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雷波县城往瓦岗镇去时，天刚过晌午。客运站的中巴车像头疲惫的老黄牛，喘着气挤过县城的老街，路边卖李子的摊贩、蹲在墙根抽旱烟的老汉、背着书包追跑的孩子，都被车轮甩成了模糊的影子。司机师傅是个本地人，嗓门亮得像山涧的回声，他拍着方向盘喊：“去洛嘎阿则的，坐稳咯，这山路能把人骨头颠散！”

车出了县城，柏油路渐渐瘦成了细线，接着被碎石和泥土吞没。窗外的风景猛地变了样——县城的楼房、商铺都不见了，只剩连绵的山，青褐色的脊梁驮着云，云又把天空压得很低，仿佛伸手就能摸到一团软乎乎的白。山风顺着车窗缝钻进来，带着草木的腥气，把车厢里的汗味、烟味都冲散了。后排有个穿蓝布褂的大娘，怀里揣着个竹篮，篮子里的鸡蛋用稻草裹得严实，她说要去瓦岗镇看闺女，“洛嘎阿则就在瓦岗后头，我去过，路难走，可山里头的空气，能洗心呢。”

车在山路上盘绕，一圈又一圈，像条被人随手抛在山坡上的绳。我盯着窗外，看车轮碾过的地方，野草一次次挺直腰杆；看崖壁上斜生的松树，根须像老藤一样扒着石头，却硬是把枝叶伸到了半空；看远处的山谷里，一条白练似的河在阳光下闪，司机说那是金沙江的支流，“水急得很，以前没桥的时候，老乡们靠溜索过江，胆子比山鹰还大。”

不知过了多久，车在一个岔路口停下，上来个戴草帽的汉子，背上的背篓装着半篓核桃，青皮还没褪净。他一上车就冲司机笑：“到洛嘎阿则还得多久？我婆娘让我赶回去吃晚饭。”司机指了指窗外的山：“过了瓦岗镇，再爬两个坡就到。你婆娘是不是又给你煮了腊肉？”汉子咧开嘴，露出两排被烟油浸黄的牙：“她知道我爱吃，每次出山回来，灶上准炖着肉。”

车过瓦岗镇时，夕阳正往山坳里沉。镇子不大，一条石板路从东头铺到西头，路边的杂货铺敞着门，货架上摆着肥皂、火柴，还有花花绿绿的糖果。几个穿校服的孩子背着书包往家跑，书包上的反光条在暮色里一闪一闪，像落在地上的星子。有个孩子指着我们的车喊：“是去洛嘎阿则的！”声音脆得像刚摘的野梨。

过了瓦岗镇，路更难走了。车轮碾过碎石，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像是在跟山打招呼。山越来越密，树也越来越高，把天空遮得只剩一道缝。忽然闻到一股柴火的香味，混着米饭的甜，司机说：“快到了，洛嘎阿则的烟火气，比哪儿都浓。”

果然，转过一道弯，就看见木栅栏围着的几户人家。屋顶的茅草被风吹得微微动，像老人头上的白发。有户人家的院坝里，晒着金灿灿的荞麦，一个老婆婆正蹲在那里翻晒，竹耙子在她手里轻轻晃，把荞麦摊成一片碎金。我们的车刚停稳，老婆婆就直起腰，眯着眼睛看过来，然后朝着屋里喊：“娃儿，来客咯！”

屋里跑出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手里还攥着半块玉米饼。她看见我们，先是往后缩了缩，随即又被我手里的笔记本吸引，慢慢凑过来。老婆婆跟在后面，手里端着个粗瓷碗，碗里是冒着热气的茶水，“路上颠坏了吧？快喝点水，我家老头子去后山拾柴了，一会儿就回来给你们烧火做饭。”

说话间，山坳里的最后一缕阳光也落了下去。老婆婆点亮了煤油灯，昏黄的光透过纸窗，在地上映出晃动的人影。小姑娘趴在桌边，看我在本子上写“雷波县城——瓦岗镇——洛嘎阿则”，她指着“洛嘎阿则”四个字，用带着山腔的普通话说：“这是我家。”

夜里，我躺在铺着稻草的炕上，听着屋外的虫鸣和远处的狗吠。月光从木缝里钻进来，在地上织成一张银网。忽然想起白天在路上看到的那些风景：县城的喧嚣、山路的颠簸、瓦岗镇的烟火，还有此刻洛嘎阿则的宁静。原来从雷波到这里的路，不只是距离的长短，更是从热闹到沉静的过渡，是从“他乡”到“故乡”的靠近——哪怕只是短暂的停留，这山、这水、这灯火里的人，也早已把“洛嘎阿则”这个名字，轻轻放进了心里。

第二天清晨离开时，老婆婆往我包里塞了几个煮鸡蛋，还是用稻草裹着的，温热的。小姑娘跟在车后跑，直到被山路挡住了身影。车又开始在山路上盘旋，我回头望，洛嘎阿则的灯火还在山坳里亮着，像一颗被山珍藏的星。原来有些地方，哪怕只去一次，也会成为记忆里最暖的角落，就像从雷波县城到这里的路，看似漫长颠簸，却藏着太多让人心动的风景，藏着太多比山还重的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