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历史上文艺界的大事件，它标志着文学艺术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新文艺方针时期的开始。近来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资料，知道了受到毛泽东邀请而唯一拒绝参加座谈会的著名作家——高长虹，顿时对他产生了好奇，就想搞清楚高长虹是怎样的一位中国现代作家。
2013年第一届查姆诗会本文作者与诗人晓雪在双柏李芳村
高长虹（1898～1954）本名高仰愈，长虹（残红）是他的笔名，山西盂县西沟村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家庭。1915年在太原中学读书时因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受到校方迫害，次年逃回老家乡下。他选定文学创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家埋头自学五年，在故纸堆里博览群书，奋发写作，为后来驰骋文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长虹是20世纪初，从山西走向全国的第一个新文学作家，1923年，他在太原创立的“狂飙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二大文学社团，当时有成员段复生、高沐鸿、潘汉年、高歌、欧阳山、张稼夫、张申府、常风等七十多人，相当于创造社、太阳社、未名社、沉钟社等五六个社团的总和。
1924年9月，高长虹在北京发起狂飙运动，编辑出版《狂飙》文学月刊，从此文名远扬，同时也引起了正在寻找“破坏者”的鲁迅的关注。1925年3月，《狂飙》停刊，高长虹、鲁迅、韦素园等青年联手决定成立莽原社，合办新文学刊物《莽原》。一开始大家合作还算融洽，但后来内部矛盾纷争凸现，高长虹与鲁迅因“退稿事件”反目成仇，两人公开发表文章互相指责，成为中国文坛上至今众说纷纭的一桩公案。山西籍作家董大中2007年出版了一本书，就是专门研究他俩的，叫《高鲁冲突》，感兴趣的人可在网上购来看看（书店买不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高长虹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杂文等方面，堪称文学界的多面手。在狂飙社时期，高长虹本人写作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尤其杂文写作最多，是当时很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在国内结集成书17本（但8年间在欧洲出版或发表的文章，大多都没有被收录，直至近年才有人去收集研究），有的被翻译成英、法等语种出版。
高长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青年时期他就像一朵孤云，到处飘泊流浪。以一个人名义就创办出版一本个人杂志，刊名就叫《长虹周刊》，总共办了22期，这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也是唯一独有的。高长虹的《长虹周刊》到现在网上仍能买到，如1928年出版的第4期，售价380元。
自1930年起，高长虹远涉重洋，到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英国等国家流浪，时间长达8年之久。有时候睡在大街上，有时候没有钱坐火车，就只好搭乘过路的货车。高长虹在国外过着颠沛流离、四海为家的生活，常常“靠山药蛋充饥，盖报纸过夜”，但从未放弃精神上的追求。他在法国创作了长篇小说《中国》（这本书国内至今没有出版），抒发他的爱国之情，同时被人翻译成英、意、德、西班牙四种文字，在四个国家的报纸上连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长虹毅然回国参加抗战，蒋介石仰慕高长虹的才华，知道他是著名作家，狂飙社的领袖，从欧洲回国参加抗战，想请他出来为国民党做事，结果遭拒。1941年11月，高长虹不满蒋介石的消极抗战，从重庆徒步，历经7个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受到了包括毛泽东、张闻天、周扬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接见，在生活上被安排单独吃小灶，不停地受邀参加各种文学座谈会和诗歌朗诵活动。他的名字屡屡作为文艺界重要代表人物，出现在报刊和画册上。
2013年7月在南华县沙桥向阳冲老滇缅公路上与作家欧之德
1942年，在延安，高长虹的文艺创作激情第二次狂飙般爆发出来。他开始大量写作，诗歌、杂文、评论、随笔均写，频频给延安《解放日报》投稿。但由于他的那些文字大多不涉及当时全国上下紧张的抗日救亡形势，很少被报刊采用，可他仍然笔耕不辍，著书立说。直到1946年，张家口文协分会“和平野营”印行了高长虹在这一时期的诗集《延安集》。
在延安，高长虹是个独立特行的作家，他完成了第二本政治学著作：《什么是德国法西斯蒂》，送交有关部门要求出版。经审查，书中观点与斯大林的说法不一致，没有被允许出版。他质疑为什么只有重复斯大林的话才能出版？他上书党中央，要求和斯大林辩论。其实，不同意高长虹出版著作，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还是在重庆的时候，高长虹看到国民党的正规军在前线抗战节节败退，于是就写了一部七八万字的著作《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的书加以分析论证。内心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因为是揭了国民党的短，重庆方面不准出版。然而重庆那些思想进步的作家也劝他要顾全大局，说这个著作不能发表。结果他仍不服气，报着极大希望找到他的山西老乡、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要求给予出版，结果阎锡山也是不予批准，高长虹只得在街上找私人油印了100多册散发。后来，高长虹把这部《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的书稿带到了延安，八路军这边也怕影响到国共两党合作，还是没有同意他出版。
有一次，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请高长虹到鲁院给学生们作报告，学生们原以为他的报告会长篇大论，至少要讲个把钟头时间，没想到高长虹的“报告”仅是两句话，他大声地对周扬和下面的学生们说：“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说时还举起了右手。没有开场白，也没有任何阐释说明，显得十分突兀，让众人莫名其妙，无法理解。周扬一再请他多讲两句，但他只做了个手势，一个字都没有讲就离开了会场。
高长虹到延安才两个月，边区政府就请他担任“文协”（中国作协前身）第三次筹委会副主任，却被他坚决推辞。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高长虹收到了毛泽东、凯丰联名签发的请柬，却表示自己是“研究经济的，文艺只是业余爱好”，拒绝参加。这在当时延安的文艺界人士中，他是唯一受到邀请而“因故未去”的人。
作家高长虹为何称自己是学经济的呢？这是1930年与鲁迅不和之后，高长虹感到文坛、情场皆失意，决定弃文改学经济学，便东渡日本，后来又去了欧洲。八年间，他除学经济学外，还学过心理学，语言学，研究过行为主义，他在德国还研究过马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研究过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要分配到各解放区去做宣传工作，毛泽东邀请一些文艺界知名人士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高长虹也在被邀请之列。当时毛泽东问他想到哪个解放区去，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想去美国考察经济”，大家听了一片都愕然。但这是高长虹的真实想法，他曾私下与其他作家说过，抗战胜利后，恢复中国的经济应该是重点。但高长虹可能真的是对当时的形势判断过于乐观，毛泽东可能也是把高长虹的好意给误解了，认为他老是与国内形势唱反调，不禁“勃然大怒”，请高长虹立即出去，谈话不欢而散。
总体来说，高长虹自青年时期起，就是一个狂傲的文人，他个性张扬、性格狂怪，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只认真理，不惧权威。他崇拜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曾把“狂飙”作为他当年创建“狂飙社”的旗帜。高长虹研究会秘书长董大中的看法可能更客观：“高长虹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勇士，是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和做出一定贡献的进步作家，但在他身上也不可避免存在着人性的幼稚和固执。他向往共产主义，但对马列主义的理论仍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但对党的一些具体的主张和政策，又不完全理解和赞成。”
自从与毛泽东的那次不欢而散会谈之后，渐渐地，高长虹在延安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冷落，他想去研究经济，不准许。高长虹还曾要求去东北开金矿，想为社会作点贡献，但没有人能相信他的话。虽然还是干部待遇，但就连他所在的“文协”，什么事都不让他干了，背地里还被人说成是精神病，只有他一个人被蒙在鼓里。在这之后，高长虹的性格越来越孤僻和怪异，整天躲在窑洞里不出来，偶尔见到人，也不与他人打招呼，就自己低头而过。
从他拒绝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些异常表现来判断，高长虹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融入延安这个社会群体。据我了解，高长虹生活在国外时与那些外国的作家都相处得很好，有一些能相互交流的好朋友。在法国，高长虹曾三次写信给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罗曼·罗兰，想要拜访，但未成行。他的长篇小说《中国》则是后来出任民主德国作协主席的西格斯翻译成德文发表的，并在德国受到广泛好评。奇怪的是，回到国内的高长虹，到处显得与他人格格不入，思维也与他人完全不一样。似乎是八年的国外漂泊，他的言行一切都脱离了中国实际，对我国的人际交往显得陌生了呢。
高长虹是文人，他到底能不能开金矿？还是他的精神真的出了问题？对此我也认真查了一下他的人生经历，发现他在去欧洲之前，曾在香港呆过两年。在这两年中，他的确帮一位朋友在香港开过金矿，在那里当了两年的工程师。1938年夏天，高长虹从英国回到香港，他回国的目的是参加抗日救国。刚到香港，高长虹在码头上巧遇潘汉年，潘问他回国后的打算，高说他在欧洲研究的是经济，想到西北开矿，潘对他的想法颇感惊讶，劝他改弦易辙。后来高长虹又遇到茅盾、戴望舒等文友，也是谈他准备开金矿的想法。由此可见，高长虹想开金矿，应该不是一时之冲动，更不是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
1946年2月，高长虹从延安出发，于秋天到达东北哈尔滨，成为东北“文协”的一员。1948年11月，高长虹随东北局迁往沈阳。有一次，高长虹的学生——东北诗人侯唯动，在沈阳太原街东北旅社（据说此旅社实为精神病房）看到高长虹在打饭时被服务员训斥，就气愤地喝诉服务员：“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们竟说高长虹是个喜欢大喊大叫的疯子。侯唯动到高长虹的房间里看望他，问他为何喜欢大喊大叫。高长虹解释说，他在无聊时就用德语朗诵歌德的诗，用英语朗诵拜伦的诗，别人听不懂，就以为他在说疯话。
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高长虹仍旧满怀壮志。他认为中国的文字太复杂，决心要编一本中国最好的字典。他每领到津贴，就到旧书摊上去购买各种字典，认真研究中国的汉字。但不幸的是，高长虹于1954年春死于脑溢血，被草草安葬于沈阳塔湾附近的墓地，年仅56岁。直到2006年初，高长虹的孙女高淑萍自费到沈阳经多番寻找，在山西省作协、沈阳市公安局、民政部门的协助下，才搞清楚爷爷高长虹的死亡真相。
就这样，被认为“狂人”“怪人”“奇才”的高长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山西现代文学的鼻祖，这位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作家，无论是在文学史上，还是在国内的报刊上，他和他所创办的狂飙社，都不见了踪影，在中国文坛上整整消失了半个多世纪。
性格即命运，长期研究高长虹的董大中认为：高长虹“是一个大孤独者”，他既反对政治上的权威，也反对思想上和人格上的权威。这种思维脉络，从他与鲁迅的争论，一直延伸到他在延安的表现。
参考资料：
[1] 楚梦，高长虹的悲情人生[J]，同舟共进，2018-08
[2] 张伟，高长虹：不合时宜的孤独 [N]，中国青年报，2008-10-15
[3] 董大中，高鲁冲突[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02
[4] 山西省盂县政协，高长虹研究文选[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
[5] 陈贵兴，高长虹诗文中的美[J]，娘子关，2012-06
[6] 言行，一生落寞，一生辉煌——高长虹评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
[7] 刘志侠，高长虹的欧洲岁月[J]，新文学史料，2019-02
[8] 廖久明 ，一群被惊醒的人[D]，华东师范大学，2008-0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