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秋雨，缠缠绵绵下了整月，把龙达山的每道褶皱都泡得发胀。陈晓东蹲在冲沟边，用石头压住被雨水泡软的教案本，纸页上“五年级期末成绩”几个字洇开了边，却依然倔强地透着喜意——数学平均分较去年涨了27分，语文及格率从六成硬生生顶到了八成。他正用草茎挑去纸页上的泥点，雨幕里晃来个熟悉的身影，左肩倾斜的幅度比往常更明显，是马校长。
“到我屋里来。”马校长的声音裹在雨里，闷得像块浸了水的木头。
陈晓东跟着进了那间兼作办公室的宿舍，墙上还贴着去年少先队活动的合影，木嘎举着自制木笛，腮帮子鼓得老高，咪彩别在队旗上的攀枝花，红得能灼伤人眼。马校长从床底拖出个铁皮箱，锁扣锈得厉害，“咔哒”拧开时，一股混合着油墨与樟脑的气味漫出来——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备课本，最上面那本封面写着“1985年春季 三年级”，字迹如老松扎根，力透纸背。
“我要走了。”马校长抽出那本泛黄的备课本，指腹摩挲着边角的磨损，“学区调我去乡中心小学工作，总算不用再跟山路较劲了。”
陈晓东手里的教案本“啪”地砸在泥地上，溅起的浊水立刻吞掉了“85分”的数字：“校长，您的腿……”
“早该挪窝了。”马校长笑起来，眼角的皱纹盛着雨珠，“去年冬天在雪地里摔了三回，再守着龙达，怕是要让娃们抬着我上课。”他把整箱备课本往陈晓东怀里推，箱子沉得像块山岩，“这些你留着，龙达的娃子哪个爱走神，哪个得哄着学，里面都记着呢。”
铁皮箱底层，压着块褪色的红布角，边缘被虫蛀得像筛子——是第一面队旗的残骸。马校长捏起来，塞进陈晓东掌心：“新官上任，得立规矩。但记着，规矩是框，娃是活的，别框死了他们。”
秋雨连下三天，送马校长走时天刚放晴。七个寨子的乡亲堵满了山路，李大叔牵着那匹驮过课本的老马，马背上捆着二十斤新碾的糯米，阿依娘往马褡裢里塞了袋腌菜，木嘎和咪彩领着三十七个孩子，举着那面陈晓东缝的队旗，在晨雾里站成两排，像两列刚栽下的小树苗。
马校长走了三里地，忽然转身，枣木拐杖往地上一顿，声震山坳：“陈校长，娃们的眼睛亮，你得让他们一直亮下去！”
那声喊撞在岩壁上，荡回来，在陈晓东心里敲出闷闷的回响。
当校长的头桩事，是立制度，用规章制度管人管事。陈晓东把自己关在宿舍三天，煤油灯烧穿了两盏灯芯，终于在毛边纸上写就《龙达小学教育教学目标管理责任制》。他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贴在教学楼门口的木板上：教师备课须写详案，每月逢五检查；学生作业必全批全改，错题旁须画红圈警示；期末统考前三名的班级，给予物质奖励，并作为晋升职称的重要条件。
“陈校长，是不是太严了？”王老师推了推蒙着雾气的眼镜，镜片上沾着粉笔灰，“张老师家里难，男人在矿上伤了腿，她白天上课，夜里还得编竹筐换药钱……”
陈晓东望向操场角落，张桂英正蹲在地上，给一年级的哈尼族娃系鞋带。她是去年新来的老师，说话总带着点怯，却能把学生磨破的衣裳补得看不出痕迹，针脚比绣娘还匀。“严是严了点，”他望着红纸上的黑字，“但得让娃们知道，念书不是混日子，是往山外走的路。”
制度贴出第二天，张桂英揣着个蓝布包来找他。包里是三十本作业本，每本封皮都用红笔写着名字，笔画工整得像刻上去的。“陈校长，我能行。”她说话时脸还红，眼里的光却比油灯亮。
那年冬天，学区统考成绩榜贴在乡中心小学院墙上，龙达小学的名字第一次跳出末尾——六年级语文第三，四年级数学第二。张桂英带的二年级语文，及格率从垫底蹿到第四。乡党委政府在教师节举行颁奖典礼，李大叔领着乡亲们在操场杀了头小黄车，铁锅架在三块石头上，肉香混着蒸汽，漫过整个山包。
“张桂英同志！”乡党委书记把烫金奖状递过去，张桂英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接过时差点掉在地上，“你是龙达的骄傲！”
人群里，木嘎突然扯着嗓子喊：“张老师教我们写的字，比山泉水还清亮！”
哄笑声裹着白雾升起时，陈晓东看见张桂英用袖口抹了抹眼角，许是被柴火熏着了。
也是这年深冬，乡教管会党支部书记坐在那间挂着队旗的办公室里，看着陈晓东磨出厚茧的手：“为啥想入党？”
他攥着那本被雨水泡皱的教案本，纸页边缘都磨毛了：“想让龙达村的孩子们，能多几个走出大山，将来建设家乡，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1995年春分，陈晓东在党旗下宣誓时，穿了阿依娘做的布鞋。鞋底已经磨平些，踩在新铺的水泥地上，比任何皮鞋都稳当。
日子像冲沟里的水，哗哗淌过十个春秋。1998年春天，“普及六年义务教育”的政策顺着山路传进来。县教育局的同志站在漏雨的教室门口，望着泥地上的坑洼：“教室不够，宿舍漏雨，硬件跟不上，咋达标？”
陈晓东连夜召集七个寨子的村干部，在飘着煤油味的食堂开了个会。灯芯爆出的火星落在李大叔的烟袋锅里，他把烟锅在鞋底磕了磕：“陈校长，你说要啥！麻力寨出木料，哈尼寨出劳力，老百姓出工献料，政府出钱盖新的教学楼！”
盖新楼的日子，龙达山像醒了的狮子。男人们背着松木往山包上爬，汗珠子砸在石头上，洇出小坑；女人们提着竹筒送水，竹影在土路上晃成流动的画；孩子们放学后就来捡鹅卵石，堆在地基边，像座小小的金字塔。陈晓东上完课就往工地跑，搬砖时磨破的手心，用布一包继续垒墙，夜里趴在油灯下核账目，铅笔头削得比粉笔头还短。
阿依常领着姑娘们来送针线，看见陈晓东的袖口磨出洞，第二天就送来件新蓝布褂，针脚比上次更密。“我爹说，这楼要盖三层，比村公所的房子还高。”她说话时不脸红了，眼里的光映着工地上的焊花。
1999年矻扎扎节，新教学楼封顶。三层九间教室，白墙红窗，在山包上像只展翅的大鸟。全乡的村校长都来了，马校长拄着拐杖摸崭新的铝合金窗框，指节都在颤：“没想到，真没想到啊……”
新楼旁，亮堂的学生食堂贴着白瓷砖，能容两百个人同时吃饭；厕所是水冲式的，李大叔特意从县城请了瓦匠；土操场浇了水泥，画了篮球架和跑道，孩子们跑起来，再也不会呛一脸黄土。
教师队伍从六人壮大到十二人，极大部分是县教育局新分配的中师毕业生，也有从龙达走出去又回来的——木嘎就在其中。他师范毕业就回家乡小学工作，说啥也要回来，现在教五年级数学，总爱拍着黑板：“这道题，当年陈校长用梯田里的稻子给我讲过，一蔸一蔸数，就清楚了。”
那年冬月，省教育厅“普六”检查验收组站在新教学楼前，听着朗朗读书声漫过操场，看着硬化球场上追逐的身影，组长在验收表上写下：“龙达小学，已基本达到验收标准，成为边疆民族地区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学校的典范。”
陈晓东站在新楼走廊里，望着墙上“优秀学校”的烫金牌匾，忽然想起马校长的话。他摸出揣在怀里的新队旗样稿，比第一面鲜亮十倍，五角星用的是真正的黄漆，在阳光下闪着光。
远处的梯田里，新播的稻种刚冒绿芽，一层叠着一层往山顶铺，像条通往云端的路。新的学期又开学了，教师正组织学生搞少先队活动，队旗在风里猎猎作响，声浪比山涧的水更清亮。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山外面的世界很大，他要守着这片山，让更多孩子的眼睛，能望见山外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