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波县马颈子镇中心校教师卢正华）
当我第一次踏上雷波县山棱岗乡中心校的土地，脚下是能没过脚踝的潮湿泥泞，眼前是墙皮斑驳的陈旧教室，课桌上的木纹里嵌着经年累月的粉笔灰，而孩子们趴在桌边，一双双懵懂又怯怯的眼睛望向我——那目光里有好奇，有拘谨，更有藏不住的茫然，像山间晨雾里的星子，微弱却执着。这一切交织在一起，像一枚带着温度的烙印，狠狠烫进我的心底。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孩子平均分常年徘徊在二十余分，贫困像山间疯长的藤蔓，不仅缠绕着低矮的土房，更勒在这些稚嫩的肩膀上，仿佛要把他们的腰压弯，把未来的路封死。那一刻，一个声音在我胸腔深处轰然炸响：教育，唯有教育，才是斩断这命运荆棘的唯一利刃。于是，我没有丝毫犹豫，接下了新生一年级那个六十六人的大班额班级——开学那天，六十六双眼睛齐刷刷望向我，里面盛满了对“知识”二字的迷茫，也藏着对“走出大山”的微弱期待，而这份期待背后，是整个山庄祖祖辈辈沉甸甸的嘱托。
从此，那间漏着风的教室，便成了我日夜耕耘的田垄。面对全是彝族孩子的班级，汉语言教学像是在悬崖峭壁上架桥，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他们听不懂复杂的词汇，分不清声调的高低，连最简单的“1+1=2”都要先翻译成彝语才能勉强理解。我开始摸索“双语浸润+耐心陪伴”的笨办法：把课本里的汉字拆解成图画，把数学题编成山间的歌谣，在数字与文字的丛林里，我既是翻译官，又是引路者，一遍遍用汉语读、用彝语解，为孩子们在两种语言间铺就一条能稳稳落脚的路。课间十分钟，我的讲台旁总围满孩子，有的举着作业本问“老师，这个字怎么念”，有的拉着我的衣角说“老师，昨天的故事还没讲完”；放学后，我会把基础差的孩子留下来，在夕阳透过窗棂的光影里，一遍遍地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直到铅笔在纸上划出工整的笔画。日复一日，当一年后的阳光漫过那张平均分五十六分的成绩单时，我看着孩子们趴在桌上欢呼雀跃的样子，突然明白，那不仅是数字从二十到五十六的跨越，更是我们一起用坚持点燃的、名为希望的微光，这束光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他们眼里最初的迷茫。
这样的坚守，一晃就是六年。那六年里，办公室深夜的灯火总为我亮着，案头的备课本写了一本又一本，页边空白处全是密密麻麻的彝语注释；教室里的粉笔灰染白了我的袖口，也染白了孩子们解题时紧锁的眉头；操场上，我和他们一起追着风跑，边跑边念汉语儿歌，把“声母韵母”藏进游戏里。终于，在2020年全州毕业统考的榜单上，我们班77.05的平均分像一颗突然亮起的星辰，在全县排名第五——消息传到山棱岗时，校舍前的老槐树下挤满了村民，他们握着我的手，粗糙的掌心带着泥土的温度，一遍遍说着“卡沙沙（谢谢）”。我知道，这束光不仅照亮了沉寂已久的校舍，更照进了彝乡父老紧锁了大半辈子的眉头。第二年开学，我宿舍门口排起了蜿蜒的长队，家长们带着孩子来报名，有的说“卢老师，我家娃非要等你教”，有的甚至说“就算留级，我们也想进你的班”。那一双双执着的眼睛里，是比山还沉的信任，也是我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灯。
在乡村寄宿制学校，这些七八岁的孩子像羽翼未丰就离了巢的雏鸟，白天课堂上的热闹散去后，夜晚的宿舍总藏着细碎的哭声。我知道，他们需要的不只是知识，还有一份能依靠的温暖。于是，我的抽屉里渐渐塞满了针线、纽扣、创可贴，缝补撕破的衣角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有时缝着缝着，孩子们就围过来看，叽叽喳喳问“老师，你是不是和我妈妈一样会做这个”；每周三的傍晚，我会烧好热水，搬个小板凳在宿舍前给孩子们洗头理发，剪刀咔嚓咔嚓响，孩子们的笑声也跟着飘远，渐渐地，“新生妈妈”这个称呼就在校园里传开了，每次听到，我心里都像揣了块暖烘烘的炭火。
最难忘的是一个寒冬的夜晚，已经快十二点了，宿舍阿姨突然敲我的门，说班里的吉朵某某烧得厉害。我冲进宿舍时，那孩子正蜷缩在被子里发抖，小脸烫得像火炭。我摸出手机想联系他父母，可屏幕上只有“无服务”三个字——他的家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峡谷里，信号本就时断时续，这深更半夜更是联系不上。乡里的卫生院条件简陋，医生量了体温，贴了片退烧贴，就让我把孩子带回宿舍观察。我哪敢把他一个人留下？这孩子才七岁，万一烧坏了脑子怎么办？我把他抱回自己的宿舍，安顿在我的床上，给他盖好两层被子，自己则在床旁的地板上铺了层薄褥子当“地铺”。那夜，我定了每隔两小时响一次的闹钟，每次铃响就爬起来，用温水浸湿毛巾，一遍遍给他擦额头、擦腋下、擦手心脚心，物理降温。窗外的风呜呜地刮着，像野兽在嚎叫，我坐在地板上，借着手机屏幕的光看着他烧得通红的小脸，眼皮重得像灌了铅，却一点不敢合眼。天快亮时，孩子的体温终于降了些，开始小声哼唧着要喝水，我赶紧倒了杯温水，用勺子一点点喂给他。当黎明的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我去食堂买了热腾腾的稀饭和馒头，看着他小口小口吃下去，小脸渐渐有了血色，那一刻，彻夜未眠的疲惫突然就烟消云散了，一股巨大的暖流从心底涌上来，漫过四肢百骸——原来，被一个孩子依赖着，是这样幸福的事。
以爱为灯，照亮彝乡
我深知，教育从来不是学校单方面的事，家校之间的桥搭不起来，再努力也像隔靴搔痒。而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彝族人，流利的彝语成了最好的“桥梁”。老师们遇到家长沟通不了的事，总会来找我：“卢老师，帮我跟阿依的爸爸说说，让他别总让孩子请假放牛”；“卢老师，吉克妈妈好像对作业有意见，你帮我解释解释”。我的宿舍门前，每天都有低年级学生跑来问“老师，我妈妈让我问你下周放不放假”，也有家长背着背篓来，里面装着自家种的土豆，说是“给卢老师补补身子”。虽然全校的家校联系几乎都压在我肩上，但每次看到家长们听完解释后舒展的眉头，看到孩子们因为家校沟通顺畅而更安心地坐在课堂上，就觉得这担子甜得让人舍不得放下。
为了让这些山里的孩子更愿意走进课堂，我开始自费给他们准备“小惊喜”：期末时，成绩进步的孩子能拿到我买的笔记本和铅笔，调皮但有进步的孩子能得到一块水果糖；新学期开学，每个孩子的课桌里都会有我准备的小书签，上面写着“新学期，我们一起加油”。我还总拉着其他班主任，利用周末和假期开展“万师进万家”活动，翻过山梁，蹚过溪流，去那些最远、最偏的村寨。记得有次去劝返一个叫阿说的女孩，她家住在半山腰的土房里，我们走到时，她正背着比自己还高的背篓在割猪草。她妈妈红着眼圈说：“家里穷，让她早点嫁人换点彩礼，给弟弟读书。”我坐在她家的火塘边，用彝语跟她妈妈聊了整整一下午，从女孩在学校的聪明伶俐，说到读书能给她带来的未来，临走时，我把身上带的两百块钱塞给她妈妈，说“这是给阿说买作业本的，让她跟我们回去吧，学费生活费学校会想办法”。后来，阿说不仅回到了课堂，还成了班里的学习委员。看着校园里的辍学率一年年下降，看着孩子们在操场上追跑时露出的笑脸，我觉得那些翻山越岭的辛苦，都化作了岁月赠予我最珍贵的勋章。
调任马颈子镇中心校后，行政事务像涨潮的江水般涌来，报表、会议、安全检查……每天的日程表都排得满满当当，但我始终没放下手里的粉笔，主动接下了全校最棘手的那个班级——班里有好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成绩垫底，纪律涣散，换了几个老师都没起色。我知道，这些孩子不是“坏”，只是缺了点被看见的温柔。于是，我每天比别人早到一小时，在教室里等着他们来早读；放学后多留半小时，跟他们一起做值日，边扫地边聊心事。无论寒暑，无论节假日，我总是全校最早踏碎晨露的人，也是最晚披着星光离开的人。每天的校园安全巡查是雷打不动的事，从教学楼的消防设施到食堂的饭菜质量，从宿舍的床铺是否牢固到操场的器械是否松动，我都要一一核对，看着孩子们在校园里安全地奔跑、欢笑，才觉得心里踏实——守护这方寸之地的安宁，本就是托举未来最坚实的根基。
有一次，食堂的闸刀突然出了故障，火花“噼里啪啦”地往外溅，浓烟顺着门缝冒出来，正在打饭的师生吓得纷纷往外跑。我当时正在旁边的办公室整理资料，听到尖叫声赶紧冲出去，看到闸刀处的火苗已经窜起半尺高。众人都在往后退，我却脑子里一热，逆着人流冲了过去，一把拉下总闸，火花瞬间熄灭。随后又立刻联系维修人员，守在现场盯着他们抢修，直到闸刀修好，确认没有安全隐患了，才松了口气。后来有老师说：“卢老师，你当时就不怕被电到？”我才后知后觉地有点后怕，但看着师生们惊魂未定的脸，又觉得那几步冲得值。
而2025年6月29日的那场暴雨，更是刻进了我的骨血里。那天我去县里领取统考试卷，回程时天突然变了脸，暴雨像瓢泼一样砸下来，山路瞬间变成了泥流，两旁的山体不断有石块滚落，发出“轰隆隆”的巨响，像是死神在叩问。司机不敢再开，说“这路太险了，等雨停了再说吧”。可我看着怀里的试卷，心里急得像火烧——这是孩子们苦熬一个学期的成果，是他们盼着用来证明自己的机会，绝不能耽误。我咬咬牙，向路边的村民借了个背篓，把试卷用塑料袋层层裹好，紧紧护在胸前，再用背篓背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学校走。泥浆没过小腿，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力气，头顶上时不时有落石滚过，砸在不远处的泥地里，溅起半米高的水花。我不敢抬头，只能盯着脚下的路，心里默念着“孩子们还在等”。走了三个多小时，当浑身是泥的我终于出现在学校门口时，等着我的老师们都红了眼。他们接过背篓里的试卷，发现一点都没湿，而我的肩膀早已被背篓勒出了两道红痕。可我知道，那背篓里装的哪里只是试卷？那是孩子们一个个挑灯夜读的夜晚，是他们攥紧铅笔时指节的力度，是我用生命也要护住的、沉甸甸的教育之魂。
我始终觉得，乡村教育不能只盯着分数，就像山里的树，既要长高，也要长壮。所以这些年，我一直琢磨着“五育并举”的事。在课堂上，我总爱把课本里的知识和山里的生活绑在一起：讲“光合作用”，就带孩子们去看学校后坡的玉米怎么长高；算“路程问题”，就以从学校到乡卫生院的距离为例；学“诗歌”，就教他们把山里的月亮、溪流写成彝汉对照的短句。在山棱岗时，我看着孩子们总爱在课间涂涂画画，就推动学校办了首届学生艺术展，当他们的画作被贴在教室外墙，一个个骄傲得挺胸抬头；在汶水镇任教时，发现初中生精力旺盛，就亲自策划了“校BA”篮球赛和校园青年歌手赛，看着他们在球场上奔跑、在舞台上歌唱，眼里的光比星星还亮；调任马颈子镇中心校后，又组织了首届“万马杯”篮球赛、校园“阿诗且”舞蹈赛，彝族年那天，还在操场燃起篝火，让孩子们围着篝火跳达体舞、唱祝酒歌——每一次奔跑的身影、每一曲飞扬的歌谣、每一簇跳动的火焰，都在悄悄播下全面发展的种子。我笃信，这些立足乡土、能激活他们潜能的校本课程，终会变成一双双隐形的翅膀，带着他们飞出大山，又能让他们记得回家的路。
回首这十一载春秋，从山棱岗到汶水，再到马颈子，我的青春早已像山间的雾气，融入了雷波绵延起伏的山峦里。以校为家，那些曾经简陋的校舍，因为倾注了心血而变得温暖明亮；爱生如子，多少曾经无助的童年，在我的臂弯里重新拾得了星光；躬身力行，守护校园的每一分安宁，是我对教育无声的誓言；危难时刻选择挺身而出，只因背篓里的试卷、闸刀旁的火花，都系着孩子们的未来；而五育并举的每一次探索，不过是想为他们多点亮几盏灯，让他们看清通向广阔世界的方向。
这三尺讲台，于我而言，早已是生命中最辽阔的疆场。未来的日子里，我仍愿做这莽莽彝乡里，那个沉默而坚韧的燃灯者，以爱为犁，深耕每一寸教育的沃土；以心为灯，照亮每一粒种子破土而出的方向。相信终有一天，这些微光会汇聚成星河，穿透层峦叠嶂，照亮整个彝乡的明天。
