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即将走到了百年历程这样一个节点，在这近百年来，有过风起云涌，也有过风云突起，有过轰轰烈烈，也有过打打闹闹。不管怎么说，新诗的产生，在中国诗歌必将继续往下延伸的历史长河里，绝对是比起宋词对唐诗变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个重大革命与“事件”。正是新诗的诞生，才让中国诗歌走在了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历史潮头，否则，中国诗歌就会要么还在困身于需要变革的“陈腐”世界，要么落后于时代步伐很大一截。

 

　　不管人们怎样评价中国新诗的成就，是赞成以为中国新诗毫无建树，觉得比起唐诗宋词的辉煌成就毫无可比性的批评论调，还是赞同有学者认为的新诗历史毕竟还极其短暂，而新诗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一批经典性作品的积极言论，当我们站在新诗百年的历史“坡度”上回望中国新诗，我们都理应感到一种“庆幸”。《诗经》之前的诗歌也许主要是“民间”的，而之后的诗歌或许就是“贵族化”里的，直到新诗时代，诗歌才又回到了“民众”中间，特别是口语诗和网络诗的兴起，新诗已经彻彻底底“平民化”、大众化了。新诗总的方向是在不断创新的，是在不断摸索中进步着的。并且，在这样一个“开明”的、追求创新精神的时代，如果没有这样的新诗歌与之配对、“媲美”和与之想适应，那绝对是令人遗憾也是“不正常”的。而事物的变革、进步、发展，我们知道它不是直线型的、“直奔主题”的，它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是一个在“摸索”中前进的过程。由此可知，符合和促进了即将成为“主体”的新生事物的发展方向的，必将是此事物的“功臣”，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兵卒，反之，是“扰乱”甚至是阻碍了此事物走向“最终胜利”的，是绊脚石，是即将被打倒和唾弃的对象。

 

　　比如时下炒得不得了，在诗歌销售几乎难以启齿谈论的语境下可以说创造了诗集销售神话的“乌青体”，人们有褒有贬。支持者说：“乌青和他的‘废话体’已经成为一个诗学事件。这一事件与当年的‘梨花体’、‘羊羔体’很类似而又不同，它似乎在让更多的人远离诗，可如果认真想想，它引起的话题却离诗的本质更近。‘梨花体’和‘羊羔体’只是针对两位诗人的名字，利用谐音的方式而命名的，‘废话体’的指向已经具有了本体论的性质，‘废话’——这两个词定义了人们对口语诗的核心认知。”（刘汀，《评“乌青体”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必然结果》），诗人韩东也认为：“乌青的诗歌达到了与他的身体相应的清洁和纯粹的极限。”在反对阵营，香港诗人廖伟棠说：“这样的诗的唯一价值，就是显示作者语言的贫乏程度已经达到极限。”“这不是实验也不是前卫，甚至连反诗都不是。”许多读者反驳说：“如果这就是诗，那我也会写诗，并且一天可以写上一万首。”那么，“乌青体”对于中国诗歌是“祸”是“福”，是成功还是失败呢？以我的见解，甄别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以如上所说到的它对诗歌“是一种促进还是阻挠或者破坏”加以“照射”，其原形就会毕露。

 

　　在我看来，“乌青体”只构成一个不是诗歌的诗歌事件，它只是当下许多诗歌一味追求“在场性”，是现在的所谓诗人只图诗歌能够成为一种“现象”的偏颇行为象征和具体体现，这样的诗歌写作发展方向只能是一种走向自我取消的歧路。虽然说存在就是理由，某种事物的产生和盛行必然是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一种现象的产生和它的一定合理性不一定构成它的价值与历史意义。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因此，乌青体的支持者不应该四处找来些“理由”为其高唱赞歌为其乘风破浪做护航使者。你可以认同，但不应该为其“擂鼓呐喊”甚至“添油加醋”，这对诗歌是一种伤害！中国诗歌当下的混乱，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诗歌欣赏和写作的自由化导致的标准的失衡。乌青体本来就被冠以废话体的命名，那么，人人能写的如此废话体，又能够构成了什么诗歌美学意义，或者说，其美学意义何在？诗歌难度写作的讨论也有了那么几年的时间，怎么现在又全然弃之不顾了呢？可以说，乌青体的产生，只是当下社会总是注重一些事的即时性、在场性和互动性、快餐化，只求在繁多信息中成为一种时髦、一种现象的时代之映像。欲加褒奖，何患无辞，如果照韩东所言，只要“纯洁”、“纯粹”，那么一句“我爱你！”够纯洁、纯粹吧？但是它除了在特定人物的特定语境而外，大众会承认它就是诗吗？乌青体，实则是当下一切爱倾向于恶搞、娱乐化、轻松化之时的一种浮躁现象。试想，在“严肃”的以前时代，会容许这样的所谓诗歌这样大行其道吗？在影视剧里有泡沫剧，在诗歌界，又何尝不存在泡沫诗！

 

　　我想，即使是乌青体的坚决支持者，也不会怀疑乌青体不会成为能够促进中国诗歌发展甚或变革的现象吧？我相信乌青体就像羊羔体梨花体只构成喧嚣而自由的中国诗歌里一段时间里的一种“现象”，而不构成能够影响诗歌发展的有意义的“事件”。我相信，在中国诗歌百年来和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类似的中国诗歌河流里的“浪花”甚至“泡沫”，必将是不计其数的。什么样的事件（现象、人物、流派）才能够构成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真正产生影响和推动的力量，或者说是对其有价值的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百年历史里的那些左右了它和产生了影响的人、事、现象和流派，我们或许就会更“了然”一些。我们可以以此“重温”其中的某种常识性的标准：一开风气之先的，如胡适，如尝试派，如《尝试集》，如《女神》《野草》之类[1]；风云突起的新诗功臣，如徐志摩，如闻一多，如新月派[2]；又如纪弦 ，郑愁予，如他们的新现代主义现代派诗群[3]；如食指、北岛、杨炼，如朦胧派，还有撒娇派，非非主义，等等，这些是在新诗百年历程中可以盖棺定论为为新诗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事，和诗歌流派。还有一些，如下半身写作，垃圾派写作，等等，虽然它们的意义与价值至今莫衷一是，甚至值得批评，但是，它们是具有一定的诗学主张和宗旨的，是具有一定的反叛之精神的，它们的存在是在一定时期中对国诗歌某种意义的“纠正”，如果它们不能产生如上所举诗歌人物、现象和流派类似的诗歌“正能量”而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员“功臣”，但也会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留下一定印记的。而羊羔体梨花体和乌青体之类，则无从谈起诗学主张，根本不构成对中国诗歌的影响力，他们作为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现象”， 一些“花边新闻”，只会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朵稍纵即逝的小浪花、泡沫，不足挂齿。

 

 

2014.12.16．晚

 

注释：

[1] 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它是新诗最初的尝试之作，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推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被称为“现代新诗的第一次出现”。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也发表了白话新诗。胡适在1920年3月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新诗集，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代诗歌个人专集。此后，更多的诗人开始尝试白话诗的创作，形成了中国的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尝试派”。

[2]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 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创办了《诗镌》、《剧刊》，1927年新月书店在上海成立，1928年3月由徐志摩、罗隆基、胡适、梁实秋等创立了《新月》月刊，团结了一大批后期“新月派”的新诗人。新月派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长并在创作中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诗派。新月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主张诗歌的色彩美和意境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其鲜明的艺术纲领和系统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月派也称为新格律诗派，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3] 也称为现代派诗群，源自于纪弦所创办的《现代诗》诗歌季刊。1953年纪弦成立了《现代诗》诗社出版诗歌季刊，二月创刊号问世。1956年纪弦号召诗坛同仁，组成现代派，提倡新现代主义，掀起新诗的再革命运动，即所谓的现代派的“自由诗运动”及“现代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