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现象，作为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人类精神领域中的最高境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朦胧诗潮失去轰动效应之后，国内诗歌流派明明灭灭，口号迭起。从地缘性来看，80年代中期创刊于凉山州州府西昌的《非非》《女子诗报》等民刊聚集了一大批具有“移民文化基因”的外族诗人开启了大凉山现代诗歌的热潮，形成了“西昌汉诗群”，在国内曾一度热闹，这种热闹随着大部分诗人搬离凉山或其他各方面原因从而逐渐消退。而近30年来，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大凉山彝族现代汉诗群”悄然兴起，他们的写作根系彝族文化和历史流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民族写作范式，持续表现出一个民族的诗性智慧，并以顽强的生命力蓬勃而起。
一、地缘性与民族身份建构
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充分表明，文学想象与民族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天然和必然的联系。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作家认知和反思民族身份的重要路径，而对于属于特定文化群体，通过文学想象考量和追问民族身份，为个体文学创作寻找宏观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依托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全球化日益蔓延的今天，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人都在考虑着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境遇。大凉山诗人以自己的创作全方位记录和见证了本民族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努力探寻本民族历史文化延续的根脉和遗迹，记录时代变革中群组的生活变迁和心灵碰撞，深入思考民族的生存现状和未来走向。从他们所沿袭的文学主题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彝族古代传说和英雄传奇所代表的彝族悠久文化和民族精神；古今社会文明对比及族群在当下社会中的忧患意识；对故乡的礼赞。写作主题的集体无意识选择也再一次证明了“地缘性理论”。地缘性首先作为一个人文地理学概念是用于区分不同的地域。而由它引申出来的“地缘文明”理论认为：“特定‘文明’或大型历史文化共同体享有特定的空间或疆域覆盖范围，用技术一点的话说，‘定位’于特定的经度和纬度。但更为重要的是，‘文明’拥有特定的地缘——自然环境。正是地缘——自然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文明的命运或历史——现时表现，影响了该文明的精神品质或属于该文明的人们的文化“认同”，或者说，地缘——自然环境塑造了一个文化本身。”所以说，大凉山诗人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写作素材，那里的山川峡谷所孕生出来的彝族古老的神话、传说、宗教、史诗、民谣蕴藏着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自然哲学观和生态伦理观，都是地域与人的缘分，大凉山诗人所沿袭的写作主题自然也就被认为同样能够体现出这种“地缘性”了。大凉山诗人也正是用这种地缘性特征突显和构建自身身份，并向外展示作家栖息地的地缘性文化的张力。
二、大凉山地缘性诗歌的可能性
彝族先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是后辈们的洪福，这种地缘性给彝族诗歌的成长注入了血液、骨骼和肉体，再加上大凉山在中国的大西南之角，处于这样边缘的环境对于诗歌生长，远离热闹，静守自己的文学栖息地是幸运的，对于坚守诗歌的精神高地有更多的可能性。
现代文化传播的工具和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势必引起文化受众层次上的分流。网络的广泛覆盖和运用，电视、电影、录像等现代电子媒介所附带的有形有色的快餐文化，更直接的满足人们的视觉、听觉，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冲顶，使得严肃的纯文学的东西普遍受到挑战，甚至冷漠和忽视。于是也就有了不少为附和一时感观享受和精神刺激的快餐写作，甚至出现程式化的加工和生产倾向，“艺术品”也批量而出，其内涵必然轻浅虚浮。浅近、直露、通俗甚至庸俗的“快餐作品”让人望文生畏。那些挖空心思制造出来的“文字垃圾”，实际上是对文学艺术的严重污染。当主流城市的诗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论风格、流派、主义，大凉山诗人们在广大土地的一隅喃喃自语，平静的抒写自己的存在，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对自然的、社会的领悟。就像他们选择诗歌成为表达的艺术媒介是来自于对诗歌本身的直觉好感，这些都是简单、简洁的事情，无须纠缠不清。不用想法设法涌进某种主流的主义或者流派并以此误认为超越了别人或获得了某种价值。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有经受百年孤独的耐力。拉美文化极具特色，它的特色使它在百年的沉寂和孤独之后在世界文学的丛林中显出自己的重要性来。
三、大凉山地缘性诗歌的反思
如果选择文化选择诗歌是一场义无返顾的苦旅，我们可以惊喜的发现越来越多的大凉山诗人正在赶往这条又美丽又寂寞的路上，而且积极探索着诗歌的民族化，作品愈来愈多地显现出民族化特色，地域化特征，这也说明着大凉山彝族文化人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觉醒，对文化身份的迫切认知，他们所赖以成长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于其民族身份。但纵观当代彝族诗歌，也有繁而不荣，昌而未盛的困局。对比国内诗歌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意象芜杂、零乱，题材雷同，主观意绪排挤诗质，语言粗陋且平庸，诗歌产品“私有化”现象严重）而言，当代彝族诗歌表现出的明显的问题是：
其一，汉语写作下的语言冲突。人类永远控制着语言的组合，语言在与人群生存状况组合后有意味地游离出来，尤其是诗歌的语言。说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语言交流，就从根本上带有那种语言的母性。大凉山彝族诗人在彝语环境中成长，却在汉语语境中重建母语环境中的文化，这种混血文化的写作环境对作家本身要求会更高，要在深刻解读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也要透析其他文化尤其是汉文化，才能游刃有余的将它们转换。在大量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些诗人对民族传统文化挖掘不深，糟粕与精华混淆不清，利用时缺乏提炼，造成了外人对民族文化的偏读；一些诗人为了凸显地域性，民族性，独特性，在语言表现上过分强调彝语环境下的方言土语，除了部分公认和外人熟知的词语外，大量在作品中注入彝语并加以注释，使句子生涩，难读，显得累赘乏味；最不可取的是在创造力上的懒惰和狭隘，一些已被赋予了一定内涵的词语被顺手捏来，出现率较高的如“南高原、索玛花、山风、石头”等词语，在一些人的诗歌里诗意饱满，而在一些人的诗歌里是失去活力和想象力的；诸如此类……诗人的生活经历、思想倾向往往决定着诗人的艺术趣味，诗人对民族文化的思考、认同与回归，是不可否认的，但凡想要作品获得普遍性，就需要潜入现实社会生活和人类灵魂的内层，追求诗歌本来命义，而不是为了诗歌而诗歌。
其二，部分大凉山诗人的作品缺少与异域文化的互动、碰撞、融合、分裂。从具体的作品来看，新诗人层出不少，诗歌也呈现出多样化，作品中不乏新意和诗意，并且依旧秉承朴实的真挚的情感，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也可以看到，部分诗人为了创作出具有民族化特征的作品，仅仅满足于对民族特质的单向强化，诗歌创作变得十分狭隘；加之部分诗人被社会认可后，就有一大批跟随者，在题材上雷同，在表达上效仿，往往给人似曾相似的印象，缺乏境界扩大、思想成熟、技术圆练。地缘性和民族性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体现出创作的优势，却也同样限制了作家“向外看”的视野，容易形成一味“向内看”的写作惯性。如何以丰富的表现手法写出内外兼容，历史与现实并重的有气度和有力度的文学巨著。如何写好，写的更深刻，更具有内容，愈“丰富”和“变化”，是对彝族作家、诗人的一大考验。“五四”时期以来，新诗人们空前地接受了外国诗歌的影响，采用了许多外来形式和手法，追求审美原则和艺术方法的多样化，这也是诗歌发展所需要互动互生性。一个民族的文化，若长期不与外域交流，终归要走向衰亡，玛雅文化就是例证。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屈从或依附于外来文化，其结局与前者亦无二致。开放、交流、兼容、吸纳、不闭而又坚守本民族文化的土根，才是一个民族文化勃兴的真正途径。尤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趋势下，任何固步自封的行为都只会导致文化退步和消亡，对异域和传统艺术养分的双层吸收和融化是诗歌生生不息的重要渊源，这是所有艺术的必然走向。诗人除了对自身的文化处境有个基本的判断外，需要放眼看全球，了解世界文化的基本脉络，有比较的看待文化，并知道文化对于自己的意义和使命；清楚文化的多元共生性，不该拒绝其他文学和艺术的启发，但它的坐标应该与其他文化不同。聪明的艺术家吸收他文化的精华而后以自己的方式走出一条光亮的道路。彝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诗性智慧的民族，彝族诗人要继承这种智慧，放眼世界，立根民族，创作出具有精神深度的作品，并在主流文化中呐喊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