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30日，楚雄州文艺评论家协会换届，新班子就位。组织有了新起点。借此机会，我想和文友们聊个不太讨喜的话题：楚雄文学评论，为什么需要一点“批判精神”？

（一）话题引子：“云南生活”何以成为争论中心

2026年，我连续写了《“云南生活”是一枚“坐享其成”的时代思维毒瘤》和《走出“云南生活”时代思维泥塘：文学何为？》两篇评述文章，先后被“彝族人网”“直新闻网”“文旅头条”等媒体平台转载，旋即引发一场“舌战”。媒体迅速向我转达了读者的各类反馈：有赞许，有支持，有指责，有反对，有困惑，也有谩骂。有人质问：“难道我们云南人真是坐享其成的毒瘤吗？”“纯属胡编乱造、信口开河！”“滚出云南”……——这些是骂我的。“终于有人说在点子上了”“楚雄文学的清醒剂”——这些是挺我的。其间支持者直言不讳：“云南人若还长期抱着‘云南生活’坐享清福，恐怕真要退回‘钻木取火’时代！”这一切，皆因“云南生活”话题而起。

说实话，动笔前我就预感到会得罪人，但没想到引发的反应如此激烈。两篇小文，能同时引来信任与斥责、支持与逆反、喝彩与驱逐，本身就说明其所探讨的话题绝非无病呻吟。“云南生活”四个字，在赞许者心中是诗意栖居的世外桃源，在批判者眼中却成了坐享其成的落后思维。这种极端对立的认知，恰恰揭示了我们长期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当某种地域文化符号被过度美化、固化为单一的“生活范本”时，它是否正悄然蜕变为禁锢思维、消解进取的精神泥塘？

需要说明的是，我批判的不是“云南生活”多姿多彩的地域载体，也不是云南人清纯善美的生活方式，而是把“云南生活”简化为固守不变的“慢、闲、原生态”单一叙事，以及由此形成的创作惰性和评论惯性思维。资源不等于资本，地域特色不等于创作天花板。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关于“云南生活”的评价，深层却暴露了一个评论方法论问题：当地域文化被固化为单一符号时，评论者究竟是继续做“阐释者”，还是应该成为“追问者”？

有人问：你一个历任楚雄州作协、州网络作协的副主席兼秘书长，一个以“故乡写作”立身的小人物，咋就突然对自己脚下的土地“开炮”了？

我的回答是：正因为热爱这片土地，所以才无法忍受它被简化为一句永恒不变的文旅口号。正因为深知这片土地上的文学传统有多丰厚，所以才对当下的创作惯性感到切肤之痛。这两篇文章，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我作为一个“内部人”不得不说的心里话。

（二）问题缘起：一个“内部人”的焦虑

事情的起因，是一次与一位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墨西哥学者聊天对话。他对我说：“你长期置身宣传文化战线，可你的思维也严重落伍了！”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很久。他毫不避讳地指出：“你们长期习惯于扼守‘云南生活’‘旅居云南’，殊不知这些生存观念早已落后于智能时代。‘云南生活’‘旅居云南’早已成为一种‘坐享其成’、安于现状、固化落后的时代思维毒瘤，早就应该彻底抛弃！如果你们还不能从这种思维束缚中清醒过来，那云南人终将只能长期束缚于贫穷落后的思维泥沼挣扎求生。”

想不到比尔盖茨博士的思维意识如此精锐超前，我大吃一惊，细细想，瞬间又让我涌起拨开云雾如见天日之感。随后我就写了这两篇文章。

我反思自己这些年的写作和评论，也反思《情系血地》《争相斗艳的文学奇葩》两本评论集的文笔与思维走向，终于明白我和成群的作家队伍一样，都怀着满腔热情书写彝山的火把，书写赛装节上的姑娘小伙，书写金沙江边的老渡口。这些写作当然有价值，它们记录了一种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为彝族文化留下了文学见证。但那位学者的话让我意识到：当“故乡写作”变成一种条件反射式的重复，当“地域特色”成为无需思考的创作前提，我们可能已经在自己建造的舒适区睡着了。

更让我不安的是，对于广大文学评论创作者来说，我发现这种“睡着”是普遍性的。近年来我读到了大量书写“云南生活”的作品——古镇咖啡、梯田晨雾、火塘边的故事、“最后的香格里拉”等等。这些作品文笔优美，情感真挚，但我越读越感到一种“似曾相识”挥之不去的雷同感：所有书写都指向同质化的“诗和远方”，所有人都在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地域浪漫叙事，它们好像都在反复吟唱同一首歌，而这首歌的歌词，早就被旅游宣传册子写好了，标题就是“云南生活”“旅居云南”，却少有人去追问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的真实变化，少有人去触碰这片土地上人们真实的困境与突围。我们把上天馈赠的地域文化资源，当成了可以反复支取的创作“躺赢券”，却忘了文学最核心的生命力永远来自于对时代与人心的敏锐感知，来自于突破既有路径的创新探索。而这种老调重调的创作惰性，无形中也毒害了我们的评论思维，最终让我们的评论思维也跟着坐享其成千篇一律不思进取，变得索然无味。作为生长于此、写作出于此的“内部人”，这种集体性的创作惰性和思维惯性，让我无法安坐，更无法沉默，无法忍受。

我于是在第一篇文章中写下那个判断：“任何一种文化叙事，如果只剩下对‘慢’‘闲’‘原生态’的复读，而缺乏对创造、竞争、激活、变革的拥抱，就难免在时代洪流中沦为观赏性的盆景，最终被急驶而过的时代风帆抛弃。”这句话，首先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不是否定故乡写作，而是反对把故乡写作变成条件反射式的重复。

（三）我看到的问题：楚雄文学评论的传统“阐释惯性”

两篇文章引发的争论，让我开始更系统地思考楚雄文学评论的问题。作为局中人，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楚雄的文学评论，太习惯于传统“阐释”了，已经陷入了清晰可辨的“阐释惯性”当中，变得模式化：拿到一部本土作家的作品，第一反应就是从地域文化、民族特色里找阐释切口，先梳理作家的成长与故乡的联结，再拆解文本里的地域文化符号，最后总结这份书写对于地域文学的价值。这套阐释逻辑已经成了不用思考就能套用的固定框架，我们习惯了在既有的符号体系里做验证、做梳理，却鲜少跳出框架提出追问：这样的书写真的回应了当下吗？它有没有掩盖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矛盾与生机？我们的评论，到底是帮读者打开了作品，还是用一套固定话术把作品给框死了？

我的《情系血地——“楚雄作家群”文学评论集》和《争相斗艳的文学奇葩——“楚雄作家群”文学创作论谈》两本评论文集，纵观始终，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种传统阐释实践的产物。它们以故乡写作和“楚雄作家群”研究为路径，努力“发现地域价值”：梳理楚雄作家群的创作脉络，揭示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密码、地域美学特征和历史纵深，把散落的个体写作上升为可辨识的文学现象，为地域文学争取学术合法性。这个工作当然有意义，也是我至今珍视的评论积累。

但正因这两本集子出自我的手，我更清楚这套以传统“阐释”为核心的评论话语，正在遭遇一种效能危机。重读其中一些篇章，我发现它们更多在回答“作品写了什么”“具有怎样的地域文化内涵”，而较少追问“作品为何这样写”“它遮蔽了什么”“这种书写是否也在参与对地域文化的景观化”。当我面对一篇又一篇书写火把节、赛装节、彝族年的作品时，我发现评论语言正在变得重复——同样的“民族文化内涵”，同样的“身份认同”，同样的“乡土情怀”。好像在一遍遍说着同样正确的话，却越来越难说出新鲜的话、激活思维的话。

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写作者，试想，当我们的评论只局限于会做“文化内涵”的传统阐释，而无力追问这种书写是否在参与对地域文化的“景观化”时，评论本身也就成了一盆“观赏性的盆景”。因此，从“云南生活”之争到楚雄文学评论的方法论反思，中间只隔着一层窗户纸：我们是否愿意承认，阐释过剩、追问不足，已经成为一种需要警惕的惯性。

（四）资源不等于资本：批判精神的着力点

我的文章中，有一个判断被讨论得最多：“‘资源’从来不是‘资本’——前者是土地赐予的馈赠，后者需要人去开采、转化、增值。”

这个区分看似简单，实则击中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个困惑。楚雄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彝族史诗《梅葛》的诗性传统、罗婺大地的历史纵深、多民族交融的生活经验。我的两本评论集既证明了这些资源何等丰厚，也提醒我：当大量作品只长期停留在对民族文化符号的“复读”层面，而缺乏对当代彝人精神困境的深入勘探时，资源就从“优势”变成了“舒适区”，从“馈赠”变成了“依赖”。这就是我们天天高喊的“云南生活”。

这里我要特别谈一下评论者的责任。我认为，评论者不能仅仅做“资源鉴赏者”的传声筒，还应该做“资本转化的监督者”。当前楚雄文艺评论的一个显著倾向是“鼓舞式评论”——评论者更多扮演的是“发现优点、给予肯定”的角色，鲜有对创作惯性、思维惰性的系统批判。这种评论生态固然有利于作家队伍的团结和创作信心的建立，但从长远来看，缺乏批判性维度的评论，实际上是在为“资源闲置”颁发道德许可证。

有学者提出楚雄文艺评论要打磨文艺批评“利器”，我完全赞同。但“利器”的方向如果只是向外，而不向内反思评论自身的方法论，“利器”的锋芒就会大打折扣。以批判精神推动时代思维更新，首先要求评论者以同样锋利的姿态审视创作所依凭的思维前提——包括“地域性”本身是否已经变成了创作的天花板。评论者需要追问：作品是否只重复符号？是否触及当代彝人的精神困境？是否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我的两本评论集，今天也需要接受这样的追问。

（五）“内部人”批判精神的独特力量

我特别想谈谈“内部人”批判的特殊意义。

我是个以书写故乡为使命的创作者，我的创作和评论始终扎根于楚雄这片沃土。《情系血地》《争相斗艳的文学奇葩》既是我对“楚雄作家群”的阐释，也是我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凝视。我深知这片土地的美好，也正因如此，我更清楚它的局限在哪里。这种“恨铁不成钢”的紧迫感，是任何“外部批判”都无法替代的。

在瞬息万变的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对任何地域文学作品的“主题分析”和“文化解读”。但它没有“属于”任何一种文化，没有对自身文化共同体的思维惯性、审美惰性和话语套路的切肤之痛，换言之没有“血液”流动。只有“在地者”才能进行这种自我批判——那种痛感，AI无法拥有，因为它没有“属于”任何一种文化。

王一川先生提出的“批评魂”概念，我深以为然。他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有文笔流畅的“文魂”、知识渊博的“学魂”，但唯独没有“批评魂”——因为批评魂代表的是人类的自我反思能力、生命痛感和精神独立。我们楚雄评论阵营如果要在数智时代确立自己的不可替代性，要拥有一块时代文学立足之地，最有效的策略或许不是追逐技术前沿，而是深耕“在地的批评魂”——以自我批判的勇气，为地域文学注入一种“不安于现状”的精神动力。

内部人批判不是拆台，而是建设；不是否定地域，而是防止地域价值被固化为地域局限，换言之被慢慢老化。

（六）四个转向：批判精神如何推动思维更新

我的两篇文章之所以引发“舌战”，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说明楚雄的文艺生态中存在着真实的观点交锋，存在着超越“一团和气”的可能性。而更值得期待的是，这种交锋能够从“个案的争论”上升为“方法的自觉”——楚雄文艺评论能够在“地域阐释学”的传统之外，生长出一个“自我批判”的新传统。

综上所述，我对如何以批判精神推动楚雄文学评论时代思维更新，谈几点自己的思考：

一是从“阐释者”到“追问者”。评论者不能仅满足于揭示作品“写了什么”，更要追问它“为何这样写”“遮蔽了什么”。我的两本评论集所代表的阐释传统不能丢，但不能止步于此。当一位作家反复书写彝山乡愁时，评论者不仅应该分析其文化内涵，更应该追问：这种书写是否在无意中参与了对彝族文化的“景观化”？当“地域特色”成为作品发表和获奖的通行证时，评论者是否有责任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建议设立“同题异构”评论专栏，追问同一题材的不同写法，让追问成为评论的常态。

二是从“鉴赏者”到“监督者”。评论不能只做“资源鉴赏者”的传声筒，还要做“资本转化的监督者”。缺乏批判性维度的评论，实际上是在为“资源闲置”颁发道德许可证。评论者需要以锋利的姿态审视创作所依凭的思维前提，包括“地域性”本身是否已经变成了创作的天花板。我的评论集里那些偏重“发现优点”的篇章，今天更让我意识到“监督性评论”的欠缺。建议在年度评论奖中增设“批判性评论奖”，让监督性评论获得制度激励。

三是从“外部批判”到“内部批判”。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主题分析”和“文化解读”，但它没有“属于”任何一种文化“血液”撞击，没有对自身文化共同体的思维惯性、审美惰性和话语套路的切肤之痛。只有“在地者”才能进行这种自我批判——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紧迫感，是任何“外部批判”都无法替代的。我的两本评论集就是“内部人”写作的产物，今天更需要把这种“内部人”的痛感转化为方法自觉。建议举办青年评论工作坊，鼓励“在地者”自我剖析。

四是从“个案争论”到“方法自觉”。我的两篇文章引发的争论，不应停留在“支持刘存荣还是反对刘存荣”的站队层面，而应该上升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自觉——楚雄文艺评论需要在“地域阐释学”的传统之外，生长出一个“自我批判”的新传统。建议把此次争论整理为评论方法论案例，设立争鸣栏目，让不同观点在理性框架内交锋。

（七）让批判精神成为评论伦理的风向标

这个新传统评论的核心不是否定地域价值，而是防止地域价值固化为地域局限。我在文章中写过一句话：“你可以砍掉所有的花，但你阻止不了春天的到来。”楚雄文艺评论的“春天”，或许正处于这种敢于对自己说“不”的批判精神。

在算法可以轻易生成“赞美式评论”的时代，评论者最珍贵的品质，恰恰是有勇气指出——包括自己在内的这片土地上的文学，还有哪些传统“泥塘”尚未走出。文学评论不能只停留在“语言流畅、主题突出、结构合理”的传统鉴赏套路中，也不能被“云南生活”式的单一叙事牵着鼻子走，而是要以批判精神发现短板，真正发挥评论的引领作用。

我愿意继续做这种批判精神的实践者，愿意为推动楚雄文学评论思维更新发挥微薄之力，这不是对楚雄文学的否定，而是对楚雄文学最深沉的爱——因为我相信，只有敢于直面“泥塘”的人，才有资格谈论真正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