我坚持写作，所以思维敏捷，心态平和，身体健康，不像有些人，会得帕金森综合征呢。”说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乘着文字的翅膀，普飞到底飞了多高呢？
（罗涵写于2011年9月12日，原载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的《峨山彝族一甲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