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情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汉族诗人、作家高缨，半个世纪以来，“尊重现实主义的传统，也尊重积极浪漫主义的传统，或许更偏爱浪漫主义”高缨《自传》，创作出了短篇小说及其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诗集《大凉山之歌》、中篇小说集《薛玛姑娘》、中短篇小说集《版纳之恋》、长篇小说《云崖初暖》、散文集《西昌月》、《竹楼恩情》等21部作品，赢得中外读者的青睐和赞誉。
高缨心头始终存在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凉山情结”。几十年来，他坚信“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邓小平语；除了到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区云南、新疆、内蒙等地访问外，他还七次上四川凉山，挖掘文学创作的宝藏。仅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就先后深入凉山彝族地区体验生活达数年之久。他走遍八百里凉山的险山危谷。在荒村野寨，他听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深山密林，他亲眼目睹了残留着的平息叛乱的战火；他访问了数以千计的群众，结识了数以百计的知心朋友；阅读了几百万字的史籍，志书和内部档案，研究了几乎所有的工作报告，计划、总结、战史战例；熟悉了很多彝族歌谣、谚语和民间故事。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和彝族文化典籍后，高缨“很想写一部表现民主改革的大型作品”《奴隶峡谷》后记。但是，当时他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彝族和民主改革，还没有笔力去概括这段复杂奥秘的现实。创作计划，拖了二十多年之后，他才迎来了文艺创作的春天，欣逢凤鸣朝阳的历史新时期，“诗人兴会更无前”，高缨创作欲望之火熊熊燃烧起来。他说：“我命中注定了要写这部书。似乎有人催我、推我，使我非写不可，催我推我者，是历史的使命感，是艺术的追求，更是我对一个兄弟民族深沉的热爱。我明白，若不完成此愿，我将终生不安”再说，从生活和艺术的长期积累来看――从一个“汉族作家，却如此熟悉彝族，掌握了那么多第一手材料”彝族作者杨阿洛语来看，现有的中国作家中，高缨具备了艺术概括凉山民主改革这段久远历史的创作条件。高缨全力以赴，驰骋想象，倾情释放感情，用饱含他“和一个兄弟民族的血和泪”的笔墨，书写“中国西部曾发生的一段世所罕见的历史”，叙述“一个神奇而悲壮的故事”，默默地苦战了两年，才创作出了一部近30万字的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震撼人心的长篇英雄史诗《奴隶峡谷》2004年4月重庆出版社出版。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称誉道：“这是一部思想内涵厚重的书，艺术上也独具特色。”的确，《奴隶峡谷》具有不同凡响的思想艺术特色。
先谈小说独具的思想特色：题材新颖，题旨独特。
“诗因病在窠臼，必须推陈出新，不主流入下劣”，《奴隶峡谷》题材推陈出新。推陈出新，是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凉山民主改革的题材，是旧时期的旧题材，若按文艺陈规写出来，则意义不大，引不起读者的浓厚兴趣。高缨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从新的审美视角去反思历史的功过，对历史题材所包含的思想认识意识和社会价值作新的开掘，开掘出“前人不敢道”，深刻而新颖的题材内涵，开拓出小说创作的新境界。歌德说：“现代最有独创性的作家，原来并非因为他们创造出了什么新的东西，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说出一些好象过去还从来没有人说过的东西。”《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第76页对昔日凉山的民主改革，高缨做了理性的批判性的思考，重新审视和认识那个年代的民族工作，在作品中“说出一些好像过去还从来没有人说过的东西”――敢于表现过去不能或不敢表现的东西――民主改革期间“左”的思潮和做法，还历史以真面目，还生活以真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振聋发聩的新的启迪，获得对历史的深刻而正确的新的认识。高缨用这种长篇小说的形式，艺术地概括凉山民主改革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塑造民主改革风雷激荡中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让读者通过真实而动人的艺术形象，深刻而全面地认识这段历史的复杂奥秘的现实，认识彝族及传统文化的伟大辉煌。《奴隶峡谷》的题材的确是崭新的，题旨的确是独特的。
换言之，小说独具的思想特色是：史诗画图展风云，反思历史出新意。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四川凉山还保留着类似殷商时期的严重束缚生产力、桎梏经济文化发展的最落后最野蛮的奴隶制度。因此，解放或反对解放奴隶，废除或反对废除奴隶制，则成了那个时代人们斗争的焦点。当时，在奴隶主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开明人士希望改变凉山的落后面貌，顺应历史潮流，主动解放奴隶；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思想顽固甚至顽固到底的奴隶主，造谣惑众，蒙骗群众，策划武装叛乱。有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不得不接受政府的“和平谈判”，缴械投诚，站到改革派这一边；有的，则与人民为敌，拒绝放下武器，顽抗到底，自寻死路。正当“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之时，凉山“奴隶峡谷”――侯布拉达地区的大奴隶主、叛乱头人阿侯维古的独生爱女阿侯乌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在西昌民族干部学校毕业后，立志回乡办一所小学，以促进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在民改期间，美丽、聪慧、单纯、善良的乌莎，亲近民改工作队，拥护民改政策，大义凛然地谴责父亲聚众叛乱，义正词严地责令父亲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向进步奴隶主模范人物阿侯沃力学习；乌落还力争婚恋的自由自主权，既敢爱又敢恨毅然决然地反叛旧的婚姻制度。最终她被旧势力逼上了与奴隶主阶级决裂的道路。因而，作家打破艺术陈规，破天荒地把大奴隶主、叛乱头人阿侯维古的爱女乌莎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来刻画，破天荒地把开明进步的奴隶主模范人物阿侯沃力作为正面人物来颂扬。也就是说，作品以乌莎回乡办学时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感为中心线索，像红线串珍珠，把一个个风云变幻时代的风云人物，把一个个跌宕起伏，曲折奇妙、引人入胜的情节，把一个个交织着爱与恨、悲与喜、苦与乐、凶与吉、生与死的故事联缀起来，以表现作品的重大主题。作家用史诗般庄严、雄伟的笔触，火一般的激情，全方位地展开了凉山民主改革雄浑悲壮的历史画卷，勾勒了风云突变时代各个阶层、各种地位、各种性格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所形成的特殊的行为方式、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以讴歌叱咤风云的斯巴达克式的奴隶英雄瓦查木琪、阿尔木呷、莫根、曲比达格等，颂扬顺历史潮流而动、自觉拥护民改的奴隶主阿侯沃力以及奴隶主的进步子女乌莎，鞭挞逆历史潮流而动，疯狂反对民改的大奴隶主甘格鲁等。在领导这场重大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中，民主改革工作队里，却发生了一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尖锐斗争：在民主改革中，对奴隶主上层进步人士是否坚持优先照顾和安置的政策，对其以往的罪行是否坚持背靠背揭批而不搞公开的面对面的群众批判和斗争的政策；对叛乱奴隶主是否坚持分化、瓦解、孤立，打击最顽固的而团结悔过自新的政策，对其进步子女是否坚持鼓励和爱护的政策，对其家中“底财”是否坚持不抄家不没收的政策；对其放下武器的投诚人员是否坚持保护和安置的政策，对划分阶级成分是否坚持尽可能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的政策；在“肃反”审干中是否坚持实事求是而不株连亲属的政策，等等。在此一系列原则问题上，民改工作队队长桑梁与其队员刘永泰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结果，正不压邪，正确路线的执行者桑梁被错误路线的贯彻者刘永泰，用不正当的手段告黑状压了下去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支持者县委副书记兼民改工作团团长顾正青免了职?雪，由刘永泰接替民改工作队队长职务。最可悲的：“左”倾路线堵死了敌人的“投诚”之路，致使敌人狗急跳墙，疯狂报复革命者――给桑梁招来杀身之祸，给民改事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是历史的血的教训写桑梁流血牺牲，是作家敏锐和慧眼独具之处，如此春秋笔法，恰似投枪匕首，给“左”倾路线以致命一击，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左”倾路线的荒谬绝伦小说的“思想内涵厚重”，还体现在作品敢于“预示”凉山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可“后遗症”。
这就是说，进入历史新时期，高缨重新审视和思考历史的不幸和痛苦，敢于在作品结尾处把过去觉察到而不敢在艺术中揭示出来的东西――“左”的思潮和做法给我国“三农”埋下的严重危机“预示”出来，以尊重历史的真相，以尊重生活的真实。凉山州经过民主改革，旧的生产关系奴隶制刚被废除，生产力奴隶刚获得解放，生产力工具?雪仍然极度低下刀耕火种?雪，文化水平仍然极度落后文盲社干扳着手指头和脚指头计算产量，在纸上烧几个洞洞计算工分，因此，有干部建议；“根据凉山实际情况，农村应停留在互助组阶段，先把生产发展了，再搞合作。然而，在过去民改运动中一贯“慎重稳进”的州委书记，却在民改后，不适应新的情况，与实际背道而驰，在合作化运动的“左”倾思潮和做法的影响下不想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脑发热，甚至“在有的乡，直接办起了高级合作社；有的村寨，办起了翻身奴隶农场”。社员们，场员们，集体吃饭，集体出工，不按劳分酬，吃大锅饭，刮共产风，等等。显然，这种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压制了翻身奴隶的生产积极性。就这个问题，虽然州委书记王唯群与州长瓦查木琪作过一番交谈和探讨，但最后两人还是没有得出个共同的正确的结论。因此，作家忧国忧民意识陡增，面对他深爱着的凉山和彝族兄弟，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疑问：“凉山究竟向何处去?芽”这种屈原式的“天问”――是历史的浩叹，也是时代的悲泣正由于作家的这种清醒睿智的哲理思辨，使其作品的内涵呈现出深度和厚度。对历史提出的这个重大问题，作家在作品的结尾处作出了发人深省的回：“王唯群和瓦查木琪的交谈，他俩没有意识到，刚才讨论和探索的，却是一个关系整个凉山，整个彝族人民生死悠关的大事。他们更没有预见到，盲目狂热的合作化运动，并没有带来幻想中的‘天堂’，却把凉山，把彝族人民推向了新的危机……”这是作家对历史作出的公正的宣判。这判词，是经得住历史实践的检验的。当时，书中人物“没有预见到”的东西，而今，却被作家“预示”了出来，由此，反证了新时期邓小平前无古人的“天对”――关于农村改革的伟大与正确。
再说，《奴隶峡谷》一书“艺术上也独具特色”。
小说独具的艺术特色是：诗意美――富有浓郁的彝族人民生活的诗情美和画意美。
高缨说：“一部作品，除了给人以教育作用、>认识价值，还一定要给人以美的享受。”而文学之>美，美于诗。因此，“从广义地说，文学就是诗”。所以，原本是诗人的高缨，写小说，“总想把诗的要素>揉合在字里行间”高缨《高山远水》后记?雪，以诗化作品。作家用诗笔写来，笔路神奇又富于美感，给读者以浓郁的诗意美的艺术享受。《奴隶峡谷》的章章节节，无不诗情洋溢，画意隽永：平叛后，凉山军区司令员杨智坤怀着胜利喜悦之，“骑马离开布拖县城，沿着北去的驿道，策马而行”时，他眼前出现的是一幅充满和平幸福气氛的诗情洋溢的《丰收在望》图，出现的是一幅充满欢天喜地气氛的画意隽永的《翻身奴隶分地忙》图。美景美情，妙合无垠，诗意盎然，耐人寻味。“情随景至，情由景生”。于是，作家激情喷发，纵情高歌司令员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博大胸襟：“看到这欢腾的景象，杨智坤热血激荡了，他胸中升起了壮>士的豪情。他真想对着高山流水大声地呼喊――世界上最后的奴隶社会被彻底推翻了，彝族奴隶和劳动人民砸碎铁锁链立起来了”司令员内心深处的“呼喊”，惊天地，泣鬼神，它犹如“国际歌”，鼓舞着“饥寒交迫的奴隶”们“敢叫日月换新天”“应物斯感，感物吟志”。司令员见景生情，诗兴大发，在马背上即兴赋诗一首《大凉山上风云荡》。雄伟豪壮的诗篇，澎湃着司令员的万丈豪情，给作品带来一种内涵丰厚、韵味深远的诗意美。
再说，大奴隶主阿侯维古，接受“和平谈判”，停止叛乱，回到人民这一边，获得了新生，当上了县政协委员；他的女儿乌莎，也从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当上了小学校长，象只新生的鸟儿，迎着朝阳，展翅飞翔。作家用美丽动人的诗笔，着意铺锦叠翠地描绘她“到县城去”购置教学用具时的五彩斑斓的穿着，以烘托她光彩照人的容貌和美丽的心灵；同时，特意渲染“晚春的气息，使她心波荡漾”的情景，以衬托她无比欢悦的心境。最令人心驰神往的，还是作家用四个诗一般的排比句，铺叙她一路上兴奋，欢快的心情，以烘托她年轻有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
一言以蔽之，《奴隶峡谷》的诗意美。是由许多诗歌因素构成的：它的每一章开头，都用两句蕴涵诗意的“彝族谚语”作为引子，以点破每章的题旨。书中引用大量的诗意浓郁的彝族民间歌谣“情歌”、“劳动歌”、“生活歌”、“时政歌”、“仪式歌”、“战歌”、“儿歌”?雪和“史诗”，以吟唱彝族人民对爱情、劳动、生活的怨恨与追求，表达他们对苦难人生、对罪恶势力的憎恶和对美好人生、美好未来的向往；“更偏爱浪漫主义”的高缨，在书中还插叙了不少充满神奇和幻想的彝族古老的“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以渲 染彝族人民的坚强意志和铮铮不屈的性格；尤其是全书的每一章每一节，都用了许多抒情诗句或抒情诗般的排比句，反复吟唱，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或直抒胸臆，一唱三叹，以抒发作品人物对时代推移和环境变迁的深切感受，以表达作家对自己所写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给人以享受美的愉悦，又给人以理智的启迪。这一切诗歌因素，浑然融成全书的诗意美从而诗化了小说，赋予全书一种很强的感染人、吸引人的艺术魅力。
其次，《奴隶峡谷》的艺术特色是：语言美――富有浓郁的彝族人民语言的哲理美和朴素美。
高尔基说：“文学创作的技巧，首先在于研究语言，因为语言是一切著作，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所以，高缨说：“要写出好作品，必须有好语言”；“每当我听见一句生动话，一首优美的民谣，我就如饥似渴地把它‘吃’进肚子里去”高缨《一份简单的汇报》。因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韩愈语?雪。所以，他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在积累素材、积累思想、积累感情的同时，积累语言――在创作《奴隶峡谷》之前，他在语言个性上的一种取得就是特别注意“研究无尽丰富、柔和、优美的人民语言”高尔基语?雪，收集了很多彝族人民的蕴含丰富哲理和朴素人生真谛的歌谣、谚语、格言、古语、俗语，特别是收集了彝族人民的古格言、古谚语典籍《尔比尔吉》，甚至学会了不少彝语，并把它们提炼、加工成以汉语形式表述彝语内涵的文学语言。它们总的特点是：洗炼而流畅，清新而明丽，朴素而生动，警策而机智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 语?雪。创作《奴隶峡谷》，高缨便按彝族人民惯用的思维和接受方式来熟练而准确地运用这种彝族人民用以解释社会和自然现象、表达各种思想观念的语言――富有浓郁的彝族人民语言的哲理美和朴素美的语言，来叙述彝族人民世所罕见的历史和神奇而悲壮的故事，刻画彝族人民独特的心理状态和性格，使之具有浓厚的彝族人民特定的地域，历史和文化色彩，使之具有强烈的彝族人民特定的民族精神，从而给予作品一种惊人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其语言魅力，自然会激发起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
例如：奴隶主阿朔依土反对民主改革的歪理是：“黑彝天生当主子，奴隶天生拉牛犁。”这句古谚语，概括了典型的剥削阶级的“血统论”认为奴隶主剥削奴隶，奴隶被奴隶主剥削，都是天经地义、命中注定的事。古谚一语到破地揭示了“血统论”的反动性“它是奴隶主反对民主改革的思想武器，是套在奴隶身上的千年铁锁链。老女奴隶控诉奴隶主快把她的血“喝干了”时说：“鸡不欠鹰的债，鹰总是吃小鸡；羊不欠虎的债，虎总是叼羊吃”这句古谚语，形象，生动，朴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剥削阶级的吃人本质。乌莎用彝族“古话”开导对民主改革持抵触态度的奴隶主阿朔依土时说：“两只手互相洗才能干净，两种话都听才能明白。”这些浅显具体，通俗易懂的语言，很朴素地讲明了一个千古哲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极富表现力的彝族人民的格言、谚语、古话、俗语，书中琳郎满目，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作家把这些蕴含着丰富哲理和具有鲜明个性的彝族人民语言改造成了自己精美的汉语文学语言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语言?雪。作家，用它写人，则惟妙惟肖；用它叙事，则贴切入理；用它明理，则鞭辟入里。而且，写人、叙事、明理，都散发着一种独特的凉山气息和彝族气息，因而给作品增添了一种特异的民族色彩。
综上所述，钟情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汉族诗人、作家高缨，在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创作紧迫感的驱动下，理性地反思凉山民主改革的历史，批判性地反思彝族的传统文化，将历史题材翻新――重新开掘历史题材的思想认识意义和社会价值，开拓小说创作的新境界；而且，用精美的语言，饱满的激情，浓郁的诗意，渲染彝族人民史诗般的风云历史画卷，反映彝族人民的反抗和牺牲精神，悲剧与喜剧，给人以深刻的历史教训，创作出了一部具有深刻的历史警示意义和重大的审美价值的动人心魄的长篇英雄史诗《奴隶峡谷》。很值得各族人民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